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时事政治论文2016年(2)

家文分享 2017-01-24 10:11:22

　　南海时事政治论文2016年篇二

　　日本海上安全政策与南海争端

　　摘要：

　　日本作为一个典型的岛国，海洋在其国家战略中居于特殊地位。受到西方“海洋国家”理论的影响，日本在二战之后逐渐形成其海上安全政策，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和基础。在近年来的南海争端问题上，日本依据它的海上安全政策，以日美同盟为基础，以与东盟国家的密切关系为依托，矛头直指中国，充分重视并介入到南海事务当中，同时策应钓鱼岛争端。

　　关键词：日本;海洋国家;海上安全政策;南海争端

　　中图分类号： D815.9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4)04001105

　　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南北狭长的岛国，南北延伸长达2400千米，四周为海洋环绕。它东临太平洋与美国遥遥相望，西隔东海、黄海、朝鲜海峡、日本海，同中国、朝鲜、俄罗斯相邻。日本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海洋在其国家战略中的特殊地位，海上安全也成为日本维护整个国家安全的核心和基础。

　　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日本对环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安全事务极为重视。特别是近年来在日益升温的南海争端中，日本出于多方面的考虑，积极介入其中，大量开展与南海相关的海洋安全实践。关于这方面国内外的学者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多有阐述，比如新加坡学者蓝平儿《日本与南沙群岛争端：强烈的愿望和局限》(1996)、丹麦学者丽泽洛特・奥德高《南海的威慑与合作》(2001)、美国学者乔舒亚・罗文《美日安全同盟、东盟与南海争端》(2005)、谢尔登・西蒙〖JP2〗《南海的冲突与外交》(2012)、帕特里克・克罗宁等人合作的论文集《从实力出发的合作――美国、中国和南海》(2012)、伊恩・斯托里《日本在东南亚的海事安全利益与南海争端》(2013)、中国学者张瑶华《日本在中国南海问题上扮演的角色》、郭渊《2011年日本南海政策回顾》等。这些研究成果从历史沿革、政治利益和商贸目的等方面多维度地探讨了日本介入南海争端的发展历程和原因。本文认为日本所开展的有关南海的安全实践活动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但从宏观的战略角度看，日本的南海政策受到其在战后逐渐形成的海上安全政策的指导。因此，本文回顾了日本海上安全政策的形成过程，并考察了在其导向之下，日本南海政策的发展变化。

　　一、日本海上安全政策的缘起

　　日本的海上安全政策是以其“海洋国家”意识为基础的。所谓的“海洋国家”通常是指岛国或濒海国家。而从地缘政治学上来看，如一个国家资源贫乏，一旦遭到海上封锁就会马上陷入崩溃，且为了生存，该国迫切追求开放、自由的世界，这样的国家被认为是典型的海洋国家。日本必当归于此列。日本的“海洋国家”意识是在近代才逐步确立的。在明治维新之前，由于受到大陆文化的深刻影响，以及幕府在海防上的锁国政策，当时日本的视野主要投向与自己隔海相望的中国大陆，对浩瀚的海洋没有给予过多的重视。直到幕府时代末期遭遇了黑船事件，日本才深刻意识到了海洋中所潜藏的对国家的巨大威胁。于是在明治维新之后，从地理位置以及安全战略的高度，福泽谕吉、秋山真之、佐藤铁太郎等人主张要树立日本的“海洋国家”意识。[1]所以日本对“海洋国家”身份的认同与海洋安全的思考是相伴而生的。

　　从理论上看，日本对海洋国家安全的思考直接受到西方海洋论学者思想的深刻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日本海洋安全认识影响最大的学者是美国著名的海权论者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马汉在他的大作《海权论》中谈到：“海权的历史是对国家之间的竞争和相互间的敌意，以及那种频繁的在战争过程中达到顶峰的暴力的一种叙述。”[2]1受到马汉对于海权界定的启示，早期日本的海洋国家论者过多关注的是以海军扩张为依托对制海权的争夺。比如佐藤铁太郎在日俄战争之后撰写的《帝国国防史论》提出日本必须“重视与夺取制海权相关的扩军备战，考量列强的军备状况，以此为标准，全力践行。”[3]在这样的海洋安全认识的指导下，日本走向了海洋扩张争霸的道路，最后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到了迎头痛击。

　　二战之后，日本学术界掀起对海洋国家安全的再思考。而由海权论者马汉、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麦金德、边缘地带论者斯皮克曼等人所创立的“海洋国家”理论成为这一时期日本海洋派学者研究推崇的对象。西方的海洋国家论者认为在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海洋国家的安全战略必须明确如下三个要点：一是海洋国家面临着位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强国的挑战;二是海洋国家应该结成联盟;三是海洋国家应该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建立一个战略包围圈。[4]由西方多位学者创立的“海洋国家”理论相比较马汉的海权论来说，在海洋战略方面所兼顾的内容更加系统全面，这无疑对二战之后日本的海洋派学者重新定位其海洋安全理论、制定海上安全政策有着无可替代的指导作用。

　　二战后日本海洋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已故的京都大学教授高坂正尧深刻反省了太平洋战争的教训并指出，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在战前与美国争夺太平洋的霸权是不明智的。他认为太平洋战争的意义并不只在于美国的民主主义战胜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也不仅在于美国惩罚了日本对亚洲的侵略，而在于美国海军打垮了日本海军，显然按照高坂的意思建立海权和以海洋国家为伍才是日本应该吸取的经验。所以他总结说，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真正理解现在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的定位。[5]从高坂正尧的分析可以看出，二战之后日本的海洋派人士从战略的高度强调在建立海权的同时要与海上强国结盟的重要性，一改其近代只注重制海权争夺的认识。这一点对之后日本海上安全政策的确立起到了最为基础的导向作用。

　　二、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的海上安全政策

　　以二战后日本学者对以往海洋安全认识的反思为先导，从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的海上安全政策逐步形成并完善。这一时期日本所面临的新的政治形势是其海洋安全政策产生的重要推动力。战后初期，日本刚刚经历了近代海洋扩张理论与政策的失败，国土安全包括海洋安全几乎完全依赖美国的保护。然而随着美国占领的结束和日本自主地位的提高、经济实力的增强、海外贸易的扩大，日本开始关注海上安全问题，因此逐渐明晰地提出自己的海上安全政策。

　　1966年，执政的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发表题为《日本的安全与防卫》报告，专门谈到海洋战略问题。1972年，由诸多海上自卫队军官和海洋专家组成的日本海空技术调查会出版了研究专著《海洋国家日本的防卫》，对日本的海上安全问题进行系统全面论述。1980年，日本政府发表《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则使海上安全政策的内涵更加丰富。[6]282从上述三个文件的内容上看，它们直接承袭了西方学者的海洋国家理论的基本内核，并确立了日本在二战之后海上安全政策的基调，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明确海洋安全的范围。这一点实际上是日本对近代海洋安全政策的反思与纠正。上文曾提到，受到马汉《海权论》部分内容的影响，近代日本的海洋派把海权片面地理解成为“海洋军力”。而事实上马汉在《海权论》当中曾总结一个海洋国家对海权的掌控不仅表现在强大的海洋军力方面，还表现在出于海运、商贸等目的对于畅通无阻的航海通道的保障方面。[2]18-19正因如此，《海洋国家日本的防卫》以太平洋战争为戒，提出“作为海洋国家，如果失去了海军和海上通道，其下场是很明显的。”[7]

　　除了强调海军实力和航道畅通之外，战后日本的海上安全政策还日益重视海洋科技开发与海洋安全的关系，将海洋资源的利用和海洋环境保护等非传统内容也纳入到海洋安全考察的范围内。比如日本的水产厅、气象厅、科学技术厅、海上保安厅等政府机构积极联合企业，进行海洋资源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特别是鉴于能源匮乏的情况，日本努力探索海洋能源的利用，以实现“以海洋能源来保护大海安全”的宗旨。[8]从这一点上来看，战后日本的海上安全政策相比于近代而言，其内容无论从深度上还是从广度上对海洋安全的构想均有突破。

　　其次，重视与海洋安全相关的结盟或合作。受到海洋国家理论的驱动，日本始终认为自身面临大陆国家的威胁。《日本的安全与防卫》就提到“日本临近大陆，安全容易受到大陆力量的影响”，“只要日本在‘海洋圈’内，即使与大陆为敌也能确保国家安全。”[9]在这样的思维影响下，战后的日本努力构建和推动与海洋国家的结盟与合作。比如《海洋国家日本的防卫》在承认美国制海权有压倒性优势的同时，强调“专属防卫”应与日美安保合作相结合。当然“日美同盟”的形成并不只是出于海洋安全的考虑，但海洋安全无疑是双方同盟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1951年签署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1960年签署的《日美新安全保障条约》都提到为了日本以及远东地区的安全，日本充当辅助性的角色，向美国海、陆、空三军提供相应的设施与基地。1969年，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访美时强调日本的大国地位，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称：“作为跨太平洋的两个大国，日美两国通过其合作可有助于本地区的稳定。”尼克松总统在表示同意的同时，希望日本不仅在经济问题上，也在安全上发挥更大的作用。[10]以此为指针，20世纪70年代之后，包括《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制定与历次修订、《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等安全合作文件不仅明确了双方在海洋安全方面合作的内容，而且一改之前日本保障性的辅助角色，逐步加大其与美军的协同合作能力。日本在海洋安全保障方面的军力迅速膨胀。

　　继1996年日美签订《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之后，日本与澳大利亚于2007年签订了《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2008年双方又签署了军事防卫合作协定书。这两个重要文件规定了日澳两国在涉及海上安保的活动中舰队支持、情报提供、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合作。2013年10月，安倍晋三首相在文莱还分别会见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各自会谈确认了海洋安全合作的方针。因此，以上的事件足见日本对于海上安全同盟的高度重视。

　　第三，强调海洋安全保障不能采取单一的手段。《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强调 “应根据国力变化增强军事防卫能力，综合运用经济、外交等各种手段维护日本的军事、能源、粮食供应等安全。”[6]285在此政策前提下，战后日本的海上安全战略范围不断扩大，其手段也愈加多元。如果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之间涉及海上安全的同盟更偏重于军事方面的话，日本与东盟在海上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则体现出多种手段并举的特点。

　　日本与东盟国家的密切合作有着复杂的原因。从内部原因来看，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它迫切地需要找到地区性的商品和粮食渠道。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的逐渐繁荣，东南亚成为日本工业产品和投资的重要目的地。此外日本在东南亚的利益主要依赖于通过地区战略要地的海运通道的顺畅――如新加坡、马六甲、望加锡海峡和中国南海等。〖JP2〗据统计至2010年，单是能源就有超过90%以上的海外供应通过东盟所处的海域运往日本列岛。这样海上通道的安全成为日本国家安全最为关注的内容。从外部原因来看，亚太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引发日本的“担忧”。比如冷战时代苏联增强远东兵力，及至冷战结束之后，朝鲜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都造成日本对周边海域安全的“恐慌”。拉拢东盟势必从外围边缘包围被日本视为威胁的国家，这是符合它的海上安全政策的。〖JP〗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在稳定日美同盟、强化安全外交的同时，积极与东盟接触，并坚持以经济、外交等多种手段维护多样化的海上安全利益。1976年，福田赳夫首相借东盟成立十周年之机，遍访东盟各国，发表题为《我国的东南亚政策》的演讲，提出积极合作，为实现东南亚的和平和发展做贡献的口号，进一步推进已经启动的日本与东盟之间的政经合作。[11]双方的这种合作关系即使在冷战结束之后也在继续深入。1990年至今，除了三位执政最短的首相外，日本所有的首相都出访过东盟国家，并将与东盟的关系作为亚太外交的重点。以密切的经济联系和频繁的外交为基础，日本加快与东盟在海洋安全方面的合作。1993年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访问东盟四国，提出了日本对东盟的四项基本政策，其中第一条就是“积极参与包括东盟在内的亚太地区政治、安全对话，建立亚太安全机制。”[12]1997年12月，日本――东盟双边安全对话由部长级提高至定期首脑会议。此后日本与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开始了定期的军事交流。特别是从2001年开始，东盟部分国家每年四次定期与日本的大型舰船进行共同训练，演练驱逐海盗行动，不断深化双方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

　　三、日本海上安全政策与南海争端

　　日本在环太平洋地区与多国的同盟或合作关系，特别是对东盟的争取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南海争端。众所周知，东盟各国与中国就南海主权等问题存在着诸多的争议，而南海作为日本海上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日本虽然对南海主权没有提出诉求，但却极为关注并介入到南海争端的相关事宜中。

　　日本对于南海争端的关注和介入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冷战期间，日本海上安全基本遵守的是“专属防卫”原则，安全战略的范围主要在其近海，对南海争端几乎没有关注。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的头20年里，日本虽然重视中国南海在其海洋运输安全中的重要地位，但似乎并未有意介入到南海争端中。这种情况反映在日本国家安全环境的评估报告中，即从1996年开始发表的《东亚战略评论》和日本年度防卫白皮书。20世纪90年代，《东亚战略评论》主要分析的是朝鲜、中国对台湾的政策对日本的威胁，以及巩固日美战略纽带。在9・11随后的十年间，《东亚战略评论》和防卫白皮书关注是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伊拉克、阿富汗的冲突。当然中国逐渐崛起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也是始终被关注的主题。而关于南海争端的问题只在1996-1997年、2002年、2006-2008年的报告中用几笔带过。[13]144

　　日本在南海争端问题上的态度发生转变是在2010年，当年9月由于钓鱼岛问题引发了中日两国的外交危机。当中日关系持续恶化的时候，日本的分析家开始强调要高度重视南海的局势。如日本国防研究所在报告中指出，南海紧张局势的加剧会使中国在南海部署更大的兵力，中国的固执行为将导致部分东盟成员增加防卫预算，并提升其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以此来适应不断加深的东南亚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安全合作[14]。这样的形势对于日本是相当有利的，日本可以利用这一机会进一步密切与东盟国家的联系，从而维护日本的海上安全利益。2011年11月，在第十四次东盟――日本峰会上，双方发表了《巴厘宣言》，旨在提升东盟――日本的战略伙伴关系。在该宣言当中东盟与日本共同承诺：“在海事问题上进行更牢固的合作，特别是确保航行自由、航海安全和贸易的不受阻碍，并依据国际海洋法和平解决地区争端。”

　　《巴厘宣言》透露出两个讯息，其一日本的海上安全战略的实现与东盟国家有着密切关系，其二日本在地区性海洋争端事务中要与东盟彼此呼应。关于这一点无论是日本还是东盟都是直言不讳的。2012年12月，菲律宾外交部长德尔・罗萨里奥发表了富有争议的谈话，欢迎重新武装的日本作为制衡中国的力量。而作为回应，日本表达了支持菲律宾在2013年1月向联合国提交有关领海的法律文件。日本对其东盟伙伴的声援并非表面上如此简单，实际上日本强调在地区性海洋争端中与东盟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跟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日本的观察家认为中国在南海和钓鱼岛争端中所持的政策或多或少是一致的。2013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提到，中国对于其他诉求者的战略会削弱他们对于所声称的或占领的岛屿的有效控制，而与此同时中国通过海军和其他海上力量的使用将会加强其自身的领海管辖的要求。[13]146所以在中菲的黄岩岛事件之后，日本的防卫大臣曾明确表达了东海与南海争端之间的联系：“日本非常关注此事，此事态将对东海形势产生影响。”

　　日本对南海争端的介入除了极力鼓动东盟与中国对抗之外，日美之间的传统盟友关系也是它倚重的力量。日本描述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力量的存在对于和平和稳定是不可取代的，并欢迎奥巴马政府“重返”或“再平衡”该地区。介入南海问题美国响应日本的号召主要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对于航海自由的担心。其二是对美国在该地区重要的企业利益的保护。美国前驻亚洲的外交官哈维・菲尔德曼就曾表示，如果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划归中国，南海就变成“中国的湖”。届时任何出入南海的船只都必须得到中国的允许，东南亚地区的航海自由将陷于瘫痪。[15]此外，由于南海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矿藏，美国有多家企业在该地区进行投资开采，所以南海争端的加剧势必影响到美国人的经济利益。本着以上的原因，美国对于南海的争端持有以下几个基本的态度：第一，相关国家和平解决该争端，促进地区的和平、繁荣和安全;第二，强烈反对使用威胁或武力达到对于南海的领土要求;第三，对主权争端各方的观点不持意见;第四，保证该地区的对话渠道，拒绝任何超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事诉求。[16]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关于南海争端问题与美国持有几乎一致的意见：没有领土要求，支持和平解决，反对使用武力或胁迫。近年来，美国和日本在南海问题上逐渐达成默契，为了避免在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出现“一边倒”的局面，两国加强了对东盟相关国家海洋方面的援助和支持，并展开相应动作。2012年美日两国分别向菲律宾部队和海岸警卫队转让武器装备，二者还向菲同时提供武装和民用海事方面的训练。2013年12月15日，日本与越南会谈磋商达成一致，准备向越南提供巡逻船以加强该国沿海警备力量。而就在第二天，美国国务卿克里访越，宣布美国将向越南提供新的资金援助，并利用新增加的援助款项为越南海警部队购买五艘巡逻快艇。

　　结合日本对于南海争端的介入的情况来看，日本在二战之后所逐步形成的海上安全政策有三个基本目标：第一，明确来自大陆国家的威胁，在后冷战时代，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日本的矛头是直指中国的;第二，与掌握海洋主导权的美国结盟，在关键性问题上协调一致，共同遏制所谓的安全威胁;第三，以与东盟的密切外交为基础，形成从日本海至西太平洋的战略包围圈，营造有利于自己的海上安全环境，也牵制自己在东亚地区最强劲的对手中国。从日本介入南海争端的实践可以看出，日本海上安全政策是为其扩大对外政治安全影响服务的，同时也为日本的战略视野扩大到世界范围铺就了道路。お

　　参考文献：

　　[1]张卫娣，肖传国. 21世纪日本对外战略研究[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39-40.

　　[2]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海权论[M].一兵，译.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

　　[3]工藤美知.日本海と太平洋檎(上)[M].|京：南社，1982:39.

　　[4]廉德瑰.日本的海洋国家意识[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2：18.

　　[5]高坂正尧.海洋国家日本の想[M].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10:193.

　　[6]张炜主.国家海上安全[M].北京：海潮出版社，2008：282.

　　[7]日本海空技g{查会.海洋国家日本の防o[M].东京：原房，1972:298.

　　[8]张景全.日本的海权观及海洋战略初探[J].当代亚太，2005，(5)：37.

　　[9]自民党安全保障{查会.日本の安全防o[M].东京：原房，1966:806.

　　[10]冯昭奎.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56.

　　[11]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21世纪初期日本的东亚政策[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