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当代中国外交的形势与政策论文(3)
中国外交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二
《对外开放与中国外交》
摘要：近30年前开始实施的对外开放政策不仅帮助中国走上崛起之路，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还对中国外交产生了极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外开放促使中国摈弃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外交模式，转而从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寻求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与对外开放相适应，中国大力改善、巩固和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努力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力争通过对话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避免对抗。进入新世纪后，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关注和担忧，中国提出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此，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关键词：对外开放 中国外交 和平发展
一、对外开放是中国外交转型的动力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间，受冷战的影响，中国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处于对抗状态。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破冰，带动了一大批西方国家同中国建交。但此时，中国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主要动机是维护自身安全;联合西方，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在当时中国领导人的心目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然是中国的敌人，只不过是与苏联相比威胁小一点而已。他们的战略思维是拉住次要的敌人，共同对付最主要的敌人。这是统一战线思想在国际舞台上的运用。
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发生质的变化是1978年之后。在结束了““””十年动乱和之后的两年徘徊，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工作中心的转移，她要带领中国人民一心一意谋发展，要搞现代化，为此要对外开放。这个对外开放主要是对西方国家开放，因为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的问题或者早已解决了，或者并不突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70年代末主政时一再强调：“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1] 那么谁是先进国家呢?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时，中国领导人心目中的先进国家是苏联，那么到了70年代末，邓小平的看法已经变了，他心目中的先进国家(在经济、科技上)不是苏联，而是西方国家。“所谓现代化水平，就是接近或比较接近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的水平”。他还坦言：“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2] 1978年底，两件大事几乎同时发生，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个是中美建交谈判成功。两件事都是邓小平亲自抓的。中美建交几个月后，邓小平访美。他在访美时表达了良好的愿望：“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3] 在邓小平出访美国期间，陪同访问的一位资深国际问题专家曾问邓小平，中国为何要开放，又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邓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4] 如果联系不久前中日签署和平友好条约和邓小平访日，更能体会出邓小平对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视。
不可否认，在70年代末，中国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仍然存在着维护自身安全的动力，因为毕竟这时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尚未实现正常化，苏联仍然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中国要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需要借重西方特别是美国、日本这些大国的力量来抗衡苏联威胁，维护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但是，这时的苏联威胁与60年代末相比，已经大大减弱，中苏边境的局势相对稳定。这说明，到了70年代末，安全动力只是中国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动力之一，而且还不是最主要的动力。最主要动力是对外开放，中国要向西方国家开放，向它们学习先进的科技和管理，学习发展经济、搞现代化的经验。为了顺利展开对外开放，中国需要同西方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
从1978年至80年代初，中国外交只是实现了“转向”，并未“转型”。转向是指改变了外交重点。如果说中国外交的重点在“一边倒”时期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同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时期是发展中国家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后则是西方发达国家。这与中国将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直接相关。然而，这时中国外交的套路或模式并未改变，仍然是“敌”、“友”分明，当时所奉行的“一条线”战略，立意还是要联合朋友，对付敌人。
所谓“转型”，就是摈弃传统的敌友分明，联合一方，对抗另一方的外交套路和模式，实行全方位的外交，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极而言之，就是“无敌外交”。中国外交实现“转型”是80年代初，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十二大。1982年9月召开的十二大确立了新的外交战略，强调独立自主，不做任何大国的附庸，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做出这种调整，固然与对国际局势的判断有关，中国认定苏联威胁进一步降低，同时国际总体局势更加缓和，和平与发展这两个时代主题突显。这样的国际局势和安全环境可以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独立自主，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过去的那种带有结盟色彩的外交战略，容易使自己受制于别国，甚至损害自己的利益。
然而，同70年代末“转向”一样，安全因素只是中国外交“转型”的动力之一。促使“转型”的另一个重要动力还是对外开放。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探索，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对外开放应当是全方位的，尽管西方是重点。邓小平指出：关于“对外开放，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国家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还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5] 这是辩证法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的运用，既要抓主要矛盾，同时也要兼顾次要矛盾。这里面也蕴含着战略思维。如果仅面向西方这一个方面，很容易形成对西方的过度依赖，最终会受制于西方。如果面向多个方面，则会增强中国在对外开放中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更有利于对外开放的展开，同时也不会损害同西方的关系。中国实现外交转型后，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不但没有倒退，反而发展得更加顺利，出现了一个“蜜月期”。当然，对西方开放，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仍然是转型后中国外交的重点。这一点从同中苏关系的对比中可以洞见。如果从1979年10月中苏副外长级谈判算起，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正常化用了10年时间。期间，中国一直坚持要苏联消除“三大障碍”，决不让步。而在当年中美建交谈判中，中国则展示了高度的灵活性。再考虑到台湾问题，更可以看出中国在80年代的外交偏向。尽管苏联一再明确表态，它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但是中苏关系却发展得相对缓慢，远没有中美关系顺利，而美国一直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外部制约因素。
二、对外开放是维系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纽带
对外开放是1978年以来中国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强大动力。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也是维系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强有力的纽带。
西方国家出于种种原因，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直持敌视态度。从十月革命后对苏俄武装干涉，到二战前搞“祸水东引”;从对苏冷战，到对新中国的封锁、遏制，都体现出西方从内心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态度，试图扼杀、消灭之。但是，西方国家又是现实的，它们的利益是多元的。在扼杀不了之时，西方会考虑同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或者获取经济利益，或者结成暂时联盟共同对付更主要的敌人。西方还寄希望于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接触、合作的过程中，影响、塑造、“和平演变”它们。基于多重动机，西方对中国的开放和以开放为导向的改革是持欢迎态度的。它们认为，经过开放和改革，中国正在向它们所希望的方向“演变”。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是正在变成“商业共产主义”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已经不同于苏联，不再是西方的敌人。
苏东剧变后，不仅西方“联华制苏”的战略动机不复存在，而且由于中国陡然成了惟一的社会主义大国，西方实施的意识形态外交的主要矛头也由苏联转向了中国。受其影响，西方发展对华关系的动力锐减，对华政策中遏制的成份锐增。然而，中国同西方的关系没有退回到50-60年代那种状况，新的冷战并未爆发。中国同西方各国的关系不仅保持着正常状态，而且还建立起了各种伙伴关系或合作关系。从中国方面讲，对外开放所形成的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动力依旧;从西方国家方面说，中国的对外开放也依然是它们发展对华关系的动力。西方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欢迎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而不是闭关锁国的中国。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有利于西方在同中国交往中获取经济利益，更有利于它们有机会影响、塑造中国。笔者2000年访美时的一个情景仍深印脑海。当时美国国会正在激烈辩论中国入世问题，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反复播放一个公益广告：图片是半开着的紫禁城大门;画外音是，“中国的大门已经打开，决不能让它再关上”。美国媒体正教育国会议员们：让中国加入WTO有利于促进中国的开放，这符合美国的利益。实际上，当美国参众两院绝大多数议员投票赞成中国加入WTO时，他们的主要理由与CNN公益广告的主导思想是一致的，而经济利益只是其次。
不管西方各国在支持中国对外开放时出于什么动机，客观上，中国的对外开放构成了西方发展对华关系的强大动力。也许是出乎西方的预料，对外开放使得西方与中国在经济上形成了严重的相互依赖和巨大的共同利益。就拿中美贸易来说，1979年，中美贸易额仅为24.51亿美元，到了2007年，跃升到3020.83亿美元。2006年，中国取代墨西哥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尽管中美贸易存在着不平衡，美国一直抱怨中国顺差过大，甚至有些对华强硬派还炒做“中国廉价商品夺走了美国工人的就业岗位”等议题，鼓吹“中国经济威胁论”，但是，美国的有识之士还是清醒的。美国四位著名战略专家在《中国：一个两面性的国家》一书中指出：“美国从与中国的日益增长地经济互动中每年实质上获益700亿美元，平均每户625美元。”[6] 可以说，中美在经济关系上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冷战后中美关系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爆发像美苏之间那样的“新冷战”。密切的经济关系起着维系纽带作用，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正如美国亚洲协会前主席尼古拉斯?普励德(Nicholas Platt)所说，“经济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载舱”。乔治?W?布什就任总统之初奉行强硬的对华政策，曾声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但是他仍然称中美是“经济上的伙伴”，表示需要同中国发展关系。面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美国战略界热议“中国崛起”，探寻应对“中国崛起”之道。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之说，代表了美国战略界主流的共识。“利益攸关方”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中美两国在很多利益上已经深度捆绑，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经济利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启动和推进就表明两国都认可：中美经济关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同日本及欧盟国家的关系也有类似的情况。密切的经济关系也是中日关系和中欧关系的压载舱和强有力的维系纽带。冷战后，中日政治关系趋于冷淡，到小泉首相执政期间，几乎冷到了极不正常的状态，两国最高层中断互访达5年之久。然而，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却仍然很热，一直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如果没有密切的经济关系，很难想象中日政治关系会如此迅速地“破冰”、“融冰”、“迎春”、“暖春”。欧盟许多国家在1989年中国“六?四”风波后曾同美国一道制裁中国，但是不久，它们就寻求同中国改善关系，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它们不愿意将中国这个新兴大市场拱手让给其竞争对手――美国和日本。冷战后，欧盟国家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时有摩擦，导致双边关系震荡。最近的事例就有德国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对西藏-奥运问题的不当表态及奥运圣火传递在巴黎受阻事件。然而，这些领导人很快就做出姿态，愿意改善对华关系。众人皆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受到了来自工商界的强大压力。而且，经济利益对这些国家来说是更重要和实惠的，当所谓人权利益与经济利益撞车时，任何头脑清醒的政治家都会选择后者，而不是前者。
可以断言，如果没有中国的对外开放，无论中美，还是中日、中欧，经济关系都不可能如此密切，因此双边经济关系也就不能成为维系总体双边关系的纽带和压载舱。
三、对外开放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途径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这也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高度关注。许多国家担心：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或者崛起后会不会像当年德国、日本、苏联那样，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甚至向外扩张，引发国际冲突和战争?中国积极应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声明中国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和平崛起。走和平发展道路，除了坚持一贯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之外，中国还要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对外开放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必经之路。
中国曾饱尝闭关锁国之苦。在工业社会到来之前，中国曾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在清朝鼎盛时期，中国人口和经济总量都占世界1/3。但是由于封建王朝盲目自大，闭关锁国，拒绝同率先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发展正常的关系，从而错失跟上工业化、现代化步伐的良机，进而在全球化大潮中落伍。而落后的结局就是挨打，被西方用炮舰打开国门，一步步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最后险些亡国灭种，被开除“球籍”。与之相应，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急剧下跌。据估算，182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为23%;到1949年跌至5%。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出于各种原因，中国仍处于准封闭状态，致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未升反降。1978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仅为4%。邓小平深刻地总结道：“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7]
实践证明，对外开放是强国之路。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希冀通过闭关自守的方式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都是行不通的。正是对外开放和以开放为导向的改革，使中国不仅免除了被开除“球籍”之险，而且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对外开放就不仅是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且也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影响因素。对外开放拉近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关系，促使中国不断融入世界，跟上全球化、现代化大潮。与此同时，对外开放也促使国际社会逐渐接纳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东方大国。
中国的开放是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要求的。正是对外开放，促使中国率先走出冷战对抗。而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她所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无疑有助于国际局势进一步缓和，促进冷战全面结束。也正是对外开放，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和改革，使占世界1/5人口的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走上繁荣发达之路。中国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发展的巨大贡献，同时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谋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而且，作为维护和平力量的中国，强大起来后，更有利于世界和平。
步入新世纪后，中国做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这是顺应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和全球化大潮要求的明智之举。中国只有走和平发展道路，才能够真正实现民族复兴和崛起，舍此别无它途。要和平发展，就必须继续坚持对外开放，舍此也别无它途。对外开放是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强国之路，中国没有理由放弃它。中国所面对的问题不是还要不要坚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把对外开放搞得更好，如何在对外开放中实现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当一个民族还比较穷弱时，国际社会往往抱着一种同情之心，鼓励她对外开放，而且也能容忍她在开放中得到较大利益。但是，如果她强大起来了，国际社会对她的责任要求就相应提高了，甚至还会对她的强大抱有疑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外开放的结果还是单向获利或因获利不平衡而被认为是单向获利的话，那么就会引起国际社会对这种开放的抵制。“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这正是中国在审时度势后，为适应和平发展和构建和谐世界的需要而做出的庄严承诺。
和平发展需要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促进和平发展。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将变得更加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将与和平外交遥相呼应，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注释：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2] 同上，第10、44页。
[3] 同上，第109页。
[4] 袁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国因素”，载《外交评论》2005年第3期。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8-99页。
[6] C. Fred Bergsten, Bates Gill, Nicholas R. Lardy, Derek Mitchell, China: The Balance Sheet――What the World Needs to Know Now About the Emerging Superpower, Public Affairs, New York, 2006, p.116.
[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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