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政治时事评论汇总
时事热点是指近期发生的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国内外重大事件，高中学生在学习政治时需要学会写时事评论，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高中政治时事评论，希望对你有帮助。
高中政治时事评论(一)
时事评论背景：
近日，一纸声明读了令人瞠目结舌——2月4日，贵航贵阳医院发布声明称，该院精神科主任，在没有办理离院/出院手续的情况下，带领本病区64名精神病患者并11名医护人员集体“投奔”贵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时事评论观点：
如果掩去这个事件的时间与地点，恍惚间，让人觉得这是战争年代一次成功的策反事件：这名身居精神科主任要职的医生，仿佛是来自另外一家医院的“特工”，只等条件成熟，瞬间给对手一记猛虎挖心，秒杀对方。
可是，这完全就是两家隶属于不同机构的公立医院，说起来都是要坚守公益性卫生事业的正规医疗机构，怎么会做出这样“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极端事情呢?
虽然作为病人接受一方的医院称，这些转院的患者都是经过家属同意的，可是再怎么同意，也需要履行正规的转院手续啊。离开旅馆还需要有一个结账过程，在医院经历了治疗，怎么就能瞬间集体消失?
在接受中青在线记者的采访中，贵阳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康正茂坦言，患者离开贵航贵阳医院时并没有完全办好出院手续;杨绍雷的辞职手续也没有办完，杨绍雷和贵阳第六人民医院现在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这基本验证了贵航贵阳医院声明中的说法。
从医疗管理的流程上看，一个病人不能同时在两家医院接受治疗，如果一个病人没有从一家医院正式办理离院手续，就视同与原医院依然保留了医患关系，私自离开是一种毁约行为。如果是医保的患者，将无法正常按照医保政策进行费用结算。
而从患者权益上讲，精神病患者大多不具有独立行为的能力，对于他们做出类似转院一类的治疗改变，一定需要法定监护人或授权委托人进行签字告知，如果是患者方面要求中断或者改变某项治疗，则需要签署免除医方相关责任的声明，是不可以单方面的声明做依据的。
在该事件中，贵阳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称被转患者家属都是同意了的，但即使如此，在手续没有完备的情况下，擅自将患者集体带离，不是对原医院的不尊重、侵犯，也是对患者及其家属的不尊重、不负责任。
此外，从医师执业管理方面讲，医生在哪家医院执业，就应该维护哪家医院的利益，即便是多点执业，也应该避免出现正常医疗酬劳之外的利益转移。作为一名病区主任，将自己在一家医院管理的大多数患者一次性端给另外一家医院，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利益转移，这样的行为显然有欠妥当。
一名主任对于自己供职的单位，能够做出如此毅然决绝的事情，背后待遇分歧、工作理念或者其他方面的冲突，现在还不确切。但不论怎么讲，这种不按照套路出牌的行为，是对职业操守的无情践踏。
如今，掌握一定技术的医生在医疗市场上，表现出了越来越强大的市场价值，抢夺医生资源也成为很多医院管理者苦心专研的事物，医生的从业有了更大的选择权。这无疑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但如何规规矩矩地自由流动，应该也是下一步医疗市场应该规范的环节了。
高中政治时事评论(二)
时事评论背景：
据媒体报道，近日，针对部分高龄夫妇孕育困难的问题，有专家建议适当放开代孕准入，将人们的目光再次带入代孕这个敏感话题。
时事评论观点：
代孕之所以引人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隐藏的巨大需求。这一方面源于二孩政策释放了很多家庭的生育需求;另一方面就是不孕不育的家庭近些年呈不断上升趋势，他们有着非常强烈的孕育下一代的渴求。
但在我们国家，代孕虽然没有在法律上被禁止，但早在2001年，原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就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这个对广大医务人员具有完全约束效力的规定，事实上禁止了我国代孕工作的展开。
目前禁止代孕的国家不在少数，特别是欧洲的主要国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等国都立法禁止代孕行为。但允许代孕的国家也为数不少，如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都允许代孕。当然，与之对应的是这些国家对代孕都有非常明确的限定，例如在代孕最为宽松的俄罗斯，虽然允许大量的代孕中介公司存在，但《俄联邦公民健康保护基本法》和《俄联邦家庭法》等法律中明确规定：代孕需要女方拥有确认自身无法生育的医疗证明，而代孕婴儿的父母如果希望将新生儿注册为自己孩子时，需要得到代孕者的许可。
俄罗斯的做法或许值得借鉴，因为我国当前与其一样都面临生育不足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鼓励生育本身也符合国家发展的需要。而且与可能的伦理冲突相比，保证符合生育政策的人群拥有做母亲(包括父亲)的权利，应当被优先考虑：繁衍后代是每个生物种群最为本能的要求。所以，对于合理的生育要求不应轻易为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止步。只要在医疗安全和生育质量上有足够保障，并在法律上明确主体间的权责，代孕未尝不是解决生育难题的一条道路。
高中政治时事评论(三)
时事评论背景：
2017年1月27日，除夕之夜，云南镇雄县15岁的少年小龙(化名)选择了在这一天自杀。在其身后，小龙的身份被定格为“留守少年”。
时事评论观点：
借由网络流传的遗书，人们得窥这名少年的内心世界。小龙将矛头直指父母，“我不知道他们的心是什么颜色”，其对父亲的恨尤为强烈，“爸爸，我死了，你就高兴了”。这是怎样的决绝!
吴飞在研究农村自杀问题的著作《浮生取义》中说，自杀是社会空间之外的一个社会问题，是公共政治领域之外的政治问题，所涉及的是私人的公正与冤屈，与私人的幸福生活有关。小龙的自杀为这一论断提供了又一佐证。
这起悲剧中，小龙的父母难辞其咎。常年在外打工不是粗暴对待子女的理由。小龙在遗书中还懂得体谅“他们有很大的负担”，这对父母又何尝关心过子女的心理与感情?压死骆驼的不是最后一根稻草，多少怨愤与委屈才会让一个花季少年选择自戕。
我不相信小龙父母真有逼子女自杀之意。据说事后小龙的父亲万分悲痛，眼睛都哭肿了。有人可能会说，他们只是不懂如何克制情绪，如何与子女相处。但为人父母者如果没有做好抚育的准备，便是不负责任的。真正摧毁小龙的不是贫穷，而是不公与无爱，所以小龙的临终愿望是“不受他人的气”。
不过，留守少年之死仍有放在更大背景下解读的价值。留守儿童未必个个都不幸福，但留守家庭面对共同的情感困境是必然的。由于父母与子女长期两地分居，正常的亲情关系便难以建立。民政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留守儿童(仅包括父母都不在身边者)达902万之多，其中存在家庭关系问题的当不在少数。
城市为数亿农村人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遇，但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城市化却把无数像小龙一样的孩子抛掷在情感荒芜地带。我们尽可以责怪其父母生而不养，但责怪不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
让每一个孩子感受到生命的美好，首先是家庭的责任。不过家庭这道防线失守时，社会应该能够感知到并及时应对。具体而言，父母若没有尽到监护的义务，应该感受到法律的压力。而孩子在家庭内部受到不公对待时，也应该能在家庭外部找到求援的渠道。这样的社会建设不止针对留守家庭，但对留守家庭来讲更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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