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简单评价范文
汉武帝这个人怎么评价比较好呢?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搜集的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欢迎大家参考借鉴!
汉武帝的评价1
刘询做出的另一项变革是高级地方官员的任期问题。刘询认为像郡太守、封国丞相这样的高级地方官是维系一方稳定的关键因素，如果频繁地进行更换容易引发当地政局民生的动荡。于是，他建立了地方官“久任”的制度，即，无限期地延长地方官的任期。
小伙伴们乍一看可能会不理解，毕竟这与我们现在的惯常做法完全相悖。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包括现在，一般都会对地方主政官员的任期有明确的限制——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官员在同一个地方呆太久而坐大结党、威胁中央。不过，这也是把双刃剑，限制任期的弊端同样很明显——会导致地方官僚和地方百姓在价值追求上的“短视化”。对于官员来说，因为知道自己在任期届满后会被派往别的地方，出于自己仕途前景的考虑，都会尝试在自己的有限任期内最大化自己的政绩，却罔顾地方的长期利益，常常导致任期内“欣欣向荣”、任期后“百废待兴”的景象;对于下级官僚和百姓，同样因为有“老大到点了就走人”的预期，会不自觉地产生政治投机的冲动，抱有侥幸心理，也往往会对上多有欺瞒。这种局面并不利于地方的长治久安。
这便是刘询设立“久任”制度的出发点——地方官员久任，让他们从地方的长期利益为出发点来施政治理，政策持续性就会有保障，不会出现频繁更换施政理念的情况，更有益于地方的长远发展，让当地百姓能够真正的安居乐业。
当然，在推出这一政策之前，刘询也是充分考虑过这一方案的弊端的。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也在地方高级官员的选任和考核两方面下足了功夫。
汉武帝的评价2
先说选任。对于所有地方高级官员的任命，刘询坚持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自己的亲自召见，通过面谈考察此人为政的水平以及未来的抱负。此外，在其赴任后，朝廷会持续关注此人的行为，看看是否存在言行不一的情况，一旦发现，必须要仔细查明背后的原因，如果问题严重，就会果断调任或撤官。这颇有点像我们现在企业用人“试用期”的规定，用人单位给自己留下了余地，不会因为老板在面试时看走眼就导致无法回头的结果。
再是考核。久任制的一个问题在于地方两千石大概率情况下会在太守、郡国丞相这种位置上干一辈子，很难再升迁到中央。所以，对于他们的考核和奖罚机制就要在官职升迁之外另辟蹊径。刘询采用的奖励办法多种多样，包括用诏书方式加以褒奖的精神鼓励、提升工资级别、赏赐金银、册封关内侯的爵位等等。
久任制的效果非常好，《通鉴》上说因为这个制度，“汉世良史，于是为盛”——在汉宣一朝涌现出一大批出色的官僚。所谓良史者，循吏也。汉宣名臣们的故事，等我们下次讲“麒麟阁功臣录”的时候慢慢介绍。
在经济上，刘询延续了汉昭帝时期休养生息的主旨思路——不折腾，恢复大汉因汉武帝穷兵黩武造成的国力颓丧的局面。他一方面竭力控制政府开支，一方面想尽办法给天下百姓减轻负担、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最直接的手段便是减税。《通鉴》记载，刘询在地节四年(BC66)“诏减天下盐贾”降低盐税，又在甘露二年(BC52)“减民算三十”降低人头税。此外，在农产品连年丰收、价格持续下跌的情况下，刘询在五凤四年(BC54)又下诏设立“常平仓”，由政府出面对农产品进行保护性限价收购，维护百姓的利益。这些政策效果显著，到刘询执政的中晚期，大汉又再次出现“天下殷富、百姓康乐”的情景。
汉武帝的评价3
在司法上，刘询也对汉武晚期以来“禁匿浸密、律令烦苛”的情况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最早提出对司法制度进行改革的是廷尉史路温舒。在地节三年(BC67)的上书中，路温舒引用了《尚书》中“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意思是“与其杀死无辜的人，宁可偶尔失之宽纵”)的句子，向刘询解释放宽刑律的必要性，并据此提出“省法制、宽刑罚”的政策建议，最终说动了刘询。同年十二月，刘询下诏设立“廷尉平”的职位，并在每年秋后请谳的时候，由自己斋戒后亲自裁决案件，用实际行动推动司法公平进程。尔后，刘询又采纳了涿郡太守郑昌的建议，对律令重新进行了删定和梳理，压缩了文笔吏舞文弄法的空间，减少了冤案、错案的发生，终于一扫汉武末年以来严刑峻法的氛围。
还有一件事在此值得一提。神爵三年(BC59)，刘询下诏给基层公务员普遍加薪50%。他的理由是“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无侵渔百姓，难矣”——简而言之，提高公务员工资是为了高薪养廉，让官僚不用担心生计问题，从而减少官僚鱼肉百姓的情况。
工作是忙碌的，结果是振奋的。在刘询的努力下，大汉重新走上了正轨，并再度强大起来，史称“汉宣中兴”。
汉武帝的评价4
在“巫蛊之祸”政治悲剧发生之后，征和四年(前89)，汉武帝公开承认：“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又向臣民宣布：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统统予以罢除!据《汉书·西域传下》记载，汉武帝又正式颁布了被誉为“仁圣之所悔”的轮台诏，深陈既往之悔，否定了部分朝臣主张将西域战争继续升级的计划，表示当今政事，最要紧的应当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决意把行政重心转移到和平生产方面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分析汉武帝挽回危局的措施时，曾经写道：“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罚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所谓“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晚而改过，顾托得人”，不仅反映出西汉政治体制的进步，与秦王朝僵冷而毫无弹性的行政制度不同，政府的重大政治缺误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我修补，同时也反映出汉武帝个人的性格特征。《汉武帝大传》专列一章“晚年的转变”分析了相关历史事实，对于汉武帝对政策的扭转，称之为“是武帝一朝也是西汉一代的历史的转折”(408页)。指出正是因为实现了这样的“转折”，“残破的经济又得以恢复”，“从而出现‘昭宣中兴’的局面。”(435页)对于晚年汉武帝由“狂悖”转而清醒开明对历史进程的意义，《汉武帝大传》的分析是比较到位的。
汉武帝的评价5
《汉武帝大传》对于汉武帝时代许多历史事实的考论，都是精当的。如说均输法实行首先使得“政府控制了运输”)及辩司马迁“谤书”事等，都值得学界重视。不过，论述中也有个别并不十分准确的地方。如说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容易使人误解为这是董仲舒的话。其实，这里不讨论西汉实际政策是否令儒学“独尊”，仅就字面而言，从现有资料看，“独尊儒术”既不是董仲舒的话，也不是汉武帝的话，其说出现较晚。不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已通行于许多论著中。《汉武帝大传》取“约定俗成”之说，也只是白璧微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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