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与和平论文范文

　　广义的“历史学”是对“史”进行同时合训而产生的“史有二义”的统一体。包括：完全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人类过往社会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过程;历史学家对这种客观存在和过程及其规律的描述和探索的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狭义上的史学专指后者。历史狭义上的史学是一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的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的统一体。就其性质而言，因历史学家们考察的角度和出发点的不同，而有“活动”说、“学问”或“学术”说、“知识体系”说、“科学”说、“艺术”说和“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说、“整合”说等等不同的界定。文研一体。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科学研究和描述科研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科研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总称为论文。

　　一

　　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基础，那就是反对战争，主张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这一思想基础与她生活的时代及其人生经历有很大关系。陈衡哲赴美留学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她虽身处当时最安全、最繁荣的美国，远离战火，但她还是关注着战争。1916年8月，在东美学生会第12次年会上，陈衡哲参加了中文演讲比赛，并获得第二名，当时她演讲的题目就是“平和与争战”。可见，那时的陈衡哲已经开始对战争进行反思了。1920年回到中国后，国内的动荡也使她深受其苦。正如《西洋史》上册的第六版序言中所说：“此书的生命和下册一样，都是在枪声炮影中得来的——前者作于内战的四川，后者作于齐卢战争的南京。”(《原六版序》，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撰写《西洋史》上册的时候，她曾随丈夫到过四川，当时四川的贫穷、落后和闭塞使她非常震惊。1922年，她发表了《四川为什么糟到这个地步?》，文中历数四川的弊端，并将这种乱局归因于军阀混战：“第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界——等于军界，因为四川此时除了军事，没有别的政事。”于是，陈衡哲夫妇联合报、学、商界的朋友，在重庆发起成立一个“裁兵促进会”。正如她在给胡适的信中所说：“我现在做的事是(一)编西洋史大纲。(二)为川中的青年制造一点反军阀的心理(演说、文章或在言论社交之间)。”所以说，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明显带有着时代的烙印。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她渴望和平，希望能用和平的方式制止武力冲突。

　　对和平世界的追求，使陈衡哲把世界历史的重心放在了文化方面。综观陈衡哲的《西洋史》，反对武力、强调文化交流成为全书的主基调。这种世界历史观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文化是世界历史的重要内容，文化兴衰是各国历史变迁的重要表现

　　陈衡哲在《西洋史》导言中明确提出：“我们当把文化作为历史的骨髓。”因此，文化的内容在《西洋史》中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例如在讲到希腊时，关于希腊文化成就的篇幅与讲述希腊历史的篇幅大体相当。《西洋史》中对文艺复兴的系统分析表明，陈衡哲十分看重这一文化现象，称之为“西方近代文化的总渊源”。她还撰写了小册子《欧洲文艺复兴小史》，自述其写作原因是：“因为我今春编纂那本《西洋史》中的文艺复兴章时，曾处处感到不能尽意的苦痛。我曾极力的削足适履，去求减少他的篇幅，但结果仍得到了一个在一万三千字以外的长章;而我对于文艺复兴所欲说的话，却仍是未能尽其什一。”

　　就篇幅而言，《文艺复兴》这一章在《西洋史》中并不突出，但是这个文化味道最浓的章节显然是作者最钟爱的部分。又如第六版对章节目次进行了规模较大的调整，第五版中的“埃及”、“两河流域及其西邻”、“希腊”和“罗马”，在第论文联盟http://六版中变成了“埃及古文化”、“西亚古文化”、“希腊古文化”和“罗马古文化”。陈衡哲对文化的强调由此可见一斑。

　　陈衡哲认为，文化兴衰是各国历史变迁的重要表现，在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兴衰中，文化的力量远远大于武力的力量。这从陈衡哲对武力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论述中得到了体现。首先，陈衡哲在《西洋史》中阐述了武力对文化的破坏。她从上古史中总结出一个“埃及模式”：埃及文化在金字塔时期进入了黄金时代，可谓“外无侵寇，内无争乱”，王国在建筑、商务等方面都获得了巨大发展。但后来海克萨人(现译喜克索斯人)“把埃及占据了。后来又来了些希伯来人，他们帮着海克萨人来收埃及的税，管埃及人的民事。这两族人民一来，竟把好好的一个埃及国逼为一个尚武之国了……埃及人居然靠了武力，把异族赶了出去。但不幸就此动了征伐外族的念头。”而武力扩张最终导致了埃及的衰落。简单地说，“埃及模式”遵循了这样一个轨迹：文化繁荣——外族入侵——被入侵民族变得尚武——走向侵略扩张——文化衰落。这个模式除了适用于埃及，还可适用于西亚的亚述人和近代的日本人。此外，在论及古罗马文化时，陈衡哲用几乎全部的罗马历史论证了一个观点：破坏共和和葬送帝国的“乃是罗马自己的武功，和那个武功所产生的效果”。其次，陈衡哲承认武力有时也会起到一些积极作用，但这只是“偶然的”，实不足取。她说：“武力是帝国的重要分子。所以帝国的成立是一件反文化的事，但他的结果，却常常能得到些意外的进步。我们须要明白，原动力和意外的结果——又名“副产品”——的关系完全是偶然的。历史上有许多进步，许多文化事业是万恶原动力的意外结果。帝国主义便是一个例。但意外的结果总是意外的，总是靠不住的。”第三，武力虽然可以破坏文化，但不能彻底毁掉文化，文化要素还可以保留下来，因此文化的力量要远大于武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她指出：“武力的胜利在一时，文化的胜利在永久。”这是她在《西洋史》中阐发的中心论点之一。

　　(二)科学发展与文化交流是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推动世界走向文化“一国化”的重要因素

　　在《西洋史》中，陈衡哲从历史的视角提出了一个和平世界的理想：“一个国家个性的要素，乃是一个共同的过去，和共同的将来。具体而言，即是一个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信仰……他日全世界的人类，如能创造一个共同的历史，如能发生一个共同的信仰，那么，全球便不啻成为一个国家……而近世因列国个性发达过分，而生产的混乱局面，也可以像封建制度一样，被一个更为伟大的势力去扫除了。这岂不是值得我们梦想的一个希望吗?”在此，陈衡哲以国别史来推论世界史，提出世界各国在文化上的“一国化”，希望通过这一途径而达到消除混乱局面，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世界文化走向“一国化”是否可能?陈衡哲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有“科学”这个重要因素。她论述科学的作用说：“近代的科学，直接的既已成为一切学问的基础，一切进步及人类谋求幸福的工具;间接的又靠了工业革命的势力，成为工业、商务以及政治、社会、一切事业的原动力。他实是近代文化的中心点。不但如此，他又能不问宗教，不问民族，不问语言，不问天然或地理的限制，但知以真理赐与全世界人类，所以科学又是一个可贵的国际势力。”由此可见，在陈衡哲看来，“科学”具有跨宗教、跨民族、跨语言和跨国家的特征，是全人类谋求幸福的工具，既能够为各国普遍接受，也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科学”的这些特性，使它成为推动世界各国文化“一国化”的重要力量。

　　除了“科学”之外，陈衡哲认为，文化交流也是实现世界“一国化”以及世界和平的重要手段。在《西洋史》中，文化的交流乃是贯穿全书的重要内容。在该书第一编的结论部分，陈衡哲指出，文化交流推动了上古历史的发展。这种观点渗透到书中的许多章节中。文化交流如何促进文化融合与世界和平?陈衡哲在《西洋史》中对此并未进行具体阐述，尤其是对于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涉及很少。但是，她在另一篇文章中给出了答案：“这种中国旧有美德与现代西方新文明的结合不是随意的混和，也不仅是相互的迁就，而是一种原本彼此呼应的因素之间的和谐融汇。”因此在陈衡哲看来，文化交流不应是简单的“物理变化”，而应是可以使文化达到和谐融汇的“化学变化”，通过这种“化学变化”而创造出一种更先进的共同文化，这种共同文化即可成为“一国化”的基础。

　　(三)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各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道路可以有多种选择

　　陈衡哲虽然提出了全球文化“一国化”的理想，但是在总结了欧洲及亚洲国家的历史变迁之后，她对亚洲国家的政治及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思考。在《西洋史》的最后一章，她指出了亚洲国家发展的三条道路：“亚洲的人民却只有三条道路可走。其一，是效法列强的武备以自救;其二，是因不肯效法而沦为列强的奴属;其三，是凭着自己的天才，另去创造一个新道路。第一类的代表，是日本;第二条的代表，是印度;而彷徨于这两条歧路之间，而又未能另自创出一条新道路者，则有我们的中国。”这一概述，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亚洲现状的思考。各国的国情不同，在西方霸权面前，它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应对方式和发展道路。对于中国来说，以日本和印度为代表的道路行不通，因为这两条是“歧路”，中国应该“凭着自己的天才”，“去创造一个新道路”。但遗憾的是，在陈衡哲所生活的时代，她看到的是中国“未能另自创出一条新道路”，而是正处于“彷徨”之中。她希望中国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她认为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非常重要，这点在她的一篇寓言散文《运河与扬子江》中有所体现。这篇文章模拟大运河(代表被人创造)与扬子江(代表自我创造)的对话，她借扬子江之口说出：“你不懂得生命的意义。你的命，成也由人，毁也由人;我的命却是无人能毁的。”由此可见，她认为，日本和印度的道路都是列强强加的，是对外来势力的屈从，这样的命运“毁也由人”。中国只有走出自己的道路，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自己的主人。因此，在《西洋史》中，陈衡哲叙述的虽然是以西洋为主的世界史，但是她所思考的却是中国的命运和中国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