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论文代发表

　　国际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也将因国家的消亡而消失。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国际政治论文代发表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国际政治论文代发表篇1

　　浅论国际政治视野中的环境安全

　　【内容提要】基于全球环境恶化对人类生存与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环境问题上升为安全问题。“环境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关注的一个焦点，在水安全、气候变化、公共领域、环境难民和军事与核扩散等方面引发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在几个方面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存在着不安全因素，对我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形象构成了挑战。

　　【关键词】环境安全 国际政治 中国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一直被视为国家传统安全之根本。生态环境并非从来就是一个安全问题。一个问题能否成为安全问题，主要取决于它对人类来说是否具有足够的危急性，取决于不解决它就将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当生态环境变化是缓慢的、不易察觉的，它可能就不是一个安全问题;而当环境问题变得严重且加剧恶化时，环境安全问题就油然而生了。

　　一、环境安全已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焦点

　　所谓环境安全(本文以此代指生态环境安全)是指“避免由于人类不当活动和自然因素造成环境破坏而导致的对人类健康、生物多样性、社会经济发展的威胁，确保公众安全。” 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环境对生命系统的支撑能力”。 它并非只是对关键资源的支配与控制，而是涵盖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态系统。当一个国家的水、土地、生物等生态环境要素遭到严重破坏，使维持生命系统的生态功能出现严重衰退，导致灾害频发，生态资源的支撑能力大大削弱，人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甚至整个民族丧失了安身立命的基础时，也就意味着国家的环境安全出现了危机。在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可能激化国内社会矛盾乃至国际冲突，酿成更大范围的安全问题，环境安全这个非传统安全问题就转化为传统安全问题了。

　　环境安全是随着20世纪世界生态环境形势的严峻而凸显的人类安全问题。人口增长、科技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使人类面临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一部分人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仍感觉自己生活在不安全的时代，还有一部分人处于贫困驱动型的生态破坏之中，环境恶化又深化了贫困，而环境贫困必然对社会安全构成威胁。环境恶化和贫困加剧形成了不安全的因果链，一些国家的情况表明，“贫穷、人口压力和环境恶化是战争的营养丰富的温床，而现代战争日渐增强的对环境破坏的能力会成为一种正反馈的形式。即环境恶化和资源缺乏促发战争，而战争的发生更加剧了环境恶化和资源缺乏。” 环境危机已经是非洲地区局势动荡和国家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淡水、耕地、矿产和渔业资源的争夺都可能导致激烈冲突，特别是当这些争夺发生在不同种族和不同民族之间时，冲突就更加尖锐和复杂化。

　　环境问题的“安全化”(securitization)表明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存在性威胁”，需要采取措施来应对。 早在19世纪70年代，人们就开始进行(全球)安全研究，安全指涉的对象包括全球生态系统。1972年人类环境大会召开，罗马俱乐部、世界观察研究所提出一系列报告，环境问题被置于“科学议程”(scientific agenda)与“政治议程”(political agenda)的结合中。美国环境专家莱斯特•R.布朗提出重新定义国家安全概念。“土壤侵蚀、地球生态系统的退化和石油储量的枯竭，目前正在威胁着每个国家的安全。”“对很多国家来说，沙漠扩延或土壤侵蚀可能比入侵敌军更能威胁国家的安全。”他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安全威胁已经小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安全威胁，对国家和文明长期安全的真正威胁更多地存在于不可持续的发展之中。“国家安全的关键是可持续发展性。如果全球经济系统的生物基础不能得到保护，如果油井开始枯竭而新能源系统还未及时建立的话，经济的瓦解和崩溃势必难以避免。” 生态压力和资源短缺产生的经济压力，最终将转化为社会不安。如果全球经济系统的生态基础得不到保护，环境安全势必危及国家安全。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正式使用“环境安全”这一术语，“传统理解的安全的整个概念――从对国家主权的政治和军事威胁的角度来认识的概念――必须加以扩大，以便包括日益增长的环境压力的影响――地方的、全国的、区域的和全球的影响”。人类行为对地球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环境压力既是政治紧张局势和武装冲突的起因，也是它们的结果。国家间常常为争夺原材料、能源、土地、河流流域、海上航道和其他重要的环境资源的控制权而发生物质冲突”。事实上，一些看似传统安全的问题也是由环境安全引发的。例如，“引起大规模难民迁移的直接原因，可能表现为政乱和军事冲突，但是潜在的因素往往包括自然资源基础的恶化及其维持人类生存能力的下降”。 1987年10月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事故后，苏联领导人提出创建联合国环境安全理事会的设想，但国际社会对此应者寥寥。

　　冷战结束之后，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凸显，世界安全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尽管环境安全的议题在联合国屡屡受挫，但是一种涵盖政治、军事、经济、环境和社会的新安全观进入国际安全议程。1991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环境安全视为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发达国家纷纷将环境安全列入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环境威胁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安全威胁。1996年的美国《国家安全科学和技术战略》提出：“环境压力加剧所造成的地区性冲突或者国家内部冲突，都可能使美国卷入代价高昂而且危险的军事干预、维护和平或者人道主义活动。”根据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的定义：“环境安全是保护自然环境和公民、社会和国家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不利影响，这些不利影响包括对人类健康、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人类生存的威胁。”

　　冷战后在国际政治领域表现相当活跃的哥本哈根学派认为，环境安全“关系到作为基本的、支持系统的地方和整个星球的生物圈，它依赖其他所有人类事业”。 一些政要要求各国政府更关注那些潜在的由人口、环境和资源问题引发的冲突，发达国家和联合国的有关机构就环境安全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集中在可能引发政治冲突的环境风险因子及关键行为者的行为。2002年，联合国正式成立“人类安全委员会”，专门负责“威胁世界和平的两大邪恶力量：匮乏与恐惧”。今天，联合国各部门都从侧重于解决发展和冲突的问题转变为加强环境信心建设，以促进冲突之后的自然资源分配和污染的联合治理。

　　时至今日，环境安全作为国家和国际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共识。2005年的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指出，有60%的生命支持系统面临着威胁，环境安全已是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在许多地区，环境构成了安全问题的一个基本要素，并且未来将愈来愈成为世界各国安全事务的核心。人们意识到，“整个国家共同体，而且整个人类，需要享有的安全形式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洁净的、未受污染的环境、水、食物和稳定的大气与气候等环境物品的提供。简言之，所有的国家都需要一个地球栖息地”。 而且，这种类型的非传统安全将会转化为传统安全问题或者它本身就与传统安全交织在一起，环境安全因此也对世界经济与政治越来越具有特殊的影响。

　　二、环境安全在国际政治中的具体表现

　　当环境问题足够严重时，就会危及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稳定，而且这些问题并非局限于一国内部，往往具有跨国效应，甚至可能威胁他国人民的生存、健康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就可能积累冲突因素，引发国际争端。

　　第一，争夺自然资源，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水冲突及其水政治。

　　与石油资源相比，水资源似乎并不具备全球战略资源的地位，但100年以来，全球用水量增加了5倍，获取水源的能力已变得越来越敏感、越来越紧张。根据联合国机构的统计，目前全球共有43个国家缺水，缺水人口约为7亿。到2050年，这个数字可能超过30亿。每年有160万人因为缺少安全用水和卫生条件而死亡，其中90%是未满5岁的儿童。正如前世界银行副行长萨拉杰尔丁(Ismail Serageldin)所担心的，20世纪的战争为了争夺石油，下个世纪的战争将为了争夺水资源。 世界上许多河流是跨国界的，有13个水系(河流或湖泊)由一百多个国家分享，它们在水资源分配问题上争吵不休，随时可能引发国际争端，水政治越来越具有国际色彩。尼罗河流域的国家对尼罗河水的依赖使得该流域成为最可能发生国际“水资源冲突”的地区。处在两河上游的土耳其也越来越把水源作为政治工具，用于处理与邻国特别是叙利亚的关系。苏丹达尔富尔地区阿拉伯牧民和从事农耕的土著黑人本来和睦相处，但由于降雨量减少，水资源匮乏，农牧用水引发愈演愈烈的冲突，导致联合国严厉的维和干预。此外，随着近年资源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资源国的国际地位和外交“话语权”发生了微妙变化，一些拥有重要战略资源的地区，如非洲、中亚和南美的重要性提升，一些国家加紧与非洲发展关系，中亚也被认为是争夺石油资源的下一个主战场。世界的热点更加聚焦于资源丰富的地区，一些国家因此加快了结盟的步伐。2007年，俄罗斯、伊朗、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五国峰会发表《德黑兰宣言》，显示里海国家不让他人染指油气资源的姿态。

　　第二，气候变化的威胁。

　　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可能是未来100年人类面临的最危险最可怕的环境挑战。气候变化触发大规模非传统安全问题：它影响水资源的分布，使全球干旱、洪水等灾害更加频繁;导致大量人口迁移，对其他地区带来沉重压力;增加了疾病传播和社会动荡几率，并可能导致对自然资源更激烈的争夺。事实上，气候变化已经危及小岛国的生存空间，也将影响降雨量，已有研究发现降雨量与地方冲突在统计学意义上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很可能会使现存的紧张局面更加恶化，会加大政治与安全风险。 气候变化使得粮食安全更难实现：气候、气温和降雨量的变化已经并将有可能使过去适合作物生产的可行范围发生变化。 干旱使得非洲的一些地方无以为生，大批居民流离失所，不得不背井离乡，向其他地方迁移。2007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题为“环境变化、和平与安全”的研讨会，这是联合国第一次安排以环境为议题的专门会议。同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报告指出，全球气候系统的变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现象很可能(可靠性在90%以上)是人类活动导致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所致，如果不采取行动，气候变化可能带来一些“突然的和不可逆的”影响。2009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再次将气候变化问题推到了国际舞台中心。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必须承担历史责任，实现大幅减排，必须在中期减排目标上作出承诺;而发达国家则推卸责任，试图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印度等排放增长和经济实力增强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进行得非常艰苦，在长期合作行动的“共同愿景”以及发达国家2012年后减排目标上各方分歧很大。

　　第三，公共领域的开发较量。

　　全球公共领域(大洋、大气层、太空、极地等)属于全人类，但由于一些领域(譬如太空)还没有相关国际法律，客观上助长了先占为主的态势。冷战结束后，美国高度重视来自外层空间的机会和潜在挑战，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美军的指挥作战和精确打击对太空技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美国的太空战略意在夺取“制天权”和保护太空资产的安全，2001年，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将“开发太空和阻止敌人使用太空”作为未来军事行动的关键目标。尽管目前还没有其他国家有能力对美国构成太空威胁，但太空军事化却使他国陷入“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太空争夺战可能在地球外围形成长久而巨大的垃圾带，给全球安全和人类航天事业发展带来严重威胁。为了促进和平开发和利用太空，2008年，中国、俄罗斯向联合国裁军会议提交了关于禁止太空武器化的条约草案。北极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矿物、渔业资源，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北极点周边为冰所覆盖的北冰洋为国际海域，但现在美国、俄罗斯、加拿大、芬兰、瑞典、挪威等国都纷纷表示对北极的拥有权。2007年，美国公布的21世纪海军发展计划的重点就是关注未来在北极地区围绕争夺资源而可能爆发的冲突。2008年，丹、俄、美、加、挪五个周边国家共同商讨有关北极地区领土归属和气候变化等问题。

　　第四，环境难民问题。

　　环境难民是指因生态系统恶化和环境质量下降导致失去生存基础的居民。与早先主要因战争等原因产生的“政治难民”不同，1970年代出现了大批由穷国到发达国家的非法移民即“经济难民”，1980年代以后环境难民急剧增加，他们有的是“国内难民”，有的逃往国外，这些难民聚居在新的地区又形成新的共同利益，有新的政治要求。缺乏水资源和与此密切相关的荒漠化是引发环境难民的主要原因，估计非洲到2025年面临缺水的人口将达11亿。根据2007年联合国《对解决荒漠化问题的政策重新评估》的报告，荒漠化对全球1亿到2亿人造成影响，使他们在获得食品、水和其他基本服务方面的能力不断降低。如果不采取全球性的应对政策，今后几年内荒漠化将影响20亿人，10年内将产生5000万难民。 气候变化也会产生气候难民，南太平洋岛国图卢瓦九个岛中的一个因海平面上升而淹没，不得不向新西兰移民。气候移民对南亚、非洲和欧洲的地缘政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给那些脆弱的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增加国内和国际间暴力冲突和战争的风险。非洲难民问题的根本原因也是环境退化和人口增长，严重的贫富差距激化了族群和宗教矛盾，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环境难民与政治难民难解难分：一方面，大量环境难民的涌入可能成为新的环境破坏者，特别在非洲，进而引发争夺资源的战争;另一方面，移民潮又扩大了迁入国的贫富差距，对其政治社会结构和文化民族秩序构成新的变数，成为国际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第五，军事活动包括核武器扩散造成环境破坏。

　　自然环境本应享有《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的保护，但是在战争和武装冲突面前却显得软弱无力。近代每一次战争的背后，或多或少都有争夺自然资源的影子。不论是战争还是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都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并占有了那些原本可用于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战争中水井被污染、作物被焚毁、森林被砍伐、土壤被投毒、牲畜被杀害等行为屡见不鲜。国际研究已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贫铀会造成灾难性后果，美国在冷战后的几次局部战争中使用贫铀弹也遭到国际舆论的严厉谴责。在过去的30年里，伊拉克先后经历了两伊战争、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2003年的战争，战争造成的环境污染导致伊拉克许多地方的畸形儿、癌症患者显著增多。 鉴于现代战争对环境的破坏力，2001年，联合国大会(56/4号决议)宣布每年11月6日为“防止环境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遭到破坏国际日”，认为环境在武装冲突中受到的破坏在冲突过后仍会长期危害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并往往扩及国家疆界以外，并祸延后代。2009年的这一天，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阻止冲突对环境的破坏，保护好人们赖以生存并作为维护世界和平、可持续发展支柱的环境。另外，预防并打击核恐怖活动也是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核设施营运者的头等大事，包括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恐怖组织盗窃核武器、获取核材料制造“脏弹”进行恐怖袭击。

　　三、中国环境安全的国际政治意义

　　中国在取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在人口重负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双重作用下也大量透支了生态环境。近年发生的许多环境事件，都在不断警示着水安全、土地安全和气候安全。“从这一个或那一个角度看，每一个环境因素可以成为经济混乱、社会紧张和政治对抗的一个根源。” 我国环境安全可能引发国际矛盾和争端的主要领域有：

　　水安全。

　　跨国境河流的开发和污染已经成为影响他国安全和利益的焦点，对共同自然资源的管理效果会直接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我国日趋严重的水污染不仅破坏了本土的山川河流，而且也损害了中国的形象。污染物一部分随季风被带到邻国甚至更遥远的国家，一部分则通过水域流往他国。处于上游位置的中国河段所发生的事情将引起国际政治问题。对2005年松花江流域发生的化工厂污染事件，俄罗斯就强烈要求中国解决水安全危机。另一方面，对跨国河流上游的开发会影响中下游国家的利益。青藏高原地区是亚洲许多江河的源头，这些河流滋养着亚洲高密度的人口，中国加快加大这一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势必增加与周边国家的水摩擦。例如澜沧江水电大坝对下游沿途产生了涉及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重关联效应，构成了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水政治。这涉及三个层次的生态冲突：自然资源安全(国家间的水分配问题)、经济安全(与水电开发的有关经济利益问题)、人类安全(水电开发对社区的影响问题)。 2010年我国西南和东南亚邻国发生大旱，湄公河水位下降至近20年来最低水位，部分地区的水位仅33厘米。一些下游国家媒体声称，中国在澜沧江已建或在建的11座水坝电站断流截水，造成了它们河水的干涸。中国外交部表示，澜沧江出境处年均径流量仅占湄公河年均径流量的13.5%，作为负责任的上游国家，中国在澜沧江水电开发过程中积极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充分照顾到下游国家的关切。湄公河委员会表态支持中方的观点，认为水量减少的原因在于干旱而非水坝，而如果没有这些水坝，很可能在更早就会出现缺水的问题。此事说明，无论上游的水库是否发挥了有效的调节河水的功能，及时的沟通是防止误解的有效办法。2010年4月首届湄公河委员会峰会召开，各方的主要关注点是跨境水资源如何管理。此次地区性会议引发世界关注，毕竟水资源管理的跨境合作具有世界意义。

　　气候安全。

　　1991年，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组成“77国集团加中国”谈判联盟，同年在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北京宣言》。气候变化话题是南北对话的延续，其核心问题是发展权问题，但是现在的话语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展中国家的集体权益，中国关注国际气候谈判的经济含义和政治含义，并针对试图将减排重点转向发展中大国的迹象保持高度警觉。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位居世界前列，人均排放量也从过去占美国的1/10提高到现在的1/5。未来20年里，中国将有3.5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对能源的需求将进一步增长，而中国目前不掌握低碳经济所需要的62种关键技术中的42种核心技术。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仅批准了《京都议定书》，表明了减排的政治意愿，并且一直主动加大减排义务，中国的减排业绩已得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能源理事会的赞扬，但我们拒绝接受强制性的目标。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符合世界主流的期望。2009年中国政府宣布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实现单位GDP能耗减少40%，走低碳发展道路将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资源的国际转移。

　　我国通过国际贸易和投资进行的资源转移隐含的环境安全问题包括：一是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付出了过大的环境资源代价。这里既有粗放型增长方式，无节制的开采和较低的利用率造成的资源浪费，也有一些国家利用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出口转移重要资源，如美国关闭了本国的稀土矿转从中国进口稀土资源，建立自己的战略物资储备。二是国际上对中国大量进口某些资源的批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报告称，中国进口木材一半以上来自过度采伐、毁坏天然林和非法砍伐森林的国家。 实际上，中国仅仅充当了加工者，而最终消费者应承担较大的责任。2000年以来美国一直是中国林产品的最大进口国，2005年其份额占中国林产品出口总额的35%。 中国出口美国的家具中有约60%是美国投资生产的，却背上了损害世界森林的黑锅。三是中国为了确保资源供给，积极发展与有关国家的关系，但有的国家政局动荡，对我国投资生产活动构成威胁。如2008年苏丹武装分子绑架中石油工人，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在苏丹的投资不满，有意将达尔富尔问题与中国挂钩，以经济行为政治化来打压中国。

　　土地安全。

　　粮食安全始终是我国政府的首要民生问题，与此密切相关的就是土地安全。美国学者布朗曾提出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敲响了中国粮食安全的警钟。2008年，一些国家面临3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有8亿多人挨饿，近亿人遭遇死亡威胁，36个国家出现粮荒并由此发生社会动荡。这再次提醒我们务必重视粮食安全和土地安全。土地数量方面，我国目前人均耕地面积1.38亩(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占用了不少耕地，固定资产投资的建设用地消耗系数是美国的2倍，德国的6倍，日本、英国与荷兰的几十倍。 由于非农用地可获得较大收益，各地竞相侵占耕地，特别是近年来汽车产业与农田争夺土地的趋势日益强烈。土地质量方面，我国耕地复种指数高，利用强度大，用养失衡导致耕地质量不高、退化严重，中低产农田占耕地的2/3。工业污染和农田化学品致使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并引发食品安全问题。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是20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土壤退化问题。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263.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5%)，沙化土地面积为174.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8.1%)，形成了一条自西北到华北再到东北的弧形分布带。 为此，我国必须保质保量地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面前站稳脚跟。

　　环境安全

　　属于集体安全，“所有国家对这一问题的产生都负有责任;所有国家都将受其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置身局外，并且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重要的是，环境安全已成为撬动国际政治的又一杠杆。如果一个国家将自己的环境安全建立在他国的不安全之上，世界就会陷入“安全困境”。单方面强调某一方安全的时代结束了，现在更需要在安全领域，包括非传统安全领域建立互信和合作。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增大，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已有出色的表现。但是“至今，中国的崛起非常单向面，即只是经济上的崛起，并且经济上的崛起也只是一种数字计算而已。高速经济发展已经带来了无穷的经济社会问题。能源危机、环境恶化、社会分化等等现象都在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内部的可持续发展会成为问题，而且也会对外在世界产生负面的影响”。 中国政府一向本着对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负责的态度，倡导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既要关注自己的国家利益，也要对周边国家和全球负起与自身发展水平相称的环境安全责任，为解决全球性问题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国际政治论文代发表篇2

　　浅谈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

　　[摘 要]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的《国际政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经典著作。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沃尔兹坚持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忽略个人或国家层次而关注体系层次，提出起着约束性和分配性作用的结构概念，从而构建起国际政治系统理论。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系统理论自产生以来受到众多批评，一部分是源于学界对这一理论的误读，另一部分则是由于理论本身的缺陷。虽然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存在不足之处，但它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关键词]国际政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体系层次;结构

　　1979年《国际政治理论》一书出版，引起了国际政治理论界的轰动。据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理论》已成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著。而该书也使其作者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赢得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的地位。〔1〕全面了解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对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利于理解国际政治中一些重要现象。本文将阐述《国际政治理论》的假设、观点与推论，并选取针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最具代表性又最具争议的批判进行归纳并做出回应。

　　一、假设、观点与推论

　　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最主要的目的便是建立起一个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沃尔兹首先在第一章对规律与理论进行区分，界定了理论的含义并明确了建构理论的重要性。第二章到第四章则对一些流行的传统主义理论以及系统理论进行了批判，认为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犯了还原主义的错误。第五章到第六章沃尔兹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系统理论，而在该书的最后三章，将这一系统理论运用到经济、军事和国际事务管理中。下面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假设与观点，并集中解释为什么沃尔兹忽略国家、个人两个层次，而着重关注国际系统层次作为其建构理论的基础这一问题。

　　(一)前提假设

　　结构现实主义的最重要假设便是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这也是现实主义者的一个共同假设。这一假设主要吸收了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的论述和约翰?赫兹所提出的“安全困境”的概念。正是在这一假设下，沃尔兹认为，在国际政治的自助系统中，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是对抗与竞争，合作很难达成。首先，国际无政府状态解释了为什么单元层次因素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但战争和冲突的发生仍然同主权国家的存在有关;其次，国际无政府状态揭示了为什么国家的对外政策不能以普世的道义原则为基础，而必须以维护国家在国际权力分布结构中的相对实力地位为首要出发点的根本原因。〔2〕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假设是沃尔兹在体系层次上筛除国家与个人因素，而只关注国际因素的基础。

　　(二)体系层次

　　采用还原法来建构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是沃尔兹大加批判之处。所谓还原法，其实质就是通过研究各组成部分来理解整体，只关注单元层次的因素。由于沃尔兹想要建立的是关于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因此他强调“研究的是在国际层次上，而不是在国家层次或个人(人性)层次上起作用的力量”。〔3〕虽然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看，不同地区的国家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但国际政治仍然保持着高度的恒定，相同的事件(比如战争)无休止地重复发生。因此，单单从个人或国家的单元层次来寻找解释国际政治的原因是不足的，在此之上必然存在“某种能够影响结果的约束力量”。“这一约束力量可对所有自变量施加作用，而且随着系统的变化，其作用方式也随之变化”。〔4〕这是沃尔兹在建构理论时去除了国家和个人两个层次的因素，而单单保留国际层次因素的最主要原因。

　　(三)结构概念

　　沃尔兹认为在国际政治系统内包含两个要素。从一个层次来说，系统包括一系列互动的单元;从另一层次，也就是在国际层次上，系统包括一个结构。系统的结构便是充当了约束性和分配性的因素，在各单元行为体的互动中产生，又对单元层次的行为产生约束。结构概念的明确界定可谓是结构现实主义最突出的成果。沃尔兹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对结构进行了界定：国家在系统中的排列原则、不同单元的特定功能(在无政府状态的系统中，由于该系统是由同类单元构成的，其功能具有同一性，因此这一标准不具有意义)、单元间能力的分配。在这样一种界定下的结构是一种选择器，而非行为体。结构通过奖励某些行为，同时对某些行为进行惩罚来进行选择。结构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某种结果，而是间接地影响系统内的行为。

　　以上是从理论假设、研究层次、分析架构这几大重要层面概述了结构现实主义的主要内容。为构建起一个系统的国际政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的核心就是单独挑出国际系统层次作为其建构理论的基础。字里行间，读者可以感受到其巨大的解释魅力，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可谓是为国际政治理论界做出了巨大的学术贡献。第一，在现实主义发展方面，结构现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既一脉相承又更为严密。沃尔兹用结构要素弥补了传统现实主义在国家行为动机(国家利益)阐述上的模糊性;用安全取代权力最大化作为国家追求的目标。第二，在理论建构方面，沃尔兹借鉴了埃米尔?涂尔干的社会学观点与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观点，第一次将结构这一体系层次因素同国家和个人的单元层次分离开来，从而建立起一个高度简洁、科学的系统理论，以解释国际政治中具有连续性的现象。作为一个极富批判精神的开创者，沃尔兹对传统的还原法、行为主义进行了批判，从而推动了国际政治理论科学化、系统化的发展。第三，在政策指导方面，尽管沃尔兹并不致力于构建外交政策理论，但结构现实主义为国家的行为描绘了一幅广阔的图景。只要美国仍然以增强国家实力与影响力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结构现实主义无疑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一定的指导。

　　二、对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批判 　　自《国际政治理论》问世以来，其受到的批判之声可与赞美之声相较。由于学者从各自的理论视角出发，批判的种类之多难以在本文全部阐述。因此，本文选取最具代表性又最具争议的针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高度简约型的批判进行归纳并做出回应。另外，笔者按照主流与非主流理论的批判进行分类，并将主要阐述更具影响力的主流理论批判及其发展趋势。

　　(一)针对理论高度简约性的批判与回应

　　第一，结构现实主义的解释力有限，它无法对国际政治中特别是外交政策中的许多现象做出解释以及预测，尤其是对于冷战结束的预测失败。

　　这类批评是出于对系统理论功能的模糊不清。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反复强调，系统理论解释的是经常发生和重复出现的现象;它解释的是跨系统的变化，而非系统内部的变化。由此，沃尔兹将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严格区分。外交政策理论是国家层次的理论。它预期不同的政治实体将如何因应外部的压力。而国际政治理论只是对国家外交政策的某些方面做出解释，它告诉我们各国政策必须应对的国际环境是什么。因此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不要求对国际政治现实的解释与预测面面俱到，而追求一种高度的宏观化、简洁性，相信现实不会与理论一致，理论越是远离现实，越是精简越具有解释力。

　　第二，在建构国际政治理论时，只将国家，尤其是大国作为单元行为体，而忽略个人、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的作用。这类批评主要由新自由主义学者提出。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认为，国家不是唯一的行为体，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都是重要的行为体，现代国家权威的非中心化导致国家之间“多渠道接近”。〔5〕

　　值得注意的是，沃尔兹建构其理论的一个前提假设是承认国家不是而且从来不是唯一的国际行为体。但是界定结构的不能是活跃于其中的所有行为体，只能是主要行为体。这其中包含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国家是构成国际政治分析单位的合适单位?第二，在各类国家中，为什么建立国际政治的普遍理论必然要以大国为基础，而非小国?对于第一个问题，沃尔兹解释道，首先，国家的存在相当稳定，消亡率低。其次，尽管非国家行为体的活跃程度与影响日益上升，但其实力仍不能与国家相匹敌，更不必说超过大国。再次，由于每个国家都拥有主权，即在处理内外事务上拥有自主性，因而国家是一种同类单元。〔6〕而对于第二个问题，沃尔兹则简洁地指出，主要行为体的行为以及互动对所有国家或公司命运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次要行为体的影响。由此，对于两个问题的回答，沃尔兹将其他行为体全部筛除，只留下国家作为研究的唯一单元行为体。

　　以上的几类批判其实可以总结为对于结构现实主义过于简洁的一种批判。由于沃尔兹追求国际政治系统理论的高度简约性与科学性，他将主要的关注点放在体系层次，忽略了来自国家内部以及个人对于国际政治的影响因素，因而难以“面面俱到”。针对以上的批判，笔者认为，国际政治学界应鼓励多种理论的存在与发展，不同种类的理论关注不同的研究领域，致力于不同的解释目标，不应对某一理论过分苛求。而在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层次)与外交政策理论(次体系层次)的分类方面，笔者认同沃尔兹的区分。这样既有利于追求国际政治理论的科学性、简约性，也能兼顾对于国家内部以及个人因素的研究，从而实现国际政治理论界多种源流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繁荣盛况。

　　(二)主流理论的批判与发展趋势

　　综合国际政治学界对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批判，笔者认为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来自非主流理论的批判，第二类是来自主流理论的批判。非主流理论的批判集中表现为第一部分中所归纳的几类批判。笔者认为非主流理论不能与之对垒，原因在于大多数非主流理论只是从次体系层次出发，与结构现实主义的体系理论建构并不在一个层次上。对此，新自由主义学者也承认非主流理论提出的深刻见解，但基本上把非主流理论称之为“非客观的”和“非科学的”。因此，主流理论学者对这类批评不予重视，也很少做出回应。〔7〕

　　来自主流理论的批判主要集中于新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两大理论流派。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后期，第三次国际关系学理辩论在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展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基欧汉和奈的理论与结构现实主义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以现实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去构建国际体制变迁的结构模型”，试图提高结构现实主义解释国际体制变迁的能力。〔8〕从两人加以改造后的“结构研究计划”来看，他们同样致力于发展一个高度简约的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在国际政治行为体的核心争论上，遵从了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体仍然是国家这一假定，只不过更加强调非国家行为体、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跨国家的和跨政府的关系。由此可见，新自由制度主义对结构现实主义的批判，显示出二者在某些方面逐步走向趋同的趋势。其重要意义更多的在于承认结构现实主义的合理部分，同时促进了国际政治系统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90年代中期以来，建构主义进入国际政治的主流理论。由于建构主义打破了之前国际政治学界关于无政府状态先定的理论，因此建构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围绕因果关系和建构关系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如果系统结构从一开始便是自定义的东西，它是不会产生动因的”。〔9〕这一新的批判与之前学界的各种批判呈现大不同的态势，也为国际政治理论学界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结论

　　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沃尔兹通过批判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的不足之处，建构了一种比早期现实主义者更为严密的国际政治理论。在将单位层次同结构要素(体系层次)严格区分的同时，也指出如何将两者联系起来。同时，沃尔兹也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检验，并提出了两极稳定论的推论。正是由于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开天辟地的创新研究，赞美与批评并存，主流理论与非主流理论竞相向结构现实主义发起了挑战。必须承认的是，结构现实主义也存在自身的弱点。作为一种理论，不能要求其在解释和预测的能力上面面俱到。批评本身不是重点，更重要的是推动国际政治理论的不断发展。 　　事实上，现实主义者并没有让我们失望。面对各类批评与国际新形势的变化，沃尔兹在冷战后对结构现实主义做出了一定的捍卫与修正。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复合式相互依赖理论，沃尔兹承认了相互依存促进和平的作用，但仍然坚持相互依存会导致战争的消极一面。由于相互依存具有不对称性，依赖性弱的一方有可能对另一方施加更多的影响，这导致每个国家倾向于减少本国对别国的依赖。〔10〕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 Gilpin)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leberger)在继承结构现实主义精髓的基础上，形成了“霸权稳定论”，对经济对国际政治的重要影响、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紧密联系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论述〔11〕，弥补了结构现实主义在世界经济及其变化方面论述的缺失。

　　总的来说，结构现实主义为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理论的系统解释力上，他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学者甚至是任何一位国际政治学者，推动了国际政治学界的思想碰撞与创新。正如罗伯特?杰维斯所评价的，“他(沃尔兹)的理论，在政治科学研究上开辟了令人激动的领域，对于我们确定新的研究方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2〕。

　　〔参 考 文 献〕

　　〔1〕James Kurth. Inside the Cave： the Banality of I.R.

　　Studies〔J〕. The National Interest，1998，(53).

　　〔2〕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169.

　　〔3〕〔4〕〔6〕〔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M〕.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77：375-378.

　　〔7〕〔8〕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M〕. Boulder： Westview Press，1989.

　　〔9〕Alexander E.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7，41(03)：342-343.

　　〔10〕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J〕. International Security，2000，25(01)：14-15.

　　〔11〕Robert G.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

　　〔12〕Robert Jervis. The Contributions of President Ken

　　neth N. Waltz〔J〕. Political Science，1987，20(04)：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