浅析崇高中的自然与生态意义中的崇高(3)

　　进而言之，《克塔登山》中的梭罗对崇高体验的再概念，主要在于他提出了语言和再现的价值关怀问题。布艾尔在《环境想象》中曾考虑到这些问题。譬如关于生态批评家面对自然的语言表现时，他批评道：“我们对环境的重构不是进行歪曲就是见树不见林”。圆一方面，以生态关怀为目的的批评总是强调自然界的“真实性”，而反对人们对自然的建构，因为这似乎会把权威给与被摹仿的“现实”；另一方面，“模仿用虚假摹本去取代真实的事物，又构成了对自然的威胁”。固布艾尔提出了一种折衷的做法：生态批评应该坚持“对物质和推理心理活动采取一种二元式的说明方式”。这一方式需要揭示出语词化如何使读者在想象上更加接近“事物自身”。
　　布艾尔的主张无疑有令人信服之处。但我认为他低估了在生态批评与批评理论之间建立一种持久关系的可能性：即现当代批评理论已意识到语言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晦涩性以及游戏性。生态批评家那种“使文学观念服务于真实环境”的主张，“虽然显得离奇而凌乱，但却有其正确性的一面”。“文学批评功能的边缘化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理论的一种主要倾向”。然而，我认为在反思生态批评家抵制理论与不满概念化思维时，更迫切的是要求作家们首先忠实于客观世界，而不是仅仅忠实于再现客观世界的语词上。这样才能对目前的主流批评起到有效的校正。同时，生态批评建构自身理论的同时，更需要突出语言在象征、喻义以及推论上所具有的多元维度。就一定程度上说，文学对崇高性体验的表现，如《克塔登山》，彰显了语言之局限性与真实世界整体之间的对立。
　　人与自然之间原本和谐的关系，自从文艺复兴以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自然已不再被视为永恒持存的象征并与人生之苦短相对应。英国诗人拜伦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有一段话点缀着对自然的赞美与对人类文化废墟的沉思，则可说明这种变化。他把大海“永恒的形象”与咎由自取的人类进行了对比：
　　人用废墟点缀大地——他的力量．
　　施展到海岸为止；在水的旷原上头，
　　那些残骸都是你的作为，这儿没有
　　遭人破坏的丝毫痕迹，除了他自己，
　　你的道路上没有他的足迹，啊，大海，
　　你的原野也不是他能制驭，——而你，
　　只消把肩背一耸，就能将他摔开；
　　你完全蔑视他那摧残大地的恶势力；
　　你只一下就把他从你的胸膛抛上天际，
　　他在你戏谑性的浪花里发抖和呼喊；
　　你逼得他向你的神明祈祷，以为万一。
　　在担心人类可能毁灭地球这点上，拜伦可视为生态意识的先驱者。他说：“我们的生命是伪自然的，它融不进和谐的大自然中，”它“是一棵无限的毒树，摧残一切的树，”而“思维只是我们最后的避难地”。拜伦诗中最引人的地方是其感伤抒怀的时过境迁。因为在一个酸雨、石油泄漏和核危机的时代，人自身酿制的毁灭远不止于“施展到海岸”。诗中表现了一种过时的浪漫意义上的崇高体验，我们所体会到的忧患意识也是一种“行将灭亡的美学”情怀。
　　科学的进步使我们对自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控制，我们因此有必要对传统崇高观重新反思。科学不仅改变了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它同时也在崇高的观念形态中发挥了整合的作用。换言之，崇高观念并未随原野之隐退而终结。崇高的领域不过发生了置换而已。这种置换正是后现代学者们所探讨的主题。如波多在吸取了利奥塔《后现代状态》一书中探讨过的崇高观时指出，如果“后现代崇高”指无所不在的科学技术，那么作为科学技术之苦果的生态灾难就会成为崇高的新源泉。就是说，今天崇高不再由自然对象物唤起，而是由自然对象的毁灭所唤起。在自然面前人类仍然体验到谦卑的恐惧和敬畏感，只是这威胁和惊惧确实源于我们自己的行为。更糟糕的是危险已经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