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的历史故事大全(2)

　　10.成汤灭夏，顺天应人

　　“成汤革命”，推翻了夏朝，建立了商朝。汤的谥(音是)号是在其名前冠以的“成”字，乃指汤灭夏之成功。汤大败夏桀于鸣条，并将桀放于南巢，遂还都至亳(音博)，在东郊发《汤诰》，遍告诸侯为什么伐桀，《史记》所记则是成汤遍告诸侯要有功于民，否则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

　　不管《尚书》里的《商诰》，还是《史记.商本纪》所引用的“诰”的内容，意在昭示天下，商的建立是合乎天意的，而且要“有功于民”。其实此前，汤的左相仲虺就为汤作《仲虺之诰》，劝勉汤不必对用武力取得天下心生惭愧，已经作了“名正言顺”的舆论工作。

　　换言之，商代夏，乃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就是到了现代，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也是要向世人宣布他的种种“理由”的。看来，“舆论意识”古已有之。

　　11.商朝历史，光武中心

　　按《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商朝的建立年代应在公元前1600年，从成汤至帝辛(纣)，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此世系多得甲骨文卜辞映证，也得到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年代上的论证。关于商代的都城，与夏类似，多有迁徙(“准商朝”多达八迁，商朝亦有五迁)，但无疑“亳”和“殷”是商代定为都城年代最长的两个地方，累加起来有四百来年，差不多占了商朝整个历史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国历代史话》(第一卷)把商朝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从成汤建国到盘庚迁殷，共历九世十九王”和“从盘庚迁殷至帝辛(纣)亡国，共历八世十二王”。前期历三百年，后期历二百五十五年，这近六百年的历史当然包括了由兴到衰的过程，类似夏朝，这一过程也有一段“中兴”。

　　12.伊尹放太甲，以德治天下

　　《尚书》里有文《伊训》，是伊尹在成汤嫡长孙太甲即位后，于祭祀先王成汤时对其所进行的一番教导。先是总结了一段历史，赞美了夏的先王大禹，而禹后来的末代子孙不遵循禹德，结果“皇天降灾”，使有“天命”的汤重开美德，赢得天下，得到了百姓的拥护。

　　伊尹便借成汤当年提出的“三风十愆(音迁，过错)”告诫太甲引以为戒，务要实行清明政治，行善积德，以免误国。难怪伊尹对太甲“作训”，因为“太甲即立，不明，伊尹放逐桐”(《尚书。太甲上》)直到太甲在祖父汤的葬地思过反省，才又恢复帝位回亳。

　　所以，行汤之政也好，行禹之德也好，我国古代建立朝代的理念讲究一个“德”字，这是顺乎天意和顺乎民意的一种体现。夏兴、夏亡和商兴的历史似乎说明了在“天”的概念下，业已形成了某种政治机制，即朝代若不能顺乎天意的话，要么由有“天命”者取而代之，要么可实施自我调整――“弹劾”。

　　这个基础是什么?这便是“天意”和“民意”，正如《尚书。太甲中》记载伊尹作书曰：“民非后(民若无君王)，罔克胥匡以生(哪能相互救助而生);后非民(君王若无民)，罔以辟四方(何以统治四方)。”这是很原始的君与民的关系，我想革命年代的那种“军民鱼水情”应源于此。

　　《尚书。太甲下》记载伊尹进一步告诫太甲：“呜呼!惟天无亲(只有天没有不变之亲人)，克敬惟亲(恭敬者才去亲近)。民罔常怀(民哪能归附不变之人)，怀于有仁(只归附仁者)。”又曰：“德惟治，否德乱。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这里已经出现了“德”、“仁”、“道”的概念，这是后来形成中华元文化的基石。

　　13.盘庚迁殷，施实德于民

　　盘庚迁殷，标志商朝“中兴”的开始，至武丁达到兴盛的顶峰。盘庚继兄位实际上接了一个“中衰”的摊子，所以他决心迁都以稳定局面，但遇到了阻力。《尚书》中的“商书”部分，有诰体之文《盘庚》，分上、中、下三篇，系盘庚告群臣、告庶民，讲这第五次迁都的必要和好处。

　　因为“民不适有居”，不得不作思想工作，其依据是“先王有服(事)，恪谨天命。”在告诫大臣时，训道：“汝克黜乃心(你们去掉私心)，施实德于民(惠民实在的好处)，至于婚友(直至亲戚朋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于是才敢声言你们有积德)。”

　　盘庚把尊天命、施实德于民，视为执政的基础。此时的“天子”，若是“明”，就要把百姓放在眼里，并要求官员“恪黜乃心”，盘庚甚至有言：“邦之臧(好)，惟汝众(都是你们的功劳)，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都是我的错误和罪过)。”很有一点清明政治的味道。

　　说这是“公天下”的思想遗存，或不为过。所以说盘庚这个继汤之后的第二十个国王，是一代明君，他不仅以迁都为契机，打击了“傲上”的贵族势力，还明确了“施实德于民”的治国方针，致使动荡的商朝走向了中兴之路。盘庚迁都之殷，当时并不称之为殷，而称作“大邑商”或“商”，至周灭商后，始称此为“殷”，随着王朝的更迭，这座商朝的都城渐次废弃，终成废墟，遂在秦汉时期便有“殷墟”之称。

　　14.武丁修政行德，殷道复兴

　　自盘庚后，经三任国王的继续开拓，至第十一世第二十三任王武丁时，商朝达到了鼎盛时期。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国力空前强盛。《史记。殷本纪》如是评价武丁：“武丁修政行德，……殷道复兴。”《尚书。周逸》系周朝之周公在还政于成王以后对成王的诰词，其中有一段文字提及武丁：“其在高宗(武丁为太子时)，时旧劳于外(长期劳苦于外)，爱暨小人(惠顾百姓)。

　　作其即位(及其即位)，乃或亮阴(有时信默不言)，三年不言(三年不轻易说话)。其惟不言(或许因其不轻言)，言乃雍(言则和顺合理)。不敢荒宁(不敢荒废政事贪图安逸)，嘉靖殷邦(以使殷邦和美)。至于大小(从群臣到百姓)，无时或怨(没有对他有怨恨的)。肆高宗享国五十有九年(所以高宗在位五十九年)”。这段也说明武丁的品德，以及上下对其拥护的程度。

　　至于武丁的政绩，则在于两点，一是启用贤臣(如傅说、甘盘、祖己)在治国修德上出谋划策，乃至对自身进行“谏言”;二是征鬼方等周边方国(主要包括北方的鬼方、土方和西方的羌方，以及江汉流域的荆楚)，巩固了国防，扩大了版图，加强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中国历代史话》(第一卷)写道：“武丁时期，商王朝的版图和政治影响空前扩大，以王畿为中心，在西方达于秦陇地区，在东方直至海滨，在北方已越过西喇木伦河，在南方则越过江汉流域，到达湘赣地区。”疆域不可谓不广。

　　不过，商之中兴约略百年，既然到了武丁时期达到了顶峰，那么自武丁之后就走下坡路了。

　　15.商朝复衰，始于祖甲

　　武丁的两个儿子先后继承王位，即祖庚、祖甲。如《史记》所载：“帝甲淫乱，殷复衰。”另，《国语。周语下》也有“帝甲乱之，七世而陨”的记载。淫也好，乱也好，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因为腐败而导致社会不安定，使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按说，祖甲曾有一段逃亡民间的经历，即帝位后，“爰之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又三年。”(《尚书。无逸》)这是周公在还政于成王后告诫成王中的话，看来周公对祖甲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至于史说“帝甲淫乱”显然是指其晚年，除荒淫外，如对外征西戎，开不义之战;对内则“重作汤刑”，实行酷法。周公对商之衰亡的分析相当精辟：“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

　　自时厥后，亦往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尚书。无逸》)殷的历史正是自祖甲后，一代不如一代，各个荒淫短命，以致“七世而陨”。商朝的最后两帝，即帝乙、帝辛，这父子俩荒淫残暴，终于导致“鼎迁于周”。

　　关于对这个朝代的制度、机构、经济，以及科学文化等等方面的情况似也应有个大致的了解。除了从古书记载上得知一些信息外，考古发现无疑提供了最可靠的依据，其中就包括大量的出土文物和偶然于1899年重见天日的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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