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持久战》中蕴含的军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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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 《论持久战》总结了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 10 个月的经验和教训，批驳了当时盛行的种种错误观点，系统阐述了抗日持久战的总方针，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战略进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论持久战》是一篇贯穿着革命的辩证法的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扞卫国家领土、主权、统一、建立新中国为宗旨的国防战略华章，蕴涵了诸多对当今我国仍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
一、系统的战争观
国防即不等于战争，但国防和战争是分不开的。我们加强国防建设就是为着防范外敌对我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和应对突发事变。在一定的条件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首先要正确地认识战争和对待战争，树立正确的战争观，提高和强化国防观念。
1. 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由于阶级的出现，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中充满了战争，特别是到了帝国主义时期，仗打得特别大特别残酷。历史证明，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人民要在战争中求得和平，就必须起来以革命的战争战胜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从抗日战争的性质出发，毛泽东指出： “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1]475 -476对于正义的战争，中国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 对于非正义的战争，坚决给予反对。反对的方法，在战争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 既爆发后，就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日本的侵华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我们中国，则从人民到政府，从共产党到国民党，一律举起了义旗，进行了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1]476.抗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是求中国和世界永久和平的。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起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的和平事业，无疑是非常伟大的贡献。
2.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克劳塞维茨和列宁，对战争和政治的关系都给予了深刻的阐明。毛泽东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进一步阐明了二者的辩证关系，指出：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1]480毛泽东认为，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自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质的战争。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就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要实现这一政治目的，就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抗战的政治动员，离不开贯彻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的援助等等政治因素。“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1]479同时，毛泽东指出，从战争有其特殊性这点上说，战争不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这样，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也是这样。毛泽东还指出，基于战争的特殊性，就有战争的一套特殊组织，一套特殊方法，一种特殊过程。这组织，就是军队;这方法，就是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 这过程，就是敌对的军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
3.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战争的根本目的。指导战争，不仅要懂得战争的政治目的，还要懂得战争的根本目的。毛泽东指出： “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1]482战争中的武器、进攻和防御，均体现着战争的目的。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与此二者相对应，战争中进攻是主要的，防御是第二位的。“战争实际中，虽有许多时候以防御为主，而在其余时候以进攻为主，然而通战争的全体来看，进攻仍然是主要的。”[1]482那么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精神与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关系呢? 毛泽东认为二者不相矛盾，是相辅相成的。
战争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是极大的代价。“部分的暂时的牺牲 ( 不保存) ,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1]482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战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1]483抗日战争的各级指导者，要力求通过每战不断地、部分地消灭敌人的积累，促成大的战略胜利，达到最后驱敌出国、创建新中国的政治目的。
毛泽东的系统战争观启示我们： 第一，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抗日战争胜利距今 70 周年，但历史不容忘记。首先是痛定思痛，不忘国耻。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起到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发动过侵略中国的战争。期间，除了抗日战争，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这段历史告诉我们： 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必须走富国强军之路。其次是虽胜不忘战。新中国成立以来，周边一些国家视我之克制与和平愿望为软弱可欺，挑起边境冲突，妄图侵占我国领土主权，但均被我国军民发起的自卫反击战打败。当前我国的边境特别是我国的海疆很不安宁，一些国家企图借西方大国之力，蚕食和永远侵占我国岛礁及其海域，西方霸权主义者也插手我东海南海争端，助纣为虐，挑战中国主权，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置忧患于脑后。习近平也强调过，“忘战必危，怠战必败。”在当今世界重塑国际战略格局的过程中，中国崛起面临的阻力会越来越大，各种风险也会越来越多，我们必须始终重视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强军目标为统领，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如果有谁胆敢对我中华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必将以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把侵略者彻底打败，扞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和统一，保卫人民的和平生活。第二，必须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有备无患，备战能战才能慑战止战。军事斗争准备是军队的基本实践活动，是维护和平、遏制危机、打赢战争的重要保证，是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争的必要前提，它的政治目的就是保家卫国。保家卫国，就离不开建设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习近平指出： “现在，虽然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和选择增多了，我们可以灵活运用、纵横捭阖，但千万不能忘记，军事手段始终是保底的手段。”[2]88这就需要锻造一支有能力为国家发展保驾护航的强大的人民军队，同时要有一整套适合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在战争指导上做到灵活、机动、自主， “致人而不致于人。”第三，必须高度重视实战化军事训练。在和平时期、非战争的情况下，我们要不要贯彻战争目的呢?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不是直接的贯彻，而是间接地贯彻，即通过实战化训练和演练来贯彻。和平时期军队进行实战化训练和演练，就是为了在未来的战争中更好地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战争目的。只有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就是这个道理。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必须坚持把实战化训练和演练摆在战略位置，作为战斗力生成的根本途径，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训练部队。特别是加大在复杂电磁环境、复杂陌生地域、复杂气象条件下的训练力度，努力实现训练和实战一体化。
二、军事战略思想
军事战略是筹划和指导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的总方略，是国防战略的核心。毛泽东在 《论持久战》中，为抗日战争提出了正确的军事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具体的军事战略方针。抗日的军事战略总方针就是持久战，其实质是积极防御战略。毛泽东认为，要具体地进行持久战这一总方针，还必须制定和实行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实行这些具体的战略方针，是由抗日战争发展的基本规律所决定的，即由中日双方存在着的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基本因素所构成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第一，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 ( 敌强我弱) ; 第二，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 ( 敌退步、我进步) ; 第三，日本战争力量强，但它是个小国，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中国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 ( 敌小我大) ; 第四，日本的非正义战争在国际上是失道寡助的，中国的正义战争却是得道多助的 ( 敌寡助、我多助) .这些特点、因素的矛盾运动，就决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根据这个基本规律，毛泽东将抗日持久战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具体战略方针上，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实行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中实行战略的反攻战。战争形式上，在第一阶段，主要采取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 在第二阶段，主要采取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 第三阶段，主要采取的是运动战，而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毛泽东抗日战争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其精髓是革命的辩证法，其要义是自觉的能动性，其灵魂是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概括起来就是在一定的客观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军事战略思想的基本点，其内涵丰富，即坚持战略上防御与战役战斗上进攻的统一，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的原则，坚持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590,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
新中国建立以来，以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为指导，中央军委确立了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并根据国家安全形势发展变化和国家发展战略，适时地对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内容进行了多次调整，制定出进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总方针的具体的军事战略方针。1969 年，针对国际上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对我国的安全威胁，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建立在 “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基点上。1985 年，在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做出新的判断，确立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主题的前提下，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行了战略性转变，把军事斗争准备放在应付和打赢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基点上。1993 年，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以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为军事斗争准备基点。2004 年，充实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把军事斗争准备基点进一步调整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军事战略方针的每一次调整，都贯彻了积极防御的思想内核，同时又与当时国家安全形势和发展战略密不可分，有着显着的时代特征。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为实行新形势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中央军委又制定了许多具体的军事战略方针： 一是调整军事斗争准备基点。在继续将军事准备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的基础上，突出海上军事斗争和军事斗争准备。二是创新基本作战思想。根据各个方向安全威胁和军队能力建设实际，运用诸军兵种一体化作战力量，实施信息主导、精打要害、联合制胜的体系作战。三是优化军事战略布局。构建全局统筹、分区负责，相互策应、互为一体的战略部署和军事布势; 加强太空、网络空间、海外利益攸关区等新型领域安全的维护。四是在军事力量建设上，实现陆军、海军、空军和二炮的战略转型。另外，还制定了一整套军事战略原则。[3]
三、国防动员思想
国防动员思想，是毛泽东 《论持久战》的一个重要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抗日的政治动员。毛泽东指出，如此伟大的抗日民族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头等重要的，就是动员全国的老百姓。“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1]480什么是政治动员呢? 毛泽东指出，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使每个士兵每个人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这样才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万众一心，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即要有一个政治纲领，并把它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再次，要发动社会各种力量和媒体，采取多种形式，用合民众口味的方法去动员。最后，要经常进行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使其常态化。毛泽东认为，政治动员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第二，抗日的经济动员。国民经济动员是国防动员的基础。解决抗日的经济问题，也必须通过动员民众来解决。毛泽东指出： “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1]512早在 1937 年8 月 25 日，毛泽东在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一文中提出了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对抗日的经济动员提出了一整套政策和方法。战时的财政政策是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 提倡国货，改良土产; 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第三，抗日武装力量动员。武装力量动员在国防动员中居于核心地位。为了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指出，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因为争取我之优势和主动，争取我之胜利，“先决条件是优越的民众组织。因此，发动所有一切反对敌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装起来，对敌进行广泛的袭击”[1]492.早在 《抗日救国八大纲领》和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毛泽东就明确地提出了全国军事的总动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措施： 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包括中央军、地方军、红军在内，实行全国抗战。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的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的作战方针。设立经常的国防会议，讨论和决定国防计划和作战方针。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改革军队的政治工作，使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发扬军队的积极性。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破坏敌人的后方。实现一切抗战军队的平等待遇。建立全国各地军区，动员全民族参战，以便逐步从雇佣兵役制转变为义务兵役制。
国防动员因战争而生、为打仗而备，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我党不仅在国家战争期间重视国防动员，也重视在和平时期的国防动员。新时期国防动员的显着特点是通过国家制定法律法规来规范国防动员。我国在 1997 年 3 月制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第八章明确规定了国防动员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制度。为了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完善国防动员制度，保障国防动员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宪法，我国在 2010 年 2 月，制定和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共 14 章 72 条，内容有武装力量动员、国民经济动员、人民防空动员、国防交通动员等。此外，《国防交通法》已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国防动员实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国防动员法，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战争年代提出的国防动员思想的诸多基本内容、基本做法和基本精神。当前，我国外部安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严峻复杂，军队和地方必须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切实把国防动员工作摆到重要位置来抓，努力形成与遂行使命任务相适应的强大动员能力。
四、统一战线思想
毛泽东认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是取得抗战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他说： “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 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 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 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1]513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早在 “九一八”事变后的 1935 年 8月，中共中央就提出了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年 12 月，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7 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表了抗战宣言，号召 “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1]344为了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明确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和目的。对此，毛泽东在 《论持久战》中给以了阐明：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军全民的统一战线，决不仅仅是几个党派的党部和党员们的统一战线; 动员全军全民参加统一战线，才是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1]51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战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决定了必须在抗日战争的一切工作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因为只有这种方针才能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才能普遍地深入地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才能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为保卫一切未失地区、恢复一切已失地区而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1]513历史证明，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并不断巩固全民族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分不开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建设国家，统一祖国，巩固国防的重要法宝。在现阶段，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并以人民政协的组织形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特别是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产生了新的分化，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这些阶层和群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将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需要党去教育、引导、培养和团结，不断拓展统一战线的内涵，壮大统一战线的力量。2015 年 5 月，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他特别提出要做好留学人员、新媒体中的代表人士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等 “新三种人”的培养、选拔、使用工作。现在，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是变化大，越要认识到，做好新形势下的统一战线工作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关系到国防的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国家的安危。
五、军队建设思想
为了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非常重视军队建设问题。他的军队建设思想在 《论持久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坚持党领导军队的原则。是否坚持和掌握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关系到我军的性质会不会改变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指出，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建立之后，由于共产党内出现了在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必须纠正那些已经出现的错误做法。诸如，为了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在组织建设上，共产党恢复了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改为政训处的政治部的名称，提出了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个新的战略原则，保证了八路军作战上和工作上的胜利。 “拒绝了国民党派遣他们的党员来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坚持了共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的原则。”[1]393在各革命抗日根据地，同样提出了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保持了我党和军队的性质。
2. 改造军队。改造军队，既包括国民党的军队，也包括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八路军中，主要是向新军阀主义倾向作斗争。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等现象上。这个新军阀主义倾向所表现出来的打人、骂人、破坏纪律等现象，实际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结果是严重地脱离群众，带有特别大的危险性，需要坚决地加以反对和纠正。毛泽东指出，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中国还缺乏大量的新制度的军队，要 “努力于建设新军和发展新的军事工业”[1]470,国民党等友军应建设成如同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八路军那样政治上进步的军队。毛泽东客观地指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今天，对于整个抗日战争，还只能起先锋队的作用，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起决定的作用，但是它的一些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优点是足供全国友军采择的。”[1]371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改造军队，必须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为此 “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1]5113. 改造和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毛泽东认为，改造和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首要的是搞好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根本的是解决对待士兵和人民的态度问题。他指出： “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 ( 或根本宗旨) 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1]512从这种态度出发，制定的政策和方式方法就一定会正确。离开了这种态度，制定的政策和方式方法就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一定弄不好。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是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必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必须将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提倡和发扬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毛泽东认为，没有军队的现代化，没有军事技术的进步，没有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是不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然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1]511因此，在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行动，是在正确的作战计划下绝对必要的东西，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不可或缺的东西。4. 军队的指挥员必须正确处理武器和人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军队的指挥员，必须正确处理武器和人的关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掌握战争指导规律，这是军队建设的中枢和赢得战争的关键。亡国论和速胜论都不能正确地看待武器和人的关系，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亡国论只看到军力和经济力的作用，看不到人的作用，陷入 “唯武器论”.速胜论只看到人的主观力量的作用，看不到军力和经济力的作用，陷入了空谈主义。作为战争的指导者，必须正确处理武器和人的关系，在一定的客观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驾驭战争，赢得战争。毛泽东指出，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我们不赞成任何一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但是我们必须提倡每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他们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1]478这个能力，就是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
5. 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关于军队建设的思想，在贯彻落实强军目标的过程中，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加强新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持久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激发和强化战斗精神，打牢官兵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履行使命的思想政治基础，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本色。要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创新发展军事理论，加强军事战略指导，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探索现代战争特别是信息化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安全保证。
六、国防外交思想
毛泽东在 《论持久战》中指出： 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主要地是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 “然而单只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还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否则是不能胜利的，因此加重了中国的国际宣传和外交工作的任务。”[1]465 -466这即指明了外交工作对于抗日战争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艰巨性，形成了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一毛泽东的国防外交思想的基本点。在 1938 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中国无论如何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1939 年初，毛泽东在 《论持久战》英译本的序言中又强调了这个思想，指出： “在伟大抗战中，基本的依靠中国自力胜敌……但同时，需要外援的配合”[4]146.毛泽东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抗日的外交思想，还制定了一系列抗日的外交政策： “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联合朝鲜和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355 -356; 主张立刻和苏联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订立军事政治同盟; 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争取他们的援助; 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以弥补政府外交的不足。外交是国防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军事斗争所不可或缺的。毛泽东的抗日外交思想和外交政策，受到了广大抗日力量的肯定和拥护。最终，在国共两党和中国政府的外交努力下获得了预期的积极成果，中国的抗日战争先后得到了苏联、美国以及其它许多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和道义上的大力支持和援助，形成了广泛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加速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毛泽东抗日外交思想的基点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重视争取外援。这一在战争时期确立的基本原则，从未改变，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当前，中国发展仍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仍然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既有生存安全问题、也有发展安全问题，既有传统安全威胁、也有非传统安全威胁，维护国家统一、维护领土完整、维护发展利益的任务艰巨繁重，特别是维护海洋权益工作面临着十分复杂严峻的形势。中国面对维稳和维权两个大局。解决这些问题，仍需以毛泽东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外交方针为指导，主要是在把国内自己的事情做好的同时，还必须通过积极的外交手段营造良好的国际战略环境，争得国际社会对我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坚决维护国家权益决心的理解、尊重和支持。通过国家层面、军队层面和民间层面的多层次外交工作来管控危机、遏制冲突，扞卫主权，达到维稳和维权的统一。多年来，我国外交工作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有了许多创新和发展，展现了大国外交的时代特点; 为稳定和发展同大国的关系，走出一条确保战略全局安全的路子，提出了构建 “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为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团结合作与互利共赢，提出了 “亲、诚、惠、容”合作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 为实现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积极倡导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 为继续深化同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提出了 “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 深化同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推动 “南南合作”和 “南北对话”,不断巩固和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实行 “远交近攻”外交战略，收到了积极效果。 “远交”战略即间接的“一带一路”和 “亚投行”战略，有人称之为习近平的 “双支柱战略”的外交大战略布局。 “近攻”战略即直接与有争端的当事国之间，坚持用和平方式、谈判方式解决领土领海争端，努力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同时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准备，提高维护国家权益的能力。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战略布局，特别是 “一带一路”和 “亚投行”战略布局的背后，深含着 “大国防”战略思想，对化解某些西方大国挤压、孤立、围堵中国崛起的企图和调整世界发展战略格局将起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除了国家层面的外交努力之外，中国军队也全方位地开展军事外交，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关系，推动建立公平有效集体安全机制和军事互信机制，营造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的安全环境。同时，还大力开展民间外交，以民间外交推动国家外交，加强国家间的交往和友好相处，以利于国防和军队建设。
七、人民战争思想
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这一核心思想在 《论持久战》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在一百年来无数次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那么，为什么一个弱国能够最后打败强国呢? 为什么看来似乎弱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能够在抗日战争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呢?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抗日战争确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的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结合、军队和人民团结奋战的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 在于八路军和新四军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实意拥护和竭尽全力支持，实行了毛泽东和党中央所制定的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毛泽东在 《论持久战》
中指出：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1]511 -512毛泽东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只要军队和民众打成一片，这个军队就会被民众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毛泽东始终主张全面抗战，反对片面抗战。他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只有全民动员起来，进行人民战争，才能坚持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了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基本方针，坚持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毛泽东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中创立的人民战争思想，在今天仍然是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积极防御战略是同人民战争紧密联系的，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是人民战争，我们现在还要坚持人民战争。
当然，现在的人民战争与过去不同，装备不同，手段不同，表现形式也不同。江泽民指出，人民战争思想什么时候都不能丢，要健全和完善国防动员体制，大力做好民兵、预备役工作，建设强大的后备力量。习近平从战略层面提出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是在新形势下人民战争思想的创造性运用，是兴国兴邦之举，强军强国防之策。他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 总的是要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丰富融合形式，拓展融合范围，提升融合层次;军地双方要树立一盘棋思想，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思考问题、推动工作，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落实到位;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大力弘扬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系，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大力量。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 (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2] 习近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 [Z].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2014.
[3] 2015 中国国防白皮书： 中国的军事战略 [EB/OL].
[4] 毛泽东文集 (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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