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为人是什么样子的呢
汉武帝他的为人是怎么样的呢?大家都是怎么看待他的呢?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搜集的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欢迎大家参考借鉴!
汉武帝的评价1
金惠《创造历史的汉武帝》并有劳榦序和许倬云序。劳序称金著“可以表精忱，贻后世”，许序也肯定该书作者“对历史的感受”“特别强烈，发为文字，也就格外的亲切”。其实，在这些方面，《汉武帝大传》更可以承当这样的赞誉。《汉武帝传》封底文字说，此书是“汉武帝刘彻的最新传记”，也是“著名史学家的权威成果”。这样的评价，是适宜的。
汉武帝的评价2
相比于汉武帝刘彻的政治理念，刘询的理念和作为显然要“仁德”得多。然而，即便如此，在他晚年的时候，仍有人认为他在施政方面上仁德不足。这位公开提出非议的人是刘询的太子刘奭——未来的汉元帝。刘奭认为，刘询任用了太多精通法令之人，过于依赖法令律令，这是不对的，应当多用儒生，模仿周朝制度。
刘询很无奈自己儿子这么迂腐，深深把一口怨气咽回喉咙，对他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这句话是大实话，更是两汉制度的点睛金句。
什么是“汉家自有制度”?什么又是“霸王道杂之”?别急，一个一个来。
首先说“汉家自有制度”。
汉武帝的评价3
很多人认为，刘询的民间背景是他当好皇帝的一个关键原因，甚至是最重要的原因。对这一观点，后台君认同一半。民间生涯对于刘询作为天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问题在于，做天子毕竟不同于在民间混日子，那是两门完全不同的手艺。刘询再聪颖过人，当皇帝这门技术却仍然是要从头学起的。民间生活绝对不可能教会刘询怎么玩政治，那么刘询的治国思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很简单，绝大多数来自霍光等老臣，那么霍光等人又是跟谁学的?是汉武帝刘彻。所以，绕了一圈，刘询是刘彻的再传弟子，是他在政治上的继承者。
因此，刘询在此所说的“汉家制度”指的就是汉武帝时期建立的政治框架。那么，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汉家制度”又是什么样的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一个新王朝的兴起，都会伴随着制度上的推陈出新，从而帮助新政权顺应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趋势。一般来说，新制度的创立和推出往往是王朝创立者的工作。比如大禹为夏制法，殷汤为商制法，周文周武和周公为周制法，等等。然而，到了汉朝，自刘邦创汉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只是沿用了前朝的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汉代的新制度。
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了汉武帝时期。当时就出现了问题：旧制度无法适应新历史时期的需要了，怎么办?于是，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讲过的，汉武帝以官方的身份认可了当时在民间已有很大影响力的儒家学说，并根据统治的需要对其进行了改造，建立起了“汉家制度”。
汉武帝的评价4
而汉家制度最重要的渊源则是孔子所著的《春秋》。
恐怕会有不少朋友对此有疑问：《春秋》不是古代的史书么，如何能作为汉朝制度的正式渊源呢?我们现代人读《春秋》，缺少当时的政治语境，读起来确是史书不假，然而，在西汉时期，它的地位是“经”非“史”，颇有点当代法律制度中“宪法”的地位。
董仲舒这么评价《春秋》：“《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说白了，《春秋》作为史书是不太合格的，因为编者并没有秉持客观、公正、中立的修史态度，而是以当权者的视角加入了很多褒贬评议，通过对历史的评论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从而实现“达王事”的目的。因此，《春秋》在性质上更偏向于是政治书。这便为其成为西汉时期的“宪法”打下了基础。
其次，《春秋》自带“圣人”光环。此书是孔子在其晚年编修的，在他的生涯中具有无可比拟的崇高地位。作为儒家学派中的核心人物，孔子自然拥有极大的号召力，他的名号可以团结派系、平息争论。这一点很现实，后世一度有“孔子《春秋》为汉制法”的议论，把对孔子的推崇变相地附加到“汉家制度”上去了。
此外，《春秋》还有另一个特点：字数非常少。后世常说此书是“大义微言”。因为字数少，自然在许多地方给后人留下了添油加醋的空间，让解释者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社会需要来进行灵活地调整。这一点很重要。须知，其他的儒家典籍，这方面几乎不具备灵活性。
汉武帝的评价5
总结一下，《春秋》：一来本身具有极强的政治属性，二来高举孔子这面大旗，三来有可操作空间。于是，自汉武时期以来，《春秋》成为了西汉最重要的官学，非正式渊源的宪法。
《春秋》在当时的作用，不仅限于对上层建筑做出指导，还能直接用来判案。比如著名的“春秋决狱”，便是直接以《春秋》中的思想来对案件作出判决，若是遇到《春秋》大义与现行律例不一致的地方，还要以《春秋》为准;而汉昭帝时期的“卫太子事件”中，隽不疑以“春秋是之”的说法阐明其逮捕“卫太子”的正当性，在当时也受到了一致认可。
回到正题。简而言之，所谓“汉家制度”就是根据儒教《春秋》学派的理念建立起来的“有汉家特色的”政治制度。
而后半句的“霸王道杂之”则是把“汉家制度”的本质说了出来。所谓王道者，是儒家尊崇的传统周代礼教，即刘询口中的“周政”;而所谓霸道者，实际上是汉代儒学中体现出来的法家思想。“霸王道杂之”，实质就是儒法并举的做法。传统的“王道”，即传统周礼，是在周朝初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下设立的，经过春秋、战国时代，已经被证明是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了的;因此，在其中加入“霸道”的成分，形成符合西汉时期需求的“汉家制度”，才是正道。
刘询是个聪明人，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对“汉家制度”与“周政”的区别以及背后用此不用彼的道理是门儿清。因此，在受到自己亲生儿子诘问的时候，他实在是十分地无奈，不得已说了句大实话——但即使如此也没点醒刘奭，导致西汉国运在刘奭即位以后急转而下，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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