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屈原之死是对是错分析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结束自己生命的文人，屈原之死引起了后人广泛的关注，关于屈原之死是对是错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下面和小编一起来讨论讨论论屈原之死是对是错。
论屈原之死是对是错
汉代学者对于屈原的评价可分两派，或褒或贬，各执一端。褒扬屈原者以淮南王刘安和《楚辞章句》的作者王逸为代表。刘安的《离骚传・叙》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肯定了屈原的作品，认为“其文约，其辞微”，并且高度赞扬了屈原的品质，认为“其志洁，其行廉”，“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王逸在为《楚辞》作章句的时候更是处处流露出赞赏之情，认为屈原有“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二人都从儒家伦理道德出发，肯定屈原的才情和人品，认为他的死是忠君爱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表现。这种阐释固然有其存在的根基和合理之处，但毕竟带有浓厚的礼教色彩，因而受到后人的质疑。
同时期的屈原否定者之一班固则在他的《离骚序》中称屈原“露才扬己”，认为他“忿怼不容，沉江而死”，将其死归结为“泄愤”，认为他不符合儒家明哲保身的要求，实际上也是从儒家的伦理道德出发而进行的阐释。
自近代以降，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变和学术研究理论、方法的多样化，学者们对屈原之死的意义又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角度进行了重新解读。但不少学者仍然是围绕忠君爱国的儒家价值观对屈原之死进行社会学的分析，如董运庭先生在《再论屈原之死及其爱国主义精神》一文中认为“屈原之死并不是愚忠的表现，而是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而又无力拯救的悲剧性结果，是他的理想、信念彻底破灭的必然的结果。”
关于屈原之死的意义，我认为主要在于启迪后人去追问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活着，似乎就有改变的可能，然而屈原却最终选择了死亡。莎士比亚在他的代表剧作《哈姆雷特》中向我们提出了生与死的问题，引起巨大的轰动，而屈原则是早在一千多年前就用自己的生命唤起了我们的思考：活着是为了什么?活着能够带来什么?而死亡又到底意味着什么?
屈原作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最早的个体诗人，他的“求索”虽然限于自身的有限性，最终没能达到追问的超越，但他积极追问生命的意义、寻求人生出路的精神却是十分可贵的。我想，或许只有像屈原那样，活着的时候以极大的生命热情去追求和探索，死的时候又以极高的人格和尊严去感染和启迪后人，生与死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屈原自沉的原因分析
关于屈原自沉原因的各家之言，周建忠先生在《屈原“自沉”的可靠性及其意义》一文中总结出了六种比较有影响的说法，即洁身说、殉国说、殉道说、殉楚文化说、政治悲剧说和赐死说，并且认为“‘赐死说’推测成分过多，根据不足;‘殉国说’是抗战时期的‘古为今用’、‘六经注我’的反映，可作为研究史上的‘现象’来研究;‘殉楚文化说’、‘政治悲剧说’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解读，对屈原的主体意识认知不够。惟‘洁身说’‘殉道说’颇近情理：‘洁身’、‘泄愤’、‘殉道’，皆为屈原自沉动机的不同方面，与屈原作品的情感抒发，比较吻合。”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思想决定行为。”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也说：“性格决定命运。”由此可知，一个人做出什么样的人生选择与这个人的性格品质、思想观念、情感体验等因素是分不开的。因此，要想对屈原自沉的原因作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我认为首先必须弄清楚屈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屈原的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可以说，《屈原列传》是我们研究屈原生平事迹的比较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关于《屈原列传》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认为汤炳正先生《<史记・屈原列传>的问题》一文分析得十分合理。他认为从“离骚者，犹离忧也”一直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一大段话，以及从“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到“王之不明，岂足幅哉”这一段话，都是淮南王刘安《离骚传》里的，是后人窜进司马迁的《屈原列传》中去的。撇开这两段不看，《屈原列传》中存在的所有矛盾之处便都不存在了，我们便可以断定屈原在楚怀王时期只是被“疏”而没有被“放”，并且《离骚》是在楚怀王时期写的。
至于屈原的思想、性格，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直接感知。首先，屈原是一个情感极热烈的人。屈原的诗歌充满了激情，或洋洋洒洒地展现自己的“得意”，或满腹忧愁地诉说自己的“失意”。第二，屈原是一个有着极高理想的人。他希望碰上一位明君，得到重用，希望能够借助君王的力量改革社会，实现“美政”。第三，屈原是矛盾的。当他认清了奸佞当道、君主不明的现实时，一方面他坚定的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想要离开郢都，另一方面他又力图改变现状，想要留在怀王身边。他不能忍受小人对他人格的毁谤，更不甘心政治理想就此毁灭。这也正是道家出世的文化与儒家入世的文化之间差异的矛盾体现。正如梁启超所说：“屈原脑中，含有两种矛盾元素，一种是极高寒的理想，一种是极热烈的感情”。
据此，我认为屈原的死并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殉怀王、殉国、泄愤等原因。“屈原作出死亡的选择，最终自沉汨罗，并不是一时的想不开，相反是长久地沉思，心灵上不断矛盾斗争的必然结果。”屈原生活在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他吸纳融合了儒、道两家思想这并不为奇。儒家的“美政”理想破灭之后，他也萌生过“远游”的遁世思想，然而最终他发现这两种思想都不能实现对社会现状的改造。他意识到了这两种思想的局限性，因而“上下求索”，力图寻求出一条新的出路，却又始终无法找到。这种思想上的“空虚”和精神上的“绝望”对于屈原这样一个情感热烈而又执着追求的人来说是极为可怕的，或许也正是他最终结束自己生命的原因。
屈原之死的另一说法
屈原是得病死的
据多年来的考证，屈原当年之死并非是爱国而投江，而是身受病魔的折磨，生不如死，而投江寻求一种解脱。
那么屈原究竟是得了哪种病呢?这就需要我们从文学，地理，历史等几个角度对其进行全面科学的分析。
首先是从文学方面来分析。屈原的很多文章都很有名，不过，不知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他里面很多地方用到一个字，那就是“兮”，也许很多人就要这样认为，这很平常啊，这是楚辞这种文体里的一个显著特点。如果你也这样认为，那你就错了。那是那些笨蛋的所谓的文学家的妇人之见。没错，历史上是有一个楚国，也就是今天的湖南，可是并没有什么所谓楚辞这一种文体，何以见得呢?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兮”字，大家想想，这和我们的喘气的声音是不是很相似呢?不论我们是在运动后还是生病了，都会有“兮，兮，兮”这样的喘气声，所以我认为屈原生病了，那么我为什么会有如此高明之处，可以明断呢?这就需要我们从地理的角度来分析。
其次也就是地理方面的原因。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国的省份里面有很多前一个字相同的，有这么一句顺口溜：两湖两广两河山。也就是，湖南与湖北，广西与广东，河南与河北，山西与山东。那么这些省份都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分界处，如河南与河北中间分界处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山西与山东分界处是泰山，那么湖南与湖北呢，又是什么把它们分开呢?洞庭湖，对，就是洞庭湖，我相信很多人对我国在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努力下消灭掉的血吸虫病都不陌生吧，在解放前，洞庭湖周围的群众就被血吸虫夺走了很多的生命。这几年来，由于经常发生洪涝灾害，一度消声匿迹的血吸虫病又死灰复燃，很多人的肚子又一天天大起来，又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么可想可知，在几千年前那落后的封建社会里，人们当时的科学技术又不发达，怎么能够抵挡得住血吸虫病的侵袭呢?由此可见，生活在楚地的屈原自然也不能幸免，也得了这种病，在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时，生活和工作也不大方便，常常没说几句就要停下来喘气“兮———”。
到了这里，人们不禁会问“你凭什么认为原先没有楚辞这种文体呢?”那么我们到这里就要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了。
再次，从历史的角度论屈原之死。屈原当时在楚国是个大夫，也是个不小的官了，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么大的官那是一定要有秘书的，所以屈原每次出去散步或出去视察，身边随从人员一定很多，当他有感而发吟咏出一首诗歌或说出一段话时，身边的出出随行人员就要做好记录，也就是历史上的“书记”一职，书记在那时才体现其本义，也就是记录了一些方书工作。我刚才也提到在当时的地理条件下，屈原身体受到血吸虫病的折磨，说话时不能一口气说完，常常要停下来休息，喘气。由于身居要位，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成了指导下级的重要精神，那些秘书和书记员不敢有任何疏忽，于是“兮”字就被记进了那些文章当中，也就有了历史上有名的《离骚》等千古名篇。相信稍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历史上会吟诗做画的人，大多是追求仕途之人，大都是在正史里记载的有点份量的人士，所以，屈原的这种病中言辞也就成了影响千百年来历代人的主要原因，加之以讹传讹，楚地人的总体生活现状是要不停地喘气，这才是楚辞的主要原因。
综合以上种种，我们不难出现，让我们学习那么久的一些文章，竟是出自这位病重的老人家之口。只是当年他在汩罗江上散步时，由于病情发作，一头栽入江水，才有了端午节的到来。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以细腻的思维，以科学的态度，以独到的见解去分析事物，这样你会发现有另一片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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