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钱锺书文学批评语体特征形成的原因(2)

　　二、异量之美
　　在新文化运动一路高歌之时，钱锺书还在家乡接受童蒙教育，对于这场必将深刻影响到他本人学术研究的革命懵然无知，遑论发表意见。然而十几年后，“文白之争”早已尘埃落定，青年钱锺书却“不合时宜”地发表了自己对于文言与白话的看法，这就是刊发在《国风》半月刊上的《与张君晓峰书》。在这封信中，钱锺书认为，文言白话之争表面看“已成Deadissue”，“已由时代代为解决”，“无须讨论”，但实际上颇值得反思：昔El新旧两派大起争端，是因为“双方皆未消门户之见’!，“各否认彼此根本上之有存在之价值也”；如今时过境迁，双方“气稍释而矜稍平”，方能有保留地于“异量之美”兼收并蓄。钱锺书接着写道：
　　窃谓苟自文艺欣赏之观点论之，则文言白话，骖袒比关，正未容轩轾。白话至高甚美之作，亦断非可家喻户晓，为道德涂说之资。往往钩深索隐，难有倍于文言者，……若从文化史了解之观点论之，则文言白话皆为存在之事实；纯粹历史之观点只能接受，不得批判，既往不咎，成事不说，二者亦无所去取爱憎。若就应用论之，则弟素持无用主义(Futilitaifanism)非所思存，恐亦非一切有文化之人所思存也。一笑。
　　由上述文字可以看出，与五四时期新旧两派歇斯底里或气急败坏的论辩态度相比，钱锺书的气度要平和从容得多，这其中自然也有时过境迁、语境大不相同的原因，但立论的角度和思维的方式更是决定这份从容之态的重要因素，请看这封信中的另外一段话：
　　弟以为白话文之流行，无形中使文言文增进弹性(Elasticity)不少。而近日风行之白话小品文，专取晋宋以迄于有明之家常体为法，尽量使用文言，此点可征将来二者未必无由分而合之一境。两段话合观，可以更清晰地看出钱锺书的立场态度。
　　首先，在立论的角度上，钱锺书实际上完全摒弃了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待语言功用的立场。信中很清楚地表明，讨论此问题的角度，一是“白文艺欣赏之观点论之”，文言白话，各有其美，深赜难解或晓畅易懂全在文章本身，并不关乎文字；二是“从文化史了解之观点论之”，存在即是合理，不必费言空论，心存偏执；至于其他角度(即信中所谓“应用”)，钱锺书则明确表示自己与“一切有文化之人”一样持悲观主义(Futilitarianism)态度，换言之，那种将复杂的语言变革问题简单归结为政治启蒙的实用主义观点，是钱锺书“非所思存”的。审视问题的角度不同，看待问题的结论自然就有差别。对于钱锺书而言，从文学、文化的角度审视传统，始终是他作为一个批评家和文化人一以贯之的立场。其次，在思维方式上，钱锺书也全然没有当初新旧两派以偏盖全的思维定势，而是以辩证的立场冷静客观地分析文言、白话在文艺创作、文化传承方面的优劣，分析二者在现时状态下互通互补的可能。第三，在讨论问题的态度上，钱锺书也没有先人为主、意气用事，而是以一种从容平和的语气阐发自己的意见，决不轻言文言白话的优劣反倒相信“将来二者未必无由分而合之一境”。在他看来，白话在开启民智方面的普及意义，与文学家、批评家以典雅的文言进行创作、从事研究，不应该简单给予一元价值的判断。事实上，如果撇开语言在那个时代所担负的“启蒙”责任，我们早就应该注意到，在语言的社会政治功能之外，文言、白话并不是决定文学或学术优劣高下的因素，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文言(而且采用的还是典型的传统批评文体)完成，并不影响其流芳百世的价值。当代的读者阅读古典名著、古典诗歌，也不会觉得它们在传情达意上有什么问题。
　　文学作品与学术著述价值的高低不在于语言的不同，“文言白话，骖袒比美，正未容轩轾’，这种“异量之美”，才是这封信的着力阐发之处，也是今天我们反思白话文运动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钱锺书在1934年的这封信中流露出的看法，直接影响到他后来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的语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