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中国近代史期末参考论文(2)
大一中国近代史期末参考论文篇二
《论“华北治安战”》
姓 名: 黄筠涵
学院班级： 设计七班
学 号： 1420107011
《华北治安战》，是1982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为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写。是描写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华北的作战史。包括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当时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所采取的各种战略、战术，及其遭到强烈抵抗的情况。该书系由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分上、中、下三卷。根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史料汇编。虽然这是一部出版于20多年前的著作并且在进行编译时，删减了对于日本官方记录的许多史料，但无论对研究日本作战方法来说，还是对研究抗日时期中共和国军作战结构的变动来说，《华北治安战》都是值得一读的著作。
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华北形势(1937年7月7日前) 日本自承认伪满洲国并与当地中国军缔结了《塘沽协定》，便抓紧时间进一步使中国华北“合法化”和“公开化”。《华北治安战》也进一步指出了“抓紧时间”的理由。
其理由之一是，全面担任了防苏重点的满洲国的国防，且在此时更需充实 国防力量使其空前强大。
其理由之二是，受华北匪力的影响，对苏联的战备延后。
其理由之三是，自满洲事变后，民众的民族情绪、民族意识空前高涨。迫切希望全国统一的愿望强烈。以至于扰乱停战地区治安，破坏日军所建设施。导致关东军对于当地的恢复工作受到阻碍。
而且，与平时阅读的中国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料书籍不同的是，这本《华北治安战》是以日本官方的角度来看待中日之间的战争。且各自的价值观、看待问题的角度、思维方式都不尽同。这就给予我们研究抗日战争的来源始末有着很大的帮助。
中国方面，在全面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的主要问题、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共与国军之间的矛盾。此时共军采取的是回避战术，日本与共军就此进入停滞状态。共军积极欲与国军国内抗日势力有条件的合作，但蒋介石此时仍把抗日当作是反蒋的从属问题。所以才会有后来的第五次剿共作战。学术界把蒋介石的这次主张称为不抵抗政策，即为“不反抗、不酿造事端、不挑衅。”蒋介石这次推行的不抵抗政策基本也是由其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阶级本性决定。事实上，这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华北治安战》给予了明确理由，即蒋介石提出的另一个主张“安内攘外，肃清中共这一‘心腹内患’”，此举颇有些“引狼入室”了。而在中共内部，左翼宗派主义倾向的发生，以至于削弱了中共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后来红军长征的壮丽史诗。对此，蒋介石在1934年又开始了对日的绥靖政策。
虽然学术界极力讽刺与大笔描写蒋介石屈于求和、妥协的主张政策。而在《华北治安战》中，对于蒋介石对日采用的绥靖政策并没有花费太多笔墨来记录。相反，对于指导性纲要工作，日本官方着重详细地进行内容性概括。在此之中，被提到最多的仍是关于华北的“自治”问题。在《华北治安战》中能寻究得的到的不仅是关于日方的军事行动的详细介绍，还有关于双方之间对战的记述，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更深入的了解某项战争的始末。
二、 第二次国共合作
虽然《华北治安战》重点提到了一个转折时刻:1936年的西安事变。
但是不可忽略的是1935年的华北事变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正是因为这两个事件，接下来的许多事情都是由此基础发展下来的。
上一点就应该说过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主张的：“安内攘外，肃清中共这一‘心腹内患’”幻想就此以妥协政策来换取中日问题的解决，但是，日本军国主义显然是不可能就此止步。
后来出现的“广田三原则”。使蒋介石不得不放弃“绥远政策”，因为接受日本的要求，中国就得走向灭亡。在蒋介石倚靠的苏联要求下，打通共产党关系。中国共产党方面，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一致抗日。但不得不说的是，蒋介石的猜疑心很重，以武力强行解决，仍是他认为的“上上策”。而在这时，《华北治安战》重点说到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虽然中共和国军矛盾积累已久，但蒋介石内部矛盾也已达瓶颈。西安事变由于中共的调解，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得到谅解，“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正是由于这次事件，在客观形势渐次成熟的时候起了促进作用。使蒋介石认为的可能性成功转化为现实性。
所以在《华北治安战》里面也充分体现出“西安事变”的重要性。日本把它看作是“亲日派的失势已明显可见”。由此可见，西安事变的性质是正义的，进步的，革命的。为此中共在1937年2月10日提出了为实现国共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全国团结抗战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三、“七七事变”前后始末
卢沟桥事件在历史上的地位不得不说是极其重要的。它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是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和因此重新焕发出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是中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本力量。
此事件的始末可以分为两个时间段。一个是事变发生前，另一个则是时间发生后。
《华北治安战》所说的事变总结起来，大致可以进行如下概括：日本从6月下旬，开始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射击演练。7月7日夜，像往常一样进行军事演练时，遭到了龙王庙附近阵地中国军队的射击，并以此为开端，8日晨中日两军在卢沟桥附近终进入交战状态。
仔细翻阅了关于其他介绍“七七事变”的书籍，对于日本方面出版的，也是说到了当晚演练科目为“利用薄暮接近主战阵地及黎明攻击”的演习，不论是双方开战的原因，或是因中国军队突然射击的说辞都大致相同。而中国方面出版的书籍中，大多也把这次事变归结为日本先行挑衅的结果。虽然不知道其真相到底如何都在“证明”自己的“清白”。《华北治安战》在归咎原因时，并没有一味指责某某一方，书中有这样说到：“最初的射击是偶然发生，还是别有阴谋?有的说是日军对中国的暗中挑衅，有的则说是中共系统或激进抗日分子挑衅的”。“总之，问题并不在于是何人和如何打的枪，最重要的是查明其后使事件连锁扩大的政治背景”。从这个角度来评价“七七事变”，没有急于“摆脱”责任，也没有急于“维护”己方的清白。《华北治安战》在叙述“七七事变”中的态度是严谨的、也是比较客观的。在评判对错时，并没有一味偏袒哪方，或是维护哪方。
无论如何，日本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理由与中国军队开火是真，使这一事件演变为全国的战火，这点毋庸置疑。并以此为导火索，进一步扩大入侵。
四、 游击战
以前阅读历史书籍，经常会在某本刊物里看到关于“游击战”的讨论和介绍。虽然经常被提起，但大多数人对于“游击战”的概念依旧很模糊。不仅是因为对于具体作战过程了解的少，而且也不是很清楚人民游击战争的实质。在《华北治安战》里面，日本官方就详细地记载了人民游击战争的组织结构。也指出了敌后人民游击战争的全民性质。中共的军队之所以被大众称之为“人民军”，顾名思义也就是以群众为基础的军队。不得不提在抗战中起重要作用的“民众自卫队”，也可以称之为“农民自卫队”。“自卫队”分为3个主要部队：县总队部、区大队部、中心村或大村中队部。而县总队部下，分队长、军事干事、政治工作员各一名;区大队部分大队长，政治指导员，军事、政治干事，政治工作员各一名，中心村分中队长、政治工作员、军事干事各一名。
自卫队的人数即达人口的 十分之一，而这并不包括中心村分支下的5个妇女、儿童、老年队。孩童时期看到的《地道战》也仅是游击战战术的一种。此外还有麻雀战、地雷战、破袭战、伏击战等。正如《华北治安战》所写，游击战首先是组织人民、武装人民，初期的抗战在战术方面却没有过多重视。由此可见，无论是战斗、战术，还是建设都离不开“群众”这一基础，在这点上，跟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用户是离不开的，也正印证了那句“只有广泛开展群众路线，共产党才能成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共产党之所以能获得最终的抗战胜利，是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始终坚持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共患难。在《华北治安战》里也经常提及共产党与老百姓之间的“亲密”关系。例如在叙述关于村长的基本任务时，《华北治安战》这样写到：“中共掌握农民大众的方法极为巧妙，已在华北各地施行。此点，日本望尘莫及。”以此就可看出后来的各种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都是在此基础上得以成功。
五、 百团大战
对于百团大战的描述，《华北治安战》足足记述17页之长，以此足以看出该书对于百团大战的重视，也体现出百团大战在中共抗战历史上的重要性。
中共之所以能在此次战斗中取得胜利。始终离不开“奇袭”两字。“奇袭”的成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日本军国对中共事先侦查、移动和集结兵力这类行为并未看作发动攻势的前兆从而引起重视，且对中共军事方面的情报收集不充分。二是中共对此次行动作了充分准备，对行动中的细节及目的、意图都加以保密，以至于日军未能预料到，对行动分析欠缺考虑。
虽然这次战斗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击毙日伪军25800人，缴获枪支5800余支，收复各大各小的县城26座，破坏敌方铁路、毁坦克、汽车，缴获大量军用物资。且使华北日军交通一度全部陷于瘫痪状态。更粉碎了日军压迫华北各抗日根据的“囚笼政策”和“堡垒主义”。日军的华北大后方的整个交通网络遭到严重的破坏。这次战役大大的提高了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的地位，对当时整个中国战局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其在全世界的意义不可谓不重大。
意义自然是重要的，但此次战争也确实存在不足之处。按理来说彭德怀之于百团大战的意义不可谓不重要，但是百团大战却又是他的一条罪状。在《华北治安战》中，日方就这样写道:百团大战是共军高估自身实力，而过早发动的一场大战。它的范围之广，战线之长，人数之众，相持阶段战役规模过大。从该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战斗中，中共把囤积三年前前后后的战争中缴获的物资器材消耗殆尽，以至于在后面的战斗中出现士兵军粮难以为继的状况。虽然是105个团的参战兵力。但是军官士兵的素质却是良莠不齐。《华北治安战》中呈现的缴获的中共文件里就有对于百团大战战争失败的经验总结，大部分是基本的军事常识。又说回来，彭德怀是指导此次战争的，虽然百团大战“好评”无数，但是从军事角度来看，彭德怀发动战争的时间是不合时宜的，军备武器损耗过大，战后缴获的枪械根本不足以弥补这次战争带来的损耗。所以中共对外是“庆贺”，对内却是“批评”和“处罚”。且百团打战导致的人员伤亡惨重，所以这场战争说是“成功”的，也可以说是“失败的”。它为以后坚持华北敌后抗战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但回顾历史，这场战争却是无法避免的。可以说前有日本军国这一大敌，又有家门口国军这一“猛虎”。这样两面夹击的形式对中共来说是大大不利的。所以在这样形势危急却又尴尬的境地时，主动迎击敌人是目前战局的“不二之选”。论军备实力，“闭关锁国”背景之下的中国远比不上实力、思想日益先进的日本，所以只有集群众之力量，团结为一体，激发之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决心，鼓舞沦陷区的人民不屈，使之看到中国胜利的希望。
六、 中共战术
《华北治安战》多次有提到中共在战斗中的“消极避战”，什么是“消极避战”，就是敌人来了就跑，敌人不来原地等待。该书一直在强调中共的消极避战，但是仔细看的话便可知，日本军国指的是中共和日军在交战中，不与日军硬碰硬，而是采用游击战的方法予以敌方回击。日军气的“牙痒痒”，“赌气”般的也只好写是消极避战了。所以在很多抗日大小战役中，中共采用的战术往往对于敌军以致命打击。
1、水上游击战。顾名思义，在水上进行的游击作战。这种战术主要在华中水网地带进行。不仅是中共士兵，还充分利用了本地居民联合运用小木船出没自如的便利，在河湖港汊等复杂水域狠狠打击敌人。陆上经典游击战，因为比较尽为人知，所以该书的大篇幅都有在报道这个让他们甚为焦头烂额的战术。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本土化和地区的配合。讲究伏击、且随意性较大。对于装备远不及日军的中共，这样的战术易于隐蔽和偷袭，是非常有利的。
2、退避战术，采用回避交战的方法。一边保存己方的战斗力，一边在存有一定战斗力的同时援助中共的民众。拥有高度的警惕性和巧妙传递情报的能力。在掌握了这些优势之后，日军想要歼灭，就是难上加难了。
3、利用高地险峻的地形，在四周埋下伏兵，易守难攻。敌人要想夺回高地，但被紧紧控制,即使对方有坦克大炮，但对于崎岖复杂的山路，显然不能发挥作用，这种战术对于敌众我寡的形势非常有用。
4、雷种的研究对于对付敌兵也起到了有效的打击。例如“丁子雷”、“水雷”、“梅花雷”等30余种雷，是民兵们经过不断实践制造的，大多数是在第一代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的。这些雷可以说是让日军防不胜防，山岭、平地、庄稼地屡遭雷炸，有些敌军想把雷挖回去，加以研究。由于有些雷为专门制作的“慢雷”，还没等挖出来，地雷就已经爆炸，而里面的敌人早已被炸成渣滓。给野心狂妄的日军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可以说是焦头烂额。
总结：
虽然国内关于研究中日战史的著书多不胜数，但是其角度大多大同小异。为了更好地了解抗日战争的前后始末及相关记载。就此研读了此书。目的是从不同角度发现问题，重新探究历史的真相。虽然其中有删节且无法研读的部分，有部分不可信的地方。但大方向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偶然想起一句话：最了解你的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的敌人。日军对抗日人民游击战争的切身之痛尤为深刻。《华北治安战》能让我们仔细咀嚼的内容还有很多，但历史的长流是我们永远无法追随完毕的。只能日复一日，逐步揭开“未解之谜”。
参考文献：
李惠兰、潘荣，《七七事变前后》，中国档案出版社
编写组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09-01
黄修荣、黄黎，《国共关系纪实》，人民出版社，201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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