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和把握“四个全面”(2)

　　二、“四个全面”新在哪里?

　　“四个全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飞跃，是治国理政的新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是新的战略思想和重大的行动指南。这些论断中都有一个新字。那么，“四个全面”新在哪里?

　　1. 把“四个全面”组合在一起就是创新。

　　“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以前都讲过，为什么说是新飞跃、新创造、新境界呢?创新一般分为理论创新、方法创新、集成创新、应用创新，也可以分为原创性创新和综合性创新。“四个全面”就是一种综合性创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在党的十七大上提出来的，深化改革是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来的，依法治国也是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的，从严治党在党的十三大就写进了党章，党的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结合起来讲。也就是说，在同志就任前，“四个全面”的内容都分别提出来了。同志把这四个方面作为我们党现阶段的战略布局提了出来，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指针，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综合性的，是创新。同时，“四个全面”的组合不是简单地拼凑，不是无关系的罗列，而是有内在的、紧密的逻辑关系的有机整体，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是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作出的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这当然是一种创新。

　　2.“四个全面”最大的创新、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全面”。

　　“四个全面”明确把重点放在定语“全面”上。而这就是“四个全面”的最大创新。进言之，在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论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深化改革，还是推进依法治国、从严治党，都要“全面”，都要系统协调，各个方面都要齐头并进，不能单兵突击、零敲碎打。不仅推进每一个全面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而且四个方面也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

　　关于全面性，同志讲了很多，在不同的场合用了不同的词语、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比如，他多次强调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他特别强调要有战略思维，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有战略思维;他一再要求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这些其实都是在讲全面性。特别是对于改革的全面性，他谈得最多。2012年12月7日至11日在广东考察时，他系统阐述了改革的全面性。他说：“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筹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2012年12月31日，在十八届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他指出：“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以下简称为“2·17讲话”)，他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者，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就需要有管总的目标，也要回答推进各领域改革最终是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样的整体结果这个问题”。那么，同志为什么要强调全面?

　　首先，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需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人民的需要有精神需要也有物质需要，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也要提高精神生活水平，所以社会主义必须要全面发展。同志指出：强调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协调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

　　其次，是由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决定的。同志在“2·17讲话”中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前半程是建立“基本制度”，后半程是完善和发展“制度体系”，制度体系也就是一整套完整的制度。如何完善和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给出了答案，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涉及国家的方方面面，单一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完善和发展，都不足以形成制度体系。所以，同志说：“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再次，是由现阶段我国发展的状况决定的。同志对我国现阶段所处的状况有过全面论述。总体来看，我们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显著提高，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也势必面对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特别是各种社会矛盾集中呈现，使得整个社会处于复杂的高度敏感期，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犯颠覆性错误;一个微小的问题处置不当，就可能出现“蝴蝶效应”，引发整个社会动荡，导致整个系统发生性质改变。而“我们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失误，一旦出现就无可挽回、无法弥补。”从经济领域看，我们处在经济结构调整期、经济增速换挡期、前期经济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时期，经济下行的压力巨大，提质增效的任务繁重，国际经济环境总体依然复杂多变。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水平还不高，离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实现国富民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改革看，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各个领域各个环节的关联性互动性明显增强，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深化改革就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充分考虑到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环节。从依法治国方面看，法治是治国之重器，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但当前，从立法到执法、从法治意识到法治文化、从法治体系到法治国家等各个方面，我们都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需要全面推进、同步提高。从从严治党看，党的任务十分艰巨，党的状况总体良好，但与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需要从思想观念、制度体制、组织架构、能力作风等方面全方位推进。也就是说，现阶段中国的状况要求我们必须全面发展。

　　3.“四个全面”中有重点，是全面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办事情、做工作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应该分层次、有重点，在注重全面性的同时，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重点突破，带动其余。“四个全面”就是这种思维的具体体现，它不仅体现了“两点论”即全面论，而且体现了重点论。因为，相对于五位一体总布局，“四个全面”本身就突出了重点。五位一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是一个长远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是为实现“第一个百年”而进行的布局，是一个“阶段性布局”。既然是阶段性布局，那么就必须有所侧重，有所突出，就必须明确这一时期的重点。进言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全面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其他各方面建设，但这是战略目标。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需要重点抓什么工作?需要突出什么战略举措呢?那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在此意义上，“四个全面”就是从五位一体中“抽取”出来的重点。

　　同时，三个战略举措也都各有重点。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志在对这个总目标进行阐释时指出：“提出这个总目标，既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性质和方向，又突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和总抓手。”这个总抓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依法治国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总抓手来谋划和推进;而全面从严治党就是加强以转作风、改作风为重点的制度建设，严明党的纪律，严守党的规矩。进言之，全面并不是不抓重点，全面之中有重点。这些都是同志的辩证思维的体现，也是“四个全面”的创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