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书籍选择心得：有些书，不必读

　　有些书，不必读

　　当我徜徉在书店里，看到书架上有《陶渊明传》时，“便像得到了保证似地，立刻从书架上抽下一本”，毫不犹豫地买了。无他，只因为喜欢陶渊明以及他的诗文。

　　可是，当我真正地展卷细读的时候，却失望地发现，这本书其实并不咋地。无非是陶渊明的个人简历穿插一些陶诗而已。虽不敢说粗制滥造，但书中既无独特的分析见解，也无法像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那样典雅的语言艺术。半天时间，随手翻翻，再也没有兴趣动它一下。

　　董桥先生论读书时，曾幽默地说了一段比喻：

　　字典之类的参考书是妻子，常在身边为宜，但是翻了一辈子未必可以烂熟。诗词小说只当是可以迷死人的艳遇，事后追忆起来总是甜的。又长又深的学术著作是半老的女人，非打点十二分精神不足以深解，有的当然还有点风韵，最要命的是后头还有一大串注文，不肯罢休!至于政治评论、时事杂文等集子，都是现卖，不外是青楼上的姑娘，亲热一下也就完了，明天再看就不是那么回事。

　　董桥先生的比喻，可以解读为，什么样的书，可以读，该读什么，怎么读的问题。开卷未必都有益。这也是我提倡学生读书，但不是所有的书都拿来读的原因。且不说，世上的书你不可能读完，假使你能读完，也不必浪费时间和精力把那些泥沙俱下的书一一读来。

　　有些书，像众所周知的玄怪、恐怖、暴力之类的，面目狰狞，已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不提倡学生读，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自不必说。

　　有些书，貌似好读，并且戴上了温情脉脉的面纱，熨帖心灵，全是正确的废话，其实并无多少价值，比如前些年一直流行的励志类鸡汤散文、时文荟萃等，尝几滴就算了，不能当饭吃。

　　什么书能让学生读，大抵遵循的原则是“跳一跳，摘得到”，即“在思想认识上高于学生，在文化视野上宽于学生，在表达手法上优于学生”。我经常提醒学生，不要把“自己能读得懂”作为标准，那样很容易在自己原有水平上重复，无法提升，也就是要避免“浅阅读”。

　　但是，现在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尤其是以课程的名义让学生读一些艰深的古代书籍，需要保持警惕。

　　北京一位教小学一二年级的语文老师，介绍经验时说，给孩子开设了诗经、唐诗、三字经、弟子规等“课程”。据她说，学生读得很有“收获”，而且还“写了很多有感而发的文字”。看到她的PPT上打出的那些文字，我承认那一刹那，“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但不是赞叹，而是毛骨悚然。天哪，一二年级的孩子，才识几个字啊，那么深奥的文字，纵然不是生吞活剥，死记硬背，也要花多少时间去消化啊，对于一个自觉读书的成年人而言都极其艰难的事情，一个7、8岁的孩子，如何承受如此之重?毕竟，孩子除了读书，还有很多游戏、玩耍呀。谁给你的权利，教孩子去读这些东西的?当然，这位老师说，这是“国学”，要让孩子植根，打下精神的底子。

　　想起了2013年7月，我曾慕名来到无锡东林书院。正闲庭信步间，院内传来童稚念书声，侧耳细听，竟是“之乎者也”。循声而去，果然在依庸堂旁的厢房里，看见了二十多个七、八岁的孩子正在上“国学课”。一年轻女教师挥汗如雨、声嘶力竭地领着孩子们正读着“人之初，性本善”。禁不住好奇，我也站在门外盘桓了一会儿。在这闹中取静的优雅环境里读书，原本是何等令人艳羡。可是看看孩子们，一个个的脑门上汗珠直滚，面无表情地哼哼着“人不知而不愠”，眼睛则左顾右盼，在窗外搜寻着感兴趣的东西，时不时飞过一只花蝴蝶，传来一声“知了”。这情形，我立即想到了鲁迅先生在三味书屋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的情形。门外园丁手持水管在为花草浇水，“哗哗哗”的流水声，飞流直下的壮观情形，其诱惑力大大超过了读书的乐趣，孩子们纷纷扭头向外，眼睛发亮，饶有兴趣地看着，尽管口中还跟随老师在念“性相近，习相远”，尽管边上坐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在配合着老师，不时地顾不上自己却一遍又一遍地用毛巾为孩子擦汗，真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天地玄黄吼一通”。如此读经，是让孩子喜爱，还是厌恶?读书毕竟不是孩子们唯一的生活，尤其是现在的学校教育以及把孩子们折腾得死去活来，好不容易放了暑假，孩子们却又逼迫着从学校转战到校外，开始了“第三学期”。虽说读经可以传承文化，滋养精神，可是，在这酷暑难当的夏天，孩子们却要被经典浸润得汗流浃背，抓耳挠腮，欲逃不能，是不是有些不厚道呢。很多时候，当我们怀揣良好初衷的时候，是不是也顾及一下孩子们的感受。更何况，如此的经典诵读，是真的动机纯良吗?如今打着诱人旗号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的事儿太多了。有人甚至把“国学”吹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竟然还有人相信，真是有些莫名其妙。当年“冷风热血，荡涤乾坤”的书院，是成年人传经布道的政治游戏，是思想文化孕育之所，文明之风的发祥之地，时人以“躬登丽泽之堂,入依庸之室”为荣，哪里是这样对小孩子实施精神煎熬和时间盘剥的地方啊。不忍多看，转身离去。回来后，我胡诌了几句打油诗：

　　闹中取静读书地，古往今来圣贤范。丽泽堂前游客少，东林精舍学童多。

　　手捧经书四下望，心想夕阳快下山。东林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东林院。

　　我相信老师和家长的初衷一定是好的。然而，好心未必就做好事。教育要有善心，爱心，勇气，但也不能缺乏理性。引导学生读书功德无量，过分凌节而施，与学生阅读水平霄壤之别的书，令学生跳了也够不着，令人沮丧和厌恶，读得太吃力，没有意义，可以留待学生将来慢慢读。

　　老师的教育不可任性，不可置教育规律以及孩子的年龄特征、生活阅历等诸方面因素于不顾随性而为。教育，从来都不是“我想教什么就教什么”。老师也不能因为把学生培养成为“像自己一样的人”，而要把学生培养成“最好的自己”。比如，我对《红楼梦》情有独钟，前后读了五、六遍，现在读《脂砚斋评石头记》，“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即便如此，我只是告诉初中生，可以读读《红楼梦》，而不会开设一门关于《红楼梦》的课程，让学生都跟着我一起读红楼。快餐化、庸俗化、碎片化、实用化充斥的时代，我经常告诉学生，要读点有品位的书，比如我们的推荐书目就有《宋词之旅》、《怅望千秋》、《古典幽梦》等20本，无论是文字表达，还是思想内容，都略高于学生，基本符合“跳一跳，摘得到”的原则。

　　2015年12月10于上海师大附中举行的“中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与思辨读写教学实践研究”的课题会议上，于漪老师批评了《弟子规》一类的传统文本大肆进入中小学教学的怪诞荒谬现象，引发现场老师的共鸣。上海的余党绪老师认为，“学习传统文化，是为了达成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不能理所当然的把孩子当作继承某个文化的容器，文化继承只能在对话与选择中实现。传统文化的教学是为了理解传统文化，其目的归根到底在于培养现代公民。不是为了培养顺民、逸民，也不是为了培养士子、君子与圣人，当然更不可能是暴民，而是为了培养现代公民。如果忘记了这一点，那还不如鲁迅所说，干脆不读中国书了。”

　　传统的典籍当然可以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是正道，用余党绪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读古人书，是为了做现代人”。

　　一言以蔽之，什么时候读，读什么书，怎么读，需要有所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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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梁增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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