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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著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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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统治的近三百年时间,特别是前半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那你知道唐朝著名故事有哪些吗?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分享的唐朝著名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唐朝著名故事:终登皇位

  在持续了数年的明争暗斗之后,李世民开始积极筹划对东宫的反扑,立誓要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联盟击破,并且不给他们任何机会。

  久经沙场的李世民深深明白这个道理:一旦不能一招制敌,势必引来更凶猛的反扑。因此,他下定决心要消灭太子一党,他开始从一只蛰伏的雄狮变成蓄势待发的利箭,他要求自己一发必中。

  在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人都悄悄在亲王府中集合之后,李世民说:“我本来怀着仁厚之心,不愿意让父皇看到兄弟相残而伤心。但是太子和齐王步步紧逼,并不因我们是一母同胞而留有丝毫余情。既然是这样,我只能奋起出击了。”

  房玄龄说:“东宫和秦王府已经势不两立,若是秦王还心存幻想,希望太子会因为兄弟之情而幡然悔悟,那就太可笑了。现在,我们只能挥戈以向,找个办法让皇上治太子的罪,才能为社稷求得安宁。”

  众人皆点头称是,可是长孙无忌却说:“此前杨文干谋反之时,太子作为主谋,却被皇上赦免。可见皇上对于太子的宠爱远胜秦王,我们如果再想通过皇上来让太 子受到惩罚,似乎不太可能了。就算能找到证据再以谋逆之罪告到皇上那里,也不一定会扳倒太子,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其他办法。”

  其实,对 于李渊的期望,李世民早就已经放弃了。他眼看着李建成做出企图谋逆、戕害兄弟等行为,李渊在了解真相之后依旧保护太子,便对李渊已然失望。他明白,在李渊 的天平上,虽然他李世民建立了无数军功,被赐予了很多荣耀,却依旧抵不上太子重要。而谙熟兵法的他也明白:敌人用过的招数,自己不能再用。李建成对他设计 圈套、茌皇上面前诋毁诬陷等策略,都起到了一定作用,如果自己再去效仿,也许不仅不能取得效果,还会让太子占了先机。所以,他要的是太子从未做过的。

  李世民对众人说:“太子一向不能容我,杀我之心不死。这一次又在昆明池设计害我,既然这样,我又怎么能坐以待毙!我只能在他杀我之前先动手,而且我要一招制敌。这也是为了国家社稷,为了大唐的安宁。”

  房玄龄说:“我们要对太子下手,必然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现在长安城中到处都是太子的人,就连皇宫中也都是太子布下的阵防,哪儿才最合适呢?”

  看众人沉默,李世民说:“玄武门的守将敬君弘曾经是我的部将,跟随我南征北战,在平定窦建德的战役中表现突出,被我推举驻守玄武门,是可以信任的人。现在长安城里要想找到可以下手而不被打扰的地方,可能就只有玄武门了。”

  房玄龄一听大喜,说:“玄武门是进宫必经之地,皇上现在又住在靠近玄武门的临湖殿。只要我们能将太子引到宫中,让他朝拜皇上,必然要经过玄武门,就能找到下手的机会。”

  这一点很快便获得了大家的赞同。侯君集、尉迟恭等人说:“我们可以先去玄武门做好埋伏,一旦太子出现,便可以动手杀了他。”

  可是长孙无忌却说:“那么又怎么能将他引到玄武门去呢?平时太子朝拜,我们都掌握不到行踪,而且多有随行,也难找到机会。”

  这个问题难倒了大家。就算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李建成不出现,也是白搭。众人都开始沉吟思索,李世民说:“要让太子去朝拜皇上,就不能是太过激烈的理由。如果是谋反这些罪名,估计太子就不敢去进宫面圣,反而是逃走了。”

  长孙无忌说:“如果理由不够,皇上又觉得没有必要召见太子,那我们的辛苦就付诸东流了。”

  大家又一次陷入沉默中,过了半晌,杜如晦说:“太子常入宫,其实并不是拜见皇上,很多时候他是去后宫。”

  房玄龄说:“尹德妃和张婕妤两人与太子的私交非常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杜如晦说:“既然这样,我们能不能在这件事上做一些文章呢?”

  房玄龄想了想,一拍手说:“对啊!我们可以向皇上告密,就说太子淫乱后宫。这条罪名可大可小,宫里又一直传有太子与尹德妃、张婕妤过从甚密的消息,皇上一定会召见太子。而太子觉得自己被冤枉,也一定会进宫去做解释。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在玄武门等着他自投罗网了。”

  众人对这一说法都表示赞成,李世民也表示赞同,便连夜写了奏折,揭发太子与尹德妃、张婕妤秽乱宫廷,有损尊严。同时说太子和齐王有意谋害自己,让李渊不得不将李世民也同时召入宫中询问。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的早晨,李渊打开李世民的奏折一看,勃然大怒,便诏令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进宫到临湖殿面圣。

  这边东宫接到了消息说,秦王在皇上面前告了一状,说太子淫乱后宫,皇上大怒,命其进宫一问究竟。李元吉说:“我们现在兵马都已经部署得差不多了,而秦王 此时忽然陷害,诏令太子进宫,肯定不会有好事。不如太子就称病在家,暂时不去朝拜,静待事情发展的情况,再做打算。一旦秦王有所举动,我们就起兵将其制 伏。”

  李建成却摇摇头说:“我莫名其妙背上这样的罪名,皇上对我的信任肯定有所降低。而且我现在部署严密,长安城到处都有我的布防。 薛万彻、谢叔方、冯立等得力的部将也都做好了随时作战的准备。你就不用担心了,只要进宫向皇上解释清楚这些,秦王的谎言就不攻自破,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动手 了。”

  在李建成的坚持下,他带着齐王以及部分亲随进宫到临湖殿面圣。途经玄武门时,太子忽然发现情况不对。原本守卫森严的玄武门今天 没有几个人看守,城门上的守将个个面目紧张。发现端倪的李建成忙将自己的疑惑告诉了李元吉,两人勒住马头打算撤回东宫去,却见李世民全副武装,带着一队亲 随迎面而来。

  李世民看到太子和齐王想要逃走,便朗声道:“太子、四弟,你们不是来见皇上的吗?怎么还没见到就要走?”李建成见状忙策马想要逃出宫去,李世民已经开弓拉箭,一箭正中太子后心。

  眼看着太子应声落马,李元吉大骇,忙扭转马头想要直冲向李世民,与其决一死战。孰料李世民身边猛将尉迟恭早已等候多时,一箭正中眉心,将其射落。

  变故在瞬间发生,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太子的部下顿时一哄而散。李世民命人将他们收拢,一个个都拘押起来,但依旧有漏网之鱼逃出宫去,向宫门外守候的太子护卫队呼救。不一会儿,薛万彻、冯立等太子的手下部将都率兵赶到玄武门。

  这一边,李世民带着尉迟恭、侯君集、张公瑾等人,连同玄武门守将敬君弘,死守城门。另一边,太子翊卫薛万彻、车骑冯立也率兵猛攻。薛万彻眼看城门守得严固,便对冯立说:“秦王带着部将都在这里死战,秦王府一定缺人把守,你且在这里攻城,我率军去攻打秦王府!”

  李世民一看薛万彻率军撤退,要去攻打秦王府,不由得一阵发慌,此时的秦王府中只有老幼家眷,薛万彻一去必然全部被俘。正焦急间,尉迟恭跃然上马,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人头砍下来,挂到城门之上,对冯立、薛万彻说:“你们的主子已经死了,你们还想做什么!”

  众人一看太子和齐王已然被杀,顿时斗志涣散,很快便被秦王军队击溃。而薛万彻和冯立也仓皇逃出长安去了。

  玄武门之变以李世民的完胜告终,虽然在事件的过程中,李世民也多次以身涉险,但他果断下令杀死李建成和李元吉,为自己赢取了最后的胜利。

  玄武之变两个月之后,李渊让位给李世民,李世民在推辞了三次之后,改元贞观,坦然的坐上了自己期盼已久的位置,全权掌握了这个国家。

  唐朝著名故事:拒绝封禅

  经历了动乱之后,虽然恢复了唐王朝,但前朝形成的奢侈之风依然盛行,统治阶级萎靡堕落,这些严重阻碍了玄宗的强国富民的进行。为此,唐玄宗李隆基一方 面抑制奢侈、厉行节俭;另一方面大力振兴经济。经过发展农业,减轻百姓徭役,括户举措,兴修水利,繁荣商业等措施,终于迎来了开元盛世。

  关于开元初中期所采取的抑制奢侈、厉行节俭的措施,从总体上看,玄宗对奢侈之风的打击和抑制,既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原因,其根本目的在于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对奢侈豪华的抑制,必然产生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财政的积极效果。

  从武则天统治晚期到中宗、睿宗以来,统治阶级只知享受,腐化堕落,社会风气日趋干下。唐玄宗在推行开元新政的同时,又注重改变社会风气,移风易俗,抑制 奢靡,厉行节俭。先天二年(713年)三月,晋陵尉杨相如在上书中就提出了“隋氏纵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的问题。开元元年(713年)十月,中书令张说 提出了禁止北周时从波斯传入中国的“泼寒胡戏”。他在进谏中说:“泼寒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鲁礼,亵比齐优。”同年 十二月,唐玄宗敕令:“腊月乞寒,外蕃所出,渐浸成俗,因循已久。自今以后,无问蕃汉,即宜禁断。”

  开元二年(714年)四月,玄宗 首先下令销毁武则天在洛阳建的“天枢”,以示与铺张浪费的风气一刀两断。天枢用铜铁制成,很是劳民伤财,当时建造时铜铁不足,还收缴了很多民间农具,熔毁 了耗费了数以百万计的钱财。工匠们这次用了一个多月才把天枢熔毁,之后把这些铜铁铸了钱。同时,韦后在长安城朱雀建的有数丈高的“石台”也被拆毁了。

  自唐中宗、睿宗以来,宗室和贵族中奢靡成风,竞相浮华。姚崇于开元元年为相后,“屡以奢靡为谏”。为贯彻已经制定的治国方针,唐玄宗采纳姚崇的进谏,开 元二年七月乙末日,下达制书:“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绵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同月戊戌日, 唐玄宗又发布敕令:“百官所服带及酒器、马衔、镫,三品以上,听饰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银,自余皆禁之。妇人服饰,从其夫、子。其旧成锦绣,听染为皂。 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一百,工人减一等。”同时,“罢两京织锦坊”。

  从唐玄宗的制书、敕令来看,他的禁令是难以 贯彻执行的。然而,他在殿庭前焚烧锦绣、珠玉以及为此发布制书、敕令,亦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他的上述举动,确如司马光所评论那样,是出于“始欲为治” 的需要,是他贯彻治国方针、推行开元新政的题中应有之义,故“能刻厉节俭如此”。因此,无论焚烧锦绣珠玉的禁令能在何种程度上被付诸实行,都不能把上述行 为称为宣传举动。他在七月乙未敕令中谴责“互相夸尚,浸成风俗”的奢侈之风,主张“还朴还淳,家给人足”,表明唐玄宗烧锦绣珠玉、发布制书敕令,确实是为 改变风气、易风移俗,为实现“家给人足”而在社会风气方面提供必要的条件,避免重蹈“隋氏纵欲而亡”的覆辙。玄宗不仅雷厉风行地禁奢倡俭,还以身作则。

  发布焚烧锦绣珠玉敕令的两个月后,唐玄宗又颁发制书,“以厚葬为诫”。制书指出:“近代以来,共行奢靡,递相仿效,漫成风俗,既竭家产,多至凋弊。且墓 为真宅,自便有房,今乃别造田园,名为下帐,又冥器等物,皆竞骄侈。”为着禁止厚葬,敕令还对随葬物品的色数、规模做出限制,禁止同宅下帐,坟墓务遵简 俭,不得以金银为送终之具。对于违犯禁令者,杖一百;州官如不举察,则贬授远官。与此同时,唐玄宗还发布《禁断奢侈敕》,指出:“雕文刻镂伤农事,锦 绣纂组害女红。粟帛之本或亏,饥寒之患斯及。朕故编著格令,且列刑章,冀以还淳,庶皆知禁。”

  唐玄宗提倡节俭,当他经过以节俭著称的已故宰相卢怀慎墓地时,见“碑表未立,停跸临视,泫然流涕,诏官为立碑”。唐玄宗当即令中书侍郎苏颞为卢怀慎起草碑文,由他亲笔书写,刻于墓碑之上。

  开元二年(714年)八月,唐玄宗又敕令“禁断”某些“事切骄淫,伤风害政”的“技艺”。以上敕令,是唐玄宗开元初年移风易俗的开始之举。这时,社会上 风传皇帝要在民间选美,充实后宫。玄宗一听说后,向天下表示要改变以往纳女入宫的做法,还要精简妃嫔以下的宫女,让其回家。下诏后就将宫女集中到太明富崇 明门,派人用牛车将她们送回家去。

  玄宗改革皇帝的食封制,对诸王公主的封户数进行限制。有的公主要求增加封户,他说:“百姓上交国家 的租赋并不是我个人私有。将士们在沙场上浴血奋战,不过赏赐一些绢帛,你们有什么功劳白白享受这么多封户呢?你们要懂得节俭才是。”由于玄宗身体力行提倡 节俭,宫廷奢靡的风气颇有改观。

  为了扭转社会风气,玄宗提拔了许多清廉之士,这些人身居要职,却两袖清风,成为天下人的榜样。宰相李 元绍、杜暹皆以恭身节俭闻名。与姚崇同时任相的卢怀慎,才能不如姚崇,遇事不敢决断,当时人戏称他是“伴食宰相”。但是他为官清廉,不谋私利,一生清廉节 俭,所穿所用都是一般物品。他当了宰相后,妻子儿女们生活很清苦,房子也很简陋。玄泉匝是用他的清廉以镇雅俗,净化社会风气。玄宗尤为痛恨暴殄天物的行 为。一次,玄宗在宫中复道中看见卫士随手倒掉吃剩的饭菜,龙颜震怒,下令要杖杀这个卫士。周围的人见玄宗为此小事动大刑,都觉得不合适,但没人敢劝阻。这 时,宁王李宪从容劝道:“陛下从复道中看到这个人的错误行为而想杀了他,今后恐怕人人都惴惴不安了,陛下志在节俭,反对浪费,但也不必为一点剩饭就杀人 呀。”玄宗听后从震怒中清醒过来,就释放了卫士,对兄长说:“如果不是兄长您及时点拨,我差点就滥用刑法了。”这件事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玄宗尚俭的精神。玄 宗克制私欲,身体力行地奉行节俭,对禁抑奢靡,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在这个时期,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封禅。封禅是古代封建王朝的大典,是“帝王受天命告成功之为也”。玄宗时期,他以太平盛世的明君形象,举行了唐朝最隆重的,也是最后一次封禅仪式。

  按照张说的解释,封禅是帝王英明、社会安定的标志,不具备一定的条件,就不能封禅,否则只会给人们留下笑柄。而进行封禅的条件,具体说有位、时、德三个 方面。只有符合这三条,封禅才能名实相副。“是谓与天合符,名不死矣。有一不足,而云封禅,人且未许,其如天何!”在张说等人看来,造就了开元之治的唐玄 宗当然具备了这些条件,举行封禅仪式是当之无愧的。

  实际上,早在开元之初,就有官员倡导封禅。吏部尚书崔日用曾在玄宗平定太平公主 后,借皇帝生日之机,献上了西汉司马相如的《封禅书》,意在鼓动玄宗。然而,当时玄宗帝位未稳,政治上百废待举,社会亦不够稳定,经济也不够繁荣,急于进 行封禅,并不利于玄宗的统治,可能还会造成副作用。对此,玄宗的脑子是清楚的,他在给崔日用的手诏中说道:“古者封禅,升中告成,朕以菲德,未明于至道。 竦然以听,颇壮相如之词;惕然载怀,复惭夷吾之谮。”以春秋时管仲(夷吾)阻谏齐桓公封禅之事为例,婉转地驳回崔日用的建议。但是,玄宗拒绝崔日用的建 议,并非认为封禅之说不对,而是认为条件不具备。

  到了开元中期,随着治世的出现,封禅之议开始频繁起来。具体来说,从张说当宰相后, 封禅成为唐朝统治中枢的主要议题。在开元十二年(724年)一年内,关于封禅的议论达到了高潮。“文武百僚、朝集使、皇亲及四方文学之士,皆以理化升平, 时谷屡稔,上书请修封禅之礼并献赋颂者,前后千有余篇。”。在这些倡议活动中,张说起着主要作用。史称“张说首建封禅之议”。起初,玄宗还数次推辞,但 是,由于官吏们的坚请,加之玄宗本人态度上的松动,特别是玄宗在内心深处十分渴望以封禅来表达自己的丰功伟绩,大臣们摸透了这一底细,所以才不厌其烦地反 复奏请,而社会历史条件也已经能够负担这种大规模的奢侈行为。因之,在这一年,玄宗终于发布了《允行封禅诏》,决定于开元十三年(725年)十一月封禅泰 山。

  开元十三年(725年)十月,经过一年的准备,玄宗自东都出发,开始了规模浩大的封禅活动,随行的百官臣僚、皇亲国戚、四夷酋 长,不司计数,人众连绵达数十里,运送物资的随行车辆达数百里。马匹以不同毛色,分别列队。登高眺望,车马组成的队伍犹如五彩云锦摊铺在大地上,壮观至 极。到达泰山之后,玄宗与宰相、诸王以及负责祭仪的礼官登山祭告,其余随从官员留在各口,仪卫环列于山下百余里。泰山上十行道问布满卫兵。“夜中燃火相 属,山下望之,有如连星,自地属天。”在泰山封祀之时,先行祭拜仪式,封藏玉册玉牒,然后燔燎。“皇帝就望燎位,火发,群臣称万岁,传呼下山下,声动天 地。”再至泰山西南的社首山,祭拜皇地柢(土地神)。在这一祭祀天地的大典结束后,玄宗接受百官和诸州朝集使、四夷使者等的朝觐,大赦天下。封禅的直接目 的,是宣布治理国家的功绩。玄宗在“为苍生祈福”的告天玉牒(实际上就是祭文)中是这样说的:“恭承大宝,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宗,谢成 于天。子孙百禄,苍生受福。”表达了他功成名就、踌躇满志的心态。在宣布允行封禅时,玄宗依然强调:“所司与公卿诸儒详择典礼,预为备具,勿广劳人,务存 节约,以称朕意。”

  封禅结束返回途中,玄宗又表彰了三位官员,一是怀州(今河南沁阳)刺史王丘,二是魏州(今河北大名)刺史崔沔,三 是济州(今山东茌平)刺史裴耀卿。他说道:“雪者屡遣使臣分巡诸道,察吏善恶,今因封禅历诸州,乃知使臣负我多矣。怀州刺史王丘,饩牵之外,一无他献。魏 州刺史崔沔,供张无锦绣,示我以俭。济州刺史裴耀卿,表数百言,奠非规谏。且日:‘人或重扰,则不足以告成。’朕常置之坐隅,且以戒左右。如三人者,不劳 人以市思,真良吏也。”玄宗对这三位官员的表彰,说明当时他还不失为开明之主。

  由于开元时期君主开明,上下协力,在经济财政问题上多种措施并进,开元年间的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国家财政有了根本性的好转。

  杜佑在《通典》中称:当时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过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仅二百一十文。到开元晚期,经济与社会都呈现出一派升平气象。“天下县千 五百七十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后 来,白居易曾对太宗和玄宗的历史功绩作了这样的评价:“太宗以神武之姿,拨天下之乱;玄宗以圣文之德,致天下之肥。”。把玄宗的历史功绩集中在“致天下之 肥”的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充分反映了开元之治的成效。

  唐玄宗在开元初年所发布的一系列禁止奢靡、移风易俗的制书、敕令,是值得肯定 的。他认识到抑制奢侈、移风易俗,是推行开元新政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他采取“编著格令,且列刑章”的立法与司法手段,来加以贯彻执行。这样 做,不只是防止重蹈“隋氏纵欲而亡”的覆辙,更主要的是为着防止奢靡风气“伤农事”,“害女红”,想通过“返朴还淳”来达到“家给人足”的目的。可见,在 唐玄宗的认识上,已经把抑制奢侈、移风易俗同实现家给人足、发展生产、治理国家联系在一起了。总之,抑制奢侈、移风易俗作为开元新政的重要内容之,它为开 元盛世的到来,事实上从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唐朝著名故事:减轻徭赋

  玄宗即位之初,经济状况较为一般,而财政上的矛盾较为尖锐。从中宗到睿宗,在经济条件仍不宽裕的情况下,大造寺观,滥行封赏,使国家财政进一步恶化。 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宰相韦嗣立上疏谏道:“今陛下仓库之内,比稍空竭,寻常用度,不支一年。倘有水旱,人须赈给,征发时动,兵要资装,则将何以备 之?其缘仓库不实,妨于政化者,触类而是。”“国家租赋,大半私门。私门则资用有余,国家则支计不足,有余则或至奢侈,不足则坐致忧危,制国之方,岂谓为 得”。也就是说,封户的个人收入,已经超过了国家财政的租赋庸调收入。宋务光形容当时的情形说:“丁壮尽于边塞,孀孤转于沟壑,猛吏奋毒,急政破资。”

  玄宗极为重视农业生产,为恢复社会经济、安定社会,把静民劝农放到了治理国家的首要地位。玄宗派人修建大明宫,到农忙季节后,工程仍未完成,于是玄宗下 诏先停止修建,等农忙之后再行修建。为解决逃户即流民问题,唐玄宗把土地兼并同吏治不善、赋役弊病等造成农民脱离土地的诸多因素综合考虑,从安抚流亡人 手,“行清静之化”,减轻农民负担,进行综合治理,采取了许多相应的措施。玄宗在经济财政上的主要措施,是赈灾救荒,安抚百姓,减少逃户,劝课农桑,改革 赋税徭役制度。

  整饬县级政权的吏治,是唐玄宗解决流民问题的首要措施。他清楚地知道,农民逃亡往往与县政权的史治有着直接的关系。据 《资治通鉴》和《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开元二年春正月,“关中自去秋至于是不雨,人多饥乏,遣使赈给”。开元二年七月,唐玄宗敕诫州县:“且一夫一 女,不耕不织,天下有受其饥寒者。”令州县官吏督察农桑,使田畴力垦,“待至秋收”再“课其贮积”。开元三年三月,唐玄宗放令:“顷虽临遣使臣,未能澄正 此弊,或以害物,或以妨农,或背公向私,或全身养望,至使钱谷不人,杼轴其空,捐瘠相仍,流庸莫返。”开元三年六月,“山东诸州大蝗”,“紫微令姚崇请差 御史下诸道,促官吏遣人驱扑焚差瘗,以救秋稼,从之。是岁,田收有获,人不甚饥”。开元五年二月,“河南百姓给复一年,河南、河北遭涝及蝗虫处,无出今年 地租”。七月,唐玄宗敕令:“至于敬耆老,恤茕弱,止奸盗,伏豪强,下不忍欺,吏不敢犯。田畴垦辟,狱固空虚,徭役必平,逋逃自复,若是者,乃闻举职,思 可以力致。”开元八年七月,唐玄宗告诫京畿县令,要勤政恤民,勿夺农时,宽简刑狱,“徭役须平,豪强勿恣”,并以此作为考核县令吏治的标准。

  上述制书、敕令表明,唐玄宗确实是把静民劝农、减轻农民徭役赋税负担、宽法慎刑、恤民救灾、劝课农桑、勿夺农时、抑制豪强,作为使“逋逃自复”、流民返 乡、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解决“流民未返”的问题。玄宗深知,农民必须依附在土地上才能生存。为了实现自己在开元初提出的“思使反朴还淳,家给 人足”的理想,玄宗以安抚流亡、促使农民重返田园为主,在开元前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从先天二年(公元713年)玄宗独掌大政起,玄 宗就颁发了许多告诫州官劝课农桑、赈灾救荒、招徕流移的诏令制敕。开元元年(713年)十月,他召见了京畿县令,“戒以岁饥惠养黎元之意”。开元二年 (714年)五月,又因岁饥年馑,大现溪地罢免员外官、试官和检校官。这一措施,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宗以来的滥任官吏问题,又可部分缓解饥荒所造成的 财政受担问题。同年九月,玄宗对各地普遍存在的灾荒饥乏,采取了积极的解决措施。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在江淮以北的各州设立常平仓,“敕以岁稔伤农,令诸州 修常平仓法”。所谓常平仓,是政府专设的调剂市场的粮仓,丰年谷贱时籴进粮食,歉年谷贵时粜出粮食,以平抑粮价,调剂丰歉,救济灾荒。这些措施,对于防止 农民流离失所,维持农民的最低生活条件,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开元三年(715年),玄宗下令让各地朝集使严格考察县令,改善吏治,体现“抚字之道,在于县令”的思想,通过整饬地方吏治来缓解社会矛盾,减少农民逃亡。他要求朝集使查明并严惩那忡杼轴其空,捐瘠相仍,流庸莫返的不法地方官,以此来促使百姓安居乐业。

  不仅如此,唐玄宗尤其重视减轻农民的赋税和徭役负担,多次下令减免灾区租税和徭役。开元二年五月,唐玄宗“以岁饥,悉罢员外、试、检校官”,在江东道 “颇致饥乏”时,下令“不急之务,一切除减,观察疾苦,量宜处置”,“用救荒弊”。开元四年(716年),玄宗对征收租调徭役作了相应的规定,以防范因科 敛过重而导致的农民逃亡。“诸处百姓,苦被勾征。使人贪功,既不纳理,州县承敕,又不敢放。或已输已役,重被征收;或先死先进,勒出邻保。欲令贫弱何以安 存!”并明确规定,减免过去拖欠的陈年老账,“隔年以去,更不在勾限”。显然,玄宗在这里说得够严厉的了。不久,他再次下诏,强调地方官员“不得妄有科 唤,致妨农业”,并派遣御史“检察奏闻”。

  开元五年(717年)二月,玄宗在大赦天下的敕令中,动员亡命山泽的流民自首,以百日为 限,否则论罪。恩威两手并用,试图解决流民问题。“亡命山泽,挟藏军器,百日不首,复罪如初。”但是,当时的农民逃亡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就连两都京畿地 区,户口照样大幅度减少。在玄宗下令赦免亡命山泽之徒的同时,孙平子上书议事,指出:“两畿户口,逃去者半,常侍解宛招携不还,李杰奏请访括不得。”说明 了当时逃户问题的严重性。所以,玄宗继续强调刺史县令安抚百姓的职责,在当年七月的敕令中称:“至于敬耆老,恤茕弱,止奸盗,伏豪强,下不忍欺,吏不敢 犯。田畴垦辟,狱固空虚,徭役必平,逋逃自复。若是者,乃闻举职,思可以力致。”

  到开元八年(721年),经济状况已有所好转,出现 了“五谷丰植,万物阜安,百姓无事,与能共化”的局面。玄宗依然安不忘危,继续强调存在的问题,告诫县令“徭役须平,豪强勿恣”。对各州的地方长官强调, 经考察能够“兼户口、复业带上考者,选日优与内官”。就是说,地方官员如果能把增殖户口、劝民复业放在首位且取得显著效果,在吏部铨这时优先授予京官之 职。

  为解决谷贱伤农和抗御天灾,唐玄宗极力主张恢复常平仓、义仓制度。开元二年(714年)九月,唐玄宗敕令:“以岁稔伤农,令诸州 修常平仓法。江、岭、淮、浙、剑南地下湿,不堪贮积,不在此例。”常平仓的作用在于平抑粮价,防止丰年谷贱伤农和荒年谷贵伤民。而义仓的设置,主要在于荒 年救灾和青黄不接时向农民免息贷种。为此,唐玄宗曾发布《发诸上州义仓制》的制书,并在《赈恤河南北诏》中指出:“凡立义仓,用为岁备。今旧谷向没,新谷 末登,蚕月务殷,田家作苦,不有惠恤,其何以安?宜开彼仓储,时令贷给。”在《南郊推恩制》中,唐玄宗指出:“诸郡义仓,本防水旱,如闻多有费损,妄作破 除。自今以后,每郡差一上佐专知,除赈给百姓之外,更不得辄将杂用。”可见,唐玄宗不仅主张恢复义仓,阐述义仓的性质和作用,还对以往在义仓问题上所存在 的弊病,明令予以纠正,制止破坏义仓制度的现象发生,为整顿和建设义仓制度作出了贡献。

  关于唐朝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粮食亩产的提高最 能说明问题,它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集中体现。唐朝的亩产数字,文献中虽不乏记载,但有一个古今度量衡的换算问题。在李翱的《平赋书》中,曾谈到“一亩之 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时,虽不能尽地力者,岁不下粟一石”。同汉代的亩产相比,唐朝亩产一石,换成汉制,相当于汉代亩产381石。合今制亩产334斤。 汉代亩产一般为3石,可见唐朝的亩产同汉代相比,提高上/4强。

  开元、天宝年间农业生产的发展,年丰谷贱。据《通典》卷七《历代盛衰 户口》所载,开元十三年唐玄宗泰山封禅,是时“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当时,国家与州县仓 廪殷实,据《通典》卷十二《轻重》记载:“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诸色仓粮总千二百六十五万六千百二十石:(其中)北仓六百六十一万六 千八百四十石,太仓七万一千二百七十石,含嘉仓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石,太原仓二万八千一百四十石,永丰仓八万三千七百二十石,龙门仓一万三千二百五十 石。”粮仓储粮数量的巨大,无疑是农业连年丰收、农业生产力提高的结果。开元年间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还表现在轮作复种面积的增加、水稻和经济作物的普遍 种植等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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