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军事理论课论文参考(2)
二、德国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之武器装备变革
武器装备变革是军事变革中诸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它是军事变革的物质基础，恩格斯曾指出：如同在生产上不发明创造新的生产工具便不能成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样，“只有创造新的、更有威力的手段，才能达到新的、更伟大的结果”。
国民革命军尽管比北洋军队武器装备要好，战斗力要高，但在武器装备上各派系差别很大，在“某些部队里，梭标、刀矛和猎枪被广泛使用……步枪没有统一的质量或标准规格”。曾担任蒋介石军事总顾问的德国人塞克特在经过考察后也认为，中国军队所持的武器75%-90%不符合现代武器的标准。对此，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通过军火公司从德国进口了大量武器装备，另一方面，在德国的帮助下，南京政府对原有的一些兵工厂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
1928年3月，在德国人鲍尔的协助下，陈仪率中国考察团赴德考察德国军事制度及军工产品，与德国的克虏伯、西门子等大公司签定了价值100万马克的购买武器和军需品的意向性合同。～1933年7月，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访德，与德国签定了包括1000挺机枪在内的价值5000万马克的军事装备购买合同。南京政府对德式武器装备的大量需求引起了德国军界和工业界对华军火输出的关注，为推销军火，扩大在华影响力，由德国国防部牵头，德国经济部组建了专门从事对华军火贸易的“合步楼”公司，它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武器装备变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为加速推进中国的武器装备变革，蒋介石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的建议，大规模地从德国进口武器装备，不仅包括半自动步枪和轻型机枪等单兵武器弹药，而且还引进了大批重机枪、火炮、坦克以及装甲车等重型装备，另外还有通讯器材、工程兵搭桥铺路所需要的保障设备等。据马振犊先生查阅的档案数据表明，1934年10月，通过法肯豪森牵线，南京政府向德方购买的军火包括：15厘米莱茵远程火炮24门;3.7厘米战车防御炮20门;7.5厘米莱茵火炮20门;毛瑟24型步枪数千支;西门子公司通讯器材;蔡斯望远镜;15厘米炮战车100部;德制坦克36部;120公尺长全套架桥军用设备;其他设备如探照灯、窃听机、无线电对讲机，80-100公里西门子电缆等，以上订购物资加上每门火炮所配发1000发炮弹，总价值超过1500万银元。在中德军火贸易往来密切的前几年中，交易额呈逐年上升的趋势，1929年为1666000元，1930年为6279000元，1931年为5302000元，1932年为2964000元，1933年为6756000元，1934年为3507000元。
纵观南京政府10年军事变革，德国成为中国武器装备最主要的进口国，而且随着军事变革的深入推进，对武器装备需求的增多，德式武器在中国武器装备进口中所占的比重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详见下表：
这些数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国武器装备在国民政府武器进口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但由于存在一些地方部队私自从德进口武器的情况，所以，实际的成交额当远不止此。例如，根据官方统计数字，1936年德国共向中国运送了价值640.5万马克的武器和弹药;实际上，交付给中国的这些货物应为6458.1万马克。而第二年按合同应运送的货物总数应为6098.35万马克，由于一大部分应于1936年交伙的器材直到1937年才运抵中国，所以，德国在1936年实际交付给中国的军火总额应为2374.8马克，而1937年则为8278.86万马克。
由于大量先进的德式武器输入，使南京政府时期的装备变革在短短10年的时间内有了质的飞跃，“到1937年7月，南京城防配备了德制88毫米高射炮和德制防空警报系统;在南京街道上，可以看到75毫米克虏伯大炮和亨舍尔及M.A.N.型坦克;梅塞施米特和斯图加型战斗机即将被进口以补充在国内装配的容克式飞机，中国海军也向德国订购了12艘潜水艇和几艘战舰”。而按照德国军制整编出来的新式军队中，“从步枪、坦克到钢盔，都是由德国国防军使用过的德制武器装备起来的”，当时的一位德国记者如是说。
在南京政府的武器装备变革中，通过德国军事技术的引进，对原有兵工厂进行技术改造，或创办新的兵工厂的方式生产新式武器装备，也是武器装备变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军工建设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1932年8月，参谋本部向军政部递交了《兵工厂整理计划草案》，该方案包括原有兵工厂的整合与建设新兵工厂两项内容，德国军事专家积极参与了中国军工企业的整合中，“1934年，德国人塞克特担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德国在扩建长江流域兵工厂、创建新的兵工厂、弹药厂和研究军队装备的发展等方面，均逐渐取得了支配地位”，他们参与整合的兵工厂主要包括：沈阳、太原、济南、昆明、重庆和南宁、�江口等兵工厂。除了整合旧厂外，还扩建了包括汉阳兵工厂、南京兵工厂、巩县兵工厂、株洲兵工厂等，使它们的生产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汉阳兵工厂生产的“中正式”步枪可与某些德制产品相媲美，南京兵工厂得到重建后，开始生产马克沁机关枪，巩县兵工厂能生产一种德国人设计的迫击炮，而株洲兵工厂则能生产各种口径的大炮及炮弹。另外，还设立了防毒面具厂和军用光学设备制造厂，适应了抗战的需要。
三、德国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之军队编制调整
军队编制是人与武器有效结合的媒介，是军队战斗力提升的倍增器，它在人与武器的关系中发挥着黏合剂的作用。恩格斯曾经指出：“随着新作战工具……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武器装备的发展及其对作战带来的影响，必然要求军队编制进行相应的变革。否则，再先进的武器装备也难以发挥出应有的效能。因此，在这场机械化军事变革大潮中，国民政府适应武器装备变革的发展需求，对原有军队体制编制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大幅变革，力求使之适应即将到来的机械化战争。
德国顾问在南京政府的军队编制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鲍尔作为蒋介石的首席军事顾问，提出统一全国军政、军令的主张。北伐结束后，为调和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整合分散的军队编制，建立统一的内部指挥体制。1929年1月，南京政府召开了军队编遣会议，以德国人鲍尔起草的《整理中国陆军建议书》为蓝本，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条例》，规定了全国军队完全隶属于中央，以求军、政令的统一。同时将全国军队分成6个编遣区整编，共缩编成常备军50个师及执行警察任务的保安队12万人，又按陆军步兵新编制，至多不得超过85个师，骑兵8个旅、炮兵16个团、工兵8个团，合计兵员80万人。全国军费以国家收入的40%为限。鲍尔的整军计划是符合将处于分散状态下的中国各派军事力量整合在一起的时代需要的，但由于蒋介石私心太重，企图借此剪除异己，从而在各派的反对下最后中途夭折，但鲍尔提出建立教导师的计划得到了落实，这个教导师全副德式装备，并运用德国的训练方法进行操练，“步伐整齐，操法分明，一时为全军之冠”，在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屡挫强敌，为守土卫国立下大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步步进逼，为加强抗战准备，南京政府决定以德国军队编制为蓝本，加大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力度。1935年，成立了以陈诚为处长的“陆军整理处”，严格按照机械化战争的要求对部队进行整编，注重武器装备之间的合理搭配和各军兵种之间的战术协调。决定从1935年开始，在未来3年时间内整理出60个师的精锐部队，“工兵、通信兵军、师均有属，日有增加，并逐渐充实整理”，又命名为“整理师”，以此作为兴建中国新式军队，抵御强敌侵略的基础。
19世纪中期，德国首创参谋本部，作为全军教育训练的指导者和作战方案的草拟者以及作战行动的指挥者。参谋本部制度的采用，对于统一军队行动，提高指挥效能和作战能力发挥了重大作用，也正是凭借参谋机构的设立，使德国当时建立了相对于其他国家要先进得多的军队组织形态，为三场王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德国军制上的成功引起了南京政府的高度关注，它决定建立类似于德国的军事机构。但在实际筹建过程中，对其进行了中国式的改造，建立了5个主要军事部门，参谋本部相当于德国的总参谋部;总统的军事参议院相当于德国的“德皇军人内阁”;训练总监部相当于德国的军事训练总监部;军政部相当于德国的国防部，仅有行政功能，军令部相当于德军的执法机构。
南京政府按照德国模式进行军事机构变革初衷是好的，但由于受到国内政治形势的牵制，德国的这套体制在中国显然是打了折扣，即使在形式上学上的惟妙惟肖，其实质却差之千里。比如军事参议院，其中充斥的不是忠诚而有专长的军官，而是成为南京政府用于对付异己势力的一种荣誉形式。
尽管在仿效德国实施军队编制体制变革中存在诸多问题，但在德国军事专家的大力协助下，在引进先进武器的基础上，按照未来战争样式对军队编制体制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和变革，经过调整，军队内部结构更趋合理，提高了作战能力和指挥效能，适应了机械化战争的要求，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打下了一定的军事基础。
四、德国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之军事教育变革
机械化战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战争规模的超前性，除了需要大量的机械化武器装备外，还需要大规模的军队，这就需要大量能够胜任机械化战争的军事指挥人才。晚清以来，尽管随着近代军事变革的进行也培养了一些近代军官，但数量很少，不能满足大量扩充军队的需要，加上，教学手段的单一及课堂教学理论上的陈旧，不能适应机械化战争的需要。为大量培养适应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需要的军事人才，在德国的帮助下，南京政府在军事教育领域进行了深入变革。在这一过程中，德国的军事专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中国现代军事教育体系的建立中，不仅充任军校教官，而且帮助南京政府组建了各种类型的军校以及参与参谋培训。
首先，德国军事顾问在国民政府原有军校中担任教官。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军校数量不多，主要有由黄埔军官学校改编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和地处北京的陆军大学。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培养的主要是初级军官，大量德国军事专家在该校充任军事教官，像爱基弟、马德、诺尔特、凯塞、胡脑施坦因，达麦劳和布禄贺音，在中央军校兼职任教的德国专家有麦次纳、毕里次和漆麦曼等。而陆军大学则是一所培养高级指挥人才和参谋人才的高等军事学府，蒋介石与其军事顾问都很重视，佛采尔致书蒋介石力荐聘请德国教官：“倘陆军大学能用德人教授，并吸收其百年来平战所得训练之经验，则深信四五年中，必可培养后起之参谋人才，非仅参谋机关本身，即全国陆军平战两时获益匪浅”，陆军大学在由北平迁往南京之前即聘请了德国人林德曼中将为教官参与军事教育。到南京后，陆军大学更吸引了大批德国军事教官前往任教，其中包括史培曼中将、史达开少将、史太邱少将等德国高级将领，1935年前后又增加了顾德威和教授参谋业务、列强军备及编制装备的王恩翰。此外，国民政府还根据佛采尔的建议，在步兵、炮兵、工兵、通信兵等兵种学校聘请了德国军事顾问团中的魏克上校、拉森上校、毕利慈少校、基尔伯上尉和佰尔少校等担任教官，据不完全统计，10年间参与国民政府时期军事教育工作的德国军官有近40位。
在德国军事专家的参与下，中国军事教育有了很大进步。他们在承担了中国各级军校的教学训练任务，能够把欧洲流行的先进军事理论及时传授给中国学员，提高了他们的战术素养和理论水平，有助于使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成为一线战场指挥官。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为例，从1928年至1937年，共培养了10731名初级军官，毕业后，他们纷纷到基层任职，无论在组织兵员训练，还是在指挥分队对抗中，他们都表现出了很高的才能。而陆军大学，作为高级军事人才的培养学校，在得到德国军事专家的精心指点后，他们的战略筹划能力与战场联合指挥能力都得到很大的提高。据统计，“在抗日战争中，陆大毕业生中的2100人参加了指挥作战，有的担任了各战区、各集团军、各军师的主要长官，特别是从军委会到各军师参谋长中，几乎都由陆大学员担任”，他们在抗战时期指挥有方，特别是按照德国军事专家的建议组建的教导师，后改编为87和88两个师，淞沪会战爆发后，他们奔赴战场，奋勇杀敌，成功了阻击了日军的多次进攻，而其中绝大多数指挥官都是陆军大学刚毕业的学员。
其次，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在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出现了一些利用新式武器装备的特种兵，特种部队往往能打破惯常思维，采用全新的作战方式取得常规战术难以取得的战场胜利。而德国在特种训练方面走在世界前列。1931年，德国军事总顾问佛采尔在呈给蒋介石的报告书中一口气提出建8所特种学校的建议，包括：“一、步兵学校;二、骑兵学校附骑兵教导团;三、炮兵学校附炮兵教导团;四、工兵学校附要塞建筑学校暨教导连。上述四校已显著成绩，骑、炮兵两校尤佳。此外，正在进行设立者为：五、通信兵学校;六、汽车学校;七、高射炮学校;八、要塞炮及电雷学校。此四校若充分给以教材等项，亦能于最短期间获得良好成绩。总之，此种学校可云已树军官、军士新式教育训练之基础，而新式与良好陆军犹如大厦，即可建筑于是”，为蒋介石所采纳，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协助下，南京政府创办了一系列的特种兵军事学校，分别是1931年成立的陆军步兵学校和陆军炮兵学校，1932年成立的中央陆地测量学校和陆军工兵学校，1933年陆军组建了机械化学校、陆军化学兵学校、陆军通信学校、陆军骑兵学校及陆军辎重兵学校等军校;海军创办了青岛海军学校、马尾海军学校、军政部电雷学校等;空军则创办了中央防空学校、中央航空学校等，其他专业性的军事学校也陆续建立了一些，如测绘学校、军工技术学校、后勤技术学校等，这些专业兵种学校的建立及其所培养出来的专业性很强的军官，在随后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参与中国的参谋教育和军官训练班。战争形态愈是高级，军事领域结构就越复杂，而其内部分工就越细密，而参谋在其中的功用就越强。对南京政府来说，参谋不仅数量少，而且参谋业务能力普遍不高，而德国却是世界上参谋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所以，南京政府决定学习德国的参谋业务，聘请德国军事专家筹划参谋训练计划，1933年5月，佛采尔向蒋介石呈上《整理部队意见书》，提出：“陆军最高级指挥所缺少之要件太多，无训练完善之参谋团。目前各司令部充任参谋之人太多，若用少数训练完善具有毅力之参谋，兼实任伍中勤务，谙练下级部队指挥，其成绩自必甚佳”。在德国的帮助下，南京政府在陆军大学这所主要培养高级将领战略筹划能力的军事最高学府设立了参谋训练班，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参谋业务能力，使之能胜任师、军参谋长之职”，为提高参训人员的能力，陆军大学设立了诸多与参谋业务相关的科目，包括以基础身体素质训练为主的徒手操、跳高、跳远等项目和兵器学、筑城学、交通学、通信学和军制学等5项内容为主的军事教程课。在德国军事专家的参与和指导下，陆军大学的参谋训练班课程内容设置合理，能够紧贴世界理论前沿，提高了中国军队的参谋素质和作战指挥效能，使之能够适应机械化战争残酷而紧张的节奏。
五、余论
德国在19世纪最后的30多年里，从分裂状态迅速发展为世界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这给当时处于积弱不振的中国提供了一个实现富国强兵理想的样板。德国出于扩展对中国的影响力和获取中国战略原料的双重考虑，在长达10年的时间内，向中国接连派遣了大批军事专家参与了中国的军事变革，并同中国开展了积极的军事贸易活动。但当时中德国关系的发展更多是由军工企业和军界推动的，缺少德国战略高层的积极主导。随着法西斯势力的上台，出于同样霸占世界的野心，日德结成了法西斯轴心盟国，两国狼狈为奸，互施援手。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德国在日本的压力下，不仅对华实施了武器禁运，而且将其军事专家也纷纷撤回，从而结束了南京政府时期德国军事专家参与中国军事变革的黄金10年。
但反过来说，尽管德国对民国军事变革的参与也存有私心，但在客观上，由于他们的积极参与，使得南京政府之军事变革在武器装备、编制体制、军事教育上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军事实力在短短的10年内有了很大的跃升，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机械化战争的需要，从而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打牢了军事基础，在这一方面德国及其军事专家是功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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