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精神分析理论与中国现代历史小说
杨若蕙 权绘锦分享
论文关键词：精神分析理论；现代历史小说；传统文化批判；文体创新
论文摘要：在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和冲击下，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不仅扩大和深化了表现领域，获得了批判传统文化的理论支持和精神资源，而且改变了传统历史小说注重情节演绎的叙述模式，拓宽和丰富了历史小说的写作途径与探索空间，实现了历史小说在文体和审茭形态上的创新与多样化。
“人的解放”与“文的自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重大历史贡献，也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巨大推动力。作为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小说同样在这双重变革的有力推助下实现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根本性转换。“人的解放”离不开西方近现代科学文化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作为现代心理学的一项重要成果，精神分析理论对于:20世纪世界文学的意义非同一般。当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家将其引人自己的创作实践时，不仅使他们对于人和人性有了更为全面的理解，将笔触深人到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去观照、发掘和展示其隐在的潜意识领域，扩大和深化了历史小说的表现空间，获得了批判传统文化的理论支持和精神资源，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小说在审美形态上的传统面貌，使得处于生长期的现代历史小说在文体上显得更为丰富多样，并在探索和实验中为后来者实现文体创新展示了可能性和新途径。
就此而言，从上个世纪加年代鲁迅的《补天》开始，到30年代施蟹存和李拓之的历史小说创作，那种将精神分析和历史文化透视有机结合融为一体的文学观念和创新意识，不仅使他们的创作在现代历史小说发展史上显示着鲜明的个性特色，做出了独特贡献，他们别具一格的创作实践中所凝结积累的经验教训同样需要深人总结，并值得今天的历史小说作家批判地接受。
一
在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中，借用精神分析学说叙述事件和塑造形象开始于鲁迅的《补天》，他试图“取了茹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体着对这一理论的谙熟和题材本身的优势，鲁迅既通过小说对.人和文学的创造动机与过程作了符合现代科学认识的阐释，有利于打破国人对于人类起源和文化创造的迷信与膜拜，实现他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理想，又以极为奇特的充满浪漫幻想的叙述和描写体现了作家独有的艺术个性，展示了他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和独立不依、自铸伟词的精神气度。但此后，鲁迅没有在这一维度上继续创作。这一难能可贵的探索方向由施蟹存和李拓之继承，虽然并非出于自觉。
施蛰存在历史小说文体创新上可谓孜孜以求、苦心经营。他本来就十分看重文学的艺术性、独特性和审美价值，曾经根据自己对文学的理解提出过文学“需要精致”和“个人性”的主张。他时刻提醒自己文学创作必须是创造性的，“用别人的形式为自己的形式，用别人的内容为自己的内容，表里都丝毫没有创造性，即使看得去也还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傀儡”。在历史小说创作上同样如此。他说:“因了许多《上元灯》的读者，相识的或不相识的，给予我许多过分的奖饰，使我对于短篇小说的创作上，一点也不敢存苟且和取巧的心。我想写一点更好的作品出来，我想在创作上独自走一条新的路径。……《鸡摩罗什》之作，实在曾费了我半年以上的预备，易稿七次才得完成。’啊可见他在文体上创新求异意识之强烈和创作态度之严肃，与茅盾用一天时间创作《大泽乡》相比，阎施蛰存在艺术上的严谨与执著是不待言说的。
在施蟹存看来，历史小说是小说之一种，“历史”只是这一类小说创作的素材，而不是目的。他说:“一切仅仅是为了写小说，没有人在小说中寻找信史。;y就使他完全摆脱了“历史真实”观念的束缚，将历史看作纯粹的审美对象，通过对历史材料的选择、加工、剪裁，在淡薄的历史氛围中展开丰富细致的想象，加强历史小说中“艺术虚构”的分量，并通过各种艺术手法有效展示“艺术虚构”带给小说的巨大魅力，以自己对对象的独特理解和别样的表达方式刷新了现代历史小说的美学面貌。在对“历史与艺术”的思索中，施蛰存选择的是适合想象力驰骋飞扬的境界，试图超越有形的历史实体，抓取人物的灵魂，将历史小说拓展为对历史人生颇具现代意味和个人精神气质的复杂感受。这种创作观念使他在以现代意识重新审视历史人物时，因大胆的想象虚构使历史小说充满奇诡灵动，超越了现实功利性，成为蕴涵着新鲜独异的审美特性的存在，而尘封远逝的“历史”也就化为真实可感、富有浓烈现代主义情怀的艺术结晶。
在历史小说文体上的创新求变意识使施蛰存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切人历史的角度和言说历史的独特方式。当他将正盛行于中国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英国心理学家蔼理斯的性心理学引人历史小说时，他的创作就完全打破了中国传统历史小说一成不变的叙事模式和情节结构，为现代历史小说在审美形态上增加了新的样式，为现代历史小说突破传统栓桔提供了新的途径。他的历史小说以心理化的叙述模式代替了情节化的叙述套路，独出机抒，将笔触深人历史人物的潜意识领域，揭示人物最具个人性的、隐秘不露的性心理，并以此探索情欲与理性冲突下人的悲剧命运。他在自述创作历史小说的目的与方法时说:“虽然它们同样是以古事为题材的作品，但在描写的方法和目的上，这四篇却并不完全相同了。《鸿摩罗什》是写道和爱的冲突，《将军的头》却写种族和爱的冲突。至于《石秀》一篇，我是只用力在描写一种性欲心理，而最后的《阿槛公主》，则目的只是简单地在于把一个美丽的故事复活在我们眼前。’，阴可见，施蛰存创作这些历史小说的目的“是想在这旧故事中发掘出一点人性”。网当他以此为目标进行历史书写时，历史只是一个框架，甚至只是一种背景，而小说的主旨则转向对人性深处潜意识层面的发掘和展现。因此，当施蛰存另辟蹊径，借用精神分析理论和性心理学说，并自觉融会施尼志勒心理分析小说的影响，网从历史中选择有利于实现自己创作意图的人物和事件，将其放置在精神分析理论的显微镜下探幽烛微，把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与潜意识活动推到前台，展露在现代意识和艺术的聚光灯下，肯定和呼唤生命的本真状态和本能力量，呈现历史人物心理世界中非理性的一面，让人物在历史和文明的进程中发出自己感性的声音时，他已经开辟了在历史书写中融人意识活动和精神存在的新境界，拓展了历史小说表现人类心灵的新空间，使小说成为客观材料与主体心灵碰撞后的精神果实，从而实现了用心理学透视法重塑人性构成，用现代性心理理论重释历史故事的目的，体现出难得的文体实验勇气和颇具先锋性、前卫性的艺术追求。
二
施蛰存的历史小说是以非理性的个人感受和潜意识活动为核心的诗，也是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哲理思考。在《鸿摩罗什》中，作家采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方法，对人物的幻觉、遐想、白日梦进行展示和分析，层层剖析人物隐在的潜意识活动，鞭辟人里，纤毫毕现。小说从鸿摩罗什携妻子去秦国的途中写起，开篇就由鸿摩罗什的长篇自由联想交代了主要人物的出身经历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拉开了主人公内心斗争的帷幕。作为道行高深的僧人，他潜心修行十年，获得了经典妙谛，但却无法逃避情欲的诱惑，无法做到五蕴皆空、情缘断绝。对圣洁、美丽、真诚的表妹的爱使他不顾戒律而娶妻，并不畏险途，携手跋涉万里。到达秦国后，妻子的去世曾使他内心得到片刻安宁，走上讲坛为僧尼和信徒讲经。但在讲经过程中，他却发现自己陷人了对艳媚的娟妓孟娇娘万般纠缠的情欲折磨中难以自拔，并最终接受国王的恩赐，投人了极像自己死去表妹的宫女的酥怀。但罗什内心对德行和信仰的向往与坚持并未泯灭，欲念与佛性不断形成尖锐冲突，有时欲望战胜佛性，有时戒律压倒性欲。于是，他白天讲经，夜里与宫女欢会。因长明灯芯的熄灭和失尽佛性而坠人尘世的罗什似乎就此彻底沉沦了。但小说在结尾处却以点睛之笔触目惊心地再现了处在精神炼狱中的罗什最后一次灵魂挣扎及其结局:罗什为了向众人显示德行之高，当众吞下一把铁针，正在吞咽时突然膘到了来看热闹的人群中的孟娇娘，此时一根铁针深深地刺人了他的舌头。在他寂灭火化之后，只有舌头没有焦朽。鸿摩罗什舌头的痛楚和不朽似乎在显示他只是凡夫俗子，对情欲的迷恋和肉体的满足使他难以实现功德圆满和灵魂升华，因而成为罪过和面向佛祖忏悔的见证;但又似乎显示着生命原色中强盛的情欲和鲜活的人性必将战胜佛性，成为宇宙和人世间万古长存的唯一实在，尽管其中夹杂着曾经屈服于世俗律法和游弋于道德信仰的耻辱。它似乎还是一个醒目的象征，永远警示和提醒人们:那些曾经升人最高精神境界的圣贤神人荣耀光环的背后永远是痛楚、罪过和耻辱。这痛楚、罪过和耻辱绝不仅仅属于鸿摩罗什和他的舌头，而是千百年来所有圣贤与俗夫、前人与后辈、男人与女人都为此不得不承担的难以摆脱的生命重负。这生命本能和情欲冲动与信仰、道德、理想、法律以及人间世俗风习之间的冲突将永远难以和解。于是，它所造成的痛苦与悖谬将在人间代代传递、永无止息。这种对生命存在终极价值和悖谬的深刻反思使《鸿摩罗什》的意蕴不同凡响，显示了施蛰存关注生存本体意义的思想深度。
施蛰存的历史小说还是关于爱欲与文明关系的巧妙寓言。如果说爱欲代表着人类最原始的本能和自由天性，那么，宗教、信义、友谊、忠诚、使命等等则是人类文明进程的结果，是构成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最基本的价值要素。二者必然的冲突所造成的现代人的精神痛苦、心理变态、人格分裂，说明人类文明对人类自身本真人性的压抑和束缚，以及人性对这一压抑束缚力量的反弹和抗争将是人类永恒的悲剧。这一悲剧性主题不仅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历时久远、广为播散，在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学语境中尤其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
《石秀》并不仅仅是“描写一种性欲心理”，而是通过主人公对于女性由爱而恨直至虐杀的变态心理，折射出情理抗衡过程中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与相互制约。面对妖艳放荡的潘巧云，年轻英俊的武士石秀不可能不感到神魂激荡，潘巧云之于他“是明知其含着剧毒而又自甘于被它底色泽和醇郁所魅惑的一盏鸡酒”。这种胸中难以抑制的欲火符合活生生的石秀的正常心理。而他出于江湖道义抑制这种本能的冲动也在意料之中。是做一个符合道义要求的人，还是迎合“通身发射出淫裹的气息的美艳的妇人”，石秀“这两歧的心境大大地苦闷了”，“在我这方面，只要以为对于杨雄哥哥没有什么过不去，倒是不能辜负她的好意了”。他甚至产生了“虽然杨雄是自己的义兄，究竟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关系，便爱上他的浑家又有甚打紧”的思想。但他潜意识中蕴涵着的“类似于饥饿的性本能”还是被意识中的道义传统观念和英雄好汉的荣誉感抑制下去了。当石秀感觉到他和潘巧云不可能有任何关系时，他“突然地感觉到一阵悲哀”。当爱欲与文明、人性本能与道义执守、非理性冲动与理性压抑之间的冲突无法化解并达到临界点时，变态发泄就成为唯一的疏解方式。弗洛伊德说:“常态的性的满足的缺乏可以引起精神病，实际上由于这种缺乏的结果，性的需要乃不得不使性的激动寻求变态的发泄。”石秀的心理顶理成章地朝这一方面发展。为了宣泄对潘巧云的爱欲，“童贞的石秀”第一次走进了勾栏，他将对面的妓女幻化成渴慕已久的潘巧云，并在极度的苦闷中心理发生了变异。妓女割破了手指，他居然“诧异着这样的女人底血之奇丽”，猛然地将她的正在拂试着创口的右手指挪开，“目击她皱着眉头的痛苦相，石秀觉得对于女性的爱欲，尤其在胸中高潮着了”。这种“施虐狂”的病态心理在他发现潘巧云的奸情后走向激化。于是，对奸夫的痛恨，对淫妇的轻蔑，对义兄的悲哀，以及受到侮辱的愤激使石秀动了杀机，并居然产生了“天下一切事情，杀人是最最愉快的”感受。“施虐狂”终于变成了“杀人狂”。可望不可及的爱欲对象的过度刺激终于使“嫉妒戴着正义的面具在石秀失望了的热情的心中起着作用”，怂恿并协助杨雄最终辱杀所谓的淫妇贱人。小说结尾，石秀耳听着发出悲哀娇声的潘巧云，眼看着在杨雄屠刀下“泛着最后的桃红色的肢体”，心里却想着:“如果这些肢体合并扰起来，能够再成为一个活着的女人，我是会得不顾着杨雄而抱持着她的呢!”石秀的变态心理终于达到了极致。
应当辨明的是，在施哲存借用现代精神分析理论重写历史并进行文体实验的过程中，虽然着力发掘和展现了人的本原性的生命冲动，而相对忽略了对历史人物所处的客观社会环境的如实描写，但小说所展示的两性关系不是一种纯自然的关系，小说所书写的精神病态和变态性心理并非格调庸俗的色情描写或缺乏文化批判内涵的自然主义趣味，而是自然人性中的爱欲与以道德、伦理、诚信、责任、忠诚、友谊、义务等社会文明因素对立、冲突和抗衡的结果。小说突出呈露的“灵”与“肉”的尖锐冲突，精心描绘的非理性与理性激烈对抗中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和变异，那在爱欲与文明中痛苦抉择的丰富而复杂的人物形象，都是放置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展开描写和塑造的。在《石秀》中，作家通过对一个年轻人从情理两难的困境中逐渐滑向残忍、变态、怪异的杀人狂、报复狂和施虐狂过程的精描细绘，揭示了封建伦理压抑人性和文饰罪恶的负面作用。石秀既是封建伦理的牺牲品，又是以“理”害人的伪君子。他因为“理”而变态，又以“理”做幌子实现了奇特却成功的报复。这应该说显示了作家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负面价值的深度理解与形象展示。况且，作家从以宋代为背景的《水浒传》中选取材料探讨伦理与人性关系的做法应该是含有深意的。但这一思想意蕴却在很长时间里被主流话语所排斥和误解。比如，严家炎就曾说:“在施玺存笔下，石秀几乎完全成了现代资产阶级的色情狂和变态心理者，成了弗洛伊德学说所谓‘性的冲动’与‘侵犯冲动’的混合物……用这种指导思想塑造出来的石秀，哪里还有多少宋代人的气息，分明打着现代超级色情狂者的印记!健种指斥带有明显的阶级论色彩而遮蔽了对小说审美意蕴的发现。也有一些人肯定了这篇小说在艺术创新上的成就。杨义认为，小说将“《水浒传》中的伦理范本变成了现代心理学的病案”。尹鸿认为，小说“成功地应用精神分析剖析人物心理，而且描写细腻，分寸适当，应该说是一篇把心理学与文学相融合的优秀作品”。但这些评论同样没有看到施哲存在小说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自然本性侵蚀、栽害和扭曲的本质所进行的深人思考。在包括《石秀》在内的施哲存的历史小说中，由于作家是将历史人物内在精神结构和心理意识的揭示放置在人性与传统伦理对立抗衡的视闭中进行的，这就使二者之间深层次的对抗关系及其张力得到了彰显。可以说，没有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上的礼教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对于两性关系的规范和压抑，没有作为社会信仰的宗教、作为人际关系原则的信义、作为群体生存形式的种族对于个人生命与人性自由的漠视与摧残，没有个人生命冲动和私人欲望对这些文明形式和价值原则的抗拒，中国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文化传统的性质和历史人物特殊的生命存在形态就将变得不可理解。因此，施哲存的价值就在于利用历史小说的形式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内在的复杂性。就这个意义而言，施哲存的历史小说不仅具有批判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意义，具有小说艺术上的个性独创价值，而且应该承认，他的尝试为如何深度理解历史精神和从事历史叙述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丰富和拓宽了历史小说写作的空间与途径。
三
与施哲存一样借用精神分析理论透视中国历史文化和人性之间抗衡关系的还有李拓之。相比较施蛰存而言，李拓之的特殊之处在于更为关注传统文化与人性抗衡中的性别意义。李拓之的意义在于利用现代小说技巧刺探和呈露历史上女性内心充满焦虑与渴望的隐秘，全面审视女性被遮蔽了的内心真实，清晰地表达出了女性生命内部沉重无比、痛彻骨髓而又无处逃遁的真实体验。同时，这一切又都以人物行动和场景的描绘表现出来，显示着更为蕴藉的审美意味。
在李拓之为数不多的历史小说中，《文身》一篇堪称是杰作。作家以梁山英雄息三娘对自我身体意义的发现过程及其所引发的心理意识变化为书写中心，巧妙地将生命意志受到压抑和遏制之后的变态发泄，与女性英雄身受社会政治专制和传统文化伦理双重压迫下寻求出路和解脱，不得不走向反抗的心理历程水乳交融地揭示了出来，以与众不同的方式揭开了历史的真相，触及到了历史的奥秘。小说中的息三娘在一次梁山英雄们的深夜欢会中半夜醒来，在半醉半醒的眩晕中发现了男性英雄们经过文身的肉体充满着力度与张狂。细细打量和体会过鲁智深文身的气势奔放、阮小五富有男人气息的粗犷、史进肉体的生命强旺和燕青和谐亭匀的肉体美之后，她自己的身体意识开始苏醒，生命意识不断伸展和复苏，最后决定参加文身一族，把自己生命价值的全部挖掘和展示出来。在经过一段痛彻肺腑的受虐般的文身过程之后，女英雄终于在变态快感中体味到了生命的价值和身体的意义:“这千针万针的痛楚便很快地收拢聚集，教她忍不住发抖 ……仿佛人世的悲惨与患怒，苦毒与冤屈，一齐在她身上集中。又仿佛梁山泊里许多英雄好汉被奴役被侮辱，被虐待被迫害的怨情闷气，所有贼官污吏豪强刁滑的忍心辣手倒行逆施，一起在她身上吐泄和晕现一样。”
李拓之书写息三娘对自我身体的关注和个人发现的命意，在某种程度上源自于五四思想解放运动对人的重新发现。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与文学革命从美学和伦理的角度，彻底否定了传统思想中对人的肉体(特别是女性肉体)和性的遮蔽与压制，确立了“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的现代观念。这一现代观念不是民本主义层面上对于“人”的生命存在的肯定，而是在人本主义和个性解放维度上对于“人”的生命价值及其实现方式的尊重，不仅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还贯穿着生物学意义上的科学理性精神。因而，李拓之对息三娘身体意识觉醒过程的描述和展示不仅是从抽象意义上对于“人”的肯定，而且试图通过对女性生命意识觉醒和肉体极致飞扬之美的描写，实现对于宗法制度与男权中心的传统价值体系的反叛、抗争和超越。同时，当息三娘在肉体痛楚中意识到自己能够帮助“替天行道”的好汉们宣泄“怨情闷气”时，当她在亲身经受的痛苦中体味到了生命的欢欣与变态的快感时，她也探究到了那些揭竿而起、杀人无算、反抗官府、追求平等的草莽英雄们深藏不露、丰富复杂的内心隐秘:其中既有施虐者的狠毒，也有主动受虐的悲苦;既有走投无路的无奈，也有获得自由的狂喜;既有反抗压迫的正气和义勇，也不无在他人乃至自我血泊中寻求快感的压抑与变态。这一新颖发现不仅反映了李拓之在具有性别意义的“人”的认识上的突破，也体现了他对于所谓农民起义的独特理解，可以说，是对鲁迅着力发掘的阿Q革命精神和精神胜利法在历史空间中的别样解说。
总之，从《补天》到施哲存和李拓之的历史小说创作，精神分析理论的借用使作家们获得了破除传统礼教魅惑的批判力量和锐利武器，颠覆和解构了纲常礼教等既成道德传统，将“人的解放”的思想革命引向了更为深人的境地;同时，精神分析理论以潜意识领域和非理性活动为切人点关注人性与文明关系的取径方式，改变了传统历史小说注重情节演绎的叙述模式。小说中的情节被淡化，背景被虚置，而注重对人物潜意识心理的分析挖掘，注重表达个体在历史现实中的情绪体验，为现代历史小说在文体上的丰富多样做出了探索。
然而，这一探索和创新过程极为短暂。大多数历史小说家纷纷将目光转向现实政治的需要，从古今对比中撷取现实批判的精神文化资源。这既显示出传统史学借鉴意识对作家创作心理的影响，也是三十年代以后民族、阶级矛盾激化，社会革命运动高涨的历史和文化环境所致。新时期以后，也有作家有意接续这一探索过程。王伯阳的《苦海》将郑成功的抗清活动与他的个人生活悲剧以及精神创伤记忆联系起来，将民族斗争与他和施琅个人的恩怨情仇联系起来，将雄浑壮阔、变幻莫测的战争场面描写和对人物阴冷诡异、深邃幽暗的心理探索结合起来，使历史阐释和人性解读融为一体，在以社会政治为惟一切人视角的整一化的历史小说创作潮流中独树一帜。20世纪末，出现了许多女性历史小说，如赵玫等作家的“花非花”系列，也试图通过欲望书写和身体叙事实现对历史的颠覆与重构，但由于缺乏前辈作家鲜明的文化批判意识，历史文化含量偏低而流于单薄平面。因而，如何借鉴前辈作家融精神分析与文化批判于一体的创作经验，为当代历史小说创作增加思想浓度、精神力量和文体创新意识，是当前历史小说作家和研究者必须共同面对的严重任务。
论文摘要：在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和冲击下，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不仅扩大和深化了表现领域，获得了批判传统文化的理论支持和精神资源，而且改变了传统历史小说注重情节演绎的叙述模式，拓宽和丰富了历史小说的写作途径与探索空间，实现了历史小说在文体和审茭形态上的创新与多样化。
“人的解放”与“文的自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重大历史贡献，也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巨大推动力。作为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小说同样在这双重变革的有力推助下实现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根本性转换。“人的解放”离不开西方近现代科学文化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作为现代心理学的一项重要成果，精神分析理论对于:20世纪世界文学的意义非同一般。当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家将其引人自己的创作实践时，不仅使他们对于人和人性有了更为全面的理解，将笔触深人到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去观照、发掘和展示其隐在的潜意识领域，扩大和深化了历史小说的表现空间，获得了批判传统文化的理论支持和精神资源，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小说在审美形态上的传统面貌，使得处于生长期的现代历史小说在文体上显得更为丰富多样，并在探索和实验中为后来者实现文体创新展示了可能性和新途径。
就此而言，从上个世纪加年代鲁迅的《补天》开始，到30年代施蟹存和李拓之的历史小说创作，那种将精神分析和历史文化透视有机结合融为一体的文学观念和创新意识，不仅使他们的创作在现代历史小说发展史上显示着鲜明的个性特色，做出了独特贡献，他们别具一格的创作实践中所凝结积累的经验教训同样需要深人总结，并值得今天的历史小说作家批判地接受。
一
在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中，借用精神分析学说叙述事件和塑造形象开始于鲁迅的《补天》，他试图“取了茹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体着对这一理论的谙熟和题材本身的优势，鲁迅既通过小说对.人和文学的创造动机与过程作了符合现代科学认识的阐释，有利于打破国人对于人类起源和文化创造的迷信与膜拜，实现他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理想，又以极为奇特的充满浪漫幻想的叙述和描写体现了作家独有的艺术个性，展示了他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和独立不依、自铸伟词的精神气度。但此后，鲁迅没有在这一维度上继续创作。这一难能可贵的探索方向由施蟹存和李拓之继承，虽然并非出于自觉。
施蛰存在历史小说文体创新上可谓孜孜以求、苦心经营。他本来就十分看重文学的艺术性、独特性和审美价值，曾经根据自己对文学的理解提出过文学“需要精致”和“个人性”的主张。他时刻提醒自己文学创作必须是创造性的，“用别人的形式为自己的形式，用别人的内容为自己的内容，表里都丝毫没有创造性，即使看得去也还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傀儡”。在历史小说创作上同样如此。他说:“因了许多《上元灯》的读者，相识的或不相识的，给予我许多过分的奖饰，使我对于短篇小说的创作上，一点也不敢存苟且和取巧的心。我想写一点更好的作品出来，我想在创作上独自走一条新的路径。……《鸡摩罗什》之作，实在曾费了我半年以上的预备，易稿七次才得完成。’啊可见他在文体上创新求异意识之强烈和创作态度之严肃，与茅盾用一天时间创作《大泽乡》相比，阎施蛰存在艺术上的严谨与执著是不待言说的。
在施蟹存看来，历史小说是小说之一种，“历史”只是这一类小说创作的素材，而不是目的。他说:“一切仅仅是为了写小说，没有人在小说中寻找信史。;y就使他完全摆脱了“历史真实”观念的束缚，将历史看作纯粹的审美对象，通过对历史材料的选择、加工、剪裁，在淡薄的历史氛围中展开丰富细致的想象，加强历史小说中“艺术虚构”的分量，并通过各种艺术手法有效展示“艺术虚构”带给小说的巨大魅力，以自己对对象的独特理解和别样的表达方式刷新了现代历史小说的美学面貌。在对“历史与艺术”的思索中，施蛰存选择的是适合想象力驰骋飞扬的境界，试图超越有形的历史实体，抓取人物的灵魂，将历史小说拓展为对历史人生颇具现代意味和个人精神气质的复杂感受。这种创作观念使他在以现代意识重新审视历史人物时，因大胆的想象虚构使历史小说充满奇诡灵动，超越了现实功利性，成为蕴涵着新鲜独异的审美特性的存在，而尘封远逝的“历史”也就化为真实可感、富有浓烈现代主义情怀的艺术结晶。
在历史小说文体上的创新求变意识使施蛰存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切人历史的角度和言说历史的独特方式。当他将正盛行于中国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英国心理学家蔼理斯的性心理学引人历史小说时，他的创作就完全打破了中国传统历史小说一成不变的叙事模式和情节结构，为现代历史小说在审美形态上增加了新的样式，为现代历史小说突破传统栓桔提供了新的途径。他的历史小说以心理化的叙述模式代替了情节化的叙述套路，独出机抒，将笔触深人历史人物的潜意识领域，揭示人物最具个人性的、隐秘不露的性心理，并以此探索情欲与理性冲突下人的悲剧命运。他在自述创作历史小说的目的与方法时说:“虽然它们同样是以古事为题材的作品，但在描写的方法和目的上，这四篇却并不完全相同了。《鸿摩罗什》是写道和爱的冲突，《将军的头》却写种族和爱的冲突。至于《石秀》一篇，我是只用力在描写一种性欲心理，而最后的《阿槛公主》，则目的只是简单地在于把一个美丽的故事复活在我们眼前。’，阴可见，施蛰存创作这些历史小说的目的“是想在这旧故事中发掘出一点人性”。网当他以此为目标进行历史书写时，历史只是一个框架，甚至只是一种背景，而小说的主旨则转向对人性深处潜意识层面的发掘和展现。因此，当施蛰存另辟蹊径，借用精神分析理论和性心理学说，并自觉融会施尼志勒心理分析小说的影响，网从历史中选择有利于实现自己创作意图的人物和事件，将其放置在精神分析理论的显微镜下探幽烛微，把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与潜意识活动推到前台，展露在现代意识和艺术的聚光灯下，肯定和呼唤生命的本真状态和本能力量，呈现历史人物心理世界中非理性的一面，让人物在历史和文明的进程中发出自己感性的声音时，他已经开辟了在历史书写中融人意识活动和精神存在的新境界，拓展了历史小说表现人类心灵的新空间，使小说成为客观材料与主体心灵碰撞后的精神果实，从而实现了用心理学透视法重塑人性构成，用现代性心理理论重释历史故事的目的，体现出难得的文体实验勇气和颇具先锋性、前卫性的艺术追求。
二
施蛰存的历史小说是以非理性的个人感受和潜意识活动为核心的诗，也是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哲理思考。在《鸿摩罗什》中，作家采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方法，对人物的幻觉、遐想、白日梦进行展示和分析，层层剖析人物隐在的潜意识活动，鞭辟人里，纤毫毕现。小说从鸿摩罗什携妻子去秦国的途中写起，开篇就由鸿摩罗什的长篇自由联想交代了主要人物的出身经历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拉开了主人公内心斗争的帷幕。作为道行高深的僧人，他潜心修行十年，获得了经典妙谛，但却无法逃避情欲的诱惑，无法做到五蕴皆空、情缘断绝。对圣洁、美丽、真诚的表妹的爱使他不顾戒律而娶妻，并不畏险途，携手跋涉万里。到达秦国后，妻子的去世曾使他内心得到片刻安宁，走上讲坛为僧尼和信徒讲经。但在讲经过程中，他却发现自己陷人了对艳媚的娟妓孟娇娘万般纠缠的情欲折磨中难以自拔，并最终接受国王的恩赐，投人了极像自己死去表妹的宫女的酥怀。但罗什内心对德行和信仰的向往与坚持并未泯灭，欲念与佛性不断形成尖锐冲突，有时欲望战胜佛性，有时戒律压倒性欲。于是，他白天讲经，夜里与宫女欢会。因长明灯芯的熄灭和失尽佛性而坠人尘世的罗什似乎就此彻底沉沦了。但小说在结尾处却以点睛之笔触目惊心地再现了处在精神炼狱中的罗什最后一次灵魂挣扎及其结局:罗什为了向众人显示德行之高，当众吞下一把铁针，正在吞咽时突然膘到了来看热闹的人群中的孟娇娘，此时一根铁针深深地刺人了他的舌头。在他寂灭火化之后，只有舌头没有焦朽。鸿摩罗什舌头的痛楚和不朽似乎在显示他只是凡夫俗子，对情欲的迷恋和肉体的满足使他难以实现功德圆满和灵魂升华，因而成为罪过和面向佛祖忏悔的见证;但又似乎显示着生命原色中强盛的情欲和鲜活的人性必将战胜佛性，成为宇宙和人世间万古长存的唯一实在，尽管其中夹杂着曾经屈服于世俗律法和游弋于道德信仰的耻辱。它似乎还是一个醒目的象征，永远警示和提醒人们:那些曾经升人最高精神境界的圣贤神人荣耀光环的背后永远是痛楚、罪过和耻辱。这痛楚、罪过和耻辱绝不仅仅属于鸿摩罗什和他的舌头，而是千百年来所有圣贤与俗夫、前人与后辈、男人与女人都为此不得不承担的难以摆脱的生命重负。这生命本能和情欲冲动与信仰、道德、理想、法律以及人间世俗风习之间的冲突将永远难以和解。于是，它所造成的痛苦与悖谬将在人间代代传递、永无止息。这种对生命存在终极价值和悖谬的深刻反思使《鸿摩罗什》的意蕴不同凡响，显示了施蛰存关注生存本体意义的思想深度。
施蛰存的历史小说还是关于爱欲与文明关系的巧妙寓言。如果说爱欲代表着人类最原始的本能和自由天性，那么，宗教、信义、友谊、忠诚、使命等等则是人类文明进程的结果，是构成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最基本的价值要素。二者必然的冲突所造成的现代人的精神痛苦、心理变态、人格分裂，说明人类文明对人类自身本真人性的压抑和束缚，以及人性对这一压抑束缚力量的反弹和抗争将是人类永恒的悲剧。这一悲剧性主题不仅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历时久远、广为播散，在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学语境中尤其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
《石秀》并不仅仅是“描写一种性欲心理”，而是通过主人公对于女性由爱而恨直至虐杀的变态心理，折射出情理抗衡过程中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与相互制约。面对妖艳放荡的潘巧云，年轻英俊的武士石秀不可能不感到神魂激荡，潘巧云之于他“是明知其含着剧毒而又自甘于被它底色泽和醇郁所魅惑的一盏鸡酒”。这种胸中难以抑制的欲火符合活生生的石秀的正常心理。而他出于江湖道义抑制这种本能的冲动也在意料之中。是做一个符合道义要求的人，还是迎合“通身发射出淫裹的气息的美艳的妇人”，石秀“这两歧的心境大大地苦闷了”，“在我这方面，只要以为对于杨雄哥哥没有什么过不去，倒是不能辜负她的好意了”。他甚至产生了“虽然杨雄是自己的义兄，究竟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关系，便爱上他的浑家又有甚打紧”的思想。但他潜意识中蕴涵着的“类似于饥饿的性本能”还是被意识中的道义传统观念和英雄好汉的荣誉感抑制下去了。当石秀感觉到他和潘巧云不可能有任何关系时，他“突然地感觉到一阵悲哀”。当爱欲与文明、人性本能与道义执守、非理性冲动与理性压抑之间的冲突无法化解并达到临界点时，变态发泄就成为唯一的疏解方式。弗洛伊德说:“常态的性的满足的缺乏可以引起精神病，实际上由于这种缺乏的结果，性的需要乃不得不使性的激动寻求变态的发泄。”石秀的心理顶理成章地朝这一方面发展。为了宣泄对潘巧云的爱欲，“童贞的石秀”第一次走进了勾栏，他将对面的妓女幻化成渴慕已久的潘巧云，并在极度的苦闷中心理发生了变异。妓女割破了手指，他居然“诧异着这样的女人底血之奇丽”，猛然地将她的正在拂试着创口的右手指挪开，“目击她皱着眉头的痛苦相，石秀觉得对于女性的爱欲，尤其在胸中高潮着了”。这种“施虐狂”的病态心理在他发现潘巧云的奸情后走向激化。于是，对奸夫的痛恨，对淫妇的轻蔑，对义兄的悲哀，以及受到侮辱的愤激使石秀动了杀机，并居然产生了“天下一切事情，杀人是最最愉快的”感受。“施虐狂”终于变成了“杀人狂”。可望不可及的爱欲对象的过度刺激终于使“嫉妒戴着正义的面具在石秀失望了的热情的心中起着作用”，怂恿并协助杨雄最终辱杀所谓的淫妇贱人。小说结尾，石秀耳听着发出悲哀娇声的潘巧云，眼看着在杨雄屠刀下“泛着最后的桃红色的肢体”，心里却想着:“如果这些肢体合并扰起来，能够再成为一个活着的女人，我是会得不顾着杨雄而抱持着她的呢!”石秀的变态心理终于达到了极致。
应当辨明的是，在施哲存借用现代精神分析理论重写历史并进行文体实验的过程中，虽然着力发掘和展现了人的本原性的生命冲动，而相对忽略了对历史人物所处的客观社会环境的如实描写，但小说所展示的两性关系不是一种纯自然的关系，小说所书写的精神病态和变态性心理并非格调庸俗的色情描写或缺乏文化批判内涵的自然主义趣味，而是自然人性中的爱欲与以道德、伦理、诚信、责任、忠诚、友谊、义务等社会文明因素对立、冲突和抗衡的结果。小说突出呈露的“灵”与“肉”的尖锐冲突，精心描绘的非理性与理性激烈对抗中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和变异，那在爱欲与文明中痛苦抉择的丰富而复杂的人物形象，都是放置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展开描写和塑造的。在《石秀》中，作家通过对一个年轻人从情理两难的困境中逐渐滑向残忍、变态、怪异的杀人狂、报复狂和施虐狂过程的精描细绘，揭示了封建伦理压抑人性和文饰罪恶的负面作用。石秀既是封建伦理的牺牲品，又是以“理”害人的伪君子。他因为“理”而变态，又以“理”做幌子实现了奇特却成功的报复。这应该说显示了作家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负面价值的深度理解与形象展示。况且，作家从以宋代为背景的《水浒传》中选取材料探讨伦理与人性关系的做法应该是含有深意的。但这一思想意蕴却在很长时间里被主流话语所排斥和误解。比如，严家炎就曾说:“在施玺存笔下，石秀几乎完全成了现代资产阶级的色情狂和变态心理者，成了弗洛伊德学说所谓‘性的冲动’与‘侵犯冲动’的混合物……用这种指导思想塑造出来的石秀，哪里还有多少宋代人的气息，分明打着现代超级色情狂者的印记!健种指斥带有明显的阶级论色彩而遮蔽了对小说审美意蕴的发现。也有一些人肯定了这篇小说在艺术创新上的成就。杨义认为，小说将“《水浒传》中的伦理范本变成了现代心理学的病案”。尹鸿认为，小说“成功地应用精神分析剖析人物心理，而且描写细腻，分寸适当，应该说是一篇把心理学与文学相融合的优秀作品”。但这些评论同样没有看到施哲存在小说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自然本性侵蚀、栽害和扭曲的本质所进行的深人思考。在包括《石秀》在内的施哲存的历史小说中，由于作家是将历史人物内在精神结构和心理意识的揭示放置在人性与传统伦理对立抗衡的视闭中进行的，这就使二者之间深层次的对抗关系及其张力得到了彰显。可以说，没有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上的礼教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对于两性关系的规范和压抑，没有作为社会信仰的宗教、作为人际关系原则的信义、作为群体生存形式的种族对于个人生命与人性自由的漠视与摧残，没有个人生命冲动和私人欲望对这些文明形式和价值原则的抗拒，中国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文化传统的性质和历史人物特殊的生命存在形态就将变得不可理解。因此，施哲存的价值就在于利用历史小说的形式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内在的复杂性。就这个意义而言，施哲存的历史小说不仅具有批判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意义，具有小说艺术上的个性独创价值，而且应该承认，他的尝试为如何深度理解历史精神和从事历史叙述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丰富和拓宽了历史小说写作的空间与途径。
三
与施哲存一样借用精神分析理论透视中国历史文化和人性之间抗衡关系的还有李拓之。相比较施蛰存而言，李拓之的特殊之处在于更为关注传统文化与人性抗衡中的性别意义。李拓之的意义在于利用现代小说技巧刺探和呈露历史上女性内心充满焦虑与渴望的隐秘，全面审视女性被遮蔽了的内心真实，清晰地表达出了女性生命内部沉重无比、痛彻骨髓而又无处逃遁的真实体验。同时，这一切又都以人物行动和场景的描绘表现出来，显示着更为蕴藉的审美意味。
在李拓之为数不多的历史小说中，《文身》一篇堪称是杰作。作家以梁山英雄息三娘对自我身体意义的发现过程及其所引发的心理意识变化为书写中心，巧妙地将生命意志受到压抑和遏制之后的变态发泄，与女性英雄身受社会政治专制和传统文化伦理双重压迫下寻求出路和解脱，不得不走向反抗的心理历程水乳交融地揭示了出来，以与众不同的方式揭开了历史的真相，触及到了历史的奥秘。小说中的息三娘在一次梁山英雄们的深夜欢会中半夜醒来，在半醉半醒的眩晕中发现了男性英雄们经过文身的肉体充满着力度与张狂。细细打量和体会过鲁智深文身的气势奔放、阮小五富有男人气息的粗犷、史进肉体的生命强旺和燕青和谐亭匀的肉体美之后，她自己的身体意识开始苏醒，生命意识不断伸展和复苏，最后决定参加文身一族，把自己生命价值的全部挖掘和展示出来。在经过一段痛彻肺腑的受虐般的文身过程之后，女英雄终于在变态快感中体味到了生命的价值和身体的意义:“这千针万针的痛楚便很快地收拢聚集，教她忍不住发抖 ……仿佛人世的悲惨与患怒，苦毒与冤屈，一齐在她身上集中。又仿佛梁山泊里许多英雄好汉被奴役被侮辱，被虐待被迫害的怨情闷气，所有贼官污吏豪强刁滑的忍心辣手倒行逆施，一起在她身上吐泄和晕现一样。”
李拓之书写息三娘对自我身体的关注和个人发现的命意，在某种程度上源自于五四思想解放运动对人的重新发现。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与文学革命从美学和伦理的角度，彻底否定了传统思想中对人的肉体(特别是女性肉体)和性的遮蔽与压制，确立了“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的现代观念。这一现代观念不是民本主义层面上对于“人”的生命存在的肯定，而是在人本主义和个性解放维度上对于“人”的生命价值及其实现方式的尊重，不仅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还贯穿着生物学意义上的科学理性精神。因而，李拓之对息三娘身体意识觉醒过程的描述和展示不仅是从抽象意义上对于“人”的肯定，而且试图通过对女性生命意识觉醒和肉体极致飞扬之美的描写，实现对于宗法制度与男权中心的传统价值体系的反叛、抗争和超越。同时，当息三娘在肉体痛楚中意识到自己能够帮助“替天行道”的好汉们宣泄“怨情闷气”时，当她在亲身经受的痛苦中体味到了生命的欢欣与变态的快感时，她也探究到了那些揭竿而起、杀人无算、反抗官府、追求平等的草莽英雄们深藏不露、丰富复杂的内心隐秘:其中既有施虐者的狠毒，也有主动受虐的悲苦;既有走投无路的无奈，也有获得自由的狂喜;既有反抗压迫的正气和义勇，也不无在他人乃至自我血泊中寻求快感的压抑与变态。这一新颖发现不仅反映了李拓之在具有性别意义的“人”的认识上的突破，也体现了他对于所谓农民起义的独特理解，可以说，是对鲁迅着力发掘的阿Q革命精神和精神胜利法在历史空间中的别样解说。
总之，从《补天》到施哲存和李拓之的历史小说创作，精神分析理论的借用使作家们获得了破除传统礼教魅惑的批判力量和锐利武器，颠覆和解构了纲常礼教等既成道德传统，将“人的解放”的思想革命引向了更为深人的境地;同时，精神分析理论以潜意识领域和非理性活动为切人点关注人性与文明关系的取径方式，改变了传统历史小说注重情节演绎的叙述模式。小说中的情节被淡化，背景被虚置，而注重对人物潜意识心理的分析挖掘，注重表达个体在历史现实中的情绪体验，为现代历史小说在文体上的丰富多样做出了探索。
然而，这一探索和创新过程极为短暂。大多数历史小说家纷纷将目光转向现实政治的需要，从古今对比中撷取现实批判的精神文化资源。这既显示出传统史学借鉴意识对作家创作心理的影响，也是三十年代以后民族、阶级矛盾激化，社会革命运动高涨的历史和文化环境所致。新时期以后，也有作家有意接续这一探索过程。王伯阳的《苦海》将郑成功的抗清活动与他的个人生活悲剧以及精神创伤记忆联系起来，将民族斗争与他和施琅个人的恩怨情仇联系起来，将雄浑壮阔、变幻莫测的战争场面描写和对人物阴冷诡异、深邃幽暗的心理探索结合起来，使历史阐释和人性解读融为一体，在以社会政治为惟一切人视角的整一化的历史小说创作潮流中独树一帜。20世纪末，出现了许多女性历史小说，如赵玫等作家的“花非花”系列，也试图通过欲望书写和身体叙事实现对历史的颠覆与重构，但由于缺乏前辈作家鲜明的文化批判意识，历史文化含量偏低而流于单薄平面。因而，如何借鉴前辈作家融精神分析与文化批判于一体的创作经验，为当代历史小说创作增加思想浓度、精神力量和文体创新意识，是当前历史小说作家和研究者必须共同面对的严重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