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殖民统治后印度文明的变化
英国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的190余年间，将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科技手段植入整个印度国家和民族物质和精神的骨髓深处。作为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印度自诩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然而，其所谓的现代化与文明转型，真的是一条康庄大道吗?
从文化角度看英国殖民统治后印度文明的异化
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历经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管制时期，前者竭泽而渔的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不适应其最终目标的实现。英国政府接管印度后，笼络印度原统治上层，保证其原有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同时在印度进行教育改革、推行英式教育，建立文官制度，力图培养出具有西方思维的亲英土著人，还充分利用印度宗教或种族之间的隔阂矛盾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在政治、经济上对印度的传统体制与框架进行了全方位冲击，文化的精神因素是建立在经济的物质基础上的，自古追求宗教永世解脱的文化思维，彼时首先必须使人身自由得到解放，而关于解放、民族等概念对于印度人来说是陌生的，这些都是西方近代以来的专利发明，只有从西方借鉴，文化必然会发生改变，因为西方基督教文化所催生的自然科学所产生的物质能量足以令世人惊叹和羡慕。
英国的殖民统治不同于之前入侵印度的波斯人、穆斯林等统治者，英国人与印度人的冲突本质上是文明之间的冲突，之前的外族统治者与己同属农业文明类型。英国的西方式统治是掘印度文明的根，印度的田园风光与英国的机器铁路注定是一场血与火的争斗。印度千年来形成的生活习惯已质变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与其生命融为一体，之前的穆斯林统治者充其量只是加重赋税，却无法改变其宗教信仰的生活习惯，而英国人的科学文明却是从印度人文化内心里给予其沉重打击，一心追求个人灵魂解脱的印度人发现自己的宗教之根，即其生命之所为生命的意义，正在被英国人蚕食、蔑视，宗教信仰的内心尊严从高峰跌到谷底，印度人捍卫文明的本能使其拿起了宗教作为武器，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宗教极度地被印度人在近代使用着，解放意味着宗教转向世俗的世界，印度的宗教文明至此发生了本质变异。
宗教观念的变化。印度的诸宗教是一种出世性的宗教，而基督教、伊斯兰教却具有强烈的入世性格，崇拜唯一的上帝和安拉神祗，从本质上讲印度的诸宗教是建立在人类实在的作为生物体个体存在差异的自然法性的基础上，即不平等，而基督教、伊斯兰教则是建立在一种人文精神化之后的理想基础(人人平等)之上的。印度诸宗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建立形成基础不同，佛教虽提出消灭种姓，但其实质只不过是要求种姓的排列次序位置变动而已，把支持其发展的刹帝利、吠舍种姓往上推动，或者说印度诸宗教的格局都是印度教主导下的一部分，孰高孰低皆由其定。
种姓制度由印度教发端，主导建立，其他诸宗教、外族都是这个拼盘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伊斯兰教穆斯林的入侵并建立帝国统治亦未能改变这一格局，实际上穆斯林仍被纳入其中，当然这是英国殖民统治之前的状况。英国统治印度长达190余年，在印度全面推行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制度，不言而喻，这些物质型运动强烈地改变着印度传统文化的走向。英国人在印度进行教育改革，推行英式教育，建立文官制度，规定殖民地官员的选拔必须通过英语考试，这就迫使印度知识分子接触西方的思想文化，推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样改变着印度人的思维，火车机器从城市延伸至乡村，乡村自治状态被打破，被绑上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列车，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被淘汰，成为雇佣工人，一贯习以为静的印度人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结构变动，心灵深处被强烈地震撼着。处于种姓下层的民众开始朦胧地感到“我”为何生而自然就是首陀罗或不可接触的贱民?上层掌握知识的精英们则更深层次地思考—我们的文明是否已过时?西方的科技文明可以“计算”出所谓的真理，看到历史的将来，这令不去探索认为不可知的外界事物而只在自己的静坐冥想里寻求梵我一体终极解脱的印度人大为惊诧，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体系、工业技术使印度人不平等的静止不动的宗教基础受到严峻挑战，追求宗教的自由逐渐变为一种实质上追逐世俗的自由，宗教信仰转向一种西方寻求外部世界的思维，“梵”之外的世界不再是不可捉摸的，西方的自然科学有信心、有能力证明一切，其宗教信仰的自然不平等法性受到了“曲折”。
反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反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是近现代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的土地上特有的一对孪生兄弟，民族主义是欧洲在宗教改革、民族国家建立中形成的。实际上在其他农业文明古国中，这是一个十分陌生的概念，何为民族?只知其为皇帝治下的臣民，对于印度人而言，首先是属于什么种姓或迦提集团，其次才是隶属于某个王公或皇帝，民族几乎是一个空白概念。英国人带着坚船利炮进入印度，不同于之前入侵印度的任何一个外族，从现代西方文明体系的中心出发，印度传统的农业文明是落后于西方的工业文明，其他外族入侵只是想征服这块大陆，统治其人民，获取一定的赋税收入，以供养其奢侈的生活，而英国人却撼动着印度文明的根，与西方文明体系相比，印度诸宗教就是一种愚昧，阻碍着其剥削目的的实现。英国人的剥削不仅是获取赋税，而是一种无限的掠夺，“1757～1780年英国人从孟加拉掠走的财富约值3800万英镑，1757～1815年从印度掠走的财富值总计达10亿英镑”③。
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印度人因惯之的宗教思维自然而然拿起宗教的武器，印度人反殖民活动是借助宗教实现的，进而形成民族主义运动。1857年民族大起义，因为子弹涂油事件，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宗教感情与尊严被无情地践踏，印度王公的政治、经济利益受到严重威胁，爆发了震动全印度的大起义，还有一些地方王公、柴明达尔地主和下层民众的起义，这些是有理论支撑的反殖运动的准备与力量积累。随着英国殖民统治在印度的进一步深化，其文化思想亦在印度被传播，印度最早掀起民族复兴改革运动的罗姆·摩罕·罗易从宗教改革入手，企图吸收西方的精神文化弥补印度教文化的不足，通过宗教复兴达到民族振兴，迫使英国人离开印度。后来又兴起了圣社和梵社改革运动、青年孟加拉派运动等，其中著名的人士有泰罗昌德·恰克罗瓦提、卡西·普拉沙得·高士、罗斯克·克里希那·摩利克、哈里·钱德拉·穆克吉等，经过诸多精英们的奋斗努力，反殖与民族主义理论逐步完善，国民大会党成立，最终甘地的理论与策略获得了坚定的支持，甘地充分吸收印度的宗教文化资源，形成了非暴力的斗争方式与策略带领印度人取得了独立的伟大胜利，这种特殊的独立斗争方式是印度文明的胜利，同时也是印度文明的异化，因为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仅仅是被希冀印度从英国殖民统治中独立的群体当成一种策略，而不是一种信仰。甘地意在通过复兴印度教文化建立一个印度式的国家，而非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在斗争过程中，印度教的宗教文化资源被领导独立的精英们最大程度地利用，由于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印度教的原教旨主义力量迅速发展壮大，甘地原想建立一个囊括印度次大陆在内所有种族、宗教群体的独立国家，但最终归于失败。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分道扬镳，印、巴分治，次大陆分为两个敌对的国家，原本在英国殖民者进入次大陆之前，穆斯林世实际上被主体的印度教文明看成一个种姓的层级，但英国人的统治最终导致两种宗教的绝对对立，水火不相容。
印度次大陆首次分成两个宗教对立的敌对国家，其包容的文化心态在某种意义上是退步了。在印度建立起来的国家，亦没有遵循传统而建国，只不过是填补了英国人的空白，其框架制度还是英国人留下的。反殖与民族运动让印度包容的宗教文化走向一个抵制的端点，印度教原教旨主义不断上升发展，其代表的印度人民党在印度的影响不断扩大，世俗化的建国原则似乎成为了一种反作用，印度文明包容并存的心态开始反方向地走向萎缩和狭隘。
种姓政治化。印度社会由印度教主导建立的种姓制度不是建立在世俗权力和财富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宗教的纯洁程度上，是一种先天性的，后天不可改变，只能通过今世的赎罪忍受获取来世轮回的改观，所有的种族、宗教信仰者都被纳入其中。印度历史上统一时间极其短暂，分裂是印度政治的常态，频繁地受到外族的入侵与统治，种姓制度在一定意义上是吻合这种分裂的格局的。诸种姓或亚种姓(迦提集团)实行严格的内婚制，职业世袭，每个村庄实际上就是一个迦提集团，或大或小，由种姓长老组成“潘恰雅特”，实行内部自治，不论统治者是谁，他们上交一定的赋税就可以，对政治较为淡漠。
英国殖民者用武力使印度次大陆在历史上首次实现地域统一，并实行有效统治，权力延伸到乡村一级，诸多种姓在政治上被纳入了一个统一政府的管辖下。此外，英国殖民者带进的西方工业文明加剧了社会的分工，城市与乡村的交流日益频繁，使种姓与种姓之间的接触频率客观上增加，在西方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影响下，出现了低种姓与高种姓集团的冲突以及反对英国人的殖民统治运动。这样，种姓集团被政治倡导者用宗教武装起来，与政治接触愈发加剧，西方的议会制度被引入印度，政党纷纷建立，在印度，政党无可置否地架在种姓的框架上并作为种姓的利益代表，因为印度社会没有西方社会的契约关系为基础，种姓被看成是一种自然且适合的替代品而被广泛利用着。
印度的宗教文明在英国殖民统治后由一种出世性逐渐转向入世性，追求灵魂解脱转向追求世俗的人身自由，宗教包容发展的文化心态走向狭隘，印、巴分治导致宗教敌视对立的格局，拼盘的格局正在被揉碎。由宗教的纯洁程度决定的社会人身等级被政党的建立打破，变成一个个实质的社会利益集团，与宗教裹缠在一起，更令人担忧的是种姓被政治化后，正在失去原有统一的宗教基础。印度文明走向了一种异化发展方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印度政府的世俗性建国原则愈来愈背道而驰，内部种姓冲突加剧，外部民族沙文主义扩张。在文明转型过程中，我们仍站在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角度，认为转型就是转向西方建立的科学工业文明。这是西方文明的哲学思维逻辑，自以为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看到所谓未来历史的走向。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近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陷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僵局，世界文明的发展是否有整齐的规律，各农业文明古国传统文明是否最终必然要转向西方的科学文明?这一系列疑问值得我们深思!
英国殖民统治的建立
16世纪，世界三大穆斯林帝国占据了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区，阻碍了西欧与亚洲等地区的陆上商贸往来。当葡萄牙人沿着非洲大陆海岸线开辟印度洋的商路航线时，这些帝国的统治者丝毫没有察觉到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西欧人驰骋于海洋，没有以往在陆上与穆斯林的争斗，世界商路的大部分贸易转移到海路，西欧因此变得富裕，促进了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变革。面对葡萄牙、荷兰和西班牙的海上贸易利益，英国商人蠢蠢欲动。1599年，伦敦商人向英王政府提出建立一个面向东印度贸易的公司，1660年东印度公司建立。1757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殖民侵略取得决定性的进步，孟加拉被征服，随后“王公一个一个被击垮，庞大的印度终于被渺小的东印度蚕食鲸吞，成为世界近代史上一大荒诞的现象”①。
由于英国国内工业革命的完成，商业垄断资本让位于工业垄断资本，在国内大工业资本家的驱使下，英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手段瓦解了东印度公司，1858年英女王加冕为印度皇帝，英国政府直接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在内阁设立印度事务大臣，全权负责印度殖民地的相关事务，在印度进行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改革，深刻影响了印度传统农业文明的发展。
印度文明的主体—宗教
印度是一个宗教繁盛之地，宗教是印度人生活的中心。雅利安人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入侵次大陆，并征服了当地的土著居民，吸收了他们关于宗教方面的资源，以自身的宗教信仰为主体，形成早期的吠陀教，以四部《吠陀》为经典。《吠陀》经典注重祭祀的重要性，以祭祀的履行与否作为判断最高善恶的标准。《梨俱吠陀》中的“原人”—“婆罗门是这原人的嘴，他的双臂为刹帝利，他的两腿是吠舍，他的两足生出首陀罗”②。当时，四大种姓阶层已出现，并被赋予一定程度的宗教约束力，为了对当地原著居民和自身内部因私有制而沦为下层贫民的统治，在早期部落时代，宗教成为自然和必然的选择，到了吠陀后期，宗教对种姓发生了全面的约束作用。可以说，印度文明是一种早熟的宗教文明，其发端和深化都与宗教形影不离。印度文明以宗教为主体，形成了以印度教为主体的文明发展模式，对外来文明采取包容、并存的态度，对内实行严格的种姓制度。在别的文明中，社会群体上下层级的划分首先或主要是以掌握的社会财富或社会权力为依据，但印度是以宗教的洁净程度为准绳，婆罗门负责向神祭祀，诵读经典，被认为与神最近，故社会地位最高，其他依次而排列。
早期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低下，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不强，只能顺从或逃避。南亚次大陆炎热的气候可以使人达到一种恍惚的状态，印度河、恒河的泛滥，加之来去无常的外族入侵，使人的生命显得脆弱不堪，没有安全感的保障，人们宗教信仰中认为存在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世间一切皆为空，能感知的一切都是幻象。追求一种永世的精神解脱，相信因果业报与生死轮回。印度教认为存在一个无限的不变唯一实在，除此之外一切都是空的，所以印度教徒有四生活期，即梵行期、家居期、林栖期和遁世期。在完成了结婚生子保证社会繁衍的义务后，不再沉浸于人世的虚无享乐之中，修习悟道，最后彻底斩断一切尘缘，经过林栖期的修行后再次回到人间，虽肉身处于尘世的人海中，但精神灵魂早已超越了这一切，托钵苦行，在人世间尽自己所能助人直至死去，这样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解脱。佛教讲求缘起性空，一切都在变化，人的感官及思维都是人解脱的业障，佛陀在临终前所示“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静寂，这是超越印度教的内省方式的根本认识。印度宗教的思维深度在不断加深，方向是一以贯之的获得魂灵的永世解脱，跳出业报轮回的圈子，这构成了印度宗教文化的永恒追求。印度教所设计的种姓制度不仅是印度教徒的生活准则，也是整个印度文明群体的准则，其实质不是为追逐世俗权力和财富，而是为了获得最终的宗教解脱。
【注释】
①③林承节：《殖民时期的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页，第29页。
②参见《梨俱吠陀》，第10页，第90页，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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