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楚辞渊源及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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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楚辞；古典文学；浪漫主义
论文摘要： 楚辞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楚辞的伟大作家屈原，他的作品爱国主义感情深厚而执着。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两千年来一直给后世以巨大的启发和鼓舞。楚辞卓越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楚辞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开端，它的出现，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创作的艺术表现力，尤其是对诗歌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它是《诗经》三百篇后的一种新诗。汉武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楚辞》，从此，“楚辞”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纵观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无论是春秋的《诗经》、秦汉的辞赋，还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它们都是时代的产物，都以时代标名。这说明它不是某一地区特有的文化现象。而“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则独树一帜，恰恰是以产地命名的。楚辞是楚地的歌辞，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在楚地民歌和巫歌乐舞的直接哺育下，借鉴神话的表现手法而形成的。
楚辞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楚民族在殷商时代已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国的强大、兼并战争的日益加剧和列国间交往聘问之事的增多，它进一步吸收了中原文化，儒、法、墨、名、阴阳等思想及经典都传入楚国并产生影响。屈原曾多次使齐，身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他诗中“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思想和大量的比兴手法，就是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儒法思想与《诗经》的传统。但对《楚辞》产生最直接影响的还是楚文化。楚地民歌渊源甚古，相沿不断，其句子参差灵活，多用“兮”字来加强节奏、舒缓语气，有的还用了兴句和双关语，已开楚辞体格。巫风文化的熏陶。楚国一直盛行着殷商时代一种迷信色彩浓厚的巫风文化，在郢都以南的沅、湘之间，老百姓有崇信鬼神的风俗，喜欢举行祭祀活动。祭祀时要奏乐、歌唱、跳舞以娱神。这种巫术风俗的熏陶，培养了人们丰富的幻想力，滋长着美丽的歌辞和舞蹈，给楚辞提供了养料。其他如楚国的地理风物、方言声调等也给楚辞提供了直接营养。
屈原与楚辞的出现，开始了我国诗歌史上《诗经》以后的第二个重要时期。屈原以前的文学作品，譬如《诗经》在流传过程中虽然经过诸多修订，但大体上仍保留着那种纯朴、自然的本来面目，从中可以看出集体生活的情景，群众创作的智慧。而楚辞则基本上是由伟大屈原一个人所创造的，它开创了我国诗歌史上诗人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并把楚地原有民歌从内容到形式都提高了一步，创造出一种崭新文学体裁——骚体。
《楚辞》收诗25篇左右，其中绝大部分为屈原所作，如《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对楚辞的评论研究，实际上就是对其代表作《离骚》的评论和研究。“骚体”就是由此而得名的。
离骚是屈原爱国主义思想的结晶，其内容包含对理想的追求、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以及坚持理想、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在艺术上有极高的造诣和独特的风格：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纯洁高大、血肉丰满、具有鲜明个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在诗歌形式和语言上有很大的突破，既选取了当时楚地民歌的形式，又借鉴了当时蓬勃发展的新体散文笔法，强化了诗的表现力。同时又采用了大量方言口语，使诗的语言生动、形式活泼；比兴夸饰与神话传说的广泛运用，使其具有了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1]，从此以后“骚”与“诗”并称，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两座艺术丰碑。
楚辞及其作者因思想内容的深刻和艺术表现上的显赫成就，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文心雕龙·辨骚篇》概括楚辞对后代的影响：“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是颇能说明典范作品的多方面影响的。
首先，楚辞的伟大作家屈原爱国主义感情深厚而执着。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虽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两千年来一直给后世以巨大的启发和鼓舞，屈原也因此成了一个不朽的爱国典范。汉初，遭遇和屈原极相似的贾谊，在赴长安任太傅途中经过湘水，凭吊屈原自沉殉国的地方，怀古伤今，写下了《吊屈原赋》，对屈原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无尽哀思。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引刘安语称誉屈原“与日月争光，可也”，并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精神自勉，“就极刑而无愠色”在身心受到巨大摧残的情况下，隐忍苟活，发愤着书，几十年的心血终于结晶成为传世名作《史记》，被鲁迅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司马迁艰辛的写作过程和苦难的生活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屈原灵魂的再现、精神的闪光。另外，还有多少离谗忧国、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仁人志士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屈原的精神，表达了对屈原无限敬仰之情。李白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他认为屈原是永远不朽、流芳百代的。杜甫作诗有“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的主张，他的诗歌渗透着爱国主义思想。“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诗人的喜怒哀乐全系于祖国命运的盛衰起伏。着名的“三吏”、“三别”也是爱国主义诗篇。杜甫是屈原精神的真正继承者。以陆游、辛弃疾为代表的宋代爱国主义文学，继承和发扬了由屈原到杜甫的爱国主义传统，他们的作品慷慨激昂，感天动地，是时代的最强音。从汉唐到明清，悼骚、感骚、拟骚之作不胜枚举，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屈原其人其作的影响。明末清初的爱国诗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也借注解楚辞作品表达他对明代覆亡的悲痛心情。现代文学巨匠鲁迅、郭沫若对屈原也是无比钦慕、推崇备至的。鲁迅认为屈赋“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文章，乃甚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他甚至将屈原的辞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自己作品题记。郭老写过十多篇屈原研究论文，对屈原评骘极高，其剧作《屈原》更是体现了对屈原的崇高敬意。
其次，楚辞卓越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楚辞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开端，它的出现，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创作的艺术表现力，尤其是对诗歌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风”、“骚”成为古人对诗歌提出的两个最高标准，两千多年来一直体现着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和流派。文学史上凡有成就的作家几乎无不受到楚辞作品的影响。王逸说：“自孔丘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着造词赋，莫不拟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也”，“屈赋宏博雅丽，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
从形式上看，楚辞打破了《诗经》古朴的四言格式，运用楚国的民间语言和南方歌谣的形式与韵律，创造了一套句法参差灵活的新诗体，是诗歌形体上的一次解放。楚辞作为一种新兴文学体裁在屈原手中圆熟并达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地步。“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长。”宋玉的《九辨》就是刻意学习屈原、继承屈原衣钵的突出例证。据《汉书艺文志》着录屈原等以下作赋者凡66家，771篇，又杂赋12家，233篇，其后经东汉、三国、六朝、唐、宋，楚辞屈赋的直接影响的对象是在汉代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特定的文化氛围中应运而生的汉赋。
汉代的赋不论是抒发作者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的骚体赋，还是以描写都邑繁华、宫苑富丽、物产丰饶、汉天子的声色犬马来歌颂在国威势、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为能事的散体大赋，以及反映现实、讥讽时事、咏物述怀的抒情小赋，从内容到形式以及表现手法都是上承楚辞衣钵的拟骚之作。如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杨雄的《羽猎赋》、《长杨赋》、班固的《两都赋》、《幽通赋》、张衡的《二京赋》、《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张衡的《鹦鹉赋》以及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等等，无不与楚辞一脉相袭，而且有的赋文对后世宫怨诗的创作也有启发作用。
楚辞不仅对汉赋影响深刻，对建安诗赋也有一定影响。位居“七子”之首的王粲，他的《登楼赋》情景交融，具有浓郁诗意。在表现手法和语言特色上都颇具楚、汉辞赋之遗风。朱熹引晁补之说“盖魏赋极此矣！”堪与“三曹”、“七子”相比肩的女作家蔡琰的《悲愤诗》、《胡笳十八拍》就是仿离骚之作，字字血声声泪，对不幸命运发出了呼天抢地的控诉，诗情汹涌，感人至深。
在赋的体制外，楚辞的比兴手法对后世诗歌有极大的影响。借用香草、虫鱼、鸟兽、风云、雷电等物来寄托诗人的思想感情，形成了“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表现手法。如曹植的《美女篇》、杜甫的《佳人》等，无不通过对女性的描写来寄托诗人的情怀，深受屈辞作派的影响。楚辞的民歌因素对后人的创作也大有裨益。中唐诗人刘禹锡在《“竹枝词”引言》里说“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风联歌‘竹枝’，聆其言……有淇澳之艳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则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之附于末……”刘氏的诗歌创作能够从民间文学里发现新的源泉并获得巨大成就，是不折不扣受益于屈原的。
实际上，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更多的是以浪漫主义手法“衣被词人”的，其大胆而绮丽的幻想与夸张对后来许多浪漫主义的名篇佳作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如李白、李贺以及今人郭沫若的诗歌，《西游记》、《牡丹亭》等小说、戏曲更是和屈原的作品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就连楚汉相争的“垓下之战”时楚霸王项羽听到四面楚歌而发出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呐喊也不例外，古风犹存。
楚辞宗教色彩浓厚，神话传说特多，更由于诗人善于幻想，使作品充满新鲜怪异的题材。这给后来的作家指出了创作上一个明确的方向，取材于民间文学加工而成的作品，成为文学的新发展，小说在这方面得到很大的成就。
总之，楚辞和它的伟大作家屈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是巨大的。它所开创的浪漫主义创作道路，千百年来一直是一切优秀作家通往理想境界的成功之路。
参考文献：
[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20。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罗宗强 陈洪 《中国古代文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0。
论文摘要： 楚辞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楚辞的伟大作家屈原，他的作品爱国主义感情深厚而执着。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两千年来一直给后世以巨大的启发和鼓舞。楚辞卓越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楚辞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开端，它的出现，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创作的艺术表现力，尤其是对诗歌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它是《诗经》三百篇后的一种新诗。汉武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楚辞》，从此，“楚辞”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纵观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无论是春秋的《诗经》、秦汉的辞赋，还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它们都是时代的产物，都以时代标名。这说明它不是某一地区特有的文化现象。而“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则独树一帜，恰恰是以产地命名的。楚辞是楚地的歌辞，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在楚地民歌和巫歌乐舞的直接哺育下，借鉴神话的表现手法而形成的。
楚辞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楚民族在殷商时代已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国的强大、兼并战争的日益加剧和列国间交往聘问之事的增多，它进一步吸收了中原文化，儒、法、墨、名、阴阳等思想及经典都传入楚国并产生影响。屈原曾多次使齐，身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他诗中“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思想和大量的比兴手法，就是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儒法思想与《诗经》的传统。但对《楚辞》产生最直接影响的还是楚文化。楚地民歌渊源甚古，相沿不断，其句子参差灵活，多用“兮”字来加强节奏、舒缓语气，有的还用了兴句和双关语，已开楚辞体格。巫风文化的熏陶。楚国一直盛行着殷商时代一种迷信色彩浓厚的巫风文化，在郢都以南的沅、湘之间，老百姓有崇信鬼神的风俗，喜欢举行祭祀活动。祭祀时要奏乐、歌唱、跳舞以娱神。这种巫术风俗的熏陶，培养了人们丰富的幻想力，滋长着美丽的歌辞和舞蹈，给楚辞提供了养料。其他如楚国的地理风物、方言声调等也给楚辞提供了直接营养。
屈原与楚辞的出现，开始了我国诗歌史上《诗经》以后的第二个重要时期。屈原以前的文学作品，譬如《诗经》在流传过程中虽然经过诸多修订，但大体上仍保留着那种纯朴、自然的本来面目，从中可以看出集体生活的情景，群众创作的智慧。而楚辞则基本上是由伟大屈原一个人所创造的，它开创了我国诗歌史上诗人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并把楚地原有民歌从内容到形式都提高了一步，创造出一种崭新文学体裁——骚体。
《楚辞》收诗25篇左右，其中绝大部分为屈原所作，如《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对楚辞的评论研究，实际上就是对其代表作《离骚》的评论和研究。“骚体”就是由此而得名的。
离骚是屈原爱国主义思想的结晶，其内容包含对理想的追求、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以及坚持理想、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在艺术上有极高的造诣和独特的风格：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纯洁高大、血肉丰满、具有鲜明个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在诗歌形式和语言上有很大的突破，既选取了当时楚地民歌的形式，又借鉴了当时蓬勃发展的新体散文笔法，强化了诗的表现力。同时又采用了大量方言口语，使诗的语言生动、形式活泼；比兴夸饰与神话传说的广泛运用，使其具有了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1]，从此以后“骚”与“诗”并称，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两座艺术丰碑。
楚辞及其作者因思想内容的深刻和艺术表现上的显赫成就，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文心雕龙·辨骚篇》概括楚辞对后代的影响：“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是颇能说明典范作品的多方面影响的。
首先，楚辞的伟大作家屈原爱国主义感情深厚而执着。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虽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两千年来一直给后世以巨大的启发和鼓舞，屈原也因此成了一个不朽的爱国典范。汉初，遭遇和屈原极相似的贾谊，在赴长安任太傅途中经过湘水，凭吊屈原自沉殉国的地方，怀古伤今，写下了《吊屈原赋》，对屈原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无尽哀思。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引刘安语称誉屈原“与日月争光，可也”，并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精神自勉，“就极刑而无愠色”在身心受到巨大摧残的情况下，隐忍苟活，发愤着书，几十年的心血终于结晶成为传世名作《史记》，被鲁迅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司马迁艰辛的写作过程和苦难的生活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屈原灵魂的再现、精神的闪光。另外，还有多少离谗忧国、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仁人志士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屈原的精神，表达了对屈原无限敬仰之情。李白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他认为屈原是永远不朽、流芳百代的。杜甫作诗有“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的主张，他的诗歌渗透着爱国主义思想。“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诗人的喜怒哀乐全系于祖国命运的盛衰起伏。着名的“三吏”、“三别”也是爱国主义诗篇。杜甫是屈原精神的真正继承者。以陆游、辛弃疾为代表的宋代爱国主义文学，继承和发扬了由屈原到杜甫的爱国主义传统，他们的作品慷慨激昂，感天动地，是时代的最强音。从汉唐到明清，悼骚、感骚、拟骚之作不胜枚举，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屈原其人其作的影响。明末清初的爱国诗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也借注解楚辞作品表达他对明代覆亡的悲痛心情。现代文学巨匠鲁迅、郭沫若对屈原也是无比钦慕、推崇备至的。鲁迅认为屈赋“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文章，乃甚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他甚至将屈原的辞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自己作品题记。郭老写过十多篇屈原研究论文，对屈原评骘极高，其剧作《屈原》更是体现了对屈原的崇高敬意。
其次，楚辞卓越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楚辞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开端，它的出现，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创作的艺术表现力，尤其是对诗歌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风”、“骚”成为古人对诗歌提出的两个最高标准，两千多年来一直体现着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和流派。文学史上凡有成就的作家几乎无不受到楚辞作品的影响。王逸说：“自孔丘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着造词赋，莫不拟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也”，“屈赋宏博雅丽，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
从形式上看，楚辞打破了《诗经》古朴的四言格式，运用楚国的民间语言和南方歌谣的形式与韵律，创造了一套句法参差灵活的新诗体，是诗歌形体上的一次解放。楚辞作为一种新兴文学体裁在屈原手中圆熟并达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地步。“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长。”宋玉的《九辨》就是刻意学习屈原、继承屈原衣钵的突出例证。据《汉书艺文志》着录屈原等以下作赋者凡66家，771篇，又杂赋12家，233篇，其后经东汉、三国、六朝、唐、宋，楚辞屈赋的直接影响的对象是在汉代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特定的文化氛围中应运而生的汉赋。
汉代的赋不论是抒发作者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的骚体赋，还是以描写都邑繁华、宫苑富丽、物产丰饶、汉天子的声色犬马来歌颂在国威势、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为能事的散体大赋，以及反映现实、讥讽时事、咏物述怀的抒情小赋，从内容到形式以及表现手法都是上承楚辞衣钵的拟骚之作。如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杨雄的《羽猎赋》、《长杨赋》、班固的《两都赋》、《幽通赋》、张衡的《二京赋》、《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张衡的《鹦鹉赋》以及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等等，无不与楚辞一脉相袭，而且有的赋文对后世宫怨诗的创作也有启发作用。
楚辞不仅对汉赋影响深刻，对建安诗赋也有一定影响。位居“七子”之首的王粲，他的《登楼赋》情景交融，具有浓郁诗意。在表现手法和语言特色上都颇具楚、汉辞赋之遗风。朱熹引晁补之说“盖魏赋极此矣！”堪与“三曹”、“七子”相比肩的女作家蔡琰的《悲愤诗》、《胡笳十八拍》就是仿离骚之作，字字血声声泪，对不幸命运发出了呼天抢地的控诉，诗情汹涌，感人至深。
在赋的体制外，楚辞的比兴手法对后世诗歌有极大的影响。借用香草、虫鱼、鸟兽、风云、雷电等物来寄托诗人的思想感情，形成了“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表现手法。如曹植的《美女篇》、杜甫的《佳人》等，无不通过对女性的描写来寄托诗人的情怀，深受屈辞作派的影响。楚辞的民歌因素对后人的创作也大有裨益。中唐诗人刘禹锡在《“竹枝词”引言》里说“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风联歌‘竹枝’，聆其言……有淇澳之艳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则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之附于末……”刘氏的诗歌创作能够从民间文学里发现新的源泉并获得巨大成就，是不折不扣受益于屈原的。
实际上，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更多的是以浪漫主义手法“衣被词人”的，其大胆而绮丽的幻想与夸张对后来许多浪漫主义的名篇佳作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如李白、李贺以及今人郭沫若的诗歌，《西游记》、《牡丹亭》等小说、戏曲更是和屈原的作品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就连楚汉相争的“垓下之战”时楚霸王项羽听到四面楚歌而发出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呐喊也不例外，古风犹存。
楚辞宗教色彩浓厚，神话传说特多，更由于诗人善于幻想，使作品充满新鲜怪异的题材。这给后来的作家指出了创作上一个明确的方向，取材于民间文学加工而成的作品，成为文学的新发展，小说在这方面得到很大的成就。
总之，楚辞和它的伟大作家屈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是巨大的。它所开创的浪漫主义创作道路，千百年来一直是一切优秀作家通往理想境界的成功之路。
参考文献：
[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20。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罗宗强 陈洪 《中国古代文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