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时代的“特殊逻辑”:唯物史观的逻辑创新(2)

　　人类的这种自我反思和自我矛盾在客观历史过程中同样会以辩证矛盾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它体现了人类超越自然改造社会创造历史的主观能动性。若人类没有这种超越现有而创设应有的主观能动性，人类就不可能脱离动物界而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另一方面人类的这种自我超越和自我创造必然会带来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矛盾，使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呈现出异常艰难和复杂的斗争。为了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之间的矛盾，人类在生活实践和自我反思中必然会通过一定的时空积淀而形成适合于这一历史时空的特殊的“精神原则”。而一旦这种“精神原则”得以形成，它就会成为这个时代的“灵魂”而引领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并规范着这个时代人们的行为。

　　一个时代的“精神原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殊逻辑”最集中和最高度的反映。一个时代的客观的本质规律是多样的和多层次的，而不是单一的和单层次的，有物质生产力本身发展的规律、生产和需求相适应的规律、经济组织形式成长的规律、政治建设和发展的规律、文化建设和发展的规律等等，而贯穿于这些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规律中一个总的“精神原则”，则是存在于人们历史实践包括物质感性活动和精神意识活动之中并规制着这种活动的最基本的逻辑规律。当我们把一种精神的意识的“原则”确立为时代的“特殊逻辑”时。从表面上看似乎把客观的历史规律主观化、精神化了，实则是这种历史规律最客观最本质的表现。任何一个时代，其存在于历史实践活动之中并贯穿于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过程的“精神原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客观存在，这种客观存在对于它的历史主体来说也许是不自知和不自觉的，但这不正说明了它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吗?一个人的躯体里面潜藏着支配着这个躯体的灵魂，一个人的行为活动后面隐含着主导这种行为的精神，同样。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躯体和行为活动之中也蕴藏着支配和主导着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灵魂，这个灵魂就是时代的“精神原则”或“民族精神”。

　　我们把一个时代的“精神原则”指认为这个时代的最根本的“特殊逻辑”，其根据还在于人类的历史实践活动的客观规律存在于这种历史实践活动之中并通过这种活动表征出来，因而这种规律一方面通过人的物质感性活动予以实现，另一方面则通过人的精神活动得到反映，而在这两种活动即物质和精神的活动中，精神的活动不仅是物质活动的反映，而且是这种活动的集中凝结和高度升华。过去，我们在考察人们的历史实践活动的时候，往往只看到了人的这种活动之中的物质的感性的一面。而没有更深入地看到其中的内在的精神的一面，因而导致对精神客观性的否定，这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历史观研究中存在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片面化倾向。

　　需要指出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原则”或“民族精神”渗透在这个时代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及其产物之中。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体、民族的伦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风俗、甚至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机械的技术，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而哲学，在所有这些形式之中，是最自觉最高度的表现形式。“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如果说，时代的“精神原则”或“民族精神”一般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自发地存在于人们的历史实践活动之中以及其他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形式之中的话，那么，哲学则把这种自发的无意识升华为自觉的意识，把零散的和片断的表现形式以最集中最高度的形式反映出来。因此，哲学在反映这个时代的精神特质时，必然要舍弃那些细小的方面，而捕捉住那些最深层最普遍最根本的时代问题。

　　“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一命题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这里的“特殊逻辑”本质上就是指某一特定时代的特殊的“精神原则”或“民族精神”，这是这个时代的“特殊逻辑”的最深刻的表现。而要把握这个时代的“精神原则”或“民族精神”，则要从哲学的高度去捕捉这个时代最深层最普遍最高度最根本的时代问题，因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而这个时代的最根本的需要就是抓住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这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把握时代的特殊逻辑的最本质的要求。

　　二、中国改革的时代逻辑

　　中国改革的时代逻辑亦即中国改革的时代规律。对中国改革时代规律的探讨不能停留在原先关于历史规律的抽象议论上，必须深入到改革时代的深处，探讨其特殊的时代逻辑，如此才能抓住这个伟大改革时代的根本问题，把准这个时代的发展脉搏，掌握这个时代的变化大势，从而相应地提出这个时代的根本任务，制定这个时代的发展大计。

　　长久以来，哲学历史观对于历史规律的探讨仅仅满足于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本质规律的阐述，并运用它来论证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将其作为国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历史观的研究不能满足于此。我们还要深入到历史的表象背后，探究它何以如此的“特殊逻辑”，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然后适应时代的需要洞见历史行进的新的时代逻辑，这既是在实践上实行时代变革的根本要求，也是在理论上推进历史观研究的迫切任务。

　　反思改革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走过的曲折历程，所有取得的成就，经历的挫折都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有关。我们曾充满理想和激情，曾以超乎寻常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克服了常人不能克服的困难，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种种艰难险阻。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骄人成就。但是，正如列宁晚年所说的，革命的激情只能凭借，而不能依靠。历史有其自身的规律，生活有其固有法则，人只能“双脚立地，并用双手攀摘大地的果实”，而不能长久以头立地，一厢情愿地让世界属于我们的头脑。因此，在激情过后，当理想降落尘世，失败和挫折就难以避免。

　　1978年底在古老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旷古未有的社会主义改革，开启了主体觉醒和主体反思的新时代。旧的时代原则因其虚幻的本质已无法再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历史要求顺应自身的发展，在超越旧的原则的基础上遵循客观的时代逻辑提出新的时代原则。

　　新的时代“原则”和时代逻辑代表着新时代的根本要求和必然趋势，是新时代内在本质规律的表征。是时代根本问题和根本矛盾的集中凝结和高度浓缩。在历史领域，存在于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逻辑”不是别的，就是源于这个时代并支配着这个时代的时代“原则”。若抓住了这个“原则”，就抓住了时代问题的症结，找到了时代发展的必由之路。

　　大凡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历史就会呼唤伟人的产生。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伟人。其伟大之处就在于以超越前人的理论勇气和穿透历史迷雾的犀利眼光。紧紧地把握住了被历史表象所扭曲但终究以铁的必然性存在的时代逻辑，并自觉地把它上升到思想原则的高度。他不仅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破除个人迷信，大力解放思想，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高度敏锐地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孕育和形成中的新的“思想原则”，即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展开全面的反思和再认识，并在这种反思和再认识的基础上寻求解答问题的正确途径。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当大多数人还处在“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中的时候，邓小平就清醒地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并指出国际共产主义所遭受的挫折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经历的种种曲折过程，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不断地提出和研究这个问题，并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他指出，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解放思想，解除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把解放思想应用到“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最核心的问题上。对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性问题进行重新考量。这是解放思想的最高境界，也是解放思想的实质所在。如果说我们过去所犯的种种错误的根子就在于把“社会主义”当作一个无可置疑的先验原则来裁判实践的话，那么现在一切要重新校正过来：不是本本上的先验原则检验实践，而是实践检验本本上的原则。这是发生在思想领域里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它标志着客观的时代逻辑在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行程之后，终于通过邓小平理论在时代的思想逻辑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

　　反思三十余年改革，从农村承包制到城市企业改制。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从沿海特区的率先示范到内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从几代领导人的理论创新到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化。在这些历史活动的背后都有一个强有力的时代逻辑和思想原则在起作用，这就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的不断反思，而改革的每一个进步和进展都不过是这种思想反思的对象化或外在的物化。我们常说，思想解放是先导，严格地说，是在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上实行思想解放。才能充当改革的先导。思想解放固然表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和思想活动之中，但只有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才能抓住其关键和症结所在，才能为改革开放提供内在的动力源泉。才能为克服前进道路上种种自我设置的障碍扫清道路。才能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才能真正解放历史的主体、提升其自我意识、激发其创造精神，才能使一切束缚人和物的旧体制旧观念得到破除，使一切创造性的资源竞相涌流、一切创造性的活力竞相进发。三十余年的改革实质上是一场人的自我解放，是人从自身的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那种呈现在历史物象中的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束缚，归根溯源都是自我思障的化物。消除外在的束缚，必须从消除内在的思障开始，物的解放的根本在于人的解放。改革以来在思想观念上几次大的思想解放，在实践中几次大的改革突破，在本质上都是把人从自我束缚和外在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更多的自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把人从外在的偶像崇拜中解放出来，把人的内在理性还给人;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把人从抽象的思辨教条中解放出来，把立足于现实的思想还给人;农村的承包制改革把人从集体管制和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把人的流动和劳动自由还给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把人从大一统的计划体制中解放出来，把人的主体创造性还给人。改革的实践一再启示我们：最大的自我束缚来自于社会主义本质概念根深蒂固的先验认知，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思想反思能走多远，我们的思想解放就能走多远;我们的思想解放能走多远，我们的改革就能走多远;我们改革能走多远，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就能走多远，这就是由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逻辑所决定的不可逆转的发展逻辑。

　　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历史又把我们推到了一个新的关节点：经济体制改革有待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有待突破，文体体制改革有待创新。如果说在改革初期，改革还可以单维和单面突进的话，那么现在多维和全方位的改革任务已经不可回避地提上了议事日程。改革如逆水行舟，改则进，不改则退，全面改革则进，单面改革则退。值此之际，中国何去何从?又成为一个时代的严峻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对于这个问题，只能由历史作出自己的解答。实际上，三十余年的改革实践已经明白无误地昭告我们，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逻辑没有改变。由这个时代逻辑决定的时代根本问题和根本原则，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还未能得到解决，改革之路远未完成，思想解放任重而道远。因而人的自我解放还处在途中。这就决定了我们这场改革必须继续循着它自身客观的时代逻辑线路向前行进。在当代中国，离开思想解放和体制改革来谈论社会发展是不现实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抗拒不可违逆的逻辑铁律。因此，紧紧地把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不断推进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进程，自觉地充当时代思想原则和民族精神的实践者，是我们进行新的突破、开创新的局面、实现新的飞跃的必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