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时代的“特殊逻辑”:唯物史观的逻辑创新(3)

　　三、唯物史观的创新逻辑

　　如何发展和创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是学术界自改革以来就开始探讨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从抽象的意义上讲，任何理论都有一个发展和创新的问题，唯物史观当然也不例外。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唯物史观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当作“套语”和“标签”的教条主义学风就已经萌芽。这种学风后来以不同形式在社会主义政党和国家范围内长期存在。在这样的氛围下，唯物史观的发展和创新问题就成为不可触及的理论禁区。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唯物史观的革新开始被提了出来并得到热烈的探讨。正是在这种探讨和论争中，唯物史观的发展和创新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并取得了一些值得予以肯定的初步成果。

　　以哲学教科书为例。我们现在所通行的教材是一个由“两部分”(辩证唯物义、历史唯物主义)“三大块”(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四小块”(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所组合起来的体系。在历史唯物主义部分，主要内容是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社会发展阶段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如拉布里奥拉的《唯物史观论丛》对此作了明确的界定。尽管像布哈林这样富有创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阐释唯物史观时，充分利用其经济学素养，提出了社会平衡理论，并猜测到了社会系统论的关键要点：普列汉诺夫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把“社会心理”看成是介于经济基础与思想上层建筑之间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层次。但所有这些，都还只是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这个唯物史观的主干部分进行发挥和补充，并未突破其自我预设的理论框架。

　　改革以来在关于哲学教科书的革新中，对唯物史观的内容作了较大的更动。例如，增加了关于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发展、文化、文明、社会形态发展的决定性和选择性、社会形态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等多方面的内容，使唯物史观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丰富。然而，总的来看，这种变动和更新仍然没有超出教科书既定结构的范围。只是在这种结构范围内所作的几乎是最大限度的“增量”。

　　对唯物史观的这种改革无疑是一种探索，但实践证明，这种往既成的逻辑架构内不断“增量”的改革，并没有带来令人满意的实质上的创新。唯物史观本质上而不是形式上的创新必须变革思维方式，在体系和内涵上进行双重的“突围”，使其成为一个与时代息息相关、与实践血肉相连的开放的和生动活泼的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对固有原理的经院诠释和抽象思辨上。唯物史观应该成为一个与时代发展逻辑相契合的由“已知”进入到“未知”的活的逻辑，而不是用来解释一切而实际上什么也解释不了的僵死公式。这是改革实践对于历史观发展的热切呼唤，也是唯物史观实现自身变革并能在改革实践中发挥应有作用的迫切要求。

　　唯物史观发展的路径同样是开放的和多样的，因为实践本身是开放的和多样的。在这种本身是开放的和多样的改革探索中，捕捉时代的“特殊逻辑”，特别是具体地研究我们这个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时代的新的时代逻辑。在研究中为人们认识时代的根本问题、把握时代的根本矛盾、反思时代的思想原则、预测时代的发展趋势，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原则，是创新唯物史观的根本之道。

　　研究每一个历史时代特别是现时代的“特殊逻辑”。即是回归马克思恩格斯“新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本真状态。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未留有完整的历史观专著，其基本思想主要渗透在经济学著作以及一些批判性著作之中。马克思在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虽然对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作了最集中最经典的概括，但它毕竟只是一个简略的总结，决不是唯物史观理论的全部。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以及马克思晚年关于人类学的笔记和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等著作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在一个简短的《序言》中未予表达，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却以《序言》为范本，企图制定规范的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这不能不挂一漏万，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例如，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理论、“类本质”理论、人的本质发展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东方社会理论，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合力论”的思想、社会要素交互作用的思想等等，特别是马克思关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的思想、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人类文明“活的灵魂”的思想等，都是唯物史观内在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如果我们能够根据时代的需要和实践的发展，在改造和发展的基础上，把这些内容充实到唯物史观理论中来，这对于我们从根本上突破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狭隘理解，还原和创新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理论的原生形态，是十分必要的。

　　把握时代的“特殊逻辑”就要深入到社会历史中去，具体地研究它的经济、政治、伦理、宗教、哲学、艺术、风俗乃至科学、技术等等，特别是它的文化。文化是物质和经济的反映和升华，同时又是它的内蕴和实质。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它直接的对象是人类文化的各种形式特别是精神形态的文化，它是在透视文化现象中捕捉人类文化和文明的“精髓”和“灵魂”，并将其上升到哲学本体论和历史观的高度的。哲学历史观固然要研究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但是它与经济学和政治学不同，它是从思想的、观念的、文化的角度切入，去研究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及其他，然后通过这种研究提炼出一定的思想观点和文化观念。因此，把握时代的“特殊逻辑”，就是要抓住贯穿于时代之中隐藏于历史表象之后的“思想原则”、“民族精神”，就是要找出时代的根本问题和根本矛盾。而说到底，从历史中去寻找，也就是从人自身中去寻找，在这里，历史和人融为一体，历史即人，人即历史。于是，物的研究和人的研究、抽象的研究和具体的研究、历史的研究和现实的研究、理论体系的研究和生活实践的研究，都在这里内在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诚然。唯物史观的逻辑创新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的原则和预定的模式，如果谁要这样作，那就会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回到原点。三十年来关于历史观改革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事先预设如何改革的体系框架，结果使得这种改革始终被封闭在体系框架之中不能有所突破。哲学历史观是不受任何固有体系束缚的一门关于自由的科学，只有让其享受自由，才能让其回归智慧，只有让其回归智慧，才能在时代的变革和人类的生存中显示其智慧的活力，发挥其智慧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