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伦敦文学书写中的神性失落效果(2)

　　可见，先进、向上的伦敦城虽然能够刺激人们努力上进，但是伦敦城又是一个引人堕落的地方。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建设、硬件设施完好，但是人们的精神世界却懒散堕落，既没有形成传统的神的精神信仰，也没有把市民培育成靠自己勤劳努力，兢兢业业实现自身价值的新神信仰者，神性失落了。

　　(三)大使馆驻地

　　在《间谍》中，神性失落与现代文明联系得却最为紧密，康拉德将神性失落的具体行为——炸掉本初子午线安置在大使馆驻地便是佐证。

　　康拉德笔下的大使馆区安静而神圣：“街道宽广、空旷，显示了人类的雄伟业绩将永垂不朽。惟一使人想到人终归要死的是停在路边的一辆医生乘坐的孤零零的四轮马车。放眼望去，街两边的门环擦得闪闪发光，洁净的窗户闪耀着暗淡的光辉。一切都静悄悄的……一位身材魁梧的警察看来对任何事物都无动于衷，他也是人类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一部分。”[1](p11)宽广而空旷的街道，是人类雄伟业绩的象征，使人产生庄严神圣之感。大使馆擦得闪亮的门环、闪耀着光辉的窗户，营造出庄严、肃穆的气氛。

　　维尔洛克见到俄国大使馆的弗拉迪米尔，被安排了炸毁本初子午线的任务。因为“人人都迷信科学，认为它是神圣不可侵犯。……他们莫名其妙地相信科学是物质财富的源泉。他们确实是这样想的。策划这样一次荒.唐、残忍的事件，要比把一条街上的人或者满满一戏院子的人杀光更为惊心动魄。”[1](p28)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便是炸掉本初子午线。

　　1884年，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经度学术会议上，正式确定以通过英国伦敦的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经线作为全球的零度经线，并以此来计算世界标准时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子午线所在的格林威治天文台不仅代表着制定现代时间的权威科学机构，而且是“世界时空秩序绝对的中心”的象征，同时还代表着西方理性的社会政治和思想体系以及建立在此体系之上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易言之，本初子午线正是新神的表征，而维尔洛克等人却要对之进行破坏，想要摧毁自己的神，自己的信仰，可见新神已经在维尔洛克等人的心中彻底失落了。

　　三 伦敦中的城市与反城市现象

　　为何《间谍》中的伦敦书写会有神性失落呢?原因之一正是伦敦发展建设中出现了城市与反城市现象。所谓城市与反城市现象是指城市建设过程中出现与建城初衷相反、相违背的现象，先进与落后、文明与蛮荒共存、形成张力的现象。

　　(一)伦敦城建简史

　　整体而言，伦敦经历了从中世纪的伦敦古城发展到19世纪的伦敦市(Country of London)，再发展成为20世纪的大伦敦区(Greater London)，最后成为最具代表性的现代世界大城市之一的城建过程，其建城历史大致如下：

　　伦敦的城建始于古罗马统治大不列颠的时代。此时期的伦敦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塞和行政中心，而且已经成为一座沟通欧洲大陆的繁华商埠。到1700年，伦敦已成了欧洲最大的都市。18世纪初，伦敦发展速度不断加快，金融贸易机构不断涌现，资本主义商业运营的架构体系不断成熟。根据历史资料显示，这时期的伦敦城掌控着英国80%的出口贸易、69%的进口贸易和86%的转口贸易。伦敦在商业贸易和城市经济的作用上逐渐取代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主要的金融和商业中心。“18世纪中期，伦敦人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就曾说过伦敦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很多游客到伦敦是为了一睹古英国快乐的容颜，但结果往往是他们在这里发现了整个世界。”[3](p1)19世纪，殖民扩张和工业革命的成果使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军事上确立了海上霸权地位，经济上依托遍布全球的海外殖民得以迅速发展，政治上一派祥和，鼎盛辉煌，综合实力超越西班牙、荷兰与法国等国，位居世界前列。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伦敦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活力最强的城市，人口从200多万增至800多万，号称世界的政治、金融和贸易之都。1851年5月1日，在伦敦海德公园举行了万国博览会。博览会向全世界展示了日益强盛的英国形象，维多利亚女王更是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什么都能做。”将当时英国人的自豪感与对未来的信心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伦敦城建中的城市与反城市现象

　　伦敦的快速发展意味着生产和消费的规模更集中、更社会化和更高效化，随之而来的则是“城市病”现象日益严重，城市化太快，城市过大，短时间过多人口往城市集中，不可避免地导致淡水和能源供应紧张、交通拥挤、犯罪增加、环境恶化、失业增多、贫富差距加大等等危机，背后隐藏着反城市的倾向。

　　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把19世纪的伦敦描述为一座新型的城市——“焦炭城”，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详细介绍了“焦炭城”：在1820年到1900年间的大城市中，“破坏和混乱的程度正与该城市(焦炭城)拥有的设备和劳动大军成正比例。在城市建设这个新领域中，人们必须注视着银行家，企业家和机器发明家的脸色行事。他们对于城市建设中大部分的以及全部坏的东西应该负责。……工业主义，19世纪的主要生产力，产生了迄今从未有过的极端恶化的城市环境;因为即使是统治者的聚居区也被污染，而且非常拥挤。”[4](p462)

　　科技发达、工业进步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带给中上层阶级财富和享受，却让下层劳动者处于贫穷与凄惨的生活境遇。工厂成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滚滚浓烟昼夜不停地排放到空中，使伦敦成了闻名于世的“雾都”。“伦敦城又脏又乱，从这肮脏的下水道里流出人类勤奋的洪流，肥沃着整个的世界，从这油腻的阴沟里流出纯质的金子，人性在这里发展得最完备，也最粗野;文明在这里创造奇迹，但文明人几乎退回去变成野蛮人。”[5](p110)

　　《间谍》中的索荷区正是伦敦焦炭城的产物，它在伦敦工业区附近，曾是19世纪中叶英国大批流亡者躲避当局镇压、逮捕及监禁的主要避难地。大批流亡者乘货轮经泰晤士河来到伦敦。他们成分混杂、民族各异。大部分人到达伦敦时一贫如洗，因此渴望尽快建立彼此间的联系，以寻求帮助。于是，一些地区便常常成为流亡者的活动中心，以索荷区为代表。那里有着便宜的住房，有新型的分间出租的住宅，还安装有供穷人使用的少得可怜的卫生设备。其实，在小说中，康拉德经典化了伦敦的贫民区。维尔洛克先生的商店代表了遍布伦敦的贫困之所，代表了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在贫民救济院、监狱、贫民窟、昏暗狭窄街道等场所艰难生活的困境，这种肮脏、闭塞和恶臭的环境，使得长期居住于黑暗拥挤房间中的人们备受煎熬，不仅身体上遭受着折磨，心理上也随之发生扭曲，城市的光鲜繁荣无法遮蔽其晦暗的一面。伦敦一直是危险的居住地，多数来到这里的人都很贫穷，找到财富的希望也很渺茫。虽然重建已经改进了街道与房屋，但每年在伦敦死亡的人数总是多于出生的人数。大都会贫富差距极大，却没有传统的组织结构可以保护贫病者免于冻馁。[6](p264)

　　随着城市的发展，自然环境也遭到破坏，只有在城郊或公园中能感受到纯净自然景象和树林绿地。开阔美丽的海德公园的惬意舒适与城市中心的喧嚣形成强烈对比，人们远离周围的牛津街、帕丁顿、肯辛顿和骑士桥等繁华的商业区，来这里释放都市的压力，寻找心中的绿地，有人曾把海德公园比喻成“伦敦的肺脏”，在工业革命后空气严重污染的伦敦，人们只有到这种大公园里，才可以吸上几口比较新鲜的空气。

　　19世纪的伦敦正如狄更斯所言既是最好的时代，又是最坏的时代。正是伦敦城建中的城市与反城市为城中民众输送了追求功利、现实享受的营养，也助力了神性失落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