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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民事诉讼再审程序
【摘 要】再审程序对于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均衡，提高办案质量和法官业务素质，都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但是其有一些也不尽完善的地方，本文对该程序的完善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民事;诉讼;再审程序。
再审程序是指为了保障法院裁决的公正，使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得以纠正而特设的一种再审提起和审理程序。再审程序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审判实践中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程序。但是随着诉讼理论研究的深入，中西方诉讼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审判方式改革和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认真总结我国再审程序的经验和实践，我国的再审程序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一、关于再审程序存在的问题。
(一)“事实求是、有错必纠”有违民事诉讼的运行规律。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立法内容来看，现行的民事诉讼法的再审程序贯彻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立法者以该原则作为再审程序的立法指导原则，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从内容上看，该原则确实存在一些认识上或实践上的问题。一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对“实事求是”的“实事”的追求存在绝对化。在现代价值多元的社会，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是多元的，人们在追求实体公正的同时，还要追求程序公正，除了追求诉讼公正外，还要追求诉讼效率，追求程序利益，此外，还要追求诉讼程序的稳定。二是对“有错必纠”的“错”的认识有误，人们主要理解为实体错误，因而存在重实体轻程序之现象。三是该原则有悖于法的稳定性。判决贵在稳定，判决正确，依判决所恢复的法律关系就被确定而不得对其争执，由此，社会关系才得以稳定。
(二)启动再审的主体不合适。在大陆法系国家，能引起再审程序发生的主体通常只能是当事人，且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有严格的条件限制，法院自身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的情形，在国外是没有的，检察院引起再审程序也是很少见的。法院作出的判决具有既判力，不仅当事人应当尊重判决的既判力，法院自身也应尊重，为维护判决的既判力，维护司法权威，当事人不能随意要求法院推翻判决，法院也不能随意推翻自己作出的确定的判决。依现行法规定，检察院只要发现法院的确定判决有误，不管什么情况，就向法院提起抗诉，直接违背了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侵害了当事人的处分权，且使法院的判决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
(三)再审的条件过于宽泛，缺乏可操作性。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这一立法规定表明，当事人可以在诉讼的任何阶段提供证据。这样规定必然带来一些弊端：其一有违程序保障论，使两审终审流于形式;其二不符合诉讼经济和效益的原则;其三与再审的目的和性质不符。再审次数无限制也是有害的，再审程序是一种特殊的程序，它是对可能有错误的判决的一种救济，这种救济应当是有条件的，不应当是无止境的。
二、关于再审程序的完善。
(一)细化可以申请再审的理由。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细化当事人提起再审的理由：
1、实体方面的理由。主要有：(1)作为生效裁判基础的证据材料是虚假的或不真实的。如作为原裁判依据的书证或物证是伪造或变造的;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系伪造的。(2)作为原裁判基础的另一裁判、仲裁机关的裁决、国家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被依法撤销或变更的。(3)由于对方当事人的行为，致使对于裁判结果具有决定意义的证据未能提出的。(4)有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或行政法禁止性规定的。(5)应裁判的事项有重大遗漏的。
2、程序方面的理由。主要包括：(1)审判组织组成不合法。
(2)合议庭成员或独任审判员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3)遗漏应当参加诉讼且能独立主张权利的当事人的。(4)未依法送达即缺席审理或判决的。(5)依法应当公开审理的案件没有公开审理。
(6)其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其他情形。
3、适用法律方面的理由。主要包括：(1)适用已经失效或者尚未生效的法律法规的。(2)适用法律条款错误的。
(二)取消法院依职权发动再审。法院主动再审不符合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原审法院裁判生效后，当事人未申请再审，说明双方当事人认可了裁判的结果。在当事人未要求再审的情况下，法院主动再审是与当事人的处分原则相抵触的。司法权是一种被动性的权力，法院的审判须受当事人诉的制约，在当事人未提起诉讼的情况下，法院不得主动介入纠纷的处理，即使在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情况下，法院也不得超出诉的范围进行审判，所以在法院审理终结后，除非当事人要求再审，法院不得对其认为有错误的裁判进行再审。
(三)提高再审管辖法院的审级。由同级法院专事再审的社会效果不令人满意，因而建议再审一律由终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受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力度大，有利于及时纠正错案，充分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也满足当事人的诉讼心理要求。一般来说，申请再审人都对原审法院产生了一种不信任的心理障碍，由上一级法院受理再审申请，当事人都比较容易接受。
(四)完善人民检察院的抗诉监督。我国的法治化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一时期，司法不公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因而应当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但同时也应当完善相应制度。第一、应明确规定除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依职权提起抗诉，其余案件应依当事人申请提起抗诉。第二、检察机关不应直接受理未经上诉直接申请抗诉的案件。当事人不上诉而等到判决生效后申请检察机关抗诉的，有规避上诉风险之嫌，也会增加生效裁判的不确定性，使一些原本通过上诉可以纠正的错误不适当地等到裁判生效后再来纠正。第三、对检察机关提起抗诉，应从时间上作出限制。检察机关受理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提起的申请后还须作审查和调查工作，抗诉的期限应长于申请再审的期限，但也不宜过长。第四、对最高人民法院终审的案件不得提出抗诉。最高法院是国家最高级别的审判机关，对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提出抗诉，不利于维护最高法院的权威。第五、应由同级检察院向同级法院提出抗诉。应由作出生效判决的上一级检察院向同级法院抗诉，由与抗诉检察院同级的人民法院接受抗诉案件并再审。
再审程序是非常重要而十分复杂的诉讼程序，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和广泛的论证，既要借鉴外国的经验，又要考虑我国的国情，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完善该程序。
【参考文献】
[1]廖中洪：《民事诉讼法·诉讼程序篇》。厦门大学出版社。
[2]张小玲：《民事诉讼法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3]刘敏：《当代中国的民事司法改革》。中国法制出版社。
浅议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研究现状及司法实践
【摘 要】随着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发展，对刑事司法领域的改革也在加紧进行。而证据规则的建立是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关键，只有做好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能更好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关键词】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理论研究一、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研究现状。
对我国是否应当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目前诉讼法学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普遍持肯定的观点，只有少数学者持反对意见，理由是排除非法证据的适用会使犯罪分子漏网;非法证据的排除会损害社会整体利益，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我国的侦查技术和设备落后，现阶段性不具备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条件。并认为应当尽快确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对在我国应采用什么样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众说纷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五种：
1、全部排除说。该说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既然已经明确规定了严禁采用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自然违反法律规定获得的证据就失去证据效力，即使查证属实也不能作为证据采用，从而认为应立法予以严格排除。
2、区别对待说。该说认为应该将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区别对待：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无论其真实性如何，若作为证据就等于承认刑讯逼供、威胁取证、诱骗取证等活动，从而直接背离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因而应将其排除;而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则不会因收集程序和方法的违法而改变其性质，就可以采信。
3、真实肯定说。该说认为应当重视证据的客观性，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应把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与非法证据区别开来，不因收集证据的方法、程序的非法而否认证据的客观真实性的法律效力，如果非法证据经过调查属实，并对证明案件事实确有必要，则可予以采信。对其违法行为可视情节轻重予以追究处理。此说实际上肯定了非法取得的证据的效力，真实地反映了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有关非法证据的状况。但此说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只看到了证据的真实性，却无视证据的合法性，这实际上否定了有关收集证据的程序规定，也忽略了刑事诉讼中保护人权的价值取向。
4、线索转化说。此说认为，应以补证方式即重新合法地取证，使非法证据合法化，或以非法证据为“证据线索”，靠它获得定案依据。此说认为，这样既是通过重新而合法地取证来对非法取证行为彻底否定，又是灵活运用非法证据。
5、排除加例外说。该说认为，对非法取得的证据原则上应予排除，但可保留一定的例外情形。这些情形主要可以考虑以下两方面因素：“一是案件的危害程度，二是司法官员的违法程度”。“设定例外的情形可以从犯罪性质分，也可以从法定刑方面分，还可以考虑被告之主观恶性等方面。”笔者认为，在刑事非法证据的采证问题上，具体实践过程中必须兼顾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以最大限度地兼顾两者是最佳选择。对于非法证据的取舍，我们应该以“公平”作为价值观，按照“均衡价值论”对非法证据进行考察，在利弊得失的选择上，使得大于失。非法证据应当禁用，但也不宜绝对化，应该设立若干例外情形。因此，笔者赞同排除加例外说。
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实践。
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屡屡发生，不时侵犯公民的权利或使公民的权利面临侵害的威胁。湖北佘祥林故意杀人案、云南杜培武故意杀人案、河北李久明故意杀人案、河南李作海故意杀人案等冤案、错案就是最好的实例，造成这些冤案、错案关键原因是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的刑讯逼供，刑讯逼供产生了非法证据，而这些非法证据又被法庭采纳。
最高法院建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实施状况究竟如何呢?要对这一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就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不过，根据中国的司法惯例，官方很少进行有关诉讼程序实施问题的司法统计，即便一些零散的数据存在，也经常不对外公布。而研究者由于经费、精力、条件等多方面的限制，也很难从事大规模的调查。
“非法证据”及其应否被排除的问题，近年来已经大量出现在中国的法庭上。尤其是被告人、辩护人，对于检控方提交给法庭的证据，一旦发现在收集的程序上存在明显的违法问题，经常会要求法庭认定该证据为“非法证据”，并申请法庭予以排除。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辩护方极少申请法庭对非法搜查、扣押、窃听得来的证据加以排除，也几乎没有因为侦查人员剥夺嫌疑人会见律师的机会而要求法庭排除被告人的有罪供述。申请排除的“非法证据”
最多的还是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的手段获取的被告人供述。尤其在被告人当庭翻供、法官质疑其为什么向侦查人员做出有罪供述的情况下，被告人、辩护人通常会辩解说原来受到了刑讯逼供，并请求法庭将原来的非法供述加以排除。至于对那些侦查人员以“威胁”、“引诱”、“欺骗”等其他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辩护方也很少会提出要求排除的申请。
那么，面对辩护方提出的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刑事法庭对此问题的处理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是置之不理，不对“非法证据”是否存在以及应否加以排除的问题做出任何结论，甚至就连专门的调查，审核程序都不举行;二是受理申请，并要求检控方加以调查，做出说明。即便将刑讯逼供的问题纳入调查的范围，侦查机关也几乎从不派侦查人员(尤其是被指控实施刑讯逼供行为的讯问人员)出庭作证，从而使审讯人员与被告人没有当庭对质的机会。侦查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似乎被用来反驳一切有关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指控。而对这种“情况说明”，刑事法庭基本上当庭予以采纳，并将其作为驳回辩护方申请的依据。于是，有关排除非法证据的问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以辩护方的申请驳回而告“解决”。
综上，我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和适用上还有很多不足，随着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发展，我国急需建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参考文献】
[1]甄贞：《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266页。
[2]徐益初：《论口供的审查和判断》，载《北京政法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3]戴福康：《对刑事诉讼证据质和量的探讨》，载《法学研究》1988年第4期。
[4]孙广三，孙世岗：“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及其证明力辨析”载《烟台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5]徐鹤南：《论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的排》，载《政法论坛》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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