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诗言志辨》看朱自清的文学批评研究法(2)

　　二、定量分析法、
　　“比兴”是诗歌批评史上的重要术语。此二字．尤其是“兴”字向无确解。朱先生对《毛传》释“兴”诸例作精确统计和严密考析后说：“《毛传》(兴也的‘兴’有两个意义，一是发端。一是譬喻；这两个意义合在一块儿才是‘兴’)”。“前人没有注意‘兴’的两重义，因此缠夹不已。他们多不敢直说兴是譬喻，想着那么一来便与比无别了。”他以为．所谓“比”就是“兴以外的譬喻。”
　　在《比兴》篇第一节《毛诗郑笺释兴》中．朱自清先生对《毛诗》中有“兴也”的出现作了统计：“兴也”共一百十六篇．占全诗(三0五篇)百分之三十八。《国风》一百六十篇中有兴诗七十二；《小雅》七十四篇中就有三十八，比较最多；《大雅》三十一篇中只有四篇；《颂》四十篇中只有两篇，比较最少。《毛传》的“兴也”，通例注在首章次旬下，《关雎》篇首章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兴也”便在“在河之洲”下但也有在首句或三句、四句下的。一百十六篇中，发兴于首章次句下的共一百零二篇．于首章句下的共三篇。于首章三句下共八篇，于首章四句下的共二篇即《汉广》、《桑柔》。在精确的的数字下，朱先生对《毛传》的“兴”有结论：即“兴也”的“兴”有两个意义．一是发端．一是譬喻．这两个意义合在一块儿才是“兴”
　　为了能有更加可靠的证据．朱先生又对“兴”义进一步溯源，参考劳孝舆《春秋诗话》对《左传》了然于心后的一番计算：《左传》所记赋诗，见于今本的《诗经》共五十三篇；《国风》二十五，《小雅》二十六，《大雅》一，《颂》一。引诗共八十四篇：《国风》二十六，《小雅》二十三，《大雅》十八，《颂》十七。重见者均不计。再将两项合计，再去其重复的，共有一百二十三篇：《国风》四十六，《小雅》四十一，《大雅》十九，《颂》十七，占全诗三分之一强．可见“诗三百”为时流行之盛之广了赋诗各篇中《毛传》定为兴诗的二十六，引诗中二十一；两项合计，去重复，共四十篇，占兴诗全数三分之一弱。赋诗显用喻义的九篇。有七篇兴诗。引诗显用喻义的十篇，有五篇兴诗。
　　经过定量分析后，朱先生举《左传》明言喻义而与《毛诗》相合的五篇为例对兴义进行溯源
　　例如文公七年《传》云：宋成公卒，……昭公将去群公子。乐豫日：“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阴矣。葛墓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按《葛蒜·序》、《传》云：《葛蒹》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绵绵葛墓，在河之浒。(兴也，绵绵．长不绝之貌。水崖日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兄弟之道已相远矣)谓他人父．亦莫我顾。
　从《左传》中的引诗与《毛诗》中比兴相互关联，朱先生得出：《毛诗》比兴受到《左传》的影响。但春秋时赋诗引诗，是即景生情的，在彼此晤对的背景下，尽管断章取义．还是亲切易晓，《毛诗》一律用赋诗引诗的方法，却没了那背景。所以有时便令人觉得无中生有了。《郑笺》力求系统化，力求泯去断章的痕迹，但根本态度与《毛传》同．所以也还不免无中生有的毛病。
　　三、以一驭万
　　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的《诗教篇》与《正变篇》中分别阐述《诗》教在六艺之教中的地位，及引《诗》证《诗》教用途，考辨《诗》教的渊源，在《正变篇》中考辨郑玄风雅正变论以至发展为诗体正变论的纵向走势
　　首先，在《六艺之教》中，朱先生提出“诗教”一词最早来源于《礼记·经解》，而当时郑玄在《经典释文》说《诗》是六艺之教之一。同时《淮南子·泰族》篇也论六艺之教却不同于《礼记》．但《淮南子·泰族》篇“诗风”和“上教”含混。到西汉时．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玉杯》篇将六艺分为“《诗》《书》”、“《礼》《乐》”、“《易》《春秋》”三科，又说“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可见并不特别注重诗教和《淮南子．泰族》、《经解》篇是相同的。董仲舒承用旧式六经的次序而分《诗》《书》、《礼》《乐》、《易》《春秋》为三科。合于传统的发展．西汉今文学序列六艺，大致都依照传的次第这次第的根据是六学发展的历史。后来古文学兴，古文学根据六艺产生的时代重新排它们的次序。即《汉书．艺文志》中六艺的次序为《易》、《书》、《诗》、《礼》、《乐》、《春秋》。《诗经》放在第三位。究其原因是西汉阴阳五行说极盛，汉儒本重通经致用。这正是当时的大用．大家都偏向那个方向去况且当时整个六学也多少都和阴阳五行说牵连．竭力发挥一般的政教作用。
　　其次，在《著述引诗》中，朱自清先生开篇说：言语引《诗》，春秋时始见，《左传》里记载极多，私家著述从《论语》创始；著述引《诗》，也是从《论语》起始。以后《墨子》和《孟子》也常引《诗》，而《苟子》引《诗》独多。《苟子》引《诗》常在一段议论之后，作证断之用，也比前人一贯。苟子影响汉儒最大．汉儒著述里引《诗》也是学他的样子，汉人的《诗》教，他该算是开山祖师。接着汉人著述引《诗》，当推刘向为最。而刘向的用意无非要“使为法者章显，为戒者著明”。再次，是阮元著述引《诗》宣扬德教，而且阮元只概括地举出“政治言行”．然而其他论著引《诗》为宣扬德教。朱自清先生概括为引《诗》也是断章取义的作证，引《诗》可以说明人事如德教、政治、学养也有论天道，更有引《诗》以述史事，明制度，记风俗，明天地理
　　第三，《正变篇》由考辨郑玄风雅正变论引到用其解诗次及评诗、作诗再到论“文”。按朱自清先生的理解：“风雅正变”是解郑玄《诗谱序》，说第一审乐知政，第二是知人论世．第三是美刺，最后是变风变雅。而变风变雅的原义，是孔颖达《诗大序疏》中的“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变’就是达于事变”而风雅正变的首创者郑玄综合审乐知政，知人论世，美刺．变风变雅来组成诗论系统。但此诗论系统的支柱“正变”说未能圆满完成。且“风雅正经”和“变风变雅”无确切的区分。为此朱先生依据《说文解字》、《淮南子．汜论》、《易．系辞传》《汉书．天文志》等著作中分析得到诗的正变在乎所美刺的政教．“风雅正经”固然“为法者彰显”，“变风变雅”也“为戒者著明”综上所述，朱自清先生之《诗言志辨》，以文学批评的角度论述诗学。运用征引法、定量分析、以一驭万法等方法来架构文本。以大量翔实的史料论证“诗言志”。为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添一瑰宝。予后学之人以启迪．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