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性散文与散文戏剧性(2)

　余秋雨是戏剧学教授,在讲台上的风采远远超过了“百家讲坛”上那些所谓的学术超男和学术超女。写文章,哪怕是理论文章,笔致洞达,文采斐然,耐读也爱读。1980年代,全国展开了一场戏剧观的大讨论,余文高屋建瓴,客观、坦诚地分析了各家之说,以真挚的情感倡导学术争鸣的互补、而不是互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戏剧助燃了1980年代的文化运动,一时间,戏剧性也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概念,甚至文学界、电影界也讨论起戏剧性问题,一些先锋作家、导演、编剧,鼓吹小说、电影的非戏剧性、淡化情节等等,试图以艺术家的主观意识进行创作上的探索。等到叫好不叫座的小说、电影面对读者、观众的冷漠,而对市场价值一天比一天重视的当下,一度热血澎湃的艺术家们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于是,对戏剧性的漠视,就成了愚蠢的行为。余秋雨当然知道戏剧性的重要,尽管他不能赋予自己的戏剧作品更多的戏剧性,写不出可以让剧院经常上演的好剧本,但是,他巧妙地把写戏的才能再恰当不过地落实到自己的散文创作之中了。
　　戏剧性成全了余秋雨。
　　在张志忠看来,《这里真安静》是狂戾军乐、凄迷艳曲和庄重美文的三重奏,细细品来,这不正是戏剧性的直接体现嘛。这究竟是天赐文缘,还是意外巧合,难道一生顺遂的余秋雨所面对的全部是戏——一半军人,一半女人,最边上居高临下,端坐着一位最有年岁的文人。这么一座坟地,还不是寓言么?
　　当然是寓言,还是戏剧性的寓言。
　　《酒公墓》更胜一筹。此文余秋雨记述了乡人张先生的坎坷的一生——美国归来,难酬大志,旧社会被土匪绑票,新社会又因把“东风压倒西风”写成“西风压倒东风”被打成右派,平反后,只能靠写墓碑换酒为乐,死之前,奢望余秋雨先生写一块墓志,又遭拒绝,余先生仅写“酒公张先生之墓”七字。《酒公墓》形象的鲜明性,情节的曲折性、传奇性,自然产生了戏剧性,构成了极大的审美诱惑。我对戏剧性的理解相对简单,无非是无巧不成书而已。的确,《酒公墓》太巧了,如果说这是一篇小说,其中的细节真实也是值得推敲的,何况还是一篇叙事性的散文。《老屋窗口》像一首诗,看似淡薄,其实凝重。余秋雨出生的老屋是一个意象,“雪岭顶上,晃动着一个红点”又是一个意象,买老屋的陈米根、母亲,还有余秋雨,一同结构了一个感伤的故事——青春与故园,抗争与妥协,幻想与现实,“你永远奔驰在轮回的悲剧,一路扬起朝圣的长旗”,看看,值得留恋的过去,多么辛酸的现实。不过是一篇回乡记,却写得如丝如缕,写出了戏剧性才嘎然而止。貌似写景的《三峡》,也没有忘记以诗性的想象设计悬念,制造冲突,感叹“李白与刘备,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的争逐。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它脚下,是为这两个主题日夜争辩着的滔滔江流。”看看,三峡的起点分明是一个舞台嘛。帷幕拉开了,有景,有情,再加上余秋雨优美的独白,能不是一幕好戏?懂戏的余秋雨,写着散文,时刻不忘记文本的流畅,读者的接受,相比较,那些自负而个性十足的作家,豪迈地为下一代人写着鬼鬼祟祟的文章,也不知会写出什么。《贵池傩》更有戏了。这里面不仅有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历史与现实的冲突,也有国际与国内的冲突。一个原始的戏剧形态,如此精到的起承转合,我们看到听到了:“舞姿笨拙而简陋,让人想到远古。由于头戴面具,唱出的声音低哑不清,也像几百年前传来。有一重头戏,由傩班的领班亲自完成。这是一位瘦小的老者,竟毫不化妆,也无面具,只穿今日农民的寻常衣衫,在浑身披挂的演员们中间安稳坐下,戴上老花眼镜,一手拿一只新式保暖杯,一手翻开一个绵纸唱本,咿咿呀呀唱将起来。全台演员依据他的唱词而动作,极似木偶。这种演法,粗陋之极,也自由之极。既会让现代戏剧家嘲笑,也会让现代戏剧家惊讶。”看着这段描写,似乎看着余秋雨的所有文章。
　　评曹禺戏剧剧本的短长,有一个流行而深刻的论点——太像戏了。余秋雨的文章好不好,当然好,只是也太像戏了,像“三一律”那种的戏,紧凑、精致、情理适中,扣人心弦,但矛盾的铺陈,迭起的高潮,时时露出人为编撰的痕迹,留下了或大或小的遗憾。突然,我想起了非戏剧性和情节淡化的理论争鸣和创作实践,一个时期的津津乐道,其交锋点所围绕着无非就是美学意义上的虚假与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