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货币均衡与宏观政策论文
利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构建损失函数,基于信贷传导途径探讨不同类型外部冲击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的协调配合问题,认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确定性关系。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推荐的金融货币均衡与宏观政策论文，欢迎浏览。
金融货币均衡与宏观政策论文篇一
《 金融信用非均衡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
摘要:我国经济金融运行中的非均衡现象日益突出,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增长。金融信用的非均衡表现为城乡、地区、国有-民营、虚拟-实体经济、内外经济结构的非均衡。金融信用的非均衡加大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降低了货币政策调控有效性。因此,以金融信用的均衡发展,促进经济均衡增长,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
关键词:金融信用;非均衡;货币政策;经济均衡增长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4-0004-05
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现象,尤其是2002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实体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城乡、地区、国有-民营、虚拟-实体经济、内外经济结构的非均衡现象日益突出。[1]与此同时,金融信用的非均衡配置现象也日益严重。金融信用的非均衡进一步加剧了宏观经济非均衡,加大了宏观经济的系统性风险,降低了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当前,面对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性危机,我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实施过程来看,过分依赖政府的拉动作用,加剧和造成了经济结构新的不平衡,对宏观经济稳定带来了新的风险因素。因此,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均衡增长已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推进金融领域的改革和开放,促进金融信用的均衡发展,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保证经济均衡增长,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
一、我国金融信用非均衡的表现与特征
(一)金融信用的城乡非均衡
与不断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相一致,金融信用的城乡非均衡也日益突出。从城乡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来看,由于城乡居民在收入水平以及在转化金融资产能力与便利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城乡居民金融资产差距持续扩大。据有关调查,城乡居民总量金融资产差距由1980年的2.1倍上升至2000年的4.0倍。
1980年城乡居民金融资产总量之比小于收入之比,但到2000年城乡居民总量金融资产的差距明显高于收入的差距。同期,城乡居民人均金融资产差距更高,由1980年的9.5倍上升至2000年的11.1倍。从银行贷款投向看,农户贷款和涉农小企业贷款难始终是个难题,近几年来农业贷款占银行总贷款的比重始终维持在5%。
从金融机构数量和营业网点看,国有商业银行基本撤离了农村金融市场,形成了农村信用社一家独大的局面,农村信用社的营业网点也大幅下降,农村金融机构的减少降低了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从银行贷款利率看,农业贷款利率也高于城镇贷款利率。相关调查显示农村信用社发放农业贷款基本都存在利率上浮现象,其中贷款利率上浮最低的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了10%,上浮利率最高的则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了150%。
而城镇居民获得房地产贷款可以享受15%至30%的优惠,国有大型企业由于其较强的议价能力,融资成本低于贷款利率下限。 贷款利率的城乡差异是农村信贷投放不足的重要原因。
(二)金融信用的地区非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金融信用都有了显著的发展,但金融信用的地区不平衡迅速显现。从东、中、西部三大地带金融深化水平看,东部金融深化最快,截至2008年底东部地区聚集了全国60%以上的金融资产,而中部和西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加上非国有银行和民间金融组织的存贷资产,地区差距则更明显。
2008年东、中、西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全国比重分别为61.3%、21.6%、17.1%(中部地区包括东北),各项存款余额占全国比重分别为60.3%、22.6%、17.0%,东部地区存贷款分别是中西部地区的4.37倍和4.08倍。
从金融结构数量及所有制结构的地区差异看,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组成结构相对较为简单,主要是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交通、民生、光大、华夏等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仅在少数中心城市设有分支机构,除此之外便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城市商业银行及城乡信用社。与之相比,东部地区金融机构组成结构明显丰富。
截至2008年,东部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个数、从业人员和资产总额在全国占比最高,95.5%的外资金融机构设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仅占全国总数的4%。
另外,东部地区聚集了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总部,其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总部均设在北京。从金融市场的发展来看,地区非均衡极为悬殊。东部地区尤其是上海集中了我国股票、债券、黄金、衍生品等主要金融交易市场。就货币市场来看,东部地区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在市场规模、交易工具、市场主体等方面都较落后。2008年东部地区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占全国的比重为71.6%,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16.5%和11.9%。
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东部地区的股票市值和上市公司数量都占有绝对优势。截至2008年末,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数约占全国的58.6%,中西部分别约占23.1%、18.3%。 东、中、西部地区股票当年筹资额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71.1%、14%和14.9%。
国内债券筹资额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83.7%、8.9%和6.4%。 就保险业来看,东部地区保险公司数全国占比81.2%,中部和西部分别为11.3%和7.5%;东部地区保费收入全国占比54.4%,中部和西部分别为27.9%和17.7%,保险密度(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保费收人)东、中、西部依次递减,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2005年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分别以3293元/人、2452元/人、885元/人的保险密度位列全国前3位,中西部地区基本都低于300元/人,但东北地区密度相对中西部较高。 从区域金融创新能力的差异看,东中西部的差距也非常明显。
金融工具和创新与运用是地区金融市场组织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以发卡量来看,中国工商银行2002年共计发行信用卡73768383张,其中东部地区发行量为44503369张,约占发行总量的60%,中部地区14714234张,占发卡总量的20%,西部地区发行量14550753张,占发卡总量的20%,西部是东部地区的33%,同期交易量西部仅是东部地区的18.13%,可见东部地区金融创新能力较强,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综上所述,从东、中、西部地区金融资产总量、金融机构及其所有制结构、金融市场和区域金融创新能力四个方面看,东部地区金融信用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我国金融信用的地区非均衡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三)金融信用的国有――民营非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所占比重上升,国有经济所占比重明显下降。近十年来,民营经济年均10%以上的增长速度,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60%,工业增加值和出口分别保持了20%和40%左右的增长速度,每年吸纳大多1000万的新增从业人员,扣除国有经济和国有控股经济,民营的税收贡献率在70%以上,但我国金融信用配置却明显向国有经济倾斜,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日益严重。 从表2可看出,截至2008年底,其在全部短期贷款余额中的比重仅为3.37%,与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贡献严重不符。2009年以来,4万亿政府投资拉动和银行信贷快速扩张并没有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相反金融信用的国有-民营非均衡问题更加突出。
(四)金融信用的虚拟――实体经济非均衡
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特点来看,虚拟经济包括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由于我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不论从房屋租售价格比和房价收入比来看,实体层面的住房需求都无法支撑现有的高房价,因此当前的房地产市场虚拟经济的成分更大。随着1999年房改和房地产市场的启动,金融信用向虚拟经济倾斜的现象非常明显。从银行信贷对企业投资的支持来看,我国所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带息债务占全部投资的比例:2004年为49.7%,2005年为45%,2006年为38%,2007年为33%,总体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与此同时,银行贷款长期化趋势明显,中长期贷款占总贷款比重2004年为43%,2005年为41%,2007年为51%,2008年为51%。 从增长率看,房地产贷款增长率远超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长率,使得房贷占总贷款比重逐年攀升,从2000年的6%上升至2007年的17%左右。 上述数据表明金融信用向房地产市场的倾斜十分明显。
银行信贷向房市的过度倾斜是房价快速上涨的重要原因,如李宏谨(2005)对中国房地产的实证检验发现银行信贷在房地产市场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每增加1亿元贷款,房价上涨0.685元,房地产供给贷款弹性为0.95,需求贷款弹性为0.68,说明银行信贷直接决定房地产供需。[2]关于银行信贷是否大量流入了股市,目前没有确切的数据。
由于我国股票市场还没有开通融资融券业务,银行信贷没有直接进入股市的渠道,但仍存在间接渠道进入股市,一是企业可能将一部分贷款用于股市投资;二是一些银行贷款可能以房地产贷款的名义进入股市。桂荷发等(2007)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银行信贷的一个标准差正冲击,股票价格在1至5季度内呈现正响应。[3]2009年上半年,我国银行信贷增长放出天量,与此同时,股价也出现了迅速的上涨,证明了银行信贷与股价的紧密关系。总之,银行信贷投向的虚拟化日益加重,对实业投资的支持不足,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特征。
(五)内外经济失衡背景下的金融信用非均衡
2002年以来,在外贸、外资“双顺差”的局面下,外汇储备连年快速增加,截至2009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21316亿美元, 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导致央行通过外汇占款渠道过多投放了人民币。在“双顺差”背景下,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国际热钱加速流入中国。根据估计,2005年大约有670亿美元热钱流入中国。 总之,在“双顺差”局面下,金融信用的扩张加快,且金融信用过多的配置到了外贸部门和金融资产部门,非贸易部门的金融信用供给不足。[4]
二、金融信用非均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货币政策有效性是指通过货币政策调节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从各国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看,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含义包括两方面:一是经济总量保持合理的稳定的增长速度;二是通货膨胀保持在合理水平。由此可看出,不论是理论界还是货币政策当局,对宏观经济、金融的非均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都缺少重视。理论上非均衡导致宏观经济运行风险和脆弱性大大增加,增大了货币政策调节的难度。
在金融信用非均衡的背景下,旨在稳定宏观经济的货币政策调节可能引起宏观经济的过激反应:一方面,如果货币当局面临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建议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但在扩张货币政策的刺激下,通过非均衡的金融信用进一步加剧宏观经济非均衡,大大加大了宏观经济风险和脆弱性;另一方面,如果货币当局面临经济过热,应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金融资产泡沫首先破裂,实体经济可能硬着陆。因此,经济、金融的非均衡背景下,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调节不但没有熨平经济波动,反而加大了宏观经济波动,货币政策有效性大大下降。
(一)宏观经济非均衡与宏观经济风险
严重的金融信用非均衡是我国宏观经济非均衡的重要原因,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从收入分配来看,金融信用非均衡是收入分配差距逐年拉大的重要原因,而持续拉动的收入差距使我国宏观经济面临较大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衡量个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上升至目前的0.46,其中城镇居民内部和农村居民内部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5和0.40。 从收入的城乡差距看,1980年,城乡收入比为1.86倍,2006年扩大到3.3倍左右,如果把各种福利因素计算在内,我国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大约在5-6倍。 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35.7%上升至76.9%,上升了41.2%。
同期,农民收入的比重则由64.3%下降至23.1%。 占全国41.8%的城镇人口占有着全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9.2%,而占全国58.2%的农村人口仅占有30.8%,收入分配明显向城镇倾斜。
从收入的地区差距看,2008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20195元,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为13204元、12839元、13037元,与东部地区之比分别为65%、64%、65%,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纯收入8108元,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为4448元、3574元、5142元,与东部地区之比分别为55%、44%、63%,收入分配的地区差距明显。 从收入分配的行业差距看,国有垄断行业利润过高导致行业收入差距在加速扩大。1978-2006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从615元增加至18364元,同期,行业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从458元扩大至32249元,扩大了69.41倍。 按20多个大行业划分,2005-2007年全国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的差距超过6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46.6%下降至2006年的36.3%,投资支出占GDP的比重大幅上升。 消费-投资非均衡导致产能过剩,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增强。内部非均衡必然表现为内外经济的非均衡,在产能和储蓄过剩的背景下,出口快速增加,由每年净出口带来的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导致人民币发行过多,且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大量外资涌入,其结果增大了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由于金融信用的非均衡作用,又进一步拉大了国内收入差距和消费-投资非均衡,大量资金流入金融资产市场导致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波动异常,加剧金融-实体经济的非均衡。
如果不能有效降低我国金融信用非均衡、收入差距、消费-投资非均衡、金融-实体非均衡,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大打折扣,而且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通过金融信用非均衡,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经济的非均衡现象,使得宏观经济运行面临很大的风险,货币政策操作难度非常大。
(二)国有――民营发展非均衡与宏观经济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迅速,通过市场的竞争机制,民营企业已具有较高的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但与国有经济比较,民营企业在获得金融资源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以北京市为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约占全市人民币贷款余额的20%,而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占80%。 国有大型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与银行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其融资成本低于贷款利率下限。民营企业通过直接融资方式筹集资金的门槛仍过高。在金融资源向国有大型企业集中的体系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下降加大了我国宏观经济风险。
首先,货币和信贷资源向国有大型企业的倾斜,将进一步加强国有大型企业的垄断地位。国有大型企业一般集中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核心产业,位于产业链的上游。国有大型企业垄断地位的提升,势必使得企业在上游产业领域,如石油、煤炭等资源类产业,具有很强的垄断定价能力,追求垄断利润必然导致上游产业价格的上升,并通过产业链传递到下游产业,加大通货膨胀风险。另一方面,国有大型企业由于可获得高于市场收益率的垄断利润,国有大型企业职工的工资和福利的增长水平大于其他行业和中小企业,进而可能导致国有部门内部的“工资-国有企业垄断价格”螺旋上升机制,加大我国通货膨胀风险。
其次,国有大型企业资金运用虚拟化,表现为三点:一是在实体经济紧缩的大背景下,大量闲置资金流入股市和楼市。从股市看,2009年的股市上涨主要是流动性充足造成的,而在中小企业融资难和家庭投资者被套牢的情况下,国有大型企业由于获得了当前信贷扩张的大部分资金,其资金是充足的,最有可能流入股市。从房地产市场看,2009年大量“地王”的出现基本上都是中央企业造成的,中小房地产开发商和民营开发商并没有积极参与。二是委托贷款大幅增长。
从北京市的情况来看,总部企业较多,实力雄厚,总部企业发放委托贷款的数量迅速增加,并游离在信贷规模之外,大量闲置资金进入资产市场催生了资产泡沫,加大了未来通货膨胀风险。三是科技创新投入不足。国有大型企业可以通过股票市场、信贷市场等多种金融渠道获得大量的外源融资,而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很难直接融资,间接融资也由于信贷配给、门槛效应等原因而面临融资难,但国有大型闲置资金很少用于技术创新,无法实现产能的转移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增长长期发展的根本推动力是科技创新,而国有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将削弱我国长期经济增长潜力。
(三)虚拟――实体经济非均衡与宏观经济风险
在金融信用的金融-实体经济非均衡的背景下,货币政策调节导致资产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异常,货币政策稳定产出和通货膨胀的目标难以实现。近年来,在外部经济不平衡、流动性过剩以及金融深化等多重力量的作用下,金融层面和实体层面进一步分离,资产价格自我发展机制已形成,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和资产价格形成机制已发生明显的变化。在扩张的货币政策刺激下,货币流向金融市场,在资产价格自我发展机制的作用下,资产泡沫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资产价格泡沫加大了宏观经济体系的脆弱性,其价格的剧烈波动对实体经济稳定运行产生了不利影响。
理论上来说,资产价格波动可以通过以下渠道传递到实体经济:一是通过财富效应和托宾Q影响消费和投资,从而对产出和物价水平造成冲击;二是资产负债表效应;三是资金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替代效应。
温和的资产价格上涨,通过财富效应和托宾Q效应,有利于扩大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但在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刺激下,在乐观预期的推动下,资产价格异动上升,可能形成“资产价格上升-信贷扩张”螺旋上升效应,即银行信贷流入虚拟经济推升了资产价格,资产价格提高了抵押品价值,又可以借贷进入股市和房市,从而形成资产价格与银行信贷的自循环体系。
另外,资产价格泡沫产生“吸水器”效应,即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虚拟经济。一旦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采取利率上升或者紧缩货币供给的政策将首先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进而可能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的紧缩效应。
(四)内外经济非均衡与宏观经济风险
在内外经济非均衡的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风险主要是通货膨胀风险和资产泡沫风险。外汇储备的增加导致中国人民银行被动的购买外汇,增加货币供给,进而增大未来通货膨胀压力。当前我国外汇储备增加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国际贸易经常项目顺差;二是FDI流入;三是国际热钱流入。
而汇率具有传递效应,一般来说,人民币汇率的上升会降低进口品相对价格,降低输入性通货膨胀风险,但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小于进口商品价格上升的程度,仍有可能带来输入型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国际套利,导致输入型通货膨胀风险加大,国际热钱大量流入我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导致资产泡沫膨胀。
根据刘莉亚(2008)的实证研究,国际热钱的涌入显著地推动了住宅价格尤其是豪华住宅价格指数的上升,并且住宅价格指数变化率的波动中有约20%是由热钱异动所致。[5]全球流动性过剩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在美元泛滥的国际背景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而我国经济发展对国际大宗商品的需求越来越依赖国际市场,导致输入型通货膨胀风险加
大。[6]
三、以金融信用均衡发展推动经济均衡增长
非均衡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特征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经济非均衡有扩大的趋势。从宏观经济供求角度看,中国是一个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国家,而美国是一个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国家。在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我国经济运行日益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而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下降,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和美元贬值预期下,我国实体经济取得的成就可能被一次重大的金融危机摧毁。因此,当前经济形势下,改变我国经济非均衡态势,促进经济均衡增长已经刻不容缓。金融信用的非均衡和经济非均衡是相互促进的,要打破我国经济的非均衡状况,需要综合的经济政策,着手改变我国金融信用的非均衡状态是重要的环节。
通过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开放,建立富有创新与竞争、功能齐全高效的金融体系。一是微观金融组织的再造。我国金融机构的垄断程度很高,竞争机制不足,造成金融效率较低。应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的产业资本和外国投资金融领域,形成各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和谐竞争的格局。尤其要加快和扶植农村地区和落后地区微型金融的发展,目前农村金融市场主要由农村信用社垄断,农村金融服务严重不足,这种局面应尽快改变,以此改变金融信用的城乡和地区非均衡。
二是政策性金融体现政府的经济导向作用,加大对农村和落后地区的银行信贷倾斜。通过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发展创业投资,推动信用担保和增信机制的创新,发展中小银行等措施,逐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形成开放的金融市场,逐步放开对外国资本的限制,大力开发金融产品。
目前,随着我国财富的积累,需要更多的金融工具以增加投资渠道分散风险。同时金融工具的开发进一步引导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正如袁志刚(2008)教授指出的,如同我们已经享受了三十年的“人口红利”一般,未来三十年的发展经济需要“金融红利”的支撑作用。[5]我国需要一个均衡的金融体系,以支撑我国经济长期均衡增长,同时货币政策调节的有效性也将得到提高。[6]
参考文献:
[1]袁志刚.新的历史起点:中国经济的非均衡表现与走势[J].学术月刊,2008(11).
[2]李宏谨.房地产市场、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基于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D].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2005.
[3]桂荷发.银行信贷与股票价格动态关系研究[D].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2008.
[4]杨国中.流动性、通货膨胀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5]刘莉亚.境外“热钱”是否推动了股市、房市的上涨?来自中国市场的证据[J].金融研究,2008(10).
[6]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外部冲击与通货膨胀[J].经济研究,2008(5).
金融货币均衡与宏观政策论文篇二
《 统一货币政策须关注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 》
摘要：通过对转轨时期中国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的成因与表现的分析，揭示以区域经济金融均衡运行为假设前提的统一货币政策与区域金融非均衡运行现实的矛盾，由此提出货币政策关注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统一货币政策;货币金融政策区域差别化
文章编号：1003―4625(2006)05―0008―04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一、转轨时期中国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的成因
金融发展水平的区际差异从根本上讲是由经济状态的区际差异造成的。这是因为，按照内生金融成长理论的观点，不同的经济状态给金融成长所提供的成长条件和成长区间是截然不同的。格利和肖就曾经指出，如果离开实际经济发展的来龙去脉，金融发展将难以理解。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产生与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原因。
中国作为经济转轨国家，在整个经济制度变革过程的前期，基本体现了政府推动和自上而下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特征。具体来说，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政府主导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在渐进式改革中，经济市场化的过程是分领域、分地区各个突破、分步推进的。
由于采取了局部推进的非均衡改革战略，因此，中国的改革特别强调改革的次序问题。为了具体地落实改革的先后次序，我国在“七五”计划中，根据各省市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提出了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地域划分及国土开发实施由东向西逐步推进的“梯度发展战略”。后来的经济发展证明，这一战略对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赶超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这一区域差别发展战略所引起的负效应也是十分显著的。这主要表现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经济的同质性已被地区差异性所替代，传统的区域经济行政式人为平衡格局被打破，区域经济运行由均衡走向非均衡。
经济决定金融。改革开放以后，区域经济运行的非均衡打破了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状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了金融资源的供给与需求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而这种供求不均衡使得区域金融运行的差异性开始显现。
改革初期以政府主导为特征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中国区域经济与金融的非均衡发展提供了动因，以此为基础，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而由弱变强的、非政府主体推动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则加快了区域经济与金融差异运行的进程。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围绕着放权让利而展开的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居民可支配货币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提高。国民收入的主要支配权由政府转向民间。这一转变为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变革培育了必要的市场主体，为非政府主体参与制度变革创造了物质条件，使我国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制度变迁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即：经济制度变革过程不再由政府惟一地决定，基于已有的分权改革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非政府主体也较大程度地参与了制度变革与创新的过程。
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从根本上来讲源于经济市场化进程，因此，非政府主体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积极参与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效力，也就取决于市场经济不断发育过程中所产生的激励机制作用的大小。由于改革初期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造成了不同区域经济市场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对不同区域的非政府主体参与制度变迁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市场激励，这样一来，在不同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不同区域非政府主体参与经济改革与经济建设的热情与动力明显有差异，由此决定了来自于非政府主体积极参与而实现的经济与金融成长绩效存在区域差异，即：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源于经济市场化进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使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如果说改革以来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在金融领域的必然反映，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政分权制下，由国家对地方政府财政利益的认可而引发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各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博弈，以及在博弈过程中所形成的各地方政府干预地区金融运行的能力差异，即各地方政府金融努力程度的差异则使业已形成的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差异进一步得以强化。
虽然，1979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与以往历次经济体制的变动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但是，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角度看，1979年以后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行政分权的做法，即中央政府从计划、投资等各方面层层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分解指标。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分权制改革使地方政府的财力和财权大大增加，地方政府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利益和权力。
从资源空间配置的角度来看，从改革中获得大量权力和财政利益的地方政府，开始明确地追求地方利益，地方政府在资源空间配置和区域经济与金融运行中成为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行为主体。而在我国依然近乎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中，发展速度则直接取决于要素的投入量和对资源的占有量。即：地方经济利益实现程度的大小取决于资源配置权的大小以及能否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拥有资源的前提是拥有可作为购买力的货币。每个地区都想借助拥有更多的货币以获取更多的资源。这样，地区间对资源的竞争就表现为为本地区获取更多货币的竞争。“拨改贷”后，金融成为各地区资本形成与资本积累的主要渠道，地区金融资源的多寡越来越成为决定地方经济发展快慢的关键因素，地方关注的目标随即转向了金融部门。
在金融以“条”为主、地方以“块”为主的状态下，“条块分割”的矛盾必然导致各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争夺需要通过地方与中央的非合作博弈以及地方与地方之间的零和博弈来完成。由此，对金融资源的争夺成为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各地方政府之间利益博弈的焦点，而金融资源在各地区的最终配置格局取决于博弈过程中各地方政府博弈能力的对比。
首先，就各地区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而言，各区域经济实力进而对国民经济影响力的显著差异，决定了不同区域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实力上的差异。发达地区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突出地位，使其必然要求在政治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更大。而欠发达地区则恰好相反，较弱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发言权降低了欠发达地区在包括资源配置权限划分等在内的各种谈判中的实力地位，削弱了这些地区向中央讨价还价的能力。
其次，就各地区政府之间的博弈而言，与经济更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政府在制度供给与制度的有效执行方面均处于竞争中的劣势地位。在区际开放经济条件下，这一劣势使欠发达地区的政府面临着执政的风险和政治租金丧失的风险，并最终使得这些地区在争夺经济与金融资源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
总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能
力的区域差异是显著存在的，这决定了各地方政府占有或控制金融资源能力的差异，即各地方政府金融努力程度存在差异。在政府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经济主体而存在的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金融努力程度的区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业已存在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变得更加显著。
综上所述，源于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特有制度变迁模式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了区域金融发展环境的显著差异，不同的发展环境为不同地区金融需求的培育、金融供给能力的提升以及供需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等设定了不同的约束条件，各区域金融运行由此走上了非均衡发展的道路。在此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政分权制下，地方政府为了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以争夺金融资源为核心的利益博弈，东部发达地区凭借改革先进入者优势而占据了博弈竞争中的有利地位，金融资源的配置随即形成了有利于东部地区的配置格局，欠发达地区与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地扩大，区域金融非均衡运行特征由此得以强化。
二、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与统一货币政策的矛盾
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一历史性的制度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成长与经济发展的既有路径与模式，中国的经济发展由此而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必然对内生于其中的金融发展模式产生本质上的影响。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了中国金融制度改革走上了一条从计划金融向市场金融转变的变迁路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变迁服从并内生于转轨时期金融制度由计划到市场的总体变迁路径。货币政策传导在宏观上呈现出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过渡，在微观上则更多地受到微观金融与经济运行状况的制约。
货币政策间接调控方式的确立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传导效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传统的货币政策直接调控方式下，中央银行使用直接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由于严格的规模控制，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力具有相当的控制力;而在货币政策间接调控方式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是通过中央银行使用间接性货币政策工具，借助于市场对政策信号的传递以间接地调节微观金融机构与其他经济主体的行为而完成的。
这样一来，货币政策传导的效力就不仅取决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完善性，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微观金融与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有无反应和反应程度的大小。可见，在金融市场化改革方向既定的条件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间接调控效力的提高不仅要求中央银行从宏观上不断完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而且还要求中央银行应当更多地关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微观作用机制。
如前所述，在中国市场化导向的金融改革进程中，金融市场化改革由东向西渐次推进的改革秩序安排，人为地给不同区域的金融发展设定了不同的约束条件，使不同地区金融深化的速度与程度均存在明显差异。区域金融运行最终呈现出“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在空间和时间上并存的特征，即：在我国中西部地区“金融抑制”状态并无实质上的变化的同时，东部沿海地区却因其金融市场化进程的显著推进，而更多地表现出了“金融深化”的特点。
在微观金融运行显著影响政策效力的货币政策间接调控机制下，各区域“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状态的非均衡性，必然导致不同地区对统一货币政策调控反应程度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与以区域经济与金融均衡发展为前提假设的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形成了矛盾。
(一)金融深化程度的区域差异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单一的矛盾。
尽管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已由直接调控为主逐步过渡到了以间接调控为主，但是，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来看，目前，银行信贷渠道仍然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中央银行对利率、汇率以及财富渠道的驾驭能力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在微观金融运行市场化程度较低，国家对金融拥有较强控制力的情况下，这一状态无碍于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然而，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融资方式与融资渠道趋于多元化，银行信贷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力减弱，单纯依赖银行信贷渠道传导货币政策的效果必然降低。
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所出现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集中表现为金融深化程度的显著区域差异，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仍然高度依赖于国有金融的同时，发达的东部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与金融对外开放的深化，极大地促进了市场金融的发展，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不仅能从传统的银行信贷渠道获得，而且，还可以更多地借助于资本市场筹资、民间借贷及引进外资等方式来满足。这样一来，融资渠道的多元化使得这些地区微观经济主体对经由银行信贷渠道传导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反应必然弱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反应，由此造成统一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力出现区域差异。
(二)经济金融总量与结构的区域差异与统一货币政策调控的矛盾――货币政策扩张或收缩的区域不同步性。
首先，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中西部地区的存款增长能力远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因此，按同一比率缴存准备金势必加剧中西部地区资金缺乏的状况;同时，受经济与金融扩张能力的影响，当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时，中西部地区货币供应量减少的幅度要比东部地区大得多，而中央银行降低法定准备金率，中西部地区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幅度却要比东部地区小得多。
其次，在统一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条件下，现金漏损率的区域差异会导致货币乘数效应的区域差异。货币乘数的大小取决于现金漏损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高低。现金漏损率的大小受信用发展水平、交易方式、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由于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信用化程度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较大，现金交易比重较高，此外，东西部地区资金利润率的客观差异，使得中西部地区的资金大量流向东部地区。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西部地区现金漏损率比东部地区更高，货币乘数则更小，这样一来，统一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在各地区所形成的货币乘数效应就是不同的，同样的货币政策措施在不同经济区域的扩张或收缩程度显然不同。
再次，从经济与金融结构来看，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较大、金融市场发育程度高、企业筹资渠道广，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主要的经济成分仍然是国有经济。金融市场发育缓慢，企业融资主要依赖国有银行，这样，以商业银行信用渠道为主的货币政策传导，对经济欠发达地区企业的影响远比对经济较发达地区企业的影响要大，因为中央银行的紧缩措施通过国有商业银行首先传导给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对国有商业银行依赖程度小的非国有企业受到的影响则较小。同时，由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更高，国有金融与市场金融均更为发达，金融体系更为全面与完善，企业融资渠道较为广泛，地区内投资扩张回旋空间大、速度快，受国家宏观政策调控的影响更不显著。这样一来，同样的货币政策
调控就会在不同地区形成不同的扩张或收缩效应。
(三)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区域差异与统一基础货币投放的矛盾――货币投放效果的区域差异。
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外向型经济对国民经济运行与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就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来说，自1993年末国家外汇体制改革以来，在新的外汇管理体制下，中央银行的“人民币外汇占款”资产取代再贷款，成为了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货币投放主渠道的这一变化，使得地区出口及创汇能力成为了决定本地区货币资金宽松程度的关键因素。
在东部地区(特别是广东省)几乎垄断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情况下，出现了东部地区基础货币投放量充足，而创汇能力低的中西部地区基础货币投放不足的非均衡格局。不仅如此，由于1994、1995年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大幅度的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急剧增加，相应地以“人民币外汇占款”方式投放的基础货币也急剧增加，通货膨胀压力显著。对此，中央银行采取了收回对商业银行再贷款的方式来对基础货币的过快投放进行冲销。这对于经济已经过热的东部地区起到了必要的降温作用，而同样的货币紧缩政策对于资金已经并不宽松的中西部地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四)金融内生成长能力的区域差异与单一货币金融调控政策的矛盾――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进一步强化的可能。
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区域不同步性，赋予了不同区域不同的经济与金融发展动力和活力，东部地区因为拥有了改革的优先权而表现出更大的发展活力，获得了强有力的改革初始推动力，从而拥有了改革“先进入者”通常能够获得的显著的经济增长绩效。“先进入者优势”赋予’了东部地区在经济市场化与货币化中的领先地位，使得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相比，这些地区货币化程度更高，市场机制也更加完善，东部地区由此而走上了一条经济与金融自我成长的良性发展道路。
这种经济与金融自我成长能力的获得，使其能够在国家诸多优惠或倾斜政策取消以后，仍能保持经济与金融持续稳定地增长。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市场经济改革的滞后，不仅限制了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活力，而且，由于发达地区的相对发达，使其在与发达地区的区际生产要素流动与区际贸易分工中处于竞争劣势。
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由此走上落后便更落后的恶性循环道路。在区域经济与金融内生成长能力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国家货币金融政策却基本上采取的是全国一刀切的调控措施(某些政策仍在向东部发达地区进行倾斜)。比如，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条件的全国统一性，企业上市审批条件的全国统一性等。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显著缺乏金融自我成长能力的情况下，不考虑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单一货币金融政策调控，必然使这些地区的金融深化与金融发展因为面临更多的约束条件而难以拓展。由此可能会使已经落后的中西部金融更加落后。
三、政策建议
区域金融运行的非均衡特征内在地要求国家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当更加充分地考虑到不同地区对同一货币政策的不同反应。国家在保持货币政策与金融制度全国统一基调的基础上，应当按照区域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的要求，通过制度创新，对某些可以进行区别对待的部分进行必要的区域差别化调整，以形成全国统一大前提与区域特色有机结合的国家货币金融制度体系。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处理好货币金融政策调控中区域与总体、局部与一般之间的关系。
此外，转轨时期中国区域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并存状态，既使得传统的货币政策信贷供给渠道仍有其既定的重要性，同时，不同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差异，也使得货币供给表现出日益增强的内生性，特别是在市场化程度相对更高的东部地区，市场机制运行对现有货币政策调控方式提出了挑战，以银行信贷调控为主渠道的传统货币政策调控在金融市场化环境中绩效减弱。显然，在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与金融改革方向既定的情况下，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力，既需要巩固信贷渠道的现有调控作用，也需要在信贷渠道之外，更多地关注资本市场与外汇市场的变化所引起的经济与金融效应对货币政策传导效力的影响，并将这些影响因素统筹纳入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范围。
有关金融货币均衡与宏观政策论文推荐：
5.关于货币政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