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以书传道”职业精神的形成与演变(2)

　　
　　4 历代民间藏书的传承与“尊书崇道”
　　
　　中国古代民间的藏书整理源于春秋。从西周到春秋，文化格局发生巨变，“学在王宫”一变而为“学在四夷”，史官们不能再保持原有俸禄，掌管的图籍文献逐渐流散，“士”阶层应运而生，私人藏书开始普遍。如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名家学者惠施“有书五车”。策士苏秦游说秦惠王不成，回家后“陈箧数十”发愤攻读。韩非子所著《五蠹》中提到：“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士”阶层大量积聚书籍，四处讲学、在宣传自己的思想观点、文化主张的同时，进行了“以书传道、以书济世”的文化活动与政治活动。例如，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通过“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力图拯救礼崩乐坏的社会秩序，倡导恢复心目中的尧舜之道。墨子大量注释援引古文献《夏书》《殷书》《周书》《泰誓》《禹誓》《汤说》《周诗》《大雅》等，力图表达自己的兼爱、博爱理想。诸子百家对古文献的研究与整理奠定了他们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师地位，也为后来的民间文献学家、藏书家注入了“以书明道，以书传道”的道德底线。
　　隋唐以前，汉末三国有曹曾处乱世“虑先文烟没，乃积石为仓以藏书”。南朝梁宗室萧静家中“散书满席，手自雠校”。梁人袁峻“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根据《梁书·五十一卷·处士篇》记载，《七录》的编撰者阮孝绪不求达贵，虽有遗财百余万，一无所纳，尽归他人，凡亲友贵显屡至其门，阮孝绪常逃匿不与相见，终身以书为乐，认为：“夫至道之本，贵在无为；圣人之迹，存乎拯弊。……不究其本，则道实交丧……”。其尊书崇道精神为当时名流所钦佩，死后谥号为“文贞居士”。所著《七录》等书二百五十卷，开创了私撰目录之先风。
　　北宋进士尤袤，官至礼部尚书，据《宋史389卷》记载，尤袤不仅勤奋政事、忧国忧民，而且视书如命，勤读勤抄，常闭门谢客，日记手抄，网罗各种图书，久之藏书逾万卷。所撰书目《遂书堂书目》开创了后世版本学之先风。其中对书的描述“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已成为中国文人精神生活的写照。
　　古代民间藏书家、目录学家的成就往往非一人之力而成。例如阮孝绪的《七录》背后有刘杳的慷慨赠予。刘杳曾为太学博士，喜好藏书，当他获知阮孝绪已着手编制《七录》，毫不犹豫将自己抄集资料全部赠予阮孝绪，这种不隐秘所得、成人之美的情操表现了古代图书馆人应有的“甘为人梯”胸怀。又如，宋时著名藏书家晁公武的藏书形成亦借助了四川转运使井度之力。井度天资好书，任官时，常以俸禄之半传录异书。井度积二十年藏书，全部赠与晁公武，晁公武从此成为有巨量藏书的名家。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序》中忆及此段往事说到：“夫世之书多矣，顾非一人之力所能聚……”。并提到：“书凡五十箧，合吾家旧藏，除其复重，得二万四千五百卷有奇。今三荣僻左少事，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指论之。岂敢效二三子之博闻，所期者不坠家声而已。书则固自若也。傥遇其子孙之贤者，当如约。”其中，爱书惜书、日夕躬耕以及对子孙守护藏书的殷殷期望跃然纸上。
　　明清时期许多文人对书籍尤其古籍的喜好达到了不惜重金求购征集的程度。如明代汲古阁毛晋曾张榜于门：“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两百；有以旧钞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毛晋的藏书常常盖有一印：“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室，当念斯言……”。古代藏书家这种强烈的“尊书重道”“以书传于子孙”的职业精神使得大量古代典籍得以代代传承并保存到今日。
　　
　　5 近代图书馆的兴起与“变法图强”
　　
　　清末，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开路，大规模入侵中国，社会危机从军事到经济、再到政治、文化。在这个时期，张之洞编撰的《书目答问》不仅解答了“书以何本为善”的读书治学导读问题，更是体现了张之洞力挽颓败国势，期望“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的“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的政治理想。
　　张之洞等人不仅发起旨在发展中国工业、建设国防、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还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具有近代性质的学院图书馆即广雅书院的藏书楼一冠冕楼，并亲自出任广雅书院第一任院长。以后，广雅书院冠冕楼在浓厚的维新学术空气影响下，被建设成具有鲜明近代色彩的图书馆。一是藏书内容着眼于应用。除传统的经史子集丛书外，还收藏了当时流行的西政丛书、西学大成、西艺新知、泰西新史揽要、各国交涉公法等汉译西书；二是设专人管理藏书，并建立便利读者利用的阅览规则及措施；三是编有藏书目录，以便师生检目借阅；四是提供复本供院外士人借阅，对于培养洋务方面的新型人才已有显著贡献。
　　随着西方科学、经济、民主、政体等著作在中国的引入与翻译，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了倡导变法的维新运动。康、梁等人变法的手段之一就是编制译书目录，提倡建立近代图书馆。例如，康有为在1896年刊布了《日本书目志》，以此向国内介绍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书刊。梁启超发表了《西书提要》及《西学书目表》，认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译西书为功”。康有为于1895年上书光绪皇帝，“请皇上大开便殿，广陈图书”，并说三年之后，“书藏遍设，报馆盛开，诸学明备，成才如麻，百废举而风俗成”。梁启超在其主持的《时务报》上撰《变法通义》一再强调建图书馆，普及文化、培养人才的重要。到戊戌变法时期，创办图书馆的社会舆论达到高潮，近代性质的图书馆逐步普及。例如1898年，在百日维新运动中，我国第一所近代高等学校——京师大学堂成立，1902年大学堂藏书楼正式成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颇具维新思想的张元济．光绪末年与陈昭常、张萌堂等人在北京开办了“通艺学堂”，教授英文、数学等科目，1897年创建了通艺学堂图书馆，是我国第一个使用“图书馆”名称并订有章程的近代图书馆。1904年张元济再次创办了民国初年最大的私立图书馆——东方图书馆，该图书馆以藏书之多以及公开阅览而闻名全国。
　　与此同时，罗振玉、王国维创办的《教育世界》杂志，经常介绍欧美、日本等国的公共图书馆及图书馆教育的情况，建议由学部倡率，京师及各省城均建图书馆，收藏中西日文书籍，供民众阅览。
　　1910年清政府学部颁定“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20条，规定除开办京师图书馆外，限各省图书馆“于宣统二年一律成立”“各府、厅、州、县治应依筹备年限以次设立”。依照政令，1904年湖南省图书馆博物馆、湖北图书馆、浙江海宁州图书馆、福建图书馆相继成立。1906年黑龙江省图书馆、1907年奉天图书馆(即今沈阳市图书馆)、直隶图书馆、1908年江南图书馆先后成立。从宣统至民国初期(1908—1913)，山东、山西、河南、吉林、云南、陕西、广东、广西、甘肃、贵州等成立省级图书馆。此外，还有一些市立图书馆以及大学图书馆大批建成，如沪江大学图书馆、武昌文华公书林、华西协和大学图书馆、清华学校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等，还有一些专门图书馆(如东三省陆海军图书馆、武进商会图书馆)和通俗图书馆(上海工部局华童图书馆、京师通俗图书馆)涌现出来。
　　由此往后的近半个世纪里，近代图书馆作为传播科学、推广新文化、启迪民智、唤醒觉悟、推动社会变革、推动社会民主进步不可缺少的社会公器之一的理念已经受到所有明智人士与进步人士的重视。即便在北洋军阀时期，或是国民党政府期间，仍然颁布了一系列图书馆法规。如北洋政府于1915年公布的《通俗图书馆规程》和《图书馆规程》。国民党政府颁布的1927年的《图书馆条例》、1930年的《图书馆规程》、1939年的《修正图书馆规程》、1947年修订的《图书馆规程》。
　　
　　6 图书馆员职业精神的缺失与重塑
　　
　　从古代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出现了如下方面的重要变化：图书馆由国家与政府投资兴办，无偿提供大众服务；图书馆的保存文化遗产、学术研究职能向社会教育职能转化，强调图书馆是启迪民智、提供自学的场所；图书馆由“以书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化，以“藏”为主向以“用”为主，藏用结合发展；封闭式藏书向开放式藏书演变。图书馆开始实施平等、免费、无歧视服务原则，实施方便使用、延长开放时间、进行开架服务尝试等。
　　从近代图书馆到现代图书馆，最大的变化在于：图书馆已经成为社会信息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作为经济力、文化力竞争的一种重要手段，日益受到不同国家与地区的重视，图书馆的投入不断加大，图书馆的现代化设施不断增加，图书馆的技术色彩日益显著，社会大众对图书馆的服务质量与要求越来越高。由此，现代图书馆的社会职能进一步演变，图书馆员的社会角色与职业道德再次增添新的内涵。
　　现代图书馆的日益普及与发展又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图书馆不再是少数人把持垄断的地方，图书馆的读者日益增多，图书馆的服务功能日益突出，图书馆员的技术含量日益提高；另一方面，图书馆工作变成一种普通的社会职业，图书馆员的成分与地位日益复杂，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人员可能来源于社会不同阶层，甚至来源于把图书馆作为一种个人谋生或生存手段的人们。由此，图书馆员不再具备以往政府官员的身份，更不是以往承袭家传的书香门第之子，缺乏人文知识与素养的技术人员日益增加，图书馆员的职业日益边缘化，古代藏书楼里的“尊书重道”的职业精神逐渐淡忘，“以书传道”的职业意识日益淡漠。因此，倡导图书馆员的社会责任意识，提倡“以书修身、以书传道、以书育人、以书服务社会大众”的职业精神是现代图书馆员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
　　作为现代图书馆员的职业之“道”与古代图书馆员的“修身”“治国”“平天下”之“道”已经大相径庭，衡量今日图书馆员的“尊书重道”精神，可以通过如下几方而检测：(1)是否具有高度知识内容为基础的专业能力；(2)是否在专业能力的发挥方面有为公众服务的态度与志向；(3)在行使专业能力时是否有自律性；(4)是否具有基于专业能力的专业献身精神。无专业能力则谈不上明道、崇道与重道；无为公众服务的态度、志向与献身精神，则谈不上传道与育人；无自律性，则充其量是一个不能将服务落到实处的夸夸其谈者。至于具有高度知识内容为基础的专业能力，则指现代图书馆员的图书文献管理能力、知识信息导读与导航能力、社会文化传播能力、社会教育与科学普及能力等方面。
　　图书馆馆员的称呼，从古代的柱下史、兰台令、秘书监、藏书家，到近现代的图书馆管理员、助理馆员、馆员、研究馆员、咨询馆员、学科馆员、知识导航员，不仅意味着图书馆员形象的改变，更意味着图书馆工作内涵、读者要求、社会环境压力的改变。现代社会图书馆的读者已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每一个到馆的读者，往往希望看到的是最具书卷气、最有知识内涵、最有敬业精神的图书馆员，他们希望与有知识的图书馆员交谈，希望图书馆员能够对自己的学业、学术、阅读、查询、检索提供实质性的服务和建设建议。当图书馆员不能解答读者哪怕一个极小的问题，不能满足读者的一个微小建议，他们必然对图书馆员的专业能力与敬业精神提出怀疑。
　　图书馆正在经历革命，每时每刻都在涌入新的东西，随着社会的进步，图书馆员应进一步弘扬中国古代图书馆人的“以书传道”“尊书重道”精神，将传统之“道”赋予新的内涵，不仅强调现代图书馆员高超的信息素养与技术操作能力，更要倡导图书馆员的人文、人道、民主、进步的服务意识与献身图书事业的高尚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