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论文

　　国际政治是指全球性的政治活动，它与国际关系、国家利益与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各个国家的政治动态有很大的关系。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国际政治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国际政治论文篇1

　　浅析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

　　摘要: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中影响各个国家对外行为的最根本性要素,而国家利益是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最持久、影响力最大的因素,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最基本动因。但是,什么是国家利益,如何在理论上对其加以认知,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关键词:国际政治 国家利益 民主国家 国家主权

　　一、国家利益的内涵

　　在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中,国家利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既有共同性又有区别:

　　1、政治国家与民族国家

　　众所周知,就“国家”而言,政治国家(state)与民族国家(nation)并不完全相同,两者具有不同的内涵和概念。在权威的英文字典中,政治国家指“永久性占有某个特定地域、在政治上组织在一个几乎完全摆脱外来控制并拥有强制性权力以维持其内部秩序的主权政府之下的实体”或“由一个政府领导的有组织的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是指“具有近乎共同血统、历史、语言等等,并构成国家或居住在某个地域的人类共同体”。此外还有一般意义上的国家(country),指一个人的祖国或家乡 [1]。有的学者认为当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两者融合在一起就构建成“一个拥有政治主权的民族,它具有其社会凝聚力,并在政治上是有组织的和独立的”。由于国家概念的种种区别,就有了对国家的不同理解,即state interest和national interest [2]。

　　但是无论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利益都是一个核心概念。现代国际政治体系是一种主权―民族国家体系(national-states system)。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的行为主体,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最主要标志,从而国家利益成为国家行为主体对外行为的最主要动因。然而两种意义上的国家利益也并不是彼此割裂的。因为,政治国家和民族国家两者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它们不仅作为一种政治概念,而且作为一种客观实在都是同时存在、彼此联系、互为条件的;并且两种国家利益之间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而在诸多方面是共同和重合的。

　　2、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

　　从严格意义上说,民族国家利益和政治国家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中最核心的问题都是国家主权。所谓主权,是统治者或国家的最高权力,他具有最高性、普遍性、终极性和自主性等特征。[3]众所周知,主权的对外独立性是其对内最高性的派生物。一个国家之所以拥有对外独立自主权,就在于它具有对内的最高统治权。传统的观点认为,国家对外的主权,即政治独立、领土完整、经济自立都是在民族国家产生后,随国家之间的频繁来往而产生的。

　　实际上对外主权自国家和国家主权产生后就产生了,只是人民没有系统的对其说明,修昔底德在《米兰对话录》中的记录可证实这一观点。然而在国际事务中由于不存在一个超越国家之上的指导性和仲裁性国家权威,由于国家彼此的不信任各国都在追求自己的权利地位,使国家存在的理由变得更加充分。为实现国家利益,“国家必须为其自身创造自己想象的权利和存在的必要性,因为没有其他权威能够代表他来创造这种权利和存在的必要性”。[4]

　　20世纪前,与国家利益相联系并且流行于欧洲的另外一个概念“国家荣誉”,它是从“君主荣誉”和一般国家荣誉演化而来,与政治-经济利益紧密联系。但随着国家主权的行使从王朝的个人控制逐渐向公共机关转移,荣誉变得越来越模糊。尤其当经济问题成为国际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问题后,国家荣誉已经变得不那么引人注意。当然,民族国家的利益实际上是进入20世纪后才被世界各国广泛应用的一个概念。查尔斯.比尔德在《国家利益观》一书中回顾了国家利益这一概念在若干历史阶段中的发展,指出了这一概念和与诸如君主意志、王朝利益、国家理由、国家荣誉等观念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随民族国家体系的确立,公众对政治控制的影响的增强,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国家利益”这一概念的界限被逐渐确定下来。综上所述,虽然人们在20世纪前没有明确提出国家利益这一概念,但是他们所谓的君主意志、王朝利益等概念的基本内涵在许多方面与现代人所论及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

　　二、国家利益的内涵

　　何为国家利益,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界定。按照国内学者阎学通的界定,国家利益指一个国家内有利于其绝大多数居民的共同生存与进一步发展的诸因素的综合。这一定义包含着四层含义:第一,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范围内的,是指特定的国家利益,是为特定的国家服务的。这规定了他的外延。第二,国家利益是特定国家内“绝大多数居民”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个别人和部分人的,这样就同阶级利益、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区别。第三,国家利益具有其物质内容,即人的共同生存与进一步发展,这是各个国家存在的基础与目的。第四,国家利益反应共同利益,并不是各个阶级利益集团不同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各种利益的综合和抽象,是各个单个利益中的共同利益。其具体内容或国家利益的构成,目前比较常用的方法是从国家的安全、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四个方面来界定。(1)安全利益。安全利益是一国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最核心的利益。

　　其包括两个方面:一,保卫本土国土不受侵犯,维护主权和发展以及人民稳定生活。二,维护国家战略安全。[5](2)经济利益。经济利益是一国的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力量,国家的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方面。(3)政治利益。其主要包括:维护主权独立和完整,防止任何外来控制和干涉,维护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应有的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4)文化利益。文化利益包括:意识形态的维护,历史文化传统的保持,民族认同感的确认和维系等等。四个方面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有机整体。

　　三、国家利益的作用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其有助于认识国家对外行动的动因,而且作为一个实践工具,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特别是在指导国家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方面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

　　四、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

　　在国际社会中,任何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首要依据都是国家利益。列宁指出:“我国对内和对外政策归根结底是由我国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决定的。这个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者整个世界观的基础”[6]由于国家利益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是占绝大多数的居民的共同利益,因此,在制定国家政策只有考虑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才能更好的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中国领导人正式从这里出发,才在中国对外政策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对外开放。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是我国当前最大的政治,他代表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我国的对外政策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因为这“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五、调整国家对外行为的着眼点

　　历史上国际社会曾出现各种调整国家对外行为的方式,均势、集体安全、不结盟等。无论采用什么方式,各国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来调整的。80年代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同志要求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外交工作的根本。并提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正式由于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共十二大报告指出,“我国是爱国主义者,绝不容忍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中国绝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绝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

　　六、解释和证明国家对外政策合理性的工具

　　在复杂的国际社会中,以任何标准,采取什么方法来检验、解释和证明国家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的合理性,是国际政治学所一直关注的问题。传统上,这一任务往往由历史学家来评析利弊得失。随着人们对国家利益问题认识的深化,从国家利益出发,越来越成为人民判断、检验、评价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的重要依据和有效分析工具。在评价国家对外政策时,必须先确定什么是自己的国家利益;然后要区分国家利益的不同层次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标准,明确国家利益的目标与手段;最后依据国家利益的实现程度来判别政策和行为的效用。但是,出于某种特定的要求,一些国家常常把实现国家利益作为证明其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合理性的接口。如美国就常以此作为其霸权主义的借口。

　　总之,国家利益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和民族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制定对外政策的主导因素,兼具全民性和阶级性,客观性与主观性以及抽象性。是在国家对外行为中发挥作用最持久,影响力最大的因素,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最根本性动因。许多政治家、理论家、外交家都坚定这样信念: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参考文献:

　　[1] 《牛津英语百科辞典》 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

　　[2] 阎学通 《中国国家利益分析》

　　[3] 《牛津法律大辞典》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4] [德]弗里德里希.迈内克 《国家理由的观念》

　　[5] 阎学通 《中国国家利益分析》

　　[6] 《列宁全集》 中文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国际政治论文篇2

　　论国际政治中的认知相符问题

　　一、内容概述

　　20世纪70年代，随着心理学进入到国际政治学领域，国际政治学者也开始从微观层面去阐述国际现象，解答一系列国际问题的动因。其中，罗伯特·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就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对国际政治中发生的各种问题展开论述，作者试图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双方行为体均不希望发生冲突的场景下，在本来可以合作的条件下，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和争斗，由合作走向战争。而这个原因即是由于认知的局限，国家决策者会产生错误的知觉，这些错误知觉会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制定，影响国家间关系的调整。

　　虽然不可否认，基于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认知的缺陷这一微观角度对国际政治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只能在一定范围内适用，或者说在综合各种国际因素的条件下，决策者个人因素是否能体现出足够的作用尚待考证，但是不可否认，这种理论阐述从全新的角度给予了政策支持，也为国际政治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本文将对认知相符理论这一错误知觉的产生因素进行具体分析，对其中的理性相符和非理性相符进行分析，以解释错误知觉的产生过程。

　　二、认知相符理论概述

　　作者提出螺旋理论，认为如果一方认为对方怀有敌意，那么即使有很多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这样的印象仍然能够得以维持[1]112。比如，我们往往认为，我们喜欢的国家会做我们喜欢的事，支持我们支持的目标，反对我们反对的国家。在这种理论逻辑下，我们形成了认知上的相符或平衡。

　　心理学上的认知相符理论最早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由美国心理学家W.J.麦克盖尔提出的。所谓认知相符就是指人们在理解和认识客观世界时会保持自己原有认识的趋向，当接收新信息时， 总是下意识地使新获得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保持一致，而回避、抵制与原有认识不一致的信息。正是由于认知相符，人们在即使接收到正确信息的情况下，也会根据自己的预期和偏见，下意识地朝自己需要的方向进行解释，产生错误知觉。在国际关系中， 决策者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如果收到的信息与其原有的认知不一致， 就可能对新获得的信息或视而不见，或是曲解误断， 使其能够与自己原有的认识相一致。

　　比如，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对苏联形成了非常固执的“邪恶”意象，当苏联展示某些友好的举动时，杜勒斯认为这是苏联的阴谋，而不是苏联真心示好，这就是经典的关于杜勒斯的“内在邪恶的信念”模式。认知相符趋向影响决策者对形势的认知过程，进而影响政策的结果。它认为人一般自认为自己是理性的，合乎逻辑的，因此，在社会生活中，他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对外证明这一点，他通过将自己的内部状态与外部行为保持一致，避免逻辑矛盾来维护自己的理性形象。就像赌徒在输得越多的情况下，越不愿放手，因为“满盘皆输”的局面实在是自己不能接受的。

　　三、理性相符

　　相符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一种强烈的认知取向，即人们趋于看见他们预期看见的事物，趋于将接收的信息归入自己原有的认识中去。杰维斯指出，无视与自己认识不一致的信息和将这样的信息纳入原有的认知框架之中，会使不正确的意象得以延续，使不明智的政策得以继续。例如，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制定其中国政策时，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中国共产党是弱小的一方，所以只能接受蒋介石的建议。他缺乏对中共实力的准确估计，也没有去捕捉可以导致准确结论的信息。

　　知觉的相符性与经验一致，与逻辑推理也有关系。通过经验，我们预期事情会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一种出于理性的推断。正如光环效应所揭示的，对于一个人某些特征的判断影响到对这个人其他个性特征的认识，当知觉者有证据认为某些特征是相互关联的，光环效应就能使人以低代价产生相对准确的知觉[2]。而逻辑推理则是出于情感的需要。当我们信任或喜欢某人时，那么他所喜欢的东西将会使我们产生莫名地好感，而我们不喜欢或不信任的人所做的行为，或他所喜欢的东西，将会使我们产生反感。这是一种基于情感的简单逻辑。

　　上面提到，情感在知觉形成过程中也起到重要作用。威廉·斯科特曾说：“人们很容易将自己喜欢的特征归于自己喜欢的国家”[3]。也就是说，当出现认知-情感相符的状况时，其中存在理性。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其他因素的作用，比如国家的利益及意向。就像在二战时，出于情感因素，美国是不可能给予苏联任何帮助的，但正是出于利益的考量，美国不得不放下情感问题，对苏联提供援助，以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人们总是趋向于追求认知结构的平衡状态，这种状态对人最有利，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格式塔”，往往会产生认知相符。理性相符简单来讲，就是对待事情我们预期是怎样，而由于经验、逻辑推理或者情感因素，我们倾向于发现或认为，事情的确是这样。如果事情由于利益等因素影响并没有按照我们想象的进行，认知的平衡结构就会被打破。理性相符下容易产生错误知觉，这个原因可以用图示理论来解释。图式即围绕某一主题组织起来的知识的表征和储存方式，它是一种认知结构，代表着某个特定概念有组织的知识，图示是旧知识与新信息相联系的途径，通过同化和顺应，是对以往经验进行成功联结和重组的结果。所以不难理解，在这个重组过程中，由于受到经验和旧有印象的影响，新形成的图示往往会出现偏差。这便是在理性相符不能构造条件下，产生错误知觉的原因。而在错误知觉的产生过程中，信息的真实性与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就受到了质疑，即使这二者并没有问题，也容易受到知觉的影响，产生信任或者不信任的不同结果。

　　四、非理性相符

　　非理性相符是指，如果某人支持一种政策，他通常会认为存在许多在逻辑上独立的原因表明这一政策是正确的。这个人因此会寻求许多信念来支持他的政策偏向，这些信念并不是完全理性的。这种信念体系往往会造成过激行为。简单来说，就同一问题，如果某人支持一方，那么他会认为对方所有支持的理由全部都是错误的，并且他会相对应的提出理由进行反驳。而这些理由之间往往是缺乏逻辑性与关联性的，甚至会出现某一些理由同时适用于双方，比如支持和反对自由贸易的人都认为他们的政策有助于国际和平，都是 经济 发展的最佳政策。除此之外，哪怕是在决策中确定了同一个目标，就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也会产生诸多分歧。比如，在维也纳体系建立后，如何维护美国在美洲的利益就成为了各方努力的焦点。美国前总统杰克逊和约翰逊认为与英国结盟是最好的途径，而国务卿亚当斯则坚持认为美国应该保持独立，实行孤立主义。在前者看来，保持孤立代价太高，而且容易与强大的英国产生纠纷，美国可能会付出代价;而后者则坚信美国可以实现孤立，可以掌握地区霸权，与英合作只会损害美国利益。这样的针对外交政策的辩论体现了目标的重要性和实现目标的预期代价之间的反向关系，也体现了非理性相符中政策的角逐。

　　美国领导人的观点非常典型地表现了非理性相符的现象。这与美国的国情相关的。在美国人看来，经济实力强大就意味着只要把蛋糕做大，就会有无穷的办法。同时，自由主义对利益和谐性的强调不利于权衡重要利益的取舍[5]。美国的地理因素也起到了巨大影响。优越的位置因素使美国有了极大的选择余地，他们需要做出的利益牺牲是很少的。基于以上三个原因，美国的决策过程中极容易出现非理性相符现象。

　　那么，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非理性认知相符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呢?事实上，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决策者往往首先考虑一两项重要的利益。当他们开始偏向一项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这些有限利益的政策的时候，他们开始调整原先的认识，并产生新的认识，使尽可能多的理由能够支持选定的政策。如果一个决策者考虑多种利益，他就不可能在某一政策上面表现出如此的一致性[1]134。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坚定地支持结论、改变理由，甚至用相互矛盾的理由来支持同一问题。例如，1917年黑格将军最初的声明是 计划在佛兰德地区的进攻是否进行取决于法国是否提供支持性进攻，但是后来却认为“法国军队可能崩溃，迫使我实施进攻计划”。当一定的目的已经确定下来之后，具体如何用理由去阐述只需要随时间场景变换即可，一切皆以服务目的为最终目标。

　　非理性认知相符会产生不幸的结果，其根源来自于对利益的比较与权衡。如果政策偏好建立在某一特定情境的一两项主要利益之上，那么很容易出现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境不相符现象。不同利益之间存在矛盾，而其中的轻重缓急只能由决策者判断，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牺牲某些利益以实现另外一些利益或追求利益间平衡的事情。为减少利益的牺牲，为了提出更合理有效的政策，决策者有必要审视自己的政策，寻求可替代的政策和解决方案。

　　五、结论

　　认知相符理论是错误知觉产生的重要原因。而在理性和非理性下，产生的错误知觉也存在不同。理性认知相符侧重在认知-情感的平衡体系下，按照自我预期去理解问题，做出决策，在图示形成过程中，实现知觉的偏移，产生错误知觉。而非理性认知相符则是侧重于利益间的权衡。这种认知相符是基于特定目的而进行解释，以期得到他人的理解支持，至于解释则是缺乏理性，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一切唯目的为重。这种目的性通常会导致非理性认知相符的不幸结果。所以决策者有必要对此提高警惕。

　　可以说，错误知觉的产生根源于人性的弱点，不止是决策者本身的弱点，更有集体 环境下的人性影响。人非圣贤，错误知觉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以史为鉴，多从不同角度去思考问题，了解错误知觉形成的机制并有效利用，对于减少错误知觉的产生，增强政策的效力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