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人物樊锦诗先进事迹材料大全5篇
樊锦诗，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被誉为“敦煌女儿”，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今天小编在这给大家整理了一些感动中国人物樊锦诗先进事迹材料，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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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中国人物樊锦诗先进事迹材料(一)
六年前，当时的敦煌研究院院长邀请谭盾去敦煌，她开玩笑地对谭盾说：你是音乐家，有名的音乐家，你能不能把敦煌用音乐来表达一下?
谭盾一入敦煌，即被这传承千年的艺术吸引打动，扎进洞窟六个小时才出来。
六年后，谭盾终于完成《敦煌·慈悲颂》。在2019年的国内巡演中，他特意将首演放在敦煌，在演出开始前，他把樊锦诗请上舞台，向现场观众介绍这段缘起，并恭敬地将总谱献给樊锦诗。樊锦诗也在敦煌研究院负责人陪同下，回赠壁画临摹作品以示感谢。
敦煌的演出让樊锦诗非常激动，她说：“敦煌的故事那么多，最后他归纳出来，叫做《敦煌·慈悲颂》。我的理解，他已经通过音乐把大家连接在一起，所以我听了深受感动。”
几天后，巡演到上海，樊锦诗又千里追踪去往上海，二刷《敦煌·慈悲颂》，并再次登台感谢谭盾和所有艺术家，她与谭盾的现场互动，让观众非常感动。
在新中国成立__周年之际，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她扎根大漠50余年，潜心石窟，为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她邀请谭盾创作音乐版的敦煌壁画，更让这份中华文明瑰宝踏上音乐的丝绸之路，更好地传播到世界各地。
据悉，《敦煌·慈悲颂》海南新年音乐会于2019年12月16日14点开票了!
演出将于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1月1日在刚刚升级改造一新的“海口湾演艺中心”举行，享誉世界的指挥家、作曲家谭盾，携纽约巴德爱乐乐团和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近两百名艺术家，与海口观众一起喜迎新年。
《敦煌·慈悲颂》为谭盾历时六年的呕心力作，创作灵感来源于丝绸之路上的敦煌石窟壁画等深具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与民众基础的精神传承。《敦煌·慈悲颂》海南新年音乐会，由谭盾亲自指挥，王云鹏(男中音)、董芳(女中音)、王传越(男高音)、郭森(女高音)、泽仁央金(原生态女高音)、巴图巴根(原生态男低音)领衔演唱，陈奕宁表演敦煌舞反弹琵琶，以及来自全球艺术家组成的纽约巴德爱乐乐团和几乎与共和国同龄的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组成的豪华演出阵容，力求为海南观众带来最完美的视听觉体验。
本次演出由敦煌研究院、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与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由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海口旅游文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韵洪传播科技(广州)有限公司、上海听音寻路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共同承办，首席合作伙伴泸州老窖·国窖1573，特别鸣谢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感动中国人物樊锦诗先进事迹材料(二)
多年前，敦煌研究院来了一位武汉大学博士，很有研究才能。为了工作，他和妻子长期分居两地，孩子寄养在外婆家。几年后，考虑到更好照顾家庭，他萌生了离开敦煌的念头，却始终放不下在敦煌的研究。
经历过相似纠结的“敦煌女儿”樊锦诗把一切看在眼里。樊锦诗曾多次想离开敦煌，但为了保护莫高窟，最终扎根大漠五十余载。
樊锦诗察觉到博士不好意思向院里提要求，就主动找到他说：“对你而言，有一处住房很重要，我就把兰州的房子处理给你。”然而当时已没有福利分房政策，兰州房价也涨了，博士还是有压力。
“留下一个人才比留下一套房子重要!”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商量后决定，以博士能接受的最低价把房子卖给他，为敦煌留住了人才。
樊锦诗说，对每个职工而言，有什么能比一家人安居乐业更重要?而对敦煌研究院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人才!
她深知，每一个放弃优渥生活来莫高窟的人，都怀有可贵的信念，都战胜了世俗意义上的诱惑和欲望。对刚来敦煌研究院的年轻人，樊锦诗直言不讳：“年轻人有三条道可走，一条是黄道，一条是白道，还有一条是黑道。黄道是做官，白道是发财，黑道就是做学问，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到敦煌就只能走黑道了。”
这些年轻人留了下来，也成了“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樊锦诗年轻时内向沉默，上台说不出话，照相靠边站。但她现在说话直来直去，大胆与人争论，着急时会跟人争执，有人说她严厉、不近人情，但樊锦诗无所谓，尽心尽力解决问题才重要。
“我有责任为敦煌事业的发展留住人才。”樊锦诗说，“如果有朝一日我离开敦煌，大伙儿能说，‘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
人物简介 樊锦诗，祖籍浙江杭州，1938年生于北平，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1963年毕业后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至今，被誉为“敦煌女儿”。
曾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现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18年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称号，2019年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并获得“最美奋斗者”称号。
感动中国人物樊锦诗先进事迹材料(三)
樊锦诗，1938年7月出生于北平，成长于上海。1963年，樊锦诗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25岁起，就扎根敦煌，潜心研究和保护敦煌文物，一忙就是50余年，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也成为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守护敦煌的第三代传人。
1962年，24岁的樊锦诗和另外3名男同学同学，来到敦煌实习。当历史书中的敦煌，真真切切地呈现在眼前时，樊锦诗被彻底震撼了。然而，与绚丽多彩的艺术宫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洞外生活的艰苦异常。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最西端，气候干燥，黄沙漫天，冬冷夏热。喝的是盐碱水，一天只吃两顿饭，十点一顿，下午四五点一顿。住的是破庙泥屋，没水没电，没有卫生设施。房子天花板是纸糊的，会时不时“咚”地掉下一个老鼠。这一切，都考验着樊锦诗和同学们。
1963年，樊锦诗被分配到敦煌，而她的恋人彭金章，却被分配到了武汉大学。樊锦诗和彭金章的爱情里，没有山盟海誓，各自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后，彭金章还是像在校园里那样，默默关心着樊锦诗，经常给她写信。
渐渐地，樊锦诗已经和敦煌融为一体，习惯了那里的安静与淳朴，习惯了那里的深邃与自然，她的深情早已扎根在这片大漠。最后，樊锦诗写信给丈夫倾诉自己的意愿，没想到丈夫只回了一句：看来我得过去跟你腻在敦煌了。又是彭金章做出了最艰难的决定，他放弃武汉大学的一切，奔赴敦煌。1986年，彭金章与樊锦诗，终于在黄沙漫天的敦煌团聚，这距离他们毕业时的约定，整整迟到了23年。
感动中国人物樊锦诗先进事迹材料(四)
被誉为敦煌女儿的樊锦诗，1938年出生于战火纷飞的北平，成长于上海。1963年，樊锦诗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大考古专业。从此，就扎根黄沙漫天的大西北，在敦煌的莫高窟，一待就是五十多年。当同龄人在谈婚论嫁的时候，樊锦诗和恋人彭金章，却不得不面对两地分离的苦楚。
1986年，樊锦诗和爱人彭金章，终于在风沙漫天的敦煌团聚，这距离他们毕业时的约定，整整迟到了23年。那时的彭金章，已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和同事道别时，老彭幽默地说，还是敦煌胜利了，老彭投降了。支持妻子，彭金章没有半句怨言，然而大家心里都清楚，让一个年近半百的人，重头开始，要做出怎样的牺牲。
在樊锦诗的努力下，经过20多年的治沙工程建设，使袭击千年的黄沙，远远地停在摩根山后面。 但防砂只是缓解了壁画病害的影响，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当时，摩根壁画和彩色中，已经出现了一半以上的空鼓、变色、脱落等病害，樊锦诗也日趋中心。
为保护石窟，樊锦诗就在全国旅游景点中率先实行限流，没想到，这个先例却导致游客怨声载道。很多人说樊锦诗太傻，有钱不赚。然而，外界的争议，并没有扰乱樊锦诗的步伐。她在进一步思考，如何用更现代化的方式，向游客展示敦煌?一个偶然的机会，樊锦诗接触到了电脑，这为她打开了一扇新窗。
与此同时，范锦诗决定通过恋人彭金章的建议拍摄全面介绍敦煌的海报。 工夫无心人，十年的探索与坚持，樊锦诗自创摩根数字展示中心，发表了010-3010和立体球幕010-3010两部电影。 从那以后，模拟电影与实地参观相结合的观光方式，不仅可以减少游客的参观时间，还可以增加洞穴的装载量，一举两得。
感动中国人物樊锦诗先进事迹材料(五)
她是备受宠爱的江南闺秀，是风华正茂的北大高材生，却奉献了大半辈子的光阴守护着荒野大漠的七百三十五座洞窟。人们亲切地喊她“敦煌的女儿”，她却说，我其实也想过离开。然而，在每一个荆天棘地的人生路口，她都选择了坚守。她是樊锦诗，1963年北京大学毕业，进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历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为敦煌文化的研究、保护和传承奋斗了56个春秋，并且还在继续做着贡献。2019年，国庆前夕，樊锦诗先生获颁国家荣誉称号勋章。
日前，译林出版社推出了《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这也是她首次直面读者，亲述自己不平凡的人生。该书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执笔。2019年10月21日，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樊锦诗本人出席活动。面对大家的称赞与崇敬，樊锦诗是谦虚的，对她而言，她一生挂念的，至今仍在为之奔走的——仍是敦煌。
文物保护学者的心灵史
“我的经历很简单，出生在北京，上海长大，北大求学，到敦煌工作。我从来没想过我要写什么自传、回忆录。”在新书发布会现场，樊锦诗做了20分钟的发言，虽然几次推说自己年纪大了，可是在发言中每位观众都能感受到她干练的性格与深厚的学养，以及她对敦煌毫无保留的爱。
真正让她动念写自传的，除了这些年友人的建议之外，还有一种责任感。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她在敦煌研究院工作几十年见证的历史写下来，把那些和研究院前辈、同仁一起工作的故事记录下来。她讲到在工作中看到常书鸿院长、段文杰院长为敦煌所做的一切，讲到在政治不太平的年代坚守敦煌的研究者恪尽职守，讲到在条件依旧艰苦的情况下，依然有人深入大漠，默默无闻地把一生奉献给敦煌：“他们对敦煌的爱真的是发自内心。敦煌能从老照片的废墟里，走过70年，到如今建成敦煌研究院，真正是这些老先生们带头留下来的。他们为之奋斗，白手起家，无怨无悔。我们这些后生呢?好像也要做点事儿。”
于是这本自传就在她的讲述和执笔者顾春芳的记录中开始了。作为执笔者，顾春芳说，《我心归处是敦煌》是她研究写作生涯中格外不同的经历。撰写《我心归处是敦煌》花费了四年时间，“用四年的时间为这样一位令我发自内心尊敬的人写一本传记非常值得。我并不是研究敦煌学和考古学的学者，写作这样一本书要重新学习，要做许多的准备。敦煌学的相关文献，敦煌艺术的相关研究，考古学的相关知识，壁画保护的理念和方法都是需要我逐一深入了解的领域，无论做多少准备都是不够的。”顾春芳说，写作樊锦诗的传记她必须了解敦煌的学术史，但她并非写敦煌的学术史，“我要写的是一个对敦煌学的方方面面有广泛研究并一生践行的文物保护学者的心灵史”。
视保护敦煌为一生的使命
首发式结束后，樊锦诗接受了媒体的访问。樊锦诗与记者谈到了文物、旅游与数字敦煌之间的关系。樊锦诗对敦煌的保护，不仅是考古文博专业方向内，更在于她对保护敦煌理性的态度，有时候这态度甚至是激烈的。
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正值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的时期，莫高窟的游客数量呈现急剧增长态势。1979年只有1万人，1984年突破10万人，到1998年达到20万人。面对敦煌旅游开发的热潮，樊锦诗非常矛盾，面对当时有人提议“大景区开发模式是大势所趋”，甚至要将敦煌纳入“敦煌莫高窟-月牙泉大景区建设规划”并交由企业管理，樊锦诗寝食难安。“毫不夸张地讲，那些日子里，我只要一想到让旅游公司经营管理莫高窟这样具有特殊价值的人类文化遗产，就会惊出一身冷汗。”樊锦诗在书中讲到。
时至今日，她提到当时外界嘈杂的声音，态度仍然是坚决的，“大景区当然不是大势所趋。”
对樊锦诗而言，她视保护敦煌为一生的使命，“现在有一种想法，觉得文博研究花了这么多钱修复文物，总是提保护，就会影响旅游行业的收入。好像文物的一切意义就是旅游——也不是不对，但是有一条，文物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现在要简单一点地说，保护和开发是有矛盾的，而我们的敦煌研究要做什么?就是完整、真实地保护她的历史信息，把她的价值传给子孙后代。如果没有好好挖掘文物的价值就让企业来开发旅游，那我就是罪人。”樊锦诗说。
而这样理智冷静的声音，在当时被一些断章取义的媒体曲解了。“后来一些媒体总是说我反对旅游。我从来没反对过旅游，大家关注莫高窟是多好的事!敦煌研究院为了让游客游览好，不知做了多少工作。”
推进“数字敦煌”工程
在新世纪之初，她拒绝了大景区的企业化开发，而具有前瞻性地将敦煌的保护工作放在“敦煌石窟文物数字化”工程上——这个工程采用数字采集、数字处理、数字存储、数字展示、数字传播等数字化手段。
“‘数字敦煌’包含两个方面的设想。 第一，数字化的敦煌壁画信息库建设，真实保存壁画本真信息，同时也可以真实反映壁画当前的状态，使数字化的敦煌壁画图像日后成为第一手的壁画信息资料，既可以为敦煌艺术的保存和研究提供基础性的信息,也可以为制定壁画保护的措施和研究壁画变化的原因提供最可靠的依据，作为壁画保护的重要档案资料，同时也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第二，找到一种方式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级智能数字图像,利用敦煌数字档案开发数字电影，使敦煌艺术走出莫高窟,游客可以‘窟外看窟’,减轻洞窟的开放压力,真正地实现一劳永逸。”在樊锦诗的自传中写道。如今游客再前去敦煌在数展中心看到的4K高清宽银幕主题电影《千年莫高》和8K实景球幕电影《梦幻佛宫》就是数字敦煌面向公众的最好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