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宋词中桃花意象的道家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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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道家文化传统历史悠久，其隐忍退让、清静无为的生活信条对文人士大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拟从道家这个角度来观照宋词中的桃花意象，试图挖掘出蕴含在桃花意象中的道家思想，其中最主要的是隐逸思想。桃花花期早，它的绽放预示着春天的到来，正契合道家的自然意识。桃花年复一年的花开花落与人事衰变的不可逆转形成鲜明的对照，引发了词人对生命的思考。
关键词： 宋词桃花意象道家思想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周南·桃夭》），生机勃勃、艳丽动人的桃花展现着自然生命之美，也因此得到一个“夭桃”的美称。“小桃无赖已撩人”①（（辛弃疾，《生查子》），热烈绚烂的桃花拨动了无数骚客词人的心弦，成为他们争相吟咏的对象。在宋词中，桃花意象传达的感情、寄予的含义相当丰富。有时词人看到桃花欢欣雀跃，作“桃李风前多妩媚”（辛弃疾，《武陵春》）之语；有时则又是“春去几时还，问桃李无言”（张先，《相思儿令》），一副任红雨扑面、泪眼问花的感伤情景；有时甚至对桃花鄙夷到了极点，斥之“桃李漫山奈俗何”；有时却又是“洞里桃花，仙家芝草”（汪莘，《沁园春》）、“碧桃天上栽和露，不是凡花数”（秦观，《虞美人》），不沾染红尘凡俗。桃花的生长与凋零，桃花的雅与俗，桃花蕴含的文化意义，等等，使得宋词中桃花意象的内涵多元而丰富。宋代宗教思想十分浓厚，宋代词人鲜有不涉猎禅宗、道教的，且多熟读老庄，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因而在作品中融入佛道思想②相当自然。道家文化传统历史悠久，其柔弱退让、清静无为的生活信条对文人士大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拟从道家这个角度来观照宋词中的桃花意象，试图挖掘出蕴含在桃花意象中的道家思想。
一、桃花意象的隐逸之想
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武陵渔人，缘溪看见桃花林，渐渐行到人迹罕至之处，最后发现了这个世外桃源。这片隐逸的乐土是由夹岸桃花引入的，藏于桃花深处。又唐代张志和的《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这首词描写的是渔父的隐逸生活。自他开始，词中的渔父形象渐渐成了隐者的代名词。在宋代，词人创作了大量的渔隐词，如苏轼《渔父》四首，戴复古《渔父》四首，有的词人甚至是完全化用张词中的语句，如徐俯③、苏轼④、黄庭坚⑤、朱敦儒⑥等。桃花渐渐成为隐者生活环境的象征之一。因此，桃花意象在文人的心理上投射下了隐逸的意味。
歌颂隐逸，追求闲适，它的思想基础主要来自于道家哲学。老子讲恬淡寡欲，抱全守真。庄子主张见素抱朴，清静闲逸，“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⑧。总之，道家强调的是一种以“虚无”为宗的养身处世态度。至宋代，“禅宗汲取老庄哲学，形成以追求自由心性、自然适意为特征的南宗”⑧。道教内丹派则向老庄回归，认为只要求得心灵的闲适就是得道成仙。宋代文人本就对老庄思想浸淫较深，再受到上述两种思潮的影响，宋词中表现隐逸怀抱、闲适情调的作品就更多了。
在这些作品中桃花意象常常被用来表现隐逸闲适生活的环境。一方面，桃花清新脱俗，桃花林令人有尘外之想，夹岸桃花更是一幅美丽的桃源图，景致幽美，遗世独立。另一方面，沉淀在桃花意象中的文化内涵使得词人们在抒写隐逸怀抱时特别青睐之。有时词人写“桃花”“桃源”不一定是实写，只是为了渲染一种隐逸的氛围。我们看朱敦儒的《减字木兰花》：
闲人行李。羽扇芒鞋尘世外。一叠溪山。也解分风送客帆。时平易醉。无复惊心并溅泪。长揖忘言。回棹桃花插满船。
词人开门见山，道出词旨——“闲”，写隐于山水云壑间的闲适生活。“回棹桃花插满船”，虽然词人没有明写桃源式的美景，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词人坐船徜徉于桃源的悠然自得的情景及“桃花插满船”的惬意快乐。
有时候词人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中，如黄庭坚的《水调歌头·游览》：
瑶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无数，花上有黄鹂。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霓。只恐花深里，红露湿人衣。坐玉石，欹玉枕。拂金徽。谪仙何处，无人伴我白螺杯。我为灵芝仙草，不为朱唇丹脸，长啸亦何为。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归。
词人不满于污浊的现实社会而采用幻想的镜头描写神游桃花源的情景，表现了一定的出世思想。武陵溪上溪水淙淙，夹岸桃花朵朵，树枝上的黄鹂歌声婉转。这个世外桃源不仅仅是词人希望隐逸的地方，更是词人苦苦找寻的理想境界。
自士阶层产生以来，仕隐问题一直是困扰士人身心的一大问题。庄子说：“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⑨其真实用意则是主张“隐”，而绝意于“仕”。有宋一代实行的是文官政治，礼遇士人，士大夫文人参政热情空前提高。优越的政治地位、丰厚的国家俸禄可以满足士大夫世俗生活的各种功利性、享乐性需求，但高度的中央集权、严苛的台谏制度、日益残酷的党争又钳制了其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若想保持个体人格免受损害，则只能逃避政治现实而脱离官场，或归园田居，或栖隐山林；但作为一个世俗人，这样就没有了物质保障。同样，若想获得世俗人生的种种适意和享受，则必须依附国家政权，所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而如此置身于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也就难以实现。因而宋词中如黄庭坚这样的出处矛盾十分常见。这个矛盾的调解得益于隐逸文化传统的“精神化”转向。传统意义上远离尘世、餐风饮露的“形隐”，越来越朝着注重主体精神化修炼的“心隐”方向发展。只要能把握隐逸的精神实质而涵养自己的隐逸品格，保持自己的人格操守，不必高卧林泉、脱离尘世即可获得隐逸的乐趣。“何必桃源是故乡”（李之仪，《鹧鸪天》），无需买山、无需择地，只要求得心灵的闲适，心中有隐，就是隐者了。这时，桃源意象往往就成了词人们用来反衬的手段，“桃源今度难认。林间即是长生路”（张炎《摸鱼儿》），何必执着于桃花源似的仙家景致呢？
关键词： 宋词桃花意象道家思想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周南·桃夭》），生机勃勃、艳丽动人的桃花展现着自然生命之美，也因此得到一个“夭桃”的美称。“小桃无赖已撩人”①（（辛弃疾，《生查子》），热烈绚烂的桃花拨动了无数骚客词人的心弦，成为他们争相吟咏的对象。在宋词中，桃花意象传达的感情、寄予的含义相当丰富。有时词人看到桃花欢欣雀跃，作“桃李风前多妩媚”（辛弃疾，《武陵春》）之语；有时则又是“春去几时还，问桃李无言”（张先，《相思儿令》），一副任红雨扑面、泪眼问花的感伤情景；有时甚至对桃花鄙夷到了极点，斥之“桃李漫山奈俗何”；有时却又是“洞里桃花，仙家芝草”（汪莘，《沁园春》）、“碧桃天上栽和露，不是凡花数”（秦观，《虞美人》），不沾染红尘凡俗。桃花的生长与凋零，桃花的雅与俗，桃花蕴含的文化意义，等等，使得宋词中桃花意象的内涵多元而丰富。宋代宗教思想十分浓厚，宋代词人鲜有不涉猎禅宗、道教的，且多熟读老庄，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因而在作品中融入佛道思想②相当自然。道家文化传统历史悠久，其柔弱退让、清静无为的生活信条对文人士大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拟从道家这个角度来观照宋词中的桃花意象，试图挖掘出蕴含在桃花意象中的道家思想。
一、桃花意象的隐逸之想
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武陵渔人，缘溪看见桃花林，渐渐行到人迹罕至之处，最后发现了这个世外桃源。这片隐逸的乐土是由夹岸桃花引入的，藏于桃花深处。又唐代张志和的《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这首词描写的是渔父的隐逸生活。自他开始，词中的渔父形象渐渐成了隐者的代名词。在宋代，词人创作了大量的渔隐词，如苏轼《渔父》四首，戴复古《渔父》四首，有的词人甚至是完全化用张词中的语句，如徐俯③、苏轼④、黄庭坚⑤、朱敦儒⑥等。桃花渐渐成为隐者生活环境的象征之一。因此，桃花意象在文人的心理上投射下了隐逸的意味。
歌颂隐逸，追求闲适，它的思想基础主要来自于道家哲学。老子讲恬淡寡欲，抱全守真。庄子主张见素抱朴，清静闲逸，“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⑧。总之，道家强调的是一种以“虚无”为宗的养身处世态度。至宋代，“禅宗汲取老庄哲学，形成以追求自由心性、自然适意为特征的南宗”⑧。道教内丹派则向老庄回归，认为只要求得心灵的闲适就是得道成仙。宋代文人本就对老庄思想浸淫较深，再受到上述两种思潮的影响，宋词中表现隐逸怀抱、闲适情调的作品就更多了。
在这些作品中桃花意象常常被用来表现隐逸闲适生活的环境。一方面，桃花清新脱俗，桃花林令人有尘外之想，夹岸桃花更是一幅美丽的桃源图，景致幽美，遗世独立。另一方面，沉淀在桃花意象中的文化内涵使得词人们在抒写隐逸怀抱时特别青睐之。有时词人写“桃花”“桃源”不一定是实写，只是为了渲染一种隐逸的氛围。我们看朱敦儒的《减字木兰花》：
闲人行李。羽扇芒鞋尘世外。一叠溪山。也解分风送客帆。时平易醉。无复惊心并溅泪。长揖忘言。回棹桃花插满船。
词人开门见山，道出词旨——“闲”，写隐于山水云壑间的闲适生活。“回棹桃花插满船”，虽然词人没有明写桃源式的美景，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词人坐船徜徉于桃源的悠然自得的情景及“桃花插满船”的惬意快乐。
有时候词人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中，如黄庭坚的《水调歌头·游览》：
瑶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无数，花上有黄鹂。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霓。只恐花深里，红露湿人衣。坐玉石，欹玉枕。拂金徽。谪仙何处，无人伴我白螺杯。我为灵芝仙草，不为朱唇丹脸，长啸亦何为。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归。
词人不满于污浊的现实社会而采用幻想的镜头描写神游桃花源的情景，表现了一定的出世思想。武陵溪上溪水淙淙，夹岸桃花朵朵，树枝上的黄鹂歌声婉转。这个世外桃源不仅仅是词人希望隐逸的地方，更是词人苦苦找寻的理想境界。
自士阶层产生以来，仕隐问题一直是困扰士人身心的一大问题。庄子说：“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⑨其真实用意则是主张“隐”，而绝意于“仕”。有宋一代实行的是文官政治，礼遇士人，士大夫文人参政热情空前提高。优越的政治地位、丰厚的国家俸禄可以满足士大夫世俗生活的各种功利性、享乐性需求，但高度的中央集权、严苛的台谏制度、日益残酷的党争又钳制了其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若想保持个体人格免受损害，则只能逃避政治现实而脱离官场，或归园田居，或栖隐山林；但作为一个世俗人，这样就没有了物质保障。同样，若想获得世俗人生的种种适意和享受，则必须依附国家政权，所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而如此置身于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也就难以实现。因而宋词中如黄庭坚这样的出处矛盾十分常见。这个矛盾的调解得益于隐逸文化传统的“精神化”转向。传统意义上远离尘世、餐风饮露的“形隐”，越来越朝着注重主体精神化修炼的“心隐”方向发展。只要能把握隐逸的精神实质而涵养自己的隐逸品格，保持自己的人格操守，不必高卧林泉、脱离尘世即可获得隐逸的乐趣。“何必桃源是故乡”（李之仪，《鹧鸪天》），无需买山、无需择地，只要求得心灵的闲适，心中有隐，就是隐者了。这时，桃源意象往往就成了词人们用来反衬的手段，“桃源今度难认。林间即是长生路”（张炎《摸鱼儿》），何必执着于桃花源似的仙家景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