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国际政治方面论文

　　国际政治是指国际社会中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矛盾运动过程的综合。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国际政治方面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有关国际政治方面论文篇1

　　浅析汇率变动的国际政治效应

　　一个国家的货币相对于另一个国家货币的兑换比率，似乎应该是一个经济问题，两种货币之间的比率应该是由市场决定的，但事实上，现实与此十分迥异。在实际情形中，汇率变动不仅涉及到经济与市场行为，同时还涉及到国际政治的考量，甚至思想观念的影响。因此，探讨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币值的高估与低估之国际政治效应

　　(一)货币坚挺与国家强大

　　第一，货币坚挺是否是国家强大的标志?

　　汇率高估有时具有重要的政治效应。汇率高估不仅出现在发达国家，同样也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货币坚挺对发达国家来说，在其他国家看来，代表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经济活力进一步增强，即货币坚挺是这个发达国家经济优异的体现。另一方面，货币坚挺代表着国家的强大。货币坚挺或者说是汇率高估，在外汇市场上表现为本国的货币需求大于供给。那么，为什么市场上会表现出本国货币的需求旺盛呢?这是因为投资者对本国货币的购买力充满信心，相信将来本国货币能够保持购买力不变。

　　为什么投资者对本国的货币充满信心呢?答案的谜底就在于本国的经济实力雄厚。例如，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认为货币坚挺是国家经济政治强大的体现(how a strong dollar shows how strong our nations was)，认为“货币坚挺是一件好事”。这种观点来自于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他认为，“因为汇率坚挺意味着一国经济生机、强大和竞争力。当然，这种看法有时可能过于偏激。里根在任期内，他的一些助手们就这么宣扬过美元坚挺的好处，有时甚至达到了夸大的地步。所有这些好处后来被证明是暂时性的，但他们的直觉是对的。”[4]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货币高估有两个含义：第一，从经济层面来说，为了降低使用外汇的成本，本国货币会大大高估。因为，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发展的资金，急需资金来发展自己的经济，这样，币值高估就成为了筹措资金的一种便利手段。例如，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为了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目标，降低使用外汇的成本，人民币被大大地高估。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一直维持在1美元兑2.4618元人民币的水平上。1971年12月18日，美元贬值7.89%，中国人民币同时相应地升值达到了2.2673元人民币[6]。第二，从政治层面上，把本国货币高估，有利于领导人对本国民众宣告本国经济发展势头的良好。

　　第二，汇率高估是否与一个国家尊严有关?

　　货币坚挺有时被国家认为是体现了国家的尊严。例如，中曾根就认为，强势日元与他的日本“政治大国”目标是相符的，是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战略的一部分，强势日元意味着在世界上日本所处的重要政治和经济社会地位，中曾根认为，日元汇率升值可以把日本新获得的经济财富转换为国际威望。

　　与此相对应的是，认为货币贬值是一个国家衰落的表现。“货币贬值，一般来说当然意味着进口成本的上升和以外币计算的出口收入的减少。换句话说，它表明这个国家变得更穷了而不是更富了，这自然不是一件值得欢呼雀跃的事情。让我们来看一下美元价值的历史性变化吧：20世纪50年代的美元非常坚挺，但自从出现几次明显下降之后，美元就走上了不断贬值的道路。到现在，美元对日元只有50年代的1/3了，对德国马克也只有2/5了，这就足以表明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变化情况了。”[7]一般来说，贬值与国家衰落的关系是复杂的。国家的衰落一定会影响本国货币的购买力，本国货币的币值变化并不只是由国力一个因素来决定的，而且还包括本国发行量的大小等。

　　当前，关于货币升值与贬值的政治争论似乎成为一种政治口号，真正的政治目的是现象之后，在国家崛起过程中，本国经济发展速度快于其他国家，这时，本国的货币币值从长期来看，可能会变得坚挺，甚至是升值。但反过来，货币升值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的强大。同样，货币贬值也是同样的道理，国家经济实力衰落从长远来看，本国的货币币值会面临着向下调整。这样，关于汇率变动与国家强盛或衰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决定关系。因此，汇率变动的政治争论成为一种借口，成为达成目的的一种手段。

　　(二)货币升值与国际责任

　　汇率升值是否是承担国家的国际责任意识的一种体现?这一观点经常发生在汇率摩擦的国家之间，尤其一方是崛起中的大国。“国际责任说”是一种能力——意图说。在国际社会中，拥有什么样的能力，就必须要有义务和责任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拥有这样的能力，而不承担这样的责任，就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不负责的。“任何一个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是其外部影响力，而外部影响力的主要标志又是该大国能否履行国际责任。”[8]具体到汇率问题上，这主要是认为崛起中的国家故意低估自己的货币，造成不公平的国际竞争力，使本国的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其他国家则会被这一不公平的行为所害，甚至是造成全球经济的不平衡。这一观点在本文研究的题目——日元升值中被美国屡次提及，同样，在当今美国与中国关于人民币的争论都又再一次出现。因此，美国要求日本和中国履行国际责任，承担起自身的国际义务，让其货币升值。

　　那么，崛起中的国家又是如何反应的呢?“绝大部分时期内日本处理那些国际货币问题的态度，都带有一些鲜明的特征。其中之一是明显的被动，变现为日本不愿在重要舞台上扮演角色。它只想关注自己国内的事务，不愿和其他人掺和在一起。而且在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方面，日本人有一种强烈的、几乎是排他的投入态度。”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是被动的角色;二是与美国的“不正常”关系。中曾根提出，要改变成为“世界中的日本”到“为世界作贡献的日本”。行天丰雄指出，“在80年代，我们(日本)开始为成为国际金融问题的一个主要参与者进行有意识的努力，而且我们也渴望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参与者。”[9]因此，日元在负责任这一原则下开始大幅度的升值。在本文的后面，我们可以发现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与“国际责任”的认识不充分有关。

　　崛起中的国家如果想在现存的国际体系下得到 发展，就始终避免不了“国际责任”问题。因此，崛起中的中国是在当前国际体系下发展的，这样中国同样面临着国际责任问题。中国政府的态度也是明确的——中国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中国政府认为，承担国际责任应该与自身能力相当。因此，在汇率问题上，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的。温家宝的话代表着中国在这问题上的立场。“从2005年7月份我们实行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21%。虽然最近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幅度并不那么大，但是由于欧洲货币、亚洲货币大幅贬值，人民币实际上也处在升值的状况。这对我们外贸出口带来了压力。我们的目标是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但是，这是由市场和我们自己决定的，任何国家不能对人民币升值或贬值施加压力。”[10]

　　问题的关键在于“国际责任”的界定，汇率升值多少才算履行了国际责任?这一问题的回答具有模糊性，因此，这也是汇率变动与国际责任 联系起来的重要原因。

　　二、汇率变动与国家的兴衰

　　(一)汇率变动与国家竞争

　　汇率变动在引发国家竞争力变化方面，引起的争论是两个层次的。

　　第一，汇率变动引发关于“倾销”的 政治争论。汇率变动与倾销的关系主要是指汇率故意低估造成本国的产品相对于外国更加具有竞争力，从而迫使外国生产厂商破产或者转行。因为，汇率的变化会影响进出口价格，而进出口价格的变化最终必然会影响到进出口量。一般来讲，一种货币贬值会减少贸易赤字，因为它会使进口品更昂贵;而货币升值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汇率波动使反倾销指控称为 热点。当日元急剧升值时，似乎大多数日本出口商都在搞倾销：用美元来结算，美国的倾销价格低于在日本生产或销售同样产品的价格。”这一点特别在利益集团游说政府改变汇率政策时常常出现。

　　第二，汇率变动国家竞争力的关系上如何认识?这也是对汇率变动的重点争论之一。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国际竞争力的涵义和如何测量。关于竞争力的定义，由克林顿总统 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罗拉·迪森(Laura D′Andrea Tyson)《鹿死谁手》一书中给出。她指出，竞争力是“能持续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生产出在国际竞争力中经受住考验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

　　因此，一方面，长期低估会对外国的生产者造成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造成本国的成本却较小。事实上，汇率波动与国家产品的竞争力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因果关系的，我们可能发现国家产品的竞争力是汇率变动引起的，也可能认为汇率变动会造成国家产品具有竞争力。要分清具体的场合。因此，把汇率问题与国际竞争力进行挂钩，保罗·格鲁克曼给出了主要的原因：“竞争力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一样，很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以爱国为名谋求私利。”

　　(二)国际收支逆差是否是国家衰落的表现

　　这个观点是霸权稳定论的一个重要证据。罗伯特·吉尔平引用卡洛·西波拉(Carlo Cipolla)关于帝国衰落的研究，“经济政治大国衰落的一些传统特征：过度的 税收、慢性的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困难。……但里根‘经济奇迹’的虚假繁荣蒙蔽了美国人民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真相，不知道他们仅仅依靠别国的金钱才繁荣兴旺。总的来说，美国人民未能领会预算赤字的历史意义以及它对 社会的影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国际收支逆差被认为是国家衰退的一种表现形式。

　　要分析国际收支的政治影响，我们需要具体地区分各个项目的差额。首先，国际贸易差额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产品竞争力，特别是货物和服务贸易反映了一国制造业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而当前体现经济发达是更为重要的服务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于是出口中制造业和服务的比重越大，经济就越发达。因此，我们不能混淆国际收支逆差与国际贸易逆差。国际贸易差额是反映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国际收支逆差则不一定是国家竞争力丧失的体现。其次，当前发生的另一个变化是信用在经济中扮演中重要的作用，不仅对个人而言，对国家来说，这种情形仍然适用。能够拥有大量信用的国家一定会是富国，而不会是穷国，因为富国才会让人相信信用总体上是安全的。

　　汇率变动与国家实力变动发现关联。一般说来，汇率变动造成的政治效应发生在霸权国与正在崛起的且对霸权国的霸权构成威胁的国家之间。

　　有关国际政治方面论文篇2

　　论音乐与国际政治

　　【摘 要】 本文阐述了音乐在国家外交中的作用，在中西音乐的异同比较中分析了两种不同的生存哲学。认为，音乐在外交中的主要作用体现在三方面：试探敌意、释放善意、软化矛盾。而中国音乐体现的和谐与包容两大特点，对今天中国人看待世界政治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国际政治;音乐;外交;和谐

　　一、引言

　　本文试图从音乐本身的特性出发，探究音乐在对外交往中的特殊作用，并比较中西方音乐的不同，探究两种音乐背后的不同哲学，及双方对于国际秩序不同的价值追求，进而探讨能否从中国传统音乐所蕴含的“和谐”“包容”来构建中国自身的国际政治观。本文所指的音乐不是关注音乐的水准、技巧，而是着眼于音乐蕴含的情感及其与世界政治的联系。

　　二、音乐与外交

　　随着全球化的浪潮，权力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约瑟夫奈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阐述了软权力的基本内涵，技术、文化、观念等软权力因素越来越被视为实力的核心要素。实力的转移使得权力的分配发生了变化，从前被民族国家垄断的权力开始流向跨国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在这个过程中，音乐作为一种蕴含着人类情感思想的艺术，在外交中发挥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学界对于音乐在外交中的作用研究主要集中在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特殊地位。认为音乐可以作为防御性工具和进攻性工具。

　　作为进攻性工具，音乐主要承担“政治先锋”和“观念大使”角色，发挥其试探对方政治意图、软化对方负面情绪，加强对行为国文化认同的作用。作为防御性工具，音乐主要承担“身份标识”和“文化桥梁”角色，发挥其吸引他国公众兴趣、塑造国家形象、培植他国信任的长远防御性作用。分而论之，音乐在外交中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的作用。

　　首先，试探敌意。20 世纪50年代冷战中的美苏关系高度紧张，试图改善却又无法摸清对方底牌时，音乐发挥了特殊的试探作用。1956年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率先成功赴苏联演出时，乐团特意演奏了苏联国歌，在演奏美国国歌时，苏联观众纷纷起立鼓掌。同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提出了：“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在现代国际条件下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在得到对方善意信号之后，1959年，美国纽约爱乐乐团也赴苏联演出，美苏关系迎来冷战中的第一次缓和。

　　其次，释放善意。1973年，伦敦交响乐团访华，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支在中国大陆演奏的西方乐团。2007年，德国奥斯纳布鲁克乐队在伊朗演出。2008年，纽约爱乐乐团在平壤演出。2009年，中国爱乐乐团在梵蒂冈演出。音乐在这些外交的破冰之旅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后，软化矛盾。二战后，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奥地利是纳粹德国的帮凶，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 奥地利政府耗费巨资派遣维也纳歌剧院和爱乐乐团、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到欧洲巡演， 演出贝多芬、勃拉姆斯等人的经典作品，通过音乐向世界传达：“勃拉姆斯和贝多芬是奥地利人。”

　　音乐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离不开权力的影子，音乐本身并不会区分进攻性工具与防守性工具。音乐可以释放善意，也会释放敌意，音乐会软化矛盾，也会加剧矛盾。因此，在我国全面布局“一带一路”战略的时候，如何合理利用好包括音乐在内的各种形式向世界舞台展示中国形象，增加外国政府民众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了解，如何规避文化差异，增强互信，需要高超的外交手段。

　　三、中西音乐的异同：两种不同的生存哲学

　　对比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的音乐作品，可以从两者的不同来探究其背后的生存哲学，发现两者对于国际秩序的不同追求，对于世界政治的不同目标。西方的音乐背后是达尔文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逻辑;而中国古代音乐里则有儒释道三家对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内心三个关系的思考。

　　简要回顾西方音乐发展史。1000-1450年，这一时期以__音乐为主，只有单一的旋律线，没有和声与对位。1450年-1600年，文艺复兴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音乐也进入了复兴时期，世俗音乐占有了更重要的位置。1600-1750年，通常被称为巴洛克时期，即从威尔第开始到巴赫和亨德尔为止。与音乐所希望的和平秩序相比较，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历了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几乎把整个欧洲卷入。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提出了扩疆拓土的“天然疆界”政策，企图把法国的边界延伸到比利牛斯山、地中海、阿尔卑斯山、莱茵河等，并为此发动了多场战争。

　　1667年，同西班牙作战，1672年到1678年同荷兰作战，1700年，与奥地利战争......德国学者森哈斯在关于音乐与国际和平的研究中， 将巴洛克音乐称为“和平幻想曲”与“秩序幻想曲”，巴洛克音乐反映了人们对合理国际秩序的向往，对和平的希冀以及对战争的憎恶。1750-1827年，被称之为古典主义，古典主义是以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四位大师为中心的，追求条理、平衡和宁静，对世界和平的向往。

　　1827-19世纪末，被称为浪漫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家追求个性，标新立异，渴求如痴如醉如狂，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从个人角度去看待思考世界。出现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印象主义，则大量采用了不和谐的七九各弦、叠置和弦、造成扑朔迷离、朦胧不和谐的音乐风格。纵观西方音乐发展史，是一个从追求整体到追求个人，从追求和谐到追求自由，从追求整齐划一到追求个性张扬的过程。

　　再来回顾中国传统音乐。中华民族音乐的启蒙于距今六千七百年至七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已经可以用古笛演奏完整的七声音阶。夏商两代是奴隶制社会时期，这一时期的音乐从内容上看，脱离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而对人的颂歌。例如歌颂夏禹的乐舞《大夏》，歌颂商汤伐桀的乐舞《大蠖》。春秋战国时期，音乐迎来了大的发展，宫廷首先设立了礼乐制度，孔子删定形成了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到后来秦汉时期的乐府，魏晋南北朝的相和歌，隋唐时期的七步乐，宋金元时期的杂剧、元曲，明清时期的戏曲、弹词、民间小调。可以总结中国音乐的两个特点。

　　第一，和谐。

　　这种和谐不仅包括韵律上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人与自己内心的和谐。从上古时期到近代中国，中国音乐只有五声调式，即只有1、2、3、5、6五个音符，而没有七声调式。缺少最刺耳的4、7两个音符。这样就达成了一种韵律的和谐一致;在传统的古琴演奏中，琴人总结出“得之于心，方能应之于器”的心理感受。更有民间歌女韩娥，歌后“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体现的是人与自己内心的和谐;再如著名乐人秦青的歌唱据载能“声振林木，响遏飞云”，汉代乐府敕勒川中描述的“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则是一种人与自然的一致和谐;再如传统的礼乐制度模式，《乐记》中记载：“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和;序，故群物皆别......。”《论语》中对于诗书礼乐的教化功能进行了许多极富启发意义的论述，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第二，包容。

　　中国音乐的发展史称得上一部包容史，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不同民族的音乐都能在中国音乐中得到体现，都能为中国音乐所接受并且内化。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诸国的歌曲已开始传入内地。北凉时吕光将在后代隋唐燕乐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龟兹(今新疆库车)乐带到内地。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唐代，唐代宫廷宴享的音乐，称作“燕乐”，它们分别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国的民间音乐，主要有清商乐(汉族)、西凉(今甘肃)乐、高昌(今吐鲁番)乐、龟兹(今库车)乐、康国(今俄国萨马尔汉)乐、安国(今俄国布哈拉)乐、天(今印度)乐、高丽(今朝鲜)乐等。还有著名的唐代歌舞大曲，它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融会了九部乐中各族音乐的精华，形成了散序的结构形式。其中《霓裳羽衣舞》则由唐玄宗所作，清雅和煦，为世所称道。大诗人白居易就有著名的《霓裳羽衣舞歌》传世。

　　音乐是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传统音乐的包容与和谐也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佛家所蕴含的思想对今天中国人看待世界政治有借鉴。许晓春老师认为儒家是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道家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佛家则是解决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中国传统音乐所蕴含的对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解读也正是中国人的生存逻辑，有别于西方的丛林逻辑，是典型中国式的和而不同。

　　不强求一致，不追求中国治下的秩序，超越西方民族国家的分析单位，用世界作为单位去思考问题，追求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追求一种有容乃大的世界，用“化”的方式，而非“克”的方式去对待不同文化，不同民族。赵汀阳在《天下体系》中所说的：“天下无外，以乡观乡，以家观家，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例如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导演张艺谋选取一首温和自然的《我和你》作为主题曲，事后张艺谋坦言，“这首平和且安详的歌曲正表达了北京奥组委对世界和平的希望，就像歌中唱的‘我们都是一家人’;中国和西方不同的音乐发展历程背后是两种生存哲学的碰撞，反映了双方对于世界政治的不同态度，对于价值秩序的不同追求。”

　　四、结语

　　本文运用“拼贴画”的方法，从音乐角度出发，比较中西方音乐背后的不同价值追求。其意义在于为国际政治微观理论层面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其目的在于比较中西方音乐的不同，来说明其背后不同的生存哲学，对于世界政治不同的看法，以期能从传统的儒释道文化提炼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参考文献】

　　[1] 陈玉聃.音乐的国际关系学[J].外交评论，2011.3.15-16.

　　[2] 王南丁.音乐外交在国际关系中的政治作用[J].政治学研究.2015.3.20-25.

　　[3] 曾琳智.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运用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