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传统治国方略的历史考察
王东春分享
论文关键词：法律思想；治国模式；理论基础；实践价值
论文摘要：考察天治、人治、法治、德治、德法并治等中国传统治国方略诸范畴的理论基础和历史实践，揭示其内蕴的规律性，对当代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个时期以来法学界发表了很多法治研讨的文章，在论述中似乎有一个通病，就是往往把法治与人治作为对立的两种治国方略相提并论，把人治与德治相等同，往往一提法治，就反对人治，忽略道德。事实上，法治与人治不是一对对立的范畴，而是一对包含关系的范畴。法治不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而是相对于德治而言的;人治更不同于德治，在外延上要比德治大得多，它是相对于天治而言的，它同天治属于更高层次的一对范畴。法治、德治、德法并治则是人治范畴下的一个次范畴。
一、中国传统“天治”方略的历史考察
(一)“天治”方略的理论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主张“天治”的是道家。老子主张自然无为，他说“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自然”指毫无勉强、不受外在制约的自在自由状态，即“自己如此”的状态;“无为”是指不强作妄为，不贪求私欲，顺其自然的态度。“自然”指存在状态，“无为”指主体态度，二者合而为一。老子认为，如果达到了自然无为状态，万物就会按其固有的本性去自由发展，自然生长，人也会实现自己的一切愿望。以“无为”的态度和方式处事，就会使天下大治。因此，圣人应以无为的态度行事。
道家认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则就是“无为而治”。老子说:“为无为，则无不治”，庄子说:“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帝王无为而天下功。”又说:“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故天下治矣。”道家的“无为而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守大道，不怀私欲，不用私智。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为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爱国治民，能无知乎”;“以智治国，国之贼也;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圣人之治，常使民无知无欲。”就是说，统治者和百姓都遵循自然之道，无知无欲，天下就能大治大安。二是顺应民性，不苛扰百姓，不加干预，不加强制。统治者自己要“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治大国，如烹小鲜”;只“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庄子以“治马”为喻，形象地说明了无为而治的原则。他说伯乐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雏之，连之以羁萦，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撅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他认为善治天下者绝不能采取这种“有为”的办法，而应该依民之“常性”，使其“同乎无知”，“同乎无欲”、“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为游”，“织而衣，耕而食”。就是说，实行无为而治的原则，使百姓无知无欲，自然而然地生、活。总之，只有顺大道，顺民性，不怀私欲，不用私智，不固执，不干预，不强制，不妄为，才会使百姓安居，天下大治。
道家理想社会蓝图的底色和基调是自然主义，这个社会不需要政治、经济、军事的机构，不需要文化、技术的设施，不知有什么知识、道德和艺术。即使有一些社会设备也不应用。老子说:“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庄子说:“纯朴不残，敦为牺尊!白玉不毁，敦为圭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又说:“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道家认为，这种取消文化的自然状态才是最有价值的“圣治”、“至治”、“至德之世”。
(二)“天治”方略的历史实践
在中国历史上实践了“天治”这一治国方略的，是汉初的“黄老之治”。西汉初年，黄老“无为’，思想流行于朝野，这是当时客观情势所决定的。经过长期战伐，“民失作业而大饥懂”，广大人民渴求安定。汉初统治者鉴于秦亡的教训，看到“揭竿而起”的农民暴动的威力，也力图“安集百姓”，恢复和发展生产，缓和各种矛盾，以巩固封建统治，因而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方针。汉初黄老“无为”思想的重要代表有陆贾、盖公和司马谈。陆贾献给汉高祖刘邦的((新语》一书，重点总结了秦亡的教训在于:“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法治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而失之者，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因而他说:“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君子之为治也，决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间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者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陆贾所强调的“无为”，是指朝廷和官吏不要苛扰人民，以便安定社会生活，恢复被破坏的封建经济。同时，还要统一政令，“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巩固大一统的封建秩序。他认为，这样的“无为”，实际上是“有为”。陆贾在中央的建议与盖公在齐地对曹参的指教不谋而合。这位盖公是当时齐地学有师承的著名黄老学者。“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盖公根据战国以来形成了学派的黄老之学，向曹参提出了“清静无为”的为政方针和思想原则。萧何死后，曹参任汉相国，继续实行“清静无为”的方针，司马迁盛赞说:“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亡，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称其美矣”!可见，黄老之学的“无为”思想，在汉初实际政治生活中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由于继曹参为承相的陈平，“本好黄帝老子之术”;参政文景两朝的窦太后，也“好黄帝老子言”，使这种历史作用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取得了“事少而功多”的良好效果。
论文摘要：考察天治、人治、法治、德治、德法并治等中国传统治国方略诸范畴的理论基础和历史实践，揭示其内蕴的规律性，对当代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个时期以来法学界发表了很多法治研讨的文章，在论述中似乎有一个通病，就是往往把法治与人治作为对立的两种治国方略相提并论，把人治与德治相等同，往往一提法治，就反对人治，忽略道德。事实上，法治与人治不是一对对立的范畴，而是一对包含关系的范畴。法治不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而是相对于德治而言的;人治更不同于德治，在外延上要比德治大得多，它是相对于天治而言的，它同天治属于更高层次的一对范畴。法治、德治、德法并治则是人治范畴下的一个次范畴。
一、中国传统“天治”方略的历史考察
(一)“天治”方略的理论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主张“天治”的是道家。老子主张自然无为，他说“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自然”指毫无勉强、不受外在制约的自在自由状态，即“自己如此”的状态;“无为”是指不强作妄为，不贪求私欲，顺其自然的态度。“自然”指存在状态，“无为”指主体态度，二者合而为一。老子认为，如果达到了自然无为状态，万物就会按其固有的本性去自由发展，自然生长，人也会实现自己的一切愿望。以“无为”的态度和方式处事，就会使天下大治。因此，圣人应以无为的态度行事。
道家认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则就是“无为而治”。老子说:“为无为，则无不治”，庄子说:“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帝王无为而天下功。”又说:“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故天下治矣。”道家的“无为而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守大道，不怀私欲，不用私智。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为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爱国治民，能无知乎”;“以智治国，国之贼也;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圣人之治，常使民无知无欲。”就是说，统治者和百姓都遵循自然之道，无知无欲，天下就能大治大安。二是顺应民性，不苛扰百姓，不加干预，不加强制。统治者自己要“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治大国，如烹小鲜”;只“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庄子以“治马”为喻，形象地说明了无为而治的原则。他说伯乐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雏之，连之以羁萦，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撅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他认为善治天下者绝不能采取这种“有为”的办法，而应该依民之“常性”，使其“同乎无知”，“同乎无欲”、“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为游”，“织而衣，耕而食”。就是说，实行无为而治的原则，使百姓无知无欲，自然而然地生、活。总之，只有顺大道，顺民性，不怀私欲，不用私智，不固执，不干预，不强制，不妄为，才会使百姓安居，天下大治。
道家理想社会蓝图的底色和基调是自然主义，这个社会不需要政治、经济、军事的机构，不需要文化、技术的设施，不知有什么知识、道德和艺术。即使有一些社会设备也不应用。老子说:“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庄子说:“纯朴不残，敦为牺尊!白玉不毁，敦为圭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又说:“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道家认为，这种取消文化的自然状态才是最有价值的“圣治”、“至治”、“至德之世”。
(二)“天治”方略的历史实践
在中国历史上实践了“天治”这一治国方略的，是汉初的“黄老之治”。西汉初年，黄老“无为’，思想流行于朝野，这是当时客观情势所决定的。经过长期战伐，“民失作业而大饥懂”，广大人民渴求安定。汉初统治者鉴于秦亡的教训，看到“揭竿而起”的农民暴动的威力，也力图“安集百姓”，恢复和发展生产，缓和各种矛盾，以巩固封建统治，因而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方针。汉初黄老“无为”思想的重要代表有陆贾、盖公和司马谈。陆贾献给汉高祖刘邦的((新语》一书，重点总结了秦亡的教训在于:“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法治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而失之者，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因而他说:“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君子之为治也，决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间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者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陆贾所强调的“无为”，是指朝廷和官吏不要苛扰人民，以便安定社会生活，恢复被破坏的封建经济。同时，还要统一政令，“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巩固大一统的封建秩序。他认为，这样的“无为”，实际上是“有为”。陆贾在中央的建议与盖公在齐地对曹参的指教不谋而合。这位盖公是当时齐地学有师承的著名黄老学者。“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盖公根据战国以来形成了学派的黄老之学，向曹参提出了“清静无为”的为政方针和思想原则。萧何死后，曹参任汉相国，继续实行“清静无为”的方针，司马迁盛赞说:“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亡，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称其美矣”!可见，黄老之学的“无为”思想，在汉初实际政治生活中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由于继曹参为承相的陈平，“本好黄帝老子之术”;参政文景两朝的窦太后，也“好黄帝老子言”，使这种历史作用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取得了“事少而功多”的良好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