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价值观本土化过程中的文化分析(2)

　　二、中国社会工作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
专业社会工作从西方引进，若要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开花结果，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真正使社会工作本土化。为此，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其与社会工作价值观相通之处。要想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化必须充分开发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资源，与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观相融合，才能有健康而长久的发展。
在多数学者的研究中，他们认为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和它的思维方式在文化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且深受儒释道三家的影响，尽管三家的思想也存在分歧与争论，但他们亦是可以相互吸收、共同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与性格的。下面浅谈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对社会工作价值观构建的意义。
(一)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它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许多学者一直强调的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实际上就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儒家给我们民族提供了一个人本主义的学术系统、人本主义的文化传统。对于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工作者来说，不了解和深知儒家文化，就很难称之为合格的专业社会工作者。但是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笔者认为其与社会工作价值观比较契合的主要有:一是大同理想。《礼记·礼运·大同篇》中提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种大同理想所追求的社会形态与社会工作的目标是极为吻合的:老人福利(老有所终)，就业服务(壮有所用)，儿童福利(幼有所长)，社会救助与残障福利(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大同社会中的具体目标，正是现在社会工作所致力的，况且大同理想在中国有极为广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二是“礼”的思想。“礼”是儒家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孔子虽然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但他对社会秩序与规范的高度重视是非常值得社会工作者借鉴和学习的。一般认为，礼有两个涵义:社会制度和仪式。李泽厚提出礼当属周礼，一种是在周初确定的一整套典章、制度等;一种是上下级、尊卑长幼之间的严格秩序。不管如何解释，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礼”是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规范，社会若失去这个规范(礼崩乐坏)，就会滋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动荡，社会工作的主要方法就是修复和修补被破坏的社会秩序或构建新的社会秩序。对于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这一点尤其具有现实意义;三是孝道观。儒家认为“士有百行，孝敬为先”，“治身莫先于孝”，非常注重和推崇孝道。孝道观在中国具有强大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压力作用，它不但体现了亲情之爱，给老人以心理上的慰藉，同时它又维持了家庭稳定，解决了养老问题。尽管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家庭的变迁，家庭传统的养老功能衰退，家庭的承受能力和照顾功能减弱，社会养老和机构照顾很可能成为今后的发展趋势。但不可否认，在一定时期内传统的孝道观念和体制仍然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中国还占主流。就是社会养老和机构照顾也仍然要重视适合中国国情的模式，而不是把老人扔了就万事大吉。因此，社会工作依然要推崇孝的理念，尊重孝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四是人世观。《大学》中载“物格而后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治国，国治而后天下平”。这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不知曾经激励和引导着多少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去拼搏和奋斗。其人世的思想被赋予了积极的意义:人应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去有所成就;人应对社会和家庭承担责任;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社会工作的核心是人，而人是社会性的。因此，追求人与社会和家庭的和谐是儒家文化与社会工作价值观的一个契合点。
(二)道家文化
道家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自然主义的系统，把人本主义传统和自然主义传统结合起来。提倡“自然与人，天道与人道相通、相类和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同时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顺其自然”，虽然这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境界，但却提出了政治和谐的理想。另外庄子认为:“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万事万物虽然在表面上千差万别，但从它们的根源看，都是基于同一个“道”，又归于同一个“道”，并没有什么根本差异，所以“以道观之，物无贵贱”。既然人与天地万物之间都没有真正的差异等级，那么人类社会自身中的尊卑贵贱又何足挂齿!人人平等，甘苦与共。而今天我们国家提倡建设和谐社会，正是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实现和谐社会是社会工作者的终极目标，对于中国社会工作者来说，把“天人合一”的思想和“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理念放在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的框架中来考虑，是十分必要和有现实意义的。
(三)佛教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家互补，其中的释就是佛教。佛教是一种宗教，而前面所讲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则是一种人文。佛教本起源于印度，在东汉时期传人中国，对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佛教认为功名利禄只是镜花水月、烟花泡影，人们如能淡泊功名利禄，也就减少了社会生活中为功名利禄而进行的勾心斗角和相互倾轧，对于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自然大有裨益。同时佛教提供了一个解脱主义的传统。我们经常探讨在有限的生命里如何来确定自己的理想，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在这其中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很多烦恼和痛苦，而佛教的解脱主义理念，就是解脱烦恼、痛苦和生死问题，这正好适应中国人的需要。社会工作价值观中关于宽容、接纳的理念，说的就是要求人要善于保持一种海纳百川的心态，能够容忍和接纳诸多困难和痛苦之事，甚至于死。另外佛教主张互助互爱、众生平等的理念。佛教认为父子、夫妇、主仆等甚至于众生的关系是平等的。“扫地不伤蟠蚁命”对缕蚁尚且留一命，更何况是人呢?它要求大家要相互尊重，自由对待，不要相互残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教生命至上的思想，高举以生为本的旗帜，把个人的生命和健康放在首位，把尊重、保护、优化生命作为道德的核心价值。平等的理念是社会工作最重要的价值观，只有秉承平等的价值观，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工作者。因为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一般主要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如残疾人群体、精神康复群体、吸毒群体、艾滋病群体、低保户群体等，社会工作者没有平等的价值观，就不会去接触这些群体，甚至是鄙视这些群体，更谈不上去尊重和帮助他们。如坟川地震中产生了大量的难民，即弱势群体，需要大家伸出友爱之手，帮助他们克服困难，走出地震的阴影，重建家园，迎接光明美好的明天。这不仅是每一个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义务和责任，同时也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甚至是世界人的共同责任和义务。
三、中西价值观传统的比较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北京大学王思斌教授曾指出:“本土化”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是外来的东西进人另一种文化区域并适应后者的要求而生存和发挥作用的过程，是本土和本土性的组合。“本土”是由外而内的动作，是本土化的前提，而“本土性”是“本土化”的结果。社会工作是一种源于西方文化传统、基于西方社会基础之上的专业，当被引进到异文化且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时，必须经历同土生土长的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最终可能适应中国社会需要并发挥功能的过程，而中国作为主体具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决定选择什么、接受什么、是否准予其融合到本国文化等的主动权，而外来东西处于被接受、被选择的被动地位，有配合、支持主体推动其完成本土化的义务。
西方的价值观中受科学主义支配的理性思维占主导地位。若用韦伯的行动类型将中西文化行为分类，则中国更偏重情感型和传统型，而西方则更多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行为。中西价值观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不同，面临的情况问题不同，也就不能任意将西方社会工作模式和理论随意运用于中国。无绝对好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而只有适合一国国情环境与条件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
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儒释道文化以及其它传统礼俗的影响仍在，同时我国也面临来自现代化、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等内在因素的冲击，各种问题矛盾日益凸现。产生于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工作理论，又不完全适应中国的社会形势，因此本土化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传统与现代相遇的情景下，个体将如何作为，享有社会问题医生之美誉的社会工作又将何去何从，这是时代发展对社会工作的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