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东汉宦官专政的看法是什么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干扰政治的事,几乎是和王权、皇权的存在共始终的。接下来就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对东汉宦官专政的看法是什么，欢迎阅读!
对东汉宦官专政的看法
宦官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产,专制帝王的附属品。宦，原是星座名，因在帝星之侧，故用以称呼皇帝周围的亲幸。宦官并不始自封建社会，两周时代已有。《周礼》中有“阍人”，《诗》中有“寺人”。春秋时有齐寺人貂、晋寺人披，杜预注：“寺人，内阉官。”战国时有秦国宠臣景监， 赵国有宦者令缪贤，秦始皇任用宦者赵高，说明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已有宦官供职。但从西周到秦西汉王朝的长时期内，宦官只是作为内廷侍官的身份在皇宫供职，没有形成为政治集团。宦官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怡集团，形成于东汉时期。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在政治上社会上起了很大也很坏的作用。为什么东汉时期的宦官能形成政治集团，并造成宦官专政局面，本文将从政治环境、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三个层面加以分析说明。
一、政治环境基础
造成宦官专权的首要原因就是东汉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逐渐走向了反面，给宦官专政提供了制度便利。君权与相权之争是贯穿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发展的永恒矛盾。东汉建立后，刘秀采取了种种措施，来加强皇权。刘秀“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后汉书·仲长统传》)“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刘秀还将“尚书”的职权范围和机构进一步扩大，发展成为“尚书台”。尚书台各级官员的官阶虽低，但是，朝廷之上，事无巨细，无所不掌，权力极大，并直接听命于皇帝。东汉对尚书台“官小权大”的特殊设置，目的就是为了抑制相权。这种措施在东汉初年确实起到了明显的作用。然而，到了东汉中期，却发生了一种微妙的权力转移。由于东汉“ 内官悉用阉人, 不复杂调他士”。而尚书台职微权重，既拥有实际权力，又便于皇帝控制，所以自然也就便利于宦官的控制。东汉的宦官只要加有“平尚书事”、“录尚书事”的头衔，就能指挥、控制尚书台，而一旦控制了尚书台，就实际控制了国家政权。因此，中央核心职能部门采用“职微权重”的设置在加强皇权的同时，也给宦官专权提供了制度方面的便利。
东汉宦官专权局面形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和帝始，皇帝多数夭折，往往是幼主继位，母后临朝。据《后汉书》记载，东汉中后期的十一个皇帝继位时的年龄情况是：和帝，年十岁;殇帝，百日小儿;安帝，十三岁;顺帝，十一岁;冲帝，两岁;质帝，八岁;桓帝，十五岁;灵帝，十二岁;少帝，十七岁;献帝，九岁。
由于皇帝大多夭亡，太子又年幼继位，于是，就出现了母后临朝，垂廉听政的的局面。“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后汉书˙皇后纪》)由于太后们大多年纪轻轻，缺少应有的政治经验和处理政事的能力，文化水平也大都低下。他们无法亲自驾驭庞大的国家机器，只能依靠娘家父兄帮助自己处理国家大事。如此国家大权便落入了外戚手中。
当皇帝成年后，为了夺回政权，而皇帝幼长深宫，势单力薄，关系最密切者，莫过于宦官。为解除外戚的威胁，只好依靠宦官。所“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后汉书˙宦者列传》)在同外戚集团的斗争中，宦官也就成为皇帝的天然盟友。于是，在宦官的帮助下，皇帝夺回了政权。于是有功的宦官“遂享土地之封，超登公卿之位”，国家权柄便逐渐转移到这群有功宦官手中。这种宦官专权的局面，就成为东汉中后期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 社会经济基础
东汉是封建生产关系迅速发展的时代，封建生产关系比西汉更趋于成熟。这个社会经济背景对东汉宦官集团的形成有决定意义。东汉宦官集团的形成，虽然有着失权的皇帝借助于宦官力量以除掉外戚、争夺权力的政治原因，但究其根源，还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相应的阶级、阶层势力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现。“在封建社会里，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所有制的形态、剥削方式和分配形式，同社会集团、政治集团的产生、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东汉宦官集团的产生与发展也须由此追本溯源。
食封制度是秦汉时期重要制度之一。食封制具体反映了社会各阶级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等级性特点，是划分封建社会等级的重要指标。自汉高祖建汉以来，功勋都有食封制的待遇，而宦官不得食封。这说明西汉初年的生产力尚未充分发展，宦官还无法获得稳固的社会经济基础的支撑。
变化发生在东汉和帝年间。郑众于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封郸乡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顺帝永和元年(136年)，和熹后益封三百户。和帝时虽然只有宦者一人封侯，却开了宦官封侯的先例，对此后影响很大。范晔有言:(宦官)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宫卿之贵，于是中官始盛焉。”而王夫之则评价道:“宦寺之亡汉自此始。”但这一阶段宦官封侯是个别的，食封数量也不大。然而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说明宦官自此登上政治舞台而“后宦寺益张而无所忌”。
到汉顺帝时，以孙程为代表的宦官集团的形成，是宦官集团发展的重要阶段。此时宦者食封数量大增，桓帝时的侯览宦官集团，已发展为直接掠夺土地，抢夺经济资源的境地。食邑已不能满足在政治上手握权柄的宦官的需要，他们利用手中职权，直接掠夺田宅。侯览“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佳家在济阻，与览并立田业，近济北界。”(《后汉书˙侯览传》)而到了汉灵帝时的曹节宦官集团，宦官集团食邑数量则呈现出急剧增长之势。曹节先封长安乡侯，食邑六百户;后又封育阳侯，增封三千户;再封冠军侯，增邑四午六百户，并前共七千六百户。宦官集团中的其他成员也获邑众多，如朱璃封都乡侯，食邑一千五百户，更封华容侯，食邑数不明。共普、张亮等五人，食邑共三百户。其余十一人，皆封关内侯，岁食租二千解。汉灵帝时的张让宦官集团则是整个东汉宦官集团发展的巅峰时期。张让本人封都乡侯，食邑数不明。张让和这个集团中的其他成员赵忠、夏悴、郭胜、孙璋、毕岚、栗篙、段挂、高望二张恭、韩懊、宋典等十二人，皆为中常侍，都封侯食邑(食封数不载)，“父兄子弟布列州郡。京徽数百万膏映美田皆属让等。”( 《后汉书·宦者张让传》)
以上种种史实都表明了东汉宦官集团的产生是以一定的物质经济基础为前提的。东汉宦官获得“食邑封侯”标志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贵族地主阶层的进一步扩大，也说明这种经济基础承受了更广泛的贵族地主阶级剥削的重负。而东汉宦官集团正是依仗这种成熟封建生产关系逐步成长为新的封建食封贵族的。
三、思想文化基础
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来看, 东汉是儒家思想极为盛行的时期。尤其是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理论改造原始儒学而创造的所谓“新儒学”,而汉武帝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学因此在两汉极为受到推崇，成为主导人们意识形态、价值伦理的基本行为规范。儒学一开始便是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这一思维阐述开来的，它以强调个人行为道德规范为手段, 来形成良好的尊卑有序、上下有别的社会稳定局面，以便于维护大一统中央集权。自董仲舒“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理论创立后，儒学对加强皇权的目的便愈发明显，随着东汉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与发展，儒学中的大一统集权理论日益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
东汉王朝的统治阶级极力突出儒学中为大一统专制王权服务的部分内容。 使“君权至上，皇权独尊”成为普世意识形态中的核心精神。宦官作为君权的维护者，甚至是当朝统治者的“对外新闻发言人”, 当整个社会服从于大一统的专制王权统治时, 社会群众对宦官的鄙视心理及宦官自己的自卑感也会大大减少, 这使得他们在心理上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加之东汉东汉穿朱着紫, 官拜高品, 也使许多社会中下层的人趋之若鹜, 阿谈奉承, 积极投靠, 这必然促成东汉宦官集团在内外朝势力的双重扩大, 并造成他们异常积极的“参政意识”，从而形成了东汉一朝宦官集团专权的严重局面。
宦官专权是怎样的
东汉初期的时候，外戚专权还没有那么的猖狂，建立初期，由刘秀加强统一中央集权的管理，但是在东汉中期的时候局势发展却有了严重的扭曲，发展成宦官与外戚轮流专权的一个特征，刘秀的中央集权虽然有过加强，但最后却造成了负面影响。
还有就是东汉时期的宦官他们基本上从小就进宫服侍皇帝，大多数也是目不识丁，有些宦官只知道占有土地，以至于造成土地主的形象，这样一来，对于外戚专权的大臣们自然而然的不满，于是，就有了外戚和宦官的土地争夺，这也使得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而造成外戚专政的最大原因还是因为皇帝登基的年龄统一都还小，由于皇帝年龄太小，朝政无人打理，只有皇帝的母亲来参与朝政，这些女人们大多数也不识几个字，对政治方面更加是一窍不通，如何能担当国家大事以及朝廷重任，没办法的她们只好向自己家族的臣子求助，就这样，大权就落在外戚手中，外戚权倾朝野，长大后的皇帝们为了收回自己的权利，就开始重用自己身边的宦官，给予宦官权力，联合着宦官对抗外戚，外戚专权被打压下去后，宦官权力就上升了，真正的大权永远落不到皇帝自己的手上。
不过在东汉末年时期，在袁绍的兵变中，他带兵冲进皇宫，杀掉了所有的宦官，正式消灭了宦官的权利，并且也将外戚专权打压了下来，不过这也使得东汉走入了战争的时代。
东汉宦官代表性人物
九千岁魏忠贤
“万岁爷”是封建社会皇帝的专有称谓，王公贵族有时被称为千岁。作为一个太监，能被称为仅次于皇帝的九千岁，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只有明朝的大宦官魏忠贤一人曾经做得到。
魏忠贤是无赖出身，为逃脱赌债而自阉入宫。魏忠贤大字不识一个，是彻头彻尾的文盲，但他博闻强记，尤善逢迎拍马，为人更是猜忌残忍、阴险毒辣。皇长孙朱由校的乳母客氏荒淫而狠毒，客氏深知朱由校是未来的皇帝，因此非常卖力。按惯例当皇子停奶后乳母应当离宫回家，但因朱由校过分地依赖客氏，尽管朝臣们多次上奏要求客氏离宫，但善于笼络皇子的客氏还是得以继续留在宫中。甚至当朱由校之母去世后，客氏竟然取代了朱由校母亲的角色。当时明宫中盛行宦官与宫中女子结成假夫妻的行为，称“对食”，魏忠贤即与客氏结成了对食。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后，客氏备受宠信，被封为奉圣夫人，其家中子弟被任命为锦衣千户。大字不识的魏忠贤也因客氏的关系而一跃成了司礼秉笔太监。客、魏两人沆瀣一气、横行无忌，共同把持宫中大政，对他们的行径不屑一顾的太监、宫女，包括皇帝的妃嫔皇后，都受到其胁持或迫害。
客氏与魏忠贤的专权与熹宗怠于朝政密切相关。明熹宗生性好动，爱好骑马、泛舟、演练。魏忠贤投其所好，从各地选大批上好的马匹供皇帝骑乘，以至于皇宫成了跑马场。魏忠贤还常带皇帝到北海泛舟，有时自己与客氏充当船夫。魏忠贤还挑选甲士万余人在宫中列阵，宫女与宦官也都加入阵中，早晚操练，号称内操，皇帝如同将军指挥打斗，玩得不亦乐乎。荒废朝政的明熹宗还善于木工制作和土木工程，经常在宫中从事这类工作。对皇帝秉性深知的魏忠贤专挑皇帝专注于木工活时请皇帝示下，皇帝总是不耐烦地把决定权交给魏忠贤，这正好给了他为所欲为的时机。在皇帝的纵容下，掌握大权的魏忠贤忘乎所以，每次出宫都浩浩荡荡，声势浩大，官绅士人则须跪在道路两旁，高呼九千岁。
在熹宗执政初期，东林党人在朝中有很高的地位。叶向高、杨琏、左光斗等东林党人都是朝廷的重臣。东林党人是明末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一个政治集团，他们反对矿监、税监的掠夺，主张广开言路，实行改良。魏忠贤要达到操纵政局的目的，必须把东林党人赶尽杀绝。他首先指使亲信制造了汪文言案，企图借此罗织罪名，陷害东林党人。时任御史的东林巨子杨琏上奏，疏参魏忠贤为害朝廷的二十四条大罪，其奏章条条有据，义正词严，脍炙人口。但是熹宗深受魏忠贤与客氏的迷惑，不仅未谴责魏忠贤，反而指责杨琏捕风捉影，大胆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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