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斯蒂芬斯：论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奠基人(2)

　　二、A．G．斯蒂芬斯的文学经典认识论
　　A．G．斯蒂芬斯的视野非常开阔，他总是用“向外看”的方法来“向内看”，引领澳大利亚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以，他非常留意国外作家及其作品。这些作家，无论是欧洲的还是美国的，如勃兰特姐妹、乔治·艾略特、罗伯特·彭斯、罗素、斯蒂芬·克莱恩等等，无一不在其审视和评论的范围。这些欧美作家的作品在A．G．斯蒂芬斯生活的年代有的虽然还未成为文学经典，但他利用“红页”专栏及时绍介，不吝提出自己的看法，言辞肯切。他认为，夏洛蒂·勃兰特“有着非凡的观察和分析力、颇为引人瞩目的才智，以及敏锐而带有强烈感情的语言天分……她的洞察力和行文能力使其成为天才”在评论罗素时，斯蒂芬斯认为罗素的行文风格就如其大脑一样玄不可测。美国作家斯蒂芬·克莱恩的作品《红色勇士勋章》，在他看来，更像是托尔斯泰和左拉的作品。他认为，斯蒂芬·克莱恩“意在呈现事物本来的面目，呈现本真的男女。他从不赋予其作品中的对象任何诗化的痕迹，从不使用花哨的修饰语，除非它能更准确地反映事实。他认识世界的能力与其语言表达能力相当：他的语言使其思想活灵活现”，但他“缺乏史诗般的理性，而想象力对于这种理性十分重要……他的思维太过靠近描写的对象；而它需要宽广的视角。他的小说都是些精美的图案或轮廓的描绘，与外在的世界断裂”。我们可以看到，A．G．斯蒂芬斯始终以批评者的眼光审视这些欧美作家。
　　关于文学经典问题，几乎所有的文学批评家都会对其阐释一番独到的观点，A．G．斯蒂芬斯也不例外。在他看来，诗歌中的时尚就如同服装中的时尚一样，但不同的是，在诗歌领域，我们的祖辈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荷马、但丁、弥尔顿对于后人的影响深远，尽管他们的诗歌，按照现在的创作标准，已经倍显沉重、落伍，但他们依然被人崇敬，这是因为“我们从父辈们那里继承了崇敬的传统，我们很难强大到将它从我们的思想中抖落”“。这样的传统已经深深地刻印在后来的每一代作家心中，他们无法摆脱。因此，“只有那些口味很差的人才会拒绝承认《失乐园》和《得乐园》是人类诗歌史上的两首最伟大的诗歌成就之一”。
　　尽管如此，斯蒂芬斯还是指出，今人对荷马和但丁的态度只不过停留在口头上而已，人们关心更多的是现在的诗人和作家。他在《诗歌中的时尚》(FashionsinPoetry)一文中这样写道：“即使你去问那些应该具有品味和经典口味的人，你会发现他们正在阅读的却是济慈、海涅，或是斯蒂芬·菲利普斯；如果你去留意他们正在不厌其烦地著述哪些作家的话，你会发现是勃朗宁、马拉美，或是吉卜林。但丁与荷马毫无疑问都是大家；但他们的作品却是与雷德的《地方政府议案》一起被束之高阁。”…这是因为“荷马毫无疑问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位或几位伟大的诗人，但那不是我们的时代。我们有其它的想法、其它的品味、其它的需求。荷马的魅力和人文主义将会一直有其价值，但是使2700年前希腊人欣喜若狂的直白情感和单一场景并不是现代读者所期待的富于诗意的最高恩赐”。
　　但是，斯蒂芬斯在《诗歌中的时尚》一文中进一步说明：现代诗歌实质上却又是寄生于荷马、但丁和弥尔顿的诗歌。他认为，现在的作家全都是站在古人的肩臂上，在现代的作家笔下很容易就可找到抄袭古人的内容，在现代与古代之间，有一点可以肯定，不光彩的事情显然是存在的。斯蒂芬斯借用婴儿在大人的引领下学会走路为例来说明今人回归和寄生经典其实是在潜意识中完成了对传统的遵循，接受了“弥尔顿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这样一个概念。现在的作家如果要摒弃传统，那就像是婴儿拒绝学习走路，因此，传统，作为一种规则，已经预先占领了现代作家的思维，他们无法逾越这一门槛。他们头脑中所可能产生的任何有别于传统的想法都将显得柔弱。鉴于此，我们因而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今人总想摆脱传统去追求文学领域的创新却又欲罢不能了。
　　在《诗歌中的时尚》中，A．G．斯蒂芬斯还援引了澳大利亚诗人布朗特恩·斯蒂芬斯(BruntonStephens，1835—1902)模仿英国诗人丁尼森的诗歌来论证传统对于个人的约束。诗人布朗特恩·斯蒂芬斯在澳大利亚可谓名声大噪，但其无法逾越传统，他的诗歌带有大量丁尼森诗歌的痕迹，这是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会永久带有同时代名人的想法的一些色彩；名望具有传染性，就像天花肯定会使身体表面变成麻子一样，名望会使人的大脑产生缺陷。就像我们会得流感一样，我们很容易受到流行作家的影响……但是，有一条自然法则，它使上一代体内的毒素能够提供抗体给下一代：我们的上一代所忍受的苦痛会逐渐使我们对上一代的疾病免疫”‘。因此，布朗特恩·斯蒂芬斯的诗歌在模仿丁尼森的诗歌时，“就如服饰的时尚一样，实际上是保留了19世纪中期的怀疑和问题直至它们与周围的环境十分不协调”。但是，布朗特恩·斯蒂芬斯无法超越传统，只能看到丁尼森高高地屹立在所有伟大诗人之上。
　　三、A．G．斯蒂芬斯的文学民族主义论
　　A．G．斯蒂芬斯的一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为澳大利亚文学民族化奋斗的一生。斯蒂芬斯曾经于1893年至1894年游历了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各国。后来，在《一个昆士兰人的旅行笔记》(AQueenslander Travel-Notes)中，他这样写道：“我建议所有年轻人都去做做类似的事情——周游世界，看看世界各地，回国后肯定会确信澳大利亚是所有国家中最好的国家。”…这样的言辞非常明显地反映了斯蒂芬斯的偏激民族主义观点，但在澳大利亚国内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年代，这样的言语更可以鼓舞士气。
　　斯蒂芬斯对澳大利亚文学民族化的认识首先表现在他对澳大利亚文学史的分期比较客观。在《澳大利亚的文学(I)》一文中，他认为，澳大利亚文学有三个明显的分期，每一个时代分别与一份报纸紧密联系。第一个时期是《帝国》(TheEmpire)时期，以亨利·帕克(HenryParkes)为代表；第二个时期是《澳大拉西亚人》(hTeAustralasian)时期，以约里克俱乐部(YoirckClub)为代表；第三个时期是《公报》时期，出现了像劳森和达莱(Daley)这样的新派作家。他对未来的澳大利亚文学充满希望。在该文中，他用了两个英文单词来表述：OURCOUNTRY(我们的国家)。在他看来，澳大利亚文学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走向民族化阶段。
　　其次，斯蒂芬斯担心澳大利亚没有坚毅的作家来为澳大利亚创作民族文学。在1901年发表的《<公报小说集>的引言》(IntroductorytohTeBulletinStoryBook)中，他表述了对澳大利亚文学民族化过程的担心：“如果用高标准作为判断依据，我们许多有才能的作家还仅仅是写作艺术的学生。只有两三位已经能够以文学为职业来谋生，但就是这样的作家也还不得不与新闻业作很危险的妥协。”在《澳大利亚的文学(I)》一文中，斯蒂芬斯认为，文学是艺术的一种形式，是闲暇与安逸的产物，而闲暇与安逸又是与财富相关联的；19世纪下半叶的澳大利亚仍然是在创造财富，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已经产生了这样的人才：如果他们具备足够的敬业精神和毅力，他们足以能够创作令人铭记的澳大利亚文学；澳大利亚文学仍不繁荣的原因乃是这个国家没有产生足够的能量去利用这些人才。他同时指出，澳大利亚作家所缺乏的不是资助，也不是才能，而是“个性的力量、勤劳和毅力”，这是典型的澳大利亚人所不具备的。而这些品质在毛利人身上却显得非常充分，可惜他们没有艺术气质。但他对澳大利亚充满信心。他认为，“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澳大利亚值得用宏伟的风格来讲述，但不是它的任何部分或环节都值得这样讲述。澳大利亚的历史更应该作为社会史和运动史讲述，而不是作为政治史和人类史……某一天，当一位澳大利亚人与毛利人结婚成家，他们的后代就可以书写这本书了”。另外，他对澳大利亚文学的民族化也充满信心。他在《<公报小说集>的引言》中指出：“具有澳大利亚精神、情景或事件的文学作品才刚刚开始被创作……今天澳大利亚的民族性就如炼金术士的在炼黄金时的坩埚，红色的火苗在下面烧得正旺，散发出奇怪的味道，有时在液体的汩汩气泡和沸腾中会闪烁出耀眼的光芒。”不过，他提醒澳大利亚作家要用清晰可辨的澳大利亚眼光来观察澳大利亚，观察澳大利亚的一草一木、一川一山，而不带有任何被偏见模糊的英国眼光，这样就不会有比澳大利亚更美丽的国家了。他说：“如果澳大利亚文学没有逐渐地变得令人铭记，那将不是这片国土的过错，而是澳大利亚作家的过错。”
　　结语
　　A．G．斯蒂芬斯对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贡献首先在于他是一个观点独到的文学编辑。“他的紫色墨迹和红色的铅笔字已经成为一种传奇。”正因为如此，他有过这样的名声：“对其专栏作家的作品进行‘恶劣的胡乱修补’。不过，结果经常是，他所建议的修改往往很明智并且被作家们采纳。”他曾被误指对《公报》的一位已故诗人巴科罗弗特·伯克(BarcroftBoake，1866—1892)的诗歌《亡魂安葬之所)×WheretheDeadMenLie)进行了大段的篡改。事实上，斯蒂芬斯从不隐瞒自己编辑工作中的修改细节。他对诗歌《亡魂安葬之所》的修改远非先前评论者们所想象的那样无节制。
　　斯蒂芬斯在编辑工作中所提出的澳大利亚文学创作标准、对文学经典的认识以及对文学民族化的论述在20世纪初的澳大利亚具有重大意义。他的文学批评更多地是指引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方向。澳大利亚文学评论家大卫·卡特(DavidCarter)认为，“作为《公报》杂志红页文学专栏的评论家和编辑，A．G．斯蒂芬斯在文学方面工作的新颖性不是在于他有什么全新的文学理论，而是在于他改进了批评的方法”斯蒂芬斯的文学批评方法，说到底，就是以澳大利亚文学创作民族化为出发点，同时借鉴欧美的文学创作，来考量澳大利亚作家及其作品。“如果斯蒂芬斯是澳大利亚的第一个职业文学评论家，那么，更让人习以为常的是，他是一位其权威是谈论文学——以及其它很宽泛的话题——的职业新闻工作者，他显得业余而非专业。澳大利亚文学的职业批评仍然在其初始阶段。”但不可否认，澳大利亚的文学批评肇始于A．G．斯蒂芬斯，其作为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奠基人的地位牢不可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