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宦官制度相关详细介绍
宦官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阶层。宦官在宫廷内侍奉皇族,与君主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接下来就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东汉的宦官制度，欢迎阅读!
东汉的宦官制度相关介绍
西汉建立之初，对外大封同姓宗室为王，对内大封功臣为列侯，内外互相维护犹嫌不够，再用外戚以为辅助。吴楚七国之乱后，宗室地位曰削，功臣也遭猜忌，外戚势力有所抬头。
到东汉，皇室多与豪强联姻，以便取得他们的支持，宋巩固政权。一些豪强与皇室联姻后，便成为皇亲国戚，权势迅速扩展起来，逐渐形成外戚专权的局面。东汉 诸帝又多幼年即位、夭折、绝嗣，遂多由母后临朝，这也使外戚得以专权。小皇帝即位后，不能理事，全靠母亲，母亲信用娘舅家，皇帝就成了傀儡。皇帝慢慢长大 后，不甘心大权旁落，朝臣们也多在外戚操纵之下，皇帝只好依靠自己身边的宦官来打击外戚。光武中兴后，宦官悉用阉人，正式形成宦官集团。东汉中、末期，就 是在外戚和宦官两种势力的较量中度过。在反复斗争中，宦官权力不断扩大，直到专断朝政。
汉章帝(76年即位)时，纳窦氏女为贵人，后 立为皇后。皇后兄窦宪为侍中、虎贲中郎将，弟窦笃为黄门侍郎，并侍宫省，宠贵曰甚。他们肆意掠夺土地、财产，甚至连皇室成员都不放在眼中。一次，窦宪以贱 价强行夺取沁心公主(明帝的女儿)的园田，公主不敢与之计较，但章帝尚能控制政局。章帝召窦宪斥责：“你夺公主园田，何异于赵高指鹿为马?!贵为公主尚且 被夺田霸产，何况小民!朝廷要废弃你，就像扔掉小鸡、老鼠一样!”直到窦后撕破自己的衣服前来谢罪，章帝才算罢休。
章和二年(88) 汉章帝死，10岁的太子即位，是为和帝。窦太后临朝听政，窦宪以侍中身分内管机密，出宣诰命。弟笃为虎贲中郎将，弟景、瓌并为中常侍，均据要职。永元元年 (89)窦宪、耿夔率军破匈奴于稽落山(在今内蒙古)招降20余万人。窦宪率军至燕然山(蒙古杭爱山)，刻石记载此次战争经过。窦宪既立大功，名声大震。 朝中大臣慑于他们的威势，多看他们的脸色办事。地方刺史、郡守、县令多出其门下。他们欺压吏民，竞相敛财纳贿。
和帝15岁时，对窦宪 等外戚干政极为不满，但又无法与朝臣接近，只与宦官朝夕相处。和帝认为只有中常侍、钩盾令郑众机敏有心计，遂与他计谋除窦宪之事。郑众出主意，要乘窦宪回 京之时动手。宪回京，和帝一面派大臣到郊外迎接，一面诏令执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卫南、北宫，闭城门，尽捕窦宪的爪牙。用武力逼迫窦宪交出大将军印授，更封 为冠军侯，令其与诸兄弟立即回封国。不久，又嘱使者逼其自杀。
宦官郑众以功升大长秋，后又封为鄛乡侯，宦官从此参政。史家评说：宦官窃权之祸，自此始矣!
和帝27岁驾崩，幼子才百曰，迎立为太子，和帝邓皇后，以太后身分临朝听政。这个小殇帝几个月后死去，邓太后又立长子祜为皇帝，是为安帝，年仅13岁， 仍由邓太后临朝。太后兄邓骘崇信曰隆，官拜大将军。邓家累世宠贵，封侯者29人，大将军以下13人，州牧、郡守48人，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计其 数。公元121年，邓太后去世，外戚失去了靠山。
安帝亲政后，立即动手收拾外戚，以“邓氏阴谋废帝”为罪名，杀了邓氏兄弟，宗族子弟一律免官，勒归原籍。同时，封亲信宦官江京为都乡侯，李闰为雍乡侯，樊丰、刘安、陈达等宦官也显赫一时。樊丰等人调发钱财、木料，营造房屋、坟地、园地，太尉杨震谏阻反被免官。
公元125年，安帝在南巡途中死去，宫廷中又充满了杀机，经过一番激烈的较量，以孙程为首的19个宦官取得了宫廷政变的胜利，拥戴12岁的济阴王刘保即 位，是为顺帝。逼安帝皇后阎氏迁往离宫，其弟阎显和江京等宦官均被处死。孙程被封为浮阳侯，食邑万户;中黄门王庚为华容侯;长乐太官丞王国为郦侯，各食邑 九千户，余下皆封侯、食邑，计19侯也。人言，汉室与宦官共天下。
宦官得志，飞扬跋扈，孙程等19侯，自恃功高，往往在殿上相争，不 守臣节。有大臣上奏，称孙程等干乱悖逆，久留京都，必为大患。顺帝被迫下诏将孙程等徙封远县。两年后又诏令回京，依然宠幸。孙程临终，遗言上书，以侯国传 给弟弟孙美。顺帝许之，却将国分为两半，一半封给孙程的养子寿。第二年，又下诏，规定宦官的养子均可袭封爵位，遂成为定例。
顺帝在位 19年，后来皇后梁氏娘家人逐渐参政，父梁商，兄梁冀先后任大将军，外戚势力又开始抬头。顺帝无子，立后宫美人子炳为太子。公元144年，顺帝死，太子炳 即位，为冲帝，只有两岁。梁皇后进为太后，临朝听政。只一年，冲帝亡。又迎立渤海王子缵，为质帝，年8岁，仍是梁太后临朝，梁冀把持朝政。梁冀挟权专恣， 恃势横行，一曰，质帝指着梁冀说：“这正是跋扈将军呢!”梁冀心惊，想道：“这小皇帝这么小就如此厉害，如他长成，如何得了!”所以暗嘱内侍，将毒饼送给 质帝吃，将他毒死。然后梁冀做主，立蠡吾侯志为帝，为桓帝，年15岁，梁太后仍临朝。自此，梁家权倾天下，梁氏一门前后7个封侯，3个皇后，6个贵人，两 位大将军，卿、将、尹、校57人，宫卫内侍，均为梁家走卒。四方贡献给皇帝的奇珍异宝，得先选好的送到梁府，才能献给皇帝，内外官员升迁，得到梁府去谢 恩。凡不肯附和梁冀的官吏，均遭诬杀。梁冀在生活上骄奢淫逸，在洛阳城中修建两座富丽堂皇的宅第。又广开园囿，多养奇禽异兽。又在城西建有兔苑，绵延数十 里对梁冀的飞扬跋扈，桓帝一向敢怒不敢言。一天，桓帝借上厕所之机，偷着问随侍的小黄门(宦官)唐衡：“我身边的人，谁与梁冀没有关系?”唐衡告诉桓帝： “中常侍单超、小黄门左悺、中常侍徐璜、黄门令具瑗，都与梁氏有隙，不过口不敢言，容忍至今。”于是桓帝召宋单超、左悺，对他们说：“梁将军兄弟专朝，迫 胁内外，公卿以下，从其风旨，今欲诛之，于常侍意如何?”单超等说：“诚国奸贼，当诛曰久。”又召宋徐璜、具瑗，计议翦除梁冀。桓帝咬单超臂，出血为盟。 黄门令具瑗召集虎贲、羽林、剑戟土一千余人，会同司隶校尉张彪等，包围梁冀住宅，收回他的大将军印授。梁冀夫妇于当曰仰药自杀，梁党公卿、列校、刺史、二 千石数十人连坐致死，遭黜免故吏、宾客 300多人，朝廷官员几乎被罢免一空!
单超等5个宦官以诛灭外戚有功，均封侯：单超为新丰 侯，食邑二万户;徐璜为武原侯，具瑗为东武阳侯，食邑各 1500户;左棺为上蔡侯，唐衡为汝阳侯，各食邑1300户。五侯之外，又封了一些宦官为乡侯。 此后到灵帝末年的30年间，东汉的宦官势力曰盛一曰，一直把持着朝政。
五侯掌权后，骄横跋扈，狐假虎威，无恶不作。公元160年，单 超死，皇帝赐予东宫秘器、棺中玉具，发五营骑士、将作大匠起冢茔，备极显赫。左悺等四侯，更加骄横，竞起宅第，多娶良人美女为姬妾，衣必绮罗饰必金玉，与 宫中嫔妃差不多。时人称他们“左回天，具独坐(专横无比)，徐卧虎，唐两堕(两可、恣意胡为之意)”。他们收养子，或取自同宗，或乞诸异姓，或买奴为子， 谋袭封爵，兄弟姻亲，都乘势攀援，出宰州郡，贪赃枉法，搜刮百姓，与盗贼无异。尚书朱穆、太尉杨秉、司隶校尉卧縯不断参奏、弹劾宦官的恶行，罪证凿凿，桓 帝不得不惩治了几个宦官，但对整个宦官势力并未根本触动。桓帝后期和灵帝时期(在位21年)，东汉朝廷几乎是宦官的天下了。
有一则故 事，可以说明当时宦官权势之大。一个有钱的人叫孟陀，想当官，就贿赂中常侍张让的管家，要管家设法当众拜他一拜。一天，孟陀到张让家门口，见张家门前的车 有成百上千辆。管家见孟陀来了，马上率领一帮家奴迎上来，把他的车子抬进门去。众有求于张让的人见了，以为孟陀是张让的密友，争先恐后地送礼物给他。孟陀 仅拿出其中的一部分礼物送给了张让，就求了个凉州刺史。昏庸的灵帝还说什么“张常侍(张让)是我公，赵常侍(赵忠)是我母”。主奴关系完全颠倒了!大宦官 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今河南沁阳)令，暴虐无道，竟以杀孕妇取乐。听说李膺出任司隶校尉，吓得逃到京师，藏到他哥哥张让家的大柱子中。李膺侦知，率吏卒至 张让家，打破柱子，捕走张朔，依法处死。张让告到皇帝面前，李膺据理力争，皇帝无言以对。从此，黄门常侍都提心吊胆，连休假都不敢出宫门。皇帝问何故，叩 头哭泣，说：“怕李校尉。”
当时京师太学里，有3万多太学生，以郭泰、贾彪为首。太学是光武帝刘秀创办的最高学府，是专门培养官吏的 地方。太学生们纵论时局，抨击宦官，推崇正直的官僚。他们评论说：“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言语中 十分佩服这些官僚的节操。由于宦官的亲属抢占了大量的地方官职，影响了太学生们的仕途，因而他们与上述正直官僚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一个反对宦官集团的党 派。
桓帝末年，太学生发动两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一次是永兴元年(153)，为了朱穆。朱穆出任冀州刺史时，那些由宦官安排的县令邑 长，害怕朱穆弹劾，纷纷解印去官，逃走40多人。有几个情急自杀，有的被朱穆治了罪。恰值黄河泛滥，饥寒流民遍野，而宦官赵忠父亲死了，竟越礼用玉匣。朱 穆得知，下令检查，官吏知他严厉，就挖墓破棺，陈尸出之。皇帝闻知大怒，将朱穆拘逮回京。此事激怒了太学生，以刘陶为首的数千人到宫门上书，要求释放朱 穆，称赞他是不顾个人安危，严格执行国家法纪的贤臣。桓帝见书，放回朱穆。第二次请愿发生在延熹五年(162)，度辽将军皇甫规平羌有功，宦官徐璜、左棺 索贿未遂，即诬告其侵吞军饷，被系捕回朝。太学生张凤等300多人，与正直官僚一起上书援救。皇甫规遇赦归家。
另外，许多中下层的官吏，也不满宦官政治，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惩治宦官及其爪牙。
官僚和太学士反对宦官专权，宦官集团也不是好惹的，终于发生了第一次党锢事件。
延熹九年(166)，宦官党羽张成善占卜，预卜将有大赦，便教子杀人。被司隶李膺督促收捕，不久，果然下令大赦。李膺见杀人犯将被赦，十分愤恨，遂不顾 赦令，坚持处死张成之子。大宦官侯览指使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趋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在宦官的蛊 惑下，桓帝大怒，于是诏令郡国，逮捕党人。太尉陈蕃不肯搜捕，说：“现在搜捕的人，都是忧国忧民的忠臣，岂能随便罗致罪名逮捕?”桓帝更怒，逮捕了李膺， 下到黄门北寺狱，株连御史陈翔等200余人，均下狱严讯。还派出使者四处追捕在逃的“党人”。
李膺等人在狱中交待党人时，故意率引一些宦官子弟，宦官怕受株连，也不敢再坚持搜逮党人了。外戚窦武、尚书霍谞也上书为“党人”讼冤。碍于岳父的情面，桓帝从宽发落，赦免李膺等“党人”，驱逐回乡，但禁锢终身，不得为官。
第二次党锢事件开始于灵帝建宁二年(169)，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株连之广，均超过了第一次。
桓帝耽恋酒色，三立皇后，贵人数十，宫女百千，却无子嗣。公元167年，桓帝死。皇后窦氏的父亲窦武等拥立解读亭侯刘宏为帝，是为灵帝，年仅12岁。窦 太后临朝，用窦武为大将军，陈蕃为右傅，共参政事。帝乳母赵娆性情狡黠，善揣人意，与中常侍曹节、王甫勾结，朋比为奸，谄媚太后。太后十分信任他们。陈蕃 私下对窦武说：“曹节、王甫在先帝时已操弄国权，浊乱海内，如不设计除奸，后必难图!”窦武与太后商议诛灭宦官。太后不准。事泄，赵娆、王甫、曹节挟持、 拥卫在灵帝左右，派人去杀窦武。窦武避入兵营，下令军士：“黄门、常侍反，尽力者封侯重赏。”王甫率兵数千，与窦武对峙，王甫军大呼：“窦武反，汝皆禁 兵，当宿卫宫省，何故随反者?”武军纷纷弃械投降。窦武拍马逃走，王甫紧追。窦武无路可走，拔剑自刎。又捉住陈蕃，杀之。曹节又乘机秦请灵帝，收捕李膺等 100多人，偷偷地全部杀害了。宦官集团又在全国大肆搜捕、杀害党人，几天时间，被杀害、监禁、流放的党人达六七百。接着又关押了1000多名太学生。以 后又诏令州郡，将党人的门生、故吏及父子、兄弟凡在官位者，一律免官禁锢，并株连五服之内的亲属。因镇压党人有功，曹节官迁长乐卫尉，封肓阳侯;王甫迁中 常侍，守黄门令如故。从此，曹节、王甫扇动内外，奸虐弄权，父兄子弟皆为卿、校、牧、令，遍及天下。王甫养子王吉为地方官5年，竟残害百姓万余人。
公元189年，灵帝死，皇子辩即位，年14岁，是为少帝，何太后临朝。早先，灵帝何皇后生子辩，王美人生子协。何后鸩杀了王美人，协养于灵帝生母董太后 宫中。董太后欲立协为太子，灵帝也同意，中常侍蹇硕奏：“若欲立协，必先诛何进，以绝后患。”何进是何后兄，为大将军。帝召何进入宫，至宫门口，司马潘隐 告之：“帝欲杀你。”何进急归内宅。潘隐随后至，对何进讲：“御驾已崩，蹇硕矫旨，欲杀你，赶快想办法吧!”何进忙屯兵以待。刘辩即位后，何太后掌大权。 司隶校尉袁绍带兵5000人入宫，要抓蹇硕，硕慌忙避入御花园，为中常侍郭胜所杀。袁绍又劝说何进，杀尽宦官。何进入宫说何太后，何太后说：“中官统领禁 省，乃是汉家故事，何必尽除?”张让、赵忠闻讯，又使人贿赂何太后的母亲和弟弟，使之为他们在太后面前说项。何进无法，又找袁绍出主意。袁绍说，可召四方 英雄，统率大军来京，尽诛阉竖。号令一下，地方军阀董卓等均领兵前宋。张让知之，与同伙议曰：“此何进之谋，我等若不先下手，皆灭族矣!”于是，在长乐宫 嘉德门内埋伏刀斧手，然后请太后下诏召何进进宫议事。袁绍说，这是宦官们的阴谋，劝何进不要进宫。何进不听，袁绍只好选精兵千余，令弟袁术引兵布于青琐门 外。何进至嘉德殿门，袁绍等被留在门外。张让、段珪迎出，围住何进。张让历数何进罪行，何进想退，宫门已闭，伏甲齐出，将何进斩为两段。袁绍久等不见何进 出，在门外大叫。张让将何进头从墙上抛出来，说：“何进谋反，已伏诛!”袁绍大叫：“阉官谋杀大臣!”何进部将吴匡在门外放起火来，袁术引兵攻入宫廷，见 宦官就杀。张让、段珪、曹节等劫太后、少帝、陈留王走北宫，被大臣卢植撞见，大叫：“段珪逆贼，安敢动太后!”段硅回身就走，与张让拥少帝及陈留王奔北邙 山。后面大队人马追赶，张让走投无路，投水而死，段硅被杀。洛阳小儿唱歌谣：“帝非帝，王非王，千乘万骑走北邙”，说的就是这件事。袁绍领兵宫内外追杀宦 官，凡无须者，不分老少，均杀之，有些是误杀。至此，朋比为奸的张让、赵忠、曹节、侯览等“十常侍”均被杀死。袁绍尽杀宦官，汉代也随之灭亡，代之以三足 鼎立的三国时代。
东汉宦官的分化与生死内斗
东汉宦官的分化，是由东汉宦官的发展而来的。
东汉宦官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郑众、蔡伦算是起点，既是过门，也是序曲。李闰、江京、樊丰等人的出现，是东汉宦官发展的第一次高潮;孙程暴动打断了这次高潮，成为东汉宦官发展中的一道重要分界与桥梁，标志着东汉宦官的发展由上游进入中游，由第一次高潮进入第二次高潮，但这次发展进程很快被外戚梁氏(尤其是梁冀)家族的兴起所阻断和湮没。当梁冀被以“五侯”为首的宦官终结后，东汉宦官迎来了发展的第三次浪潮，——也是最后一次和最高潮。这最后的高潮，中间经历两次“党锢之祸”——包括夹在其间的“窦、陈之难”——的刺激与激荡，将东汉宦官的政治势力，推上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
伴随着东汉宦官跌宕起伏式的兴起与发展，宦官间的分化与内讧也随之出现，——发展就意味着分化，分化也是一种发展，——并呈现出频繁激烈与残酷无情的一面。可以说，东汉宦官的每一次兴起与膨胀，都会引发宦官自身的分化与内斗，其中尤以宦官与外戚的交替掌权和彼此缠斗，成为诱发东汉宦官分化与内斗的一道突出背景和原因。
此外，也还有别的背景和原因。
要说东汉宦官的分化，得从蔡伦说起。
东汉宦官在蔡伦以前基本是个相对平静的整体，但在蔡伦以后，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蔡伦的死，划出了一道标志线。
蔡伦自杀，我们不清楚背后是否有其他宦官的身影，但蔡伦活着的时候，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独来独往的逍遥派。史书上说，“(伦)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后汉书宦者列传》，以下凡引自《后汉书》者，只列篇名)。虽然这里只是说“每至休沐”，而且，他“闭门绝宾”，绝的是些什么“宾”，也没有明确说，但透过这句话，以及整篇的蔡伦传，我们得到的印象是，蔡伦是个偏于独来独往的人。在有关蔡伦的叙述中，你几乎见不到有其他宦官名字和身影的出现。这一点，跟日后东汉宦官动辄成群的景象，形成了绝大反差和对照。蔡伦之所以会是独自一人的形象，原因之一，也许是他很忙。蔡伦是个宦官，还是个著名的发明家和身兼多职者，除了众所周知的“蔡侯纸”，蔡伦还曾负责监造皇家兵器，而且同样是“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宦者列传》)他还负责过监典皇家图书馆的图书校对。此外，蔡伦还要参与宫廷政事，还负责审案，汉章帝时的宋贵人案件，就是蔡伦负责审理的，结果宋贵人姐妹双双自杀，后来这成了蔡伦自杀的由头，听起来有点佛家因果报应的意思。
这么忙的一个人，大概是很难得有空去跟什么人，包括他那些宦官同事们，来来往往的。所以，我猜想《宦者列传》里那句“闭门绝宾”的“宾”，应该包括了蔡伦的宦官同僚。而“闭门”与“绝”两个动词，在不动声色中，体现出主观选择的意思。蔡伦这么做，我想除了他很忙以外，更有可能跟蔡伦的某种气质特征有关。在蔡伦的身上，似乎有一种清洁自傲的东西(当然他有这个资本)。除“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外，当蔡伦一听说汉安帝要他“自致廷尉”，——就是去办案中心投案自首，——蔡伦立马“乃沐浴整衣冠，饮药而死”，因为他“耻受辱”。
蔡伦这种独来独往的形象，除了独特气质和没空外，还可以找到另一个原因，这就是蔡伦所处的时代。
蔡伦在明帝末年“始给事宫掖”，基本生活于章、和、安帝三朝。这个时期，正是东汉王朝，特别是东汉宫廷政治转向的大关节，也是东汉宦官出现重大变化的时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范晔在《宦者列传》里说的：
自明帝以后，迄乎延平，委用渐大，而其员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门二十人，改以金珰右貂，兼领卿署之职。邓后以女主临政，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廷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宦者列传》)
章帝以后，窦太后和邓太后先后“临朝称制”，导致宦官使用的扩大和势头的上升，但范晔在这里对“邓后以女主临政”的特意强调，仍值得注意，因为这才是东汉宦官发展变化的一道重要分界。在此之前，除郑众外，没有出现其他具有独立形象的宦官，但郑众的出现(指其终结窦宪一事)，多少带有偶然和孤立的味道，只有在邓绥当政以后，——邓绥临朝当政前后长达十六年，直到她驾崩为止，这是个不可忽略的关键因素。——东汉宦官才从整体上获得了真正的、更具纵深和持续性的历史发展机遇，蔡伦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得到了邓太后的青睐：
元初元年，邓太后以伦久宿卫，封为龙亭侯，邑三百户。后为长乐太仆。(《宦者列传》)
蔡伦是继郑众之后，第二位封侯的东汉宦官。长乐是两汉皇太后的宫名，后来就成为皇太后系统官称的前置定语。长乐太仆是所谓“太后三卿”之一，担任这个职务的，既有宦官，也有非宦官的其他知名人士，其地位甚至要高于朝廷九卿之一的太仆，由此可见太后邓绥对于蔡伦的亲信。
正是邓绥对于蔡伦的亲信与重用，使得蔡伦在当时的宦官群体中脱颖而出，跻身于重要权臣之列，为此竟成为某些人暗中愤疾，甚至想加以清除的目标。
从以上叙述、分析可以看出，蔡伦的独来独往，其实是东汉宦官发展与分化的结果，是东汉宦官分化的最初表现。换言之，它是蔡伦所处时代映照下的特别现象。而东汉宦官分化的最初动因，在于利益与权力的附加和扩张，它们成为分化的催化剂。权力与利益的非常态重置，打破了以往宦官环境的自然常态，使之趋于异化和分解。这一点，跟教科书上所说的原始社会的瓦解有所相似。原先是集体中安静、平常的一分子，由于某种机遇的偶然出现，或个人能力的特殊表现，率先从群体中结晶出来，成为令人瞩目或高高在上的人物。郑众和蔡伦可以说是东汉宦官的两个先进典型，属于先“贵”起来的两个人，他俩最早以宦官之身，获得宫廷中的尊显地位和特殊权力。不过，郑众与蔡伦虽然基本同时，却要早死七年，因此相比于蔡伦，距东汉宦官公开的大裂变，就还有一段时间。
蔡伦则完全处在了东汉宦官大裂变的前夜，成为东汉宦官历史变迁中的过渡人物，他的一只脚已踏进时代转换的车辙中。——说起来，蔡伦的死，背后是否有其他宦官的身影，始终暗藏着一层迷雾。
就东汉而言，蔡伦的死，像一个铰链，它连接着两头，一头是相对平静的古典社会，一头是充满风暴与急流的动荡时代。在蔡伦之前，郑众以外，史籍中极少出现有名有姓的(东汉)宦官，蔡伦死后，有名有姓的宦官，像雨后春笋一样，突然成群地一下子冒了出来。
东汉宦官史上的第一件大事，是孙程暴动。
延光四年(125)，就是蔡伦自杀后的第四年，东汉宫廷内发生了一起从未有过的大冲突，据《孝顺帝纪》记载：
十一月丁巳，京师及郡国十六地震。是夜，中黄门孙程等十九人共斩江京、刘安、陈达等，迎济阴王于德阳殿西钟下，即皇帝位，年十一。
上面出现的人名，除济阴王(汉顺帝)外，全都是宦官。另有几名宦官，我们下面会说到。可以说，这是一场以宦官为主角的冲突。东汉宦官第一次公开的大冲突，就显示出人多势众的特点，还有就是暴力。
这场暴力冲突是怎么来的?它为何会成为一起以宦官为主角的冲突事件?
前面说过，邓太后临朝称制时期，因为是女主当家，不得不大量起用宦官。宦官在作用、地位、权力、形象以及利益上的骤然提升，肯定会大大激发宦官的自我意识和欲望的活跃与表现。不过邓绥在世时，她毕竟是一位有一定控制意识和控制力的女主，宦官很难获得自行其事、越界扩张的机会。到邓绥病危、弥留之际，一些聪明有心思的宦官，开始主动寻求自己的政治机会。李闰、江京和樊丰成为率先冲刺在前、跑得最快的三个人，成为这段时间宦官的三个代表。他们不再像郑众和蔡伦那样，单凭自身品德或一技之长，来坐等赢得皇帝或皇后(皇太后)的信任与重用。他们都是自我发动者，是积极主动、哪怕是不择手段去攫取自己权益的追逐者。按照某种习惯说法，你也可以把这叫作“宦官的自觉”。
并且，他们也不再像郑众和蔡伦那样，始终是独自一人、独来独往的形象，而是以四处结盟的形式，跟皇帝身边的其他亲信，诸如安帝的乳母王圣和她的女儿，皇后阎姬及其家族成员，皇帝的嫡母兄长耿宝，以及黄门令刘安和钩盾令陈达，加上几个附势其中的官员，共同形成了一个皇帝的私人政治小团体。
这个混合型的政治小团体的形成，显然跟安帝以往的政治处境有关。邓绥当政前后十六年，朝廷内外几成邓氏江山。到安帝接手时，他不可能不首先使用和依靠自己身边熟悉、信得过的人，也就是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说的：“十五载见郊见庙之天子，不能自保，大臣弗能救也，小臣越位孤鸣而置之死也，舍保母宦寺而谁依邪?”(《安帝》)
长期遭受压抑的汉安帝，在切实尝到权力的滋味后，他所表现出的政治风格，就是开放与自由(以他的远行巡游为代表，最后死在南巡的路上)，来作为过往压抑岁月的一种逆向补偿。于是这就给宫廷中的新生力量，尤其是几位特有活力的宦官，打开了一道奔涌的阐门，提供了激活与成长的现实环境。以宦官为骨干的政治小团体的形成，正是这种激活与成长的变态反应和自然结果。
通过这个政治小团体，通过政治组团的方式，东汉宦官迎来了它发展中的第一个小高潮。安帝亲政的四年里，三件大事的前后发生，集中凸显了宦官势力高潮的到来。
一，清除邓太后的政治遗留;
二，逼迫太尉杨震自杀;
三，废除太子刘保;
李闰、江京和樊丰等几位宦官，参与并主导了这几件大事的发生，成为其中的核心主角。不过，具体到每个人的参与情况，又各有侧重不同。
李闰主要参与了邓氏政治遗留的清除。
早在邓太后的政治晚年(其实际年龄刚刚四十而已)，时为中黄门的李闰，就已经跟乳母王圣一道，着眼于太后与皇帝之间的矛盾，有所言语和挑动，并借此成功进入安帝的视线。史书上说：
时邓太后临朝，帝不亲政事。小黄门李闰与帝乳母王圣常共谮太后兄执金吾悝等，言欲废帝，立平原王翼，帝每忿惧。及太后崩，遂诛邓氏而废平原王，封闰雍乡侯;(《宦官列传》)
通过对邓氏政治遗留的清除，李闰迅速获得了向上攀升的捷径，一路由中黄门而小黄门，小黄门而中常侍，升到了宦官权位的顶峰，成为继蔡伦之后，东汉第三位宦官封侯者，成了当时的宫中“红人”和要人。后来的大将军，时任大鸿胪的皇帝舅舅耿宝，为了李闰兄长的推荐之事，曾亲自跑去找太尉杨震托人情，并且说：
“李常侍国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宝唯传上意耳。”(《杨震列传》)
言语之间，很有点假传圣旨的味道(未必是假的)，李闰当时的权势，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李闰的政治发迹过程，就会发现他跟之前郑众和蔡伦的路径有所不同。郑、蔡二人皆因为皇帝或皇后(皇太后)的看中而崭露头角，李闰则完全是靠自己的主动表现而出人头地。郑、蔡行动都属于上级指示和组织安排的性质，李闰则是自我捕捉机遇，带有自主创业型宦官特色。如果不是李闰的主动表现，安帝未必会给他一个什么特别的任务和安排，充其量不过是提供一个任其发挥的环境、机遇而已。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李闰，实在难以说出他本身的重要性和特色究竟何在，但在当时，放在东汉宦官日后的发展线上来看，李闰却是真正的起步第一人，王夫之说：“宦寺之终亡汉，李闰、江京始之也。”(《读通鉴论安帝》)，这就是李闰的意义所在。显然，在东汉宦官发展与分化的道路上，李闰是个标志性的人物。
然而，出于某种不是很清晰的原因，李闰后来跟安帝的私人政治小团伙，有点渐渐疏离的意思。除了清除邓氏政治遗留外，在当时发生的诸多其它连串政治事件中，我们很少再见到李闰的身影，但这不是说，李闰就完全退出了这个政治小圈圈。
当李闰在政治上表现出趋于静态和有所止步时，江京的表现则大相径庭。从一开始在政治舞台上亮相起，江京就展现出一种彻底投身的姿态。从史籍记载来看，江京在宫廷政治中的起步，并不比李闰晚，却被李闰抢了先机。不过江京很快证明，我江京才是当今宦官第一人。江京继李闰之后，成为东汉宦官第四位封侯者，与李闰同时升为中常侍，并兼任了大长秋，成为宫廷之中地位最高、最具活力的宦官人物。
江京在官场政治中的快速崛起，显然跟他在政治作为上的积极姿态，甚至是激进表现有关。除杨震自杀外，——杨震之死，主谋推手是跟江京关系极为密切的中常侍樊丰。——江京几乎参与了当时所有的政治大事。他的身影出现在各个政治敏感和重要地带，是一个十足的政坛活跃分子。清除邓氏政治遗留有他，废除太子刘保，江京更是核心主谋之一。安帝南巡，路途驾崩，江京与阎皇后及其兄长阎显，还有樊丰等人一道，当即确立应对措施，成功摆脱“道崩”危机，将北乡侯刘懿立为皇帝。这就意味着，江京本人以无缝接轨的方式，由先前安帝政治小团体中的一员，转身成为以阎氏家族为核心的新贵集团中的一员，而且是铁杆成员和绝对核心，从而稳固了自己在风云变幻的最高权力场上的地位。
如果我们把蔡伦和李闰、江京三位宦官放在一起加以观察，就能看出东汉宦官历史变迁中的某种演变，或者说进化的轨迹。蔡伦的形象基本是独来独往，其身上更多体现出专业和职业技能特色。到李闰时，除了带有越界性质的政治参与，我们在他身上看不到更多别的东西，然而相比于稍后者如江京、樊丰之流，李闰在政治上的表现与行为，又仍带有某种“前现代”或古典时期偏于保守和谨慎的特点，显示出某种程度的知所进退(李闰后来的保命，当与此有关)，跟江京等人把自己完全“扔”出去的做法，有明显不同。江京则已纯然是日后东汉宦官主流行为方式的楷模与范本，不顾一切、翻江倒海是他的基本行为特征，这是一个在宦官事业上狂奔迅跑的人，直到命丧刀刃之下。
宦官制度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的历史自始皇君主制集权，主要有两大矛盾，一是朝廷中(本来朝廷我都想写zhongyang两个字，但这个词有篇文因此被知乎河蟹过)君权与相权的此消彼长的内部根本矛盾;二是朝廷与地方实权派的拉锯外部大局矛盾。
君权内部下，宦官、外戚、宗室(外放就成地方了)依附君上，天然加成，实打实的王党势力，但又与君主有权力冲突，一个不小心，就是大祸，很容易制度上不足，或君主自身势弱，在权力的游戏里倚重这三者过大，就摆脱自己掌控，反客为主。(唐朝中后期各方面全玩脱了)
宦官制度的起源有必然性，在于中国古代君主制度下的宗法世袭。君主设立宦官的主要和直接目的，是为了有人服侍禁宫的皇室成员，又要确保自己家天下血统的纯洁性。
宦官制度自先秦周代开始，到秦代的君主制集权。
既然是依附君权的产物，自然一直随君主制集权相始终。集权强，皇权内部的宦官就是家奴，成为君主手上打压相权和其他势力的棋子，集权势弱，架空君权，又不能治理国家机制使其正常运行，成为政权灭亡的直接推手之一。
秦代赵高染指相权失控。
汉代到东汉和帝时宦官开始被用于君权内部君主和外戚斗争的君主辅助，结果宦官外戚争斗，君权内部大乱，清洗了朝廷内部的相权，被地方实权派一锅端。东汉灭亡。
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相权和地方实权派高涨，君权衰弱，依附君权的宦官无所作为。
唐代，地方实权派藩镇过大分裂国家，唐廷不得已加强朝廷君权内部宦官权势，从监军开始，掌军，直至出征统军。把握禁军神策军这个京畿宫廷的护卫控制权。
自此唐代君主生死不由自己，废立由宦官决定。君权彻底被架空旁落。
两千年宦官制度最大为祸之时。
宋元惩前代之弊，集权高度上升，宋太祖一系列全套改革，朝廷内相权高涨，依附君权的三个势力都默默无闻，偶尔做个棋子起个小作用。
明清君主集权巅峰，号称专制。相权和地方实权派全部萎缩强压。君权下的宦官随着君主水涨船高，但君权内部权力高度集中在君主手中。明清完美的集权专制制度下，宦官就是君主玩权力游戏的棋子筹码。推出来杀人挡枪背黑锅，用过了一个纸条就解决。
一代君主一代宦官领袖，完全依附于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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