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最新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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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考古新发现之蒲州故城：一段城墙址证明唐代蒲州城

　　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位于山西南部永济市西三十里的蒲州镇境内，始建于北魏年间(386-557年)。1958年国家建设三门峡水库时，蒲州故城部分遗址被水淹没，现存的遗址由内城和外城两部分组成，东西长2.49公里，南北宽1.71公里，占地面积4.26平方公里，是研究中国古城垣历史发展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今年的考古发掘中，工作人员对在西城内西北部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发现一段夯土城墙，证实了唐代蒲州城的存在。

　　这段城墙位于地表1.5米以下，考古发掘对夯土进行了完整的揭露和局部解剖：根据夯土的土质土色、夯层厚度、夯窝尺寸以及夯土结构形态等信息，确认夯土城墙从北向南可分为6部分。从北向南编号夯1-夯6。根据城墙夯土的土色、出土遗物及夯土之间的叠压关系，最早修筑城墙时利用了原有的生土高台，将生土台稍作修整后作为墙芯，再依次在生土台的南侧增筑夯3、夯4和夯5，形成城墙的主体。其中，夯3为城墙的原筑夯土，夯4、夯5为补筑、增筑形成，有规整坡面。此后在城墙北部增筑夯1、夯2，在城墙南部增筑夯6。夯1、夯2、夯6内出土白釉玉璧形足瓷碗残片、莲花纹瓦当、开元通宝等不晚于唐代遗物，夯3、夯4、夯5出土双耳小口矮领陶罐，素面绳纹里板瓦、筒瓦等不晚于北朝遗物。

　　考古工作者根据出土遗物判断城墙始建于北朝，唐代沿用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增筑，宋金时期该段墙体被废弃，改为建筑基址使用。蒲州故城遗址新发现的城墙证实了唐代蒲州城的存在，其年代还可以上溯至北朝时期。据文献记载，蒲州北魏时置雍州，东魏改置秦州，北周改秦州置蒲州，唐代曾为中都，升为河中府。

　　这段城墙的发现为确定北朝至唐代蒲州城的位置、分布范围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对进一步探寻北朝-唐代蒲州城的规制布局、探讨蒲州城址的沿革、变迁以及蒲州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山西考古新发现之晋阳古城遗址：有可能是隋朝“晋阳宫”所在地

　　晋阳古城，被誉为中国的庞贝城。它的历史无须赘述，是太原建城2500年的实物见证，但它的“前生”似谜似雾，因为不同朝代都在这里建都，可是建筑遗址在哪里?都有哪些建筑?这些问题始终不明晰。不过从2015年开始，省考古研究所与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晋阳古城遗址西北部，南距明太原县城北城墙350米，西距晋阳古城西城墙830米处进行发掘，发掘面积多达10000平方米，发掘出东、西两组大型建筑基址。值得雀跃的是，在一处建筑基址内出土了一块残碑，上面写着“隋之晋阳宫”的字样，让考古工作者判断此建筑基址有可能就是隋代时期的晋阳宫，是当时的皇家宫殿。

　　与以往成果汇报会不同，这一次，专家们整体移步到晋源区晋阳古城的考古现场。这是一个庞大的考古工程，很多专家见到10000平方米的考古现场，都惊叹于山西的“豪迈”，更惊叹于古晋阳城的恢弘。整齐划一的、距离地表十米左右的探方，渗透着历史文明的依旧泛青的方砖，还有体量很大的柱础石，不难看出来，这些现存的一切遗迹承载了一个时代的建筑和文明。顺着工作人员的指引，记者和专家率先来到西组建筑基址。看着或稀疏或密集的一块块探方，真让外行人摸不着头绪，但这是一块布局较为完整的建筑，从暴露出来的方砖、柱础等遗存来看，能“拼”成一个院落。据工作人员介绍，整组建筑由左右两侧房屋组成一个封闭的多进院落，建筑有院墙、道路、山门、3个庭院、10个殿堂和4处廊庑组成，左右建筑以3间为一组。“这组建筑遗址始建于晚唐，毁弃于五代末，建筑基址被废弃后一直都是用于耕种的，所以整体布局保存得基本完整，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惊喜。”按照工作人员的介绍，这是建筑基址保存完好的最主要原因，但放在一千多年前，宋太宗赵光义火烧水灌晋阳城之后，宋代皇室是不会让老百姓随便在晋阳古城旧址上建造房屋生活的，他们认为晋阳古城是“龙脉”所在地，怕在这里会诞生新的龙脉“复仇”。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老百姓是没办法在这里盖房子了，他们只能把一些建筑材料拿回家，去别的地方重建家园，所以在考古工作中，出土的文物和遗存特别少，那些形制过于庞大的，抱不走的柱础石才会被埋藏在地下，周而复始地“沉睡”千年。

　　其实，在西组建筑基址中，还有让人雀跃的一点，那就是出土物，在七号殿址廊前灰坑中出土的金刚经残碑，在六号与八号殿址之间出土的大量记事残碑，其上文字有“迦殿”等和佛寺相关内容以及带“敕”字残碑。在二号殿址西出土有“善之祥兼固……即隋之晋阳宫……特命良工塑北方……雄异也武皇……”的残碑。由此可推断此建筑为皇家寺庙建筑，建筑内有天王殿、释迦殿等。建筑基址周围出土有经幢残段、精致的石雕建筑构件、日用瓷器、吻兽以及大量砖瓦等。通过对出土遗迹及遗物分析，判断此寺庙建筑为大型寺庙建筑的一部分，修建年代为晚唐，唐武宗时期受到破坏，但五代仍在使用，最终毁灭于宋初。

　　或许，你看惯了考古人员一脸严肃，眉头紧锁的模样，不过他们也有笑逐颜开的时候，那就是发现二号殿址内著有“隋之晋阳宫”字样的残碑。为啥呢?因为“晋阳宫”这3个字。如果单纯看“隋之晋阳宫”字样，说明这个地方就是隋朝时期晋阳宫的城址，鉴于西组建筑始建于晚唐，有可能是先有了晋阳宫建筑，皇家寺庙最后在晋阳宫旧址上建造了起来;此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晚唐复建或者留存了隋代时期名叫“晋阳宫”的建筑。之所以说“晋阳宫”很重要，那可是皇家宫殿，地理位置绝佳。据史料记载，考古工作者曾站在二号殿址上看，能清楚看到蒙山大佛的佛头，当权者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修建蒙山大佛时的工程进度。《北齐书》载：“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这个宫指的就是晋阳宫，也就是说当时在晋阳宫内，能看到佛像前燃灯塔的光亮。冲着这点线索，考古人员站在二号殿址上，看到的依然是蒙山的山脉，稍有偏差，就会被别的山脉阻挡……从如此绝妙的地理位置和布局上看，晋阳宫或许就在此地。

　　西组建筑往东的100米是东组建筑，整个东组建筑基址分为3个时期，即在这一块土地上有3个时代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存。最晚一期始建于东魏，经过北齐、隋，最后废弃于唐，平面布局为四周房屋围合而成的院落，最让人感慨的是院中的排水渠，曲折回绕，回绕处的方砖堆砌得很圆润，让人惊叹于古人的智慧和工匠的技艺。第二期建筑，为北朝建筑基址之下，时代为魏晋十六国，发现有大型窖穴及房址等遗迹。最可贵的是，考古人员还在地窖里发现了种子;最早期的建筑基址，也是最底层的建筑基址，叠压在魏晋十六国建筑基址下，主要有一些距今快2000年的汉代房址和水井。在参观中记者目测，汉代遗迹距离地表的高度近20米，而那一口口水井，从挖掘层到出水层深达10米，在考古工作人员挖掘出的那一刻，竟然还有地下水……

　　晋阳古城的考古发掘是一项大工程，从其建成到废弃，连续使用1500年，而距今又有1000多年的历史，地址没有大的移动，突然的焚毁和后期破坏较少，使其成为城市格局保存完整、文化遗存埋藏丰富的古代城市遗址，从20世纪60年代，宿白、谢元璐、张颔等考古界的大家们就先后对晋阳古城遗址做过调查;从1991年开始，新一代考古人进驻晋阳古城遗址，开始重新挖掘，有的考古工作人员直至退休都在这方土地上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可喜的是，本次对两组建筑基址的发掘，揭示了不同时代同一区域的不同类型建筑，对于研究古代建筑的布局与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晚唐大型寺庙建筑，完整和清晰的建筑平面结构，在隋唐佛寺考古中较为少见。发现的“隋之晋阳宫”残碑资料，推断发掘区应是隋代晋阳宫所在区域，这对于进一步了解晋阳城不同时代的布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山西考古新发现之河津固镇宋金瓷窑址：宋代细白瓷的盛产地

　　山西是出瓷器的地方，唐宋辽金元时期的山西古陶瓷别具一格，地方特色鲜明。如长治八义窑的红绿彩、平定窑的白釉印花瓷、怀仁窑的油滴釉和剔刻花等。山西河津的固镇瓷窑址，则盛产细白瓷。很多远销海外，甚至被各大博物馆收藏的细白瓷与此窑口出土的瓷器相同。

　　河津窑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地处汾河与黄河汇流的三角洲地带。有关河津窑的文献记载相对较少，仅在个别明清文献中略有提及，迄今为止在河津市共发现北午芹、古垛、固镇和老窑头4处瓷窑址，窑址的时代自北宋延续至清。2016年3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4处瓷窑址展开区域性系统调查，摸清了4处瓷窑址的分布范围及保存现状，并在老窑头遗址周边山体发现较大规模的瓷土矿。

　　固镇瓷窑址共计发掘1039平方米，清理制瓷作坊4处、瓷窑炉4座、墓葬1座、水井1处、灰坑35个，出土数以万计的瓷片、窑具，以及一定数量的陶器、铜钱、铁器、骨器等，时代为宋金时期，以金代遗存为主;制瓷作坊多为窑洞式，作坊底面遗存保存较完整，有澄泥池、沾浆缸、灶址、石磨盘、石臼等遗迹、遗物，涵盖原料制备、制坯、晾坯等环节;瓷窑炉均为半倒焰式馒头窑，由通风口、扇形单火膛、窑床及双烟室组成，不同之处在于通风口的位置、窑床及烟室的结构及大小等。出土可复原瓷器千余件，瓷器品类有粗白瓷、细白瓷、黑酱釉瓷及三彩瓷，器形有碗、盘、碟、罐、枕、盆、瓶、盒、器盖等，从上面能看出来当时的装饰工艺，不仅精美细致，而且花纹样式也较为雅致，体现了工匠娴熟的技艺。其中北涧疙瘩地点出土的北宋细白瓷，胎白而细密、坚致，釉色莹润，造型简洁大方，可媲美定窑白瓷。通过对此地点瓷片标本的X荧光分析，显示其烧成温度可能极高，白度不逊于邢定巩白瓷，代表了同时期较高的烧造水平。

　　固镇遗址发现的制瓷作坊及瓷窑炉，填补了山西地区无相关制瓷遗迹的空白，为研究宋金时期河津窑的制瓷流程、烧窑技术、装烧方法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考古工作者还收集了很多细白瓷的资料，其中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日本静嘉堂文库、北京故宫博物馆收藏的瓷枕从形制到质地都与固镇宋金瓷窑出土的瓷器类似，为国内外相关的瓷枕藏品及出土品找到了烧造出处，同时对研究河津窑的瓷器外销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