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国际政治毕业论文

　　国际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发展至今不足百年,短暂的历史不仅使得该学科缺乏一个统一的体系和范畴,甚至连学科的名称也缺乏共识。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2017国际政治毕业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2017国际政治毕业论文篇1

　　浅析国际法与国际政治的相互构建

　　摘要：国际政治和国际法有着复合依赖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国际政治从根本上影响国际法,而国际法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相对被动的。国际法从理论发展上影响着国际政治,而国际政治的历史发展导致国际法形成、发展。国际法规范国家行为,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国际政治秩序。本文指出通过国际法解决我国政治问题是很有效力的。

　　关键词：国际法 国际政治 复合依赖 国际秩序

　　国际政治基本上是列强主导的政治,国际规则主要由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制定。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进入一超多强的多极化格局,国际法制约国际政治的发展,是国际政治运行所遵循的原则,随着国际法的发展,战后国际政治秩序有了新发展,同时也面临新挑战,2001年9・11事件,同年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到2008年南奥塞梯冲突,国际法显现出很多不足。国际政治的发展是国际法产生的主要原因。国际政治与国际法互相建构,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在互动中不断发展。

　　一、国际法理论发展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构建和谐世界理念的基础。《联合国宪章》是联合国基本法,主权国家行为的基本法则,同时也是保证世界和平发展的根本大法,为国际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格劳秀斯、康德、凯尔森使国际法逐步发展起来,三位大师的理论深刻影响着《联合国宪章》。

　　受格劳秀斯的国际法理论影响而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秩序以民族国家对外主权的独立性(主权之上无管辖)、平等性(主权之间无等级)为特征。这种主权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尽管近十多年来“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质疑,民族国家主权至上无管辖、主权之间无等级仍然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康德是国际政治组织的始祖,康德的国际法理论及国际组织法影响着《联合国宪章》的形成和发展。凯尔森的国际法理论对于战后国际秩序朝着通过国际司法程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向迈进起着深远的作用。《联合国宪章》与凯尔森的国际法理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国际政治对国际法的影响和制约

　　汉斯摩根索认为,国际政治是追逐权力的斗争。“他偏执的提出,‘国际政治的铁的法则是,法律义务必须让位于国家利益’,完全否定国际法的制约作用就有替强权主张之嫌,因而招致学界的猛烈批判。”但是从国际政治秩序和格局改变的视角看,国际法依赖国际政治是毋庸置疑的。国际法发源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国际法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开创了通过国际社会的行动制定一般国际法规范的先例。”同时,该和约也是近代通过国际法大范围确认政治现状的开始,其所创立的三大原则:国家主权概念、国际法原理、实力均衡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

　　随着一系列重大国际政治事件的发生,国际关系格局改变,国际法随之发生变化。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论》、《战争与和平发》的国际法理论对国际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赛尔登的《海上禁锢论》创立到后来被推翻推行的开放海洋说,20世纪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诞生,证明国际政治对国际法的重大影响,决定了国际法的产生、实施和遵循。

　　三、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

　　权力界定的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的国际行为准则,在国际关系中主权国家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但国际法是各国的行为准则,《联合国宪章》是各国行为的指导方针。国际法和国际政治有着复合依赖关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一些大国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以和平发展为世界主题,虽然不推行殖民政策,但是通过其他途径侵犯弱势国家利益。国际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约束国家行为,保护弱势国家利益。国际法约束国家行为,主权国家应该坚决遵守国际法,以和平发展为主题,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利用国际法维护我国国家利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打着人权的幌子,大大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威胁中国的国家稳定和谐。在国际法上,保护人权已成为多数国家共同认定的原则。虽然对人权问题的理解存在着中西方历史的现实的差距,但基本状况是相同的,我国应该运用国际法,坚决反对别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质疑,维护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1]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017国际政治毕业论文篇2

　　论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摘 要]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原本隐藏在政治、经济、军事背后的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和公共外交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民族国家之间合作的基础和桥梁，是影响国际关系、引发国际冲突的内在根源，也是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当然，文化“软实力”内蕴在相关主体之中，文化的作用常常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其作用发挥的方式是多样化的，应该特别关注民族文化、宗教文化以及传媒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国际政治;软实力

　　文化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对国际政治有着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冷战后，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原本隐藏在政治、经济、军事背后的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和公共外交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文化也越来越受到国际政治家和国际关系研究者的重视。

　　一、文化及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当研究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时，究竟什么是文化?文化有哪些特点?文化与意识形态是什么关系?等等，许多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文化的内涵及特点

　　文化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却又充满着歧义的概念。“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意即“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它最初是指土地的开垦及植物栽培，以后指对人的身体、精神发育的培养，后来则进一步衍生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精神文化)等。狭义的文化特指观念文化(精神文化)，既包括风俗习惯、社会心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自发形态的文化，也包括宗教、哲学、政治、法律、道德、文学、艺术、科技等自觉形态的文化。如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1]

　　文化是一个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相对应的范畴，属于社会意识，是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即毛泽东所说的以社会心理和意识形式为主要内容的“观念形态的文化”。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一定社会的文化反映了该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状况，并对经济、政治和社会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在现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全球化、信息化浪潮如火如荼，文化同经济、政治、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文化不仅直接为经济建设、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且还以极强的渗透性，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相互交融、互动。

　　文化不是自然给定的，也不是神创的，从根本上说，它是人类具体的历史的生活实践活动的产物。人类在生活实践活动中改造了自然界，改造了社会，形成了文化。文化作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反过来又培养和塑造人，改变和塑造社会。可以说，人是一种“文化动物”。文化凝聚着人类的劳动和创造力，文化的发展体现着人与社会的发展。

　　文化具有群体性。文化所代表的是历史积淀下来的、被一定群体所共同认可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体系，因而文化也可以分为宗教文化、民族文化、区域文化等不同类型。任何宗教、民族、国家、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经过历史的长期积淀，会形成一定的文化传统，它构成了人们生活实践的既在的社会历史条件，对个体的存在具有先在的给定性和约束性。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2]任何人都不可能“从零开始”从事新的价值创造，而总是生活在某种既定的文化传统中，总是在前人的创造成果的基础上，从既定的历史条件出发进行新的创造。

　　文化具有历史性。文化是动态发展的，就其性质来说，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先进文化是反映生产力发展要求、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体现社会前进方向的文化，反之，则是落后的文化。人类社会的文化需求是不断发展的，文化的先进性也不是凝固不变的。立足时代和社会大众，自觉坚持和发展先进文化，抵制各种落后的腐朽的文化，是社会进步的内在要求，也是广大人民的主体权力。

　　文化是与文明密切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一个范畴，虽然有时人们并不加区分。文化与愚昧相对，是人类在实践中创造的各种思想观念和精神产品的总和，其中既包括积极的成果，也包括消极的成果。而文明与野蛮相对，包含了一种褒贬优劣的价值判断在内，作为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志，往往是与文化进步相联系的方面，是人类文化活动的积极成果。任何文明总是一定文化活动的产物，表现了一定的文化观念和文化精神;任何文化的发展也总是体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并依照文明程度的高低显示出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同。

　　(二)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意识形态是与经济形态、政治形态相对应的范畴，指反映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以及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利益和要求的思想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观念的表达。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3]意识形态往往是由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对所有社会成员提出的一套观念，是统治阶级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映其利益和社会政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在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地区对外战略、政策的指导思想，决定着其政治活动可能采取的形式，决定着其对外政策的性质和趋向;同时，意识形态也是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领域，是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

　　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社会生活中，从来不存在纯粹的、与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关系的文化形态。如上所述，文化属于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反映的是社会的经济生产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在文化上都会有所反映。爱德华・萨义德指出：“文化成了一个舞台，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文化不但不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相互角逐。”[4]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就是将文化“意识形态化”，让文化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或者说，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实际上是意识形态通过文化加以表达，是意识形态隐形的，但影响更为深远的表现方式。

　　当然，并不是任何文化都可以简单地“意识形态化”。文化中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哲学等，反映的内容直接与经济形态、政治形态以及一定阶级的利益相关，因而属于意识形态;而语言、自然科学、技术揭示的只是自然界运动变化的规律，并不反映社会关系，不具有阶级性，因而不属于意识形态。而且，文化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会被“意识形态化”。只有当社会中某一部分人(往往是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需要通过文化的方式将其表述为普遍利益的时候，当某个国家(往往是霸权国家)需要通过文化将本国的特殊利益说成是世界的普遍利益的时候，当国际社会中某些集团(往往是大国集团)需要通过文化将其特殊价值说成是“普适价值”的时候，文化才会被意识形态化，充当经济的或政治的工具。

　　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竞争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在国际政治中，任何一种文化意识形态都不能逃避接受其他文化意识形态的竞争。特别是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不同宗教、民族、国家之间文化意识形态的交往、碰撞日益增多，竞争和斗争日趋激烈。文化领域不仅直接成为竞争的舞台，而且也折射出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激烈争夺。在文化意识形态的国际竞争和斗争中，突显出了相关行为主体的信念、信仰、理想之争，价值标准之争，社会发展道路之争，也提出了文化安全和维护自身利益的问题，以及反对文化霸权和文化侵略、弘扬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维护文化生态平衡的问题。这些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二、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文化的功能存在着日益政治化的倾向，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扼要说来，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是民族国家之魂，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文化是人们身份认同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一个社会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社会，一个人群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人群，不仅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构架等不同，更在于其自身独有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不同。因为文化不仅表现为生活方式、习惯风俗，更是人们的信念、信仰、理想和价值标准、价值取向，因此，文化往往规定了“我(们)是谁”，提供了人们彼此之间相互区分和身份认同的基础。其次，文化作为社会生活和历史延续的产物，为社会组织形式提供了正当性、合理性的依据。只有被文化阐释和证明为正当的社会组织形式，才能获得民众的普遍认可，并不断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使民众遵从其规则和制度，进而使其更加巩固。再次，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凝聚力、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源泉。一个民族国家凝聚力、自豪感和自信心的强弱，往往是与其文化发展状况水平相联系的。一个缺乏优秀文化传统的国家，无论其物质生产多么发达，人民生活多么优裕，都难以保持持久的凝聚力。此外，文化还可能影响人们的创造力，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后劲”。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能够激发人们的创造激情，创造出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可持续发展。

　　(二)文化是构成综合国力的基本要素

　　综合国力亦即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它是该国对外政治行为的基础和保障，决定着该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制约着国家外交政策的实施和成效，以及外交意图的实现和外交能力的发挥。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科技、经济、军事实力等构成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凝聚力、吸引力和感召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软实力”是运用非强迫手段表现出来的特殊力量。“一个国家可以在国际政治中得到所希望的结果，因为他国想追随他，欣赏其价值观，效仿其模式，渴望达到其繁荣水平和开放程度。从这一意义上说，在国际政治中通过制定议程来吸引他人，与通过威胁或使用军事或经济手段来强迫他人改变立场同等重要。我把实力的这一方面称为软实力。”[5]文化价值观的吸引力，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感召力，制定国际规则和建立国际机制的能力，合理价值观指导下的外交政策，文化产业的发展程度，以及生活方式的影响力，等等，都能够不同程度地提升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软实力”能够树立自身的政治文化自主性，是能够影响他人的行为和思想的精神力量，是能够用劝导、引导等使他人自觉信服的力量，而不是用强迫、压迫等使他人服从的力量。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越强，越容易赢得其他国家在道义上的尊重、情感上的亲近、行动上的支持乃至政治上的认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文化软实力变得越来越重要，世界各国都越来越注重从综合国力竞争的战略高度加强和推进文化软实力建设。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就提出了“建立文化发达国家”的构想，目前更是通过大力发展动漫、游戏软件等大众文化，增强日本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法国向来注重保护和推广法语，保存和弘扬法国文化特质，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更是提出了“文化欧洲”构想，谋求在共同文化的基础上建立欧洲共同体。俄罗斯文化资源丰富，普京雄心勃勃，一直在着手实施“文化扩张”战略。中国的“孔子学院”、文化“走出去”战略等，也是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具体举措。美国既是最先提出，也是最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国家，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进一步提出了“巧实力”战略，即要将美国的“硬实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和“软实力”巧妙结合起来，实现美国的战略利益。

　　(三)文化是民族国家之间交往、合作的基础和桥梁

　　在人类历史上，由于人口迁徙、民族融合、国家“分合”，以及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一种文化常常会程度不一地“扩散”开来，散布到不同的宗教、民族、种族、国家和地区。作为一种历史积淀的同源文化往往具有历史认同和血缘亲和功能，对相关宗教、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具有巨大的内聚力和吸引力，并成为外交结盟、国际合作、以及政治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媒介。特别是冷战后，同源文化在这一方面的作用日益突显。众所周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就植根于共同的欧洲文明及伴随着与经济一体化进程形影相随的文化融合过程。中东、中亚穆斯林国家不断加强宗教、语言和文化联系，伊朗提出的“穆斯林共同市场”、土耳其提出的“泛突厥联盟”、巴基斯坦提出的“伊斯兰新月区”，都具有浓重的伊斯兰文化色彩。东亚地区“儒家文化圈”(包括中国、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等)国际合作的日益增强，也表现出同根同源文化的亲和力。此外，随着全球化、信息化进程的深入，不同文化在珍视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异质文化的合理成分，而且对异质文化的包容、认同也在扩展，这为世界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合作，为构建充满生机的和谐世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四)文化是影响国际关系、引发国际冲突的重要因素

　　文化即“人化”，具有鲜明的宗教性、民族性、地域性等个性化特征，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矛盾、冲突和对抗由来已久。而冷战后新的世界秩序尚未形成，这为文化介入或参与国际冲突提供了历史契机，形形色色的民族冲突、种族仇杀和宗教纷争频频发生。目前，文化冲突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以至于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例如，穆斯林和犹太教之间的宗教文化之争，早已演变为一场争夺生存空间的你死我活的持久战。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强行推行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到处引发矛盾、冲突和战争，甚至在此名义下，美国已经挑起对伊拉克、阿富汗等国的军事行动。文化在总体上还决定着民族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和方法。文化意识形态往往是民族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决定着民族国家对外政策的性质和走向，如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华约之间的冷战，双方的对抗性政策都是在意识形态对立的背景下制定的。此外，文化的宗教性、民族性和排他性，特别是“神圣的”信仰、传统等文化因素，极大地增加了通过磋商、谈判等和平途径解决国际纠纷和冲突的难度。因为任何妥协、让步都会因亵渎宗教教义等而招致民众的强烈抵制、拼死抗议。

　　(五)文化是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

　　在全球普遍交往时代，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互动日益增多，文化交流、合作成为加强沟通、进行合作、增进友谊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在“非常时期”，文化交流可能产生的作用，更是有目共睹，如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民间文化、艺术、体育交流，中美恢复邦交前的“乒乓外交”。又如，在国际政治斗争中，政治目标、计划和行为往往都需要进行“文化包装”，都需要运用文化因素论证其正当性、合理性，以便最大限度地获得国内外的理解、同情与支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把自由、民主和人权包装成“全球伦理”和“普适价值”，以之为借口进行文化渗透和扩张，甚至干涉他国内政，颠覆他国政权，以达到影响世界事务、主宰国际秩序、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目的。当然，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面对西方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也会利用既有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认同，顽强地捍卫自己的文化主权和意识形态，这有时甚至会走向文化孤立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

　　总之，国际政治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政治问题，它既涉及经济问题，也涉及到文化问题。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也深刻地影响到国际关系和对外战略。在当代国际政治中，文化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其功能日趋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文化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架构、国际事务中国家行为的思想基础、国际冲突的内在根源、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

　　三、文化影响当代国际政治的新特点、新趋势

　　当代国际政治的时代主题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影响国际政治的因素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其中，文化因素的作用日益抬升，已经成为一种举足轻重的“软实力”。当然，文化“软实力”内蕴在相关主体之中，文化的作用常常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其作用发挥的方式是多样化的，需要我们以一种与观察“硬实力”不同的视角和思维方式进行探讨。

　　(一)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不断抬升

　　冷战时期的主题是“战争与和平”，国际政治的主战场是政治和军事。冷战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潮流，政治和军事强权、高压的合法性备受挑战，对外战略目标和计划已无法单纯依靠政治、军事等“硬实力”来实现，而更多地采取深层、隐蔽、复杂、多变的斗争方式，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等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日趋强化。特别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文化传播的广度、深度和速度前所未有地增强，国际竞争逐渐摒弃了赤裸裸的暴力方式，日益兼顾“权力与正义”，每一行为主体都竭力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法性、道义性的辩护。而文化“软实力”恰好具有增强权力运作的合法性、道义性的作用，因而文化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扩张与保护、打压与抗争构成了国际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特征。例如，国际上文化话语权的争夺目前日趋白热化。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能对“海量”的信息进行“过滤”、权威解说国际现象、评说国际事件、勾勒事情的“基本面”，谁就能在制定和解释各种国际游戏规则方面具有发言权和权威性，谁就能占领道德制高点，赢得合法性和主动权。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地垄断话语权，甚至不惜利用覆盖全球的信息传播体系及各种手段，人为地制造国际话语霸权，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服务。

　　(二)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出现了一股文化“寻根意识”和“复归情结”

　　全球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是以世界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相互作用力度不断加强为表征，推动世界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从相对孤立走向一体化的客观历史进程。全球化极大地推进了文化的传播、交流，推进了不同文化的交往互动，并诱发了一系列双重性的文化效应：一方面，全球化突破了传统文化的地域视野，改变了文化生存、发展的时空图景，要求人们站在“世界公民”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注意宗教、民族、国家间关系、地区间利益的协调，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采取行动;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仍然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守护者，是民族文化依附、传播的主要载体，是民族文化发展、变革和创新的主体。“国家主权过时论”、“国家主权消失论”等否定民族国家地位的极端观点，将文化全球化简单等同于“文化殖民化”或向“文化霸权主义”妥协，都缺乏充分的根据与理性的支持。由于各民族国家介入、参与全球化的情况不尽相同，因而全球化也将不可避免地使矛盾、冲突和对抗经常化、明朗化。[6]总体来看，全球化进程实质上是以西方文明为主体的强权扩张过程，但也是发展中国家以民族文化为武器、以民族主义反击西方文化侵略和蚕食的痛苦历程。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巨大鸿沟、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强权高压、文化殖民和文化霸权的肆意扩张，导致发展中国家宗教、民族情绪日益高涨，文化“寻根意识”和“复归情结”日益加深，并不时反弹和作用于国际政治。

　　(三)冷战后，特别是“9・11”事件后，宗教文化的作用日益突显

　　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时也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教是现实世界中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的一种虚幻的和歪曲的反映。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7]自从宗教在原始社会中产生以来，逐步由部落宗教向民族宗教乃至世界宗教方向发展。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拥有严密的组织机构，特别是仪式和众多的教徒，对国际政治具有多方面、深层次的影响。首先，宗教本身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具有动员和团结教徒的作用，特别是在教徒众多、政教合一的国家里，宗教的这种作用表现得更为直接、强烈。而且，因为宗教具有精神上的麻醉性，其煽动性、凝聚力往往比一般意识形态更强。其次，宗教矛盾和冲突常常是引发或加剧国际冲突和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同民族间的宗教文化差异与政治经济矛盾相交织，构成了诱发国际争端和冲突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宗教中的各种原教旨主义、激进派别，更是国际冲突和地区冲突的急先锋。再次，同源宗教文化是构筑国际联盟、加强国际合作的文化根基。由于同一宗教和教派的国家往往具有历史上和文化上的共同性，易于产生亲近感，对世界重大问题和自身发展道路易于形成较为一致或接近的观点，易于采取比较类似的政策和行动，这往往会加强相互之间的认同，成为国家、地区之间加强合作乃至结盟的纽带。

　　(四)传媒在国际政治领域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文化渗透越来越成为国家间相互影响、制约的方式，而各种传媒是这种影响、制约的重要工具，发挥着诸如信息发布、引导观念、规范认同、营造舆论等作用。在国际传播领域，西方新闻媒介，特别是美国新闻媒介以其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为本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政策的推行提供了巨大的舆论支持。例如，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媒体配合美国政府，将相关新闻信息均置于“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的超级议题之下，强调美国的“反恐战争”便是全世界的反恐怖战争。美国媒体及美国政府的逻辑是：美国是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化身，反对美国就是反对自由、民主和人权，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恐怖主义者。再如，为了配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仅在中国周边，就有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英国BBC、德国之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日本NHK设立的31个转播台，每天使用普通话和中国的五种方言、174个频率对中国播出63个小时，形成了全月形包围圈。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传播的穿透力、扩散面和整体效益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如何与西方的信息垄断和话语霸权相抗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参考文献：

　　[1]转引自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99-100.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5，98.

　　[4]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4.

　　[5]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M].门洪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9.

　　[6]孙伟平.全球化及其文化意蕴[J].学术交流，2007，(4).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66―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