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类高级职称论文(2)
经济类高级职称论文篇二
论全球经济失衡
摘要：
全球经济失衡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一大特点｡在研究国内外有关全球经济失衡的观点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全球经济失衡实际上是国际经济新格局正在形成的表现｡研究一国经济的对外失衡不应该仅仅研究贸易项目或经常项目的失衡,而更应当研究整个国际收支的失衡｡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是美国的失衡｡一个国家的对外失衡是国内经济失衡的表现,中国贸易顺差与人民币汇率升值与否没有必然的联系,从根本上说来自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在解决全球经济失衡中,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的协调主要表现为汇率政策的协调｡这一协调是解决经济全球失衡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手段｡解决中国经济对外失衡的关键是治理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经济的内外失衡;汇率政策
中图分类号:F1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6―0103―07
一､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争论
从我们已经收集到的资料可以看出,对全球经济失衡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把全球经济失衡看成是一种新布雷顿森林体制｡
这是德意志银行全球市场研究所的Michael Dooley ､David Folkerts-Landu and Peter Garber的观点｡ 2004年2月他们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全球失衡的概念[1]，并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讨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制的问题[2][3][4]｡他们把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看成是盈余国家和赤字国家之间的有意识的､稳定的安排,称这种安排为“新布雷顿森林体制”,认为成功的经济发展是由净储蓄从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的流动所推动的;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是布雷顿森林体制恢复的必然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美国是唯一的核心国家,当时的边缘国家选择了这样的一种发展战略:低估本国货币､实行固定汇率､控制资本流动和贸易､积累国际储备等｡通过这一战略,当时的边缘国家(日本和欧洲)发展成为核心国家｡他们认为,当前的世界正在重复着这一发展道路｡
第二种观点把全球经济失衡看成是以美国为一方(逆差),以其他国家为另一方(顺差)的失衡｡
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Rodrigo de Rato[5][6]认为,全球经济失衡表现为美国的巨额的贸易和财政赤字,而与美国巨额赤字相对应的是其他一些国家,即日本､中国和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石油输出国的盈余日益增大｡IMF认为,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增长,全球经济失衡还将扩大,而这可能会对世界经济的增长带来突然的破坏｡IMF呼吁全球采取行动来削减美国的贸易赤字:美国削减财政赤字;欧元区和日本应该进行包括扩大需求的经济结构改革;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地区)应该使汇率更具弹性｡2005年10月16日,第7届20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所反映的仍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会议发表的联合公报强调:不断扩大的全球失衡风险正在蔓延,这将加剧不平衡性并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的脆弱性;这一局面的改观需要保持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并充分考虑各方担负的责任;在牢记各方担负的责任的基础上,各方决心实施必要的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加快结构调整,从而解决失衡问题｡
第三种观点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仍然是美国霸权的表现｡
我国学者方明[7]认为:“目前全球经济失衡的格局,其实是美国对全球经济金融支配的格局,或者说是美国利用市场化手段､利用全球资源而产生的结果,是美元､跨国公司和美国金融体系等共同造就的美国霸权实力的体现｡”
我们要表达的是第四种观点,即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是国际经济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的表现｡也就是说,当前的国际经济失衡是美国的经济金融地位相对衰落,欧元区､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金融日益强盛的表现｡这样就形成了既不同于20世纪50―60年代美国一家独霸世界的经济格局,也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日本和西德(后来是欧盟)的三足鼎立格局｡而是21世纪的美国､日本与欧盟､中国与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之间三足鼎立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争高低的世界经济格局｡尽管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这一足还不太强盛,但新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出现是任何人､任何政治与经济势力都不能改变的,是整个21世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潮流｡人们只能适应这个潮流,而不能逆这个潮流而动｡
二､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
我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没有找到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根源,因而它开出的要求各方都应承担纠正全球失衡责任的处方也是值得商酌的｡
第一,看待一个国家经济的对外失衡不应该仅仅看贸易项目的失衡,也不应该只看经常项目的失衡,而应该看整个国际收支的失衡｡这是因为:
经常项目(CAB)中除了贸易项目以外,还有国外净收入(NY) 和经常转移净额(NCT),即:
CAB=(X-M)+NY+NCT (1)
如果一个国家的经常项目失衡能够用资本和金融项目,以及储备资产来弥补(全部或大部),那么,应该说这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大体是均衡的｡因为,
CAB=NKA+RT (2)
式中,NKA 为资本和金融帐户净额;RT为储备资产交易｡
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是同向失衡,或者两个失衡不能互相弥补,且数额较大,而储备资产也发生剧烈的变动时,我们才可以说这个国家对外经济处于失衡状态｡
我们以美国为例来说明上述看法｡一方面美国是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而且无论是从逆差的绝对额还是就逆差在GDP中的比重来看,都有扩大的趋势｡根据美国商务部提供的2005年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可以看出,美国的贸易逆差为7816亿美元;经常项目逆差为8050亿美元｡两者分别占当年美国GDP(12.5万亿美元)的6.25%和6.44%｡贸易逆差比2004年上升了0.75个百分点｡然而,另一方面,美国又以发达的资本市场吸引了其他贸易顺差国家的大量资本｡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2005年,美国的资本项目余额为顺差5605亿美元｡这样,美国的整个国际收支逆差只有2444亿美元,仅占GDP的1.96%｡也就是说,美国的国际收支是动态平衡的｡再者,美国的跨国公司和各种基金公司以美元为工具,将流入的资本在全球各地投资和投机,以低的付出得到了高的收入,获得了巨额的投资､投机利润｡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和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顺差是以环境污染､资源耗费和工人福利损失为代价形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通过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美国不仅享受了其他国家廉价的商品福利,也享受了其他国家廉价的资本福利｡美国以“双福利”实现了经济的自我均衡[4]｡从根本上说,美国以贸易逆差为手段实现了对世界经济､金融的支配｡当然,这种支配与其在布雷顿森林体制时期对世界经济､金融的支配有着本质的区别｡那时,美国是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和美元的独特地位来实现支配地位的｡
第二,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失衡实际上是国内经济失衡的表现｡
不能否认的是,在今天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时代,一国的对外经济失衡必然受到其他国家经济(反向)失衡的影响｡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一国经济的对外失衡从根本上说是国内经济失衡的反映｡经济的对内失衡是经济对外失衡的基础性原因｡
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经常项目差额反映的是国内的储蓄(S)与投资(I)的关系(这里我们省略了推导过程),即:
CAB=(X-M)+NY+NCT=S-I=(Sp+Si)-(Ip+Ii) (3)
式中,Sp和 Ip分别代表私人储蓄和投资; Si 和Ii分别代表政府储蓄和投资｡
美国的对外经济失衡是美国经济内部失衡的表现｡20世纪后半期,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反映的是投资的增加,而不是储蓄的下降｡因为,这时美国政府预算出现了盈余｡政府储蓄抵消了私人的低储蓄,因而美国的总储蓄是增加的｡但到2000年,这一形势出现了逆转｡联邦政府出现预算赤字,政府储蓄下降,私人投资也下降｡于是经常项目赤字进一步扩大｡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到21 世纪初,美国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储蓄与投资的差额都是负的,因而,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美国人的巨额财富并没有促进政府和私人储蓄的增加,反而促进了政府过度的财政赤字和人们旺盛的消费需求｡一方面,私人部门在“寅吃卯粮”,借债消费,并将自己的财富在国内外进行各种投资和投机,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的投资和投机｡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不断扩大公共支出,包括在其他国家进行的战争｡因此,美国在积累巨大财富的同时,成为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和债务国,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斯蒂格利茨[8]认为:“评估贸易失衡的任务涉及到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例如,美国的巨额农产品补贴造成了财政赤字,进而转化为更大的贸易逆差｡”
第三,按照哲学的基本原理,矛盾的两方面中必有一面是主要的,只要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这个原理同样适合于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既然IMF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以美国为一方,以其他国家为另一方,那么,总有一方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方面｡斯蒂格利茨[8]根据2005年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为8050亿美元,而欧洲､日本和中国的贸易顺差的总和才3250亿美元的数据明确地指出:从多边贸易不平衡来看,美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因此贸易失衡的关注应该集中在主要的不平衡――美国的不平衡｡”“美国贸易逆差是全球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他甚至把美国称为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元凶｡既然如此,纠正全球贸易不平衡的主要责任就应该由美国来承担,美国有责任迅速采取政策消除不平衡的状况｡他提出的解决全球失衡的方案是:人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增加美国国民的储蓄和减少美国的财政赤字上,提高对美国最富有者的税收和降低国防开支,而不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汇率的改变上,“中国改变汇率对改变美国多边贸易逆差没有什么作用｡”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把“监控”全球经济失衡的矛头指向美国,而不应该变成美国对付中国的工具｡否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1世纪的重要性必然下降｡
三､关于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
在研讨全球经济的失衡问题时,中国经济的对外失衡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纠正中国经济对外失衡的对策也多种多样｡下面,谈谈我们对中国经济对外失衡的看法｡
第一,中国贸易顺差与人民币汇率升值与否没有必然的联系｡
就常态来说,一国的国际收支总是不平衡的,要么是顺差,要么是逆差｡然而,中国出现的却是连续十多年的国际收支的大幅度顺差;而且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这种持续的､长期的､大幅度的顺差虽然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但它使国内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遭到破坏;使外汇供给增大,外汇储备增多,既形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使中国的国际摩擦不断,最终于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不利｡
对于产生我国过大的“双顺差”的原因,国内外学术界和官方谈得较多的原因之一是人民币汇率的长期低估｡因此,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随之出现｡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首先,从原理上说,一个国家货币的对外价格(汇率)的低估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而且,对一个国家有利的汇率必定对其他国家不利｡因此,从理论上和世界经济的历史与现实来说,主要国家之间经济上的矛盾和斗争的焦点往往集中在货币汇率问题上｡其次,一国经济状况决定着该国货币的国内价值;而货币的国内价值是汇率的基础｡因此,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明显好转,且决定汇率水平的基本经济因素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的时候,该国中央银行就应该使货币汇率升值｡再次,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日益推进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在确定自己货币的汇率水平和进行汇率制度的选择时,不能不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主要国家的汇率政策的协调问题｡
然而,在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逆差的问题中,“汇率只是十几个可用的政策工具之一,它并不能成为唯一的救世主｡”[9]自2000年10月美元对欧元汇率达到峰值水平以后,美元汇率已下跌35%｡但是在美元对欧元大幅度贬值的同时,美国的贸易逆差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反而还扩大了1倍｡同样,在人民币2005年7月21日升值之后,到现在人民币仍处在升值的通道中,但中国的贸易顺差并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这就说明,一国的贸易顺差(逆差)与货币的贬值(升值)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或者说两者不是高度相关｡
反过来说,美国的贸易逆差也并不会因为人民币升值而降低｡有观点认为[10],美国应该打消“美元贬值就能减少美国贸易逆差”的假设｡即便中国真的结束其惯常的做法,迅速推动人民币大幅升值,美国贸易逆差的降幅也不太可能像许多美国决策者们所想象的那么大｡这是因为,(1)多数中国占优势的低端产品,在美国早就不生产了｡因此,美国即使不从中国进口这些产品,也要从其他国家进口｡(2)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约半数是办公用品､服装鞋类､玩具和其他塑料制品,但它们只占美国产出的4%｡(3)对美国而言,即便人民币升值15%或20%,中国仍然是某些商品成本最低的生产者｡美国最终或许只能为这些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导致其通胀加剧,甚至造成贸易逆差不降反升｡
第二,中国的贸易顺差从根本上说是来自于经济的转型｡
不能完全用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来说明中国的贸易顺差或逆差｡这样,就必须进一步回答两个问题: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不是出口推动的?邹宏元､何泽荣[11]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研究｡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国出口贸易的增长并不完全是得益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而是得益于:(1)我国在2004年就已经实现了出口商品结构从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出口的转变:2004年前者占6.8% ,后者占93.2%,已经占据出口的绝对主导地位｡(2)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结构也进一步优化:2004年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比重已经上升到45.2%,我国首次扭转了高技术产品贸易逆差的局面,实现贸易顺差41.1亿美元(其中82.4%是计算机和通讯技术产品)｡
关于第二个问题的研究结果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出口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明显高于非出口部门｡
(1)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
他们用Feder(1982)构建的非均衡分析框架,运用1981―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资料,对下列方程进行估计,研究了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GY=α0+α1+α2GL+α3(GM)+α4(GLM)(4)
式中,Y表示国内生产总值;I表示固定资产形成;GY表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L表示劳动力;GL表示劳动力的增长率;M表示第二､三产业的国内生产值(第二､三产业代表现代部门);GM表示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值的增长率;LM表示第二､三产业劳动力;GLM表示第二､三产业劳动力的增长率;X表示出口额;GX表示出口的增长率｡
实证结果表明:代表较低边际生产率的部门(传统部门)的I/Y的系数为0.0778,远小于代表现代部门的第二､三产业的0.5552的系数｡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2)出口与经济增长｡
他们用非均衡模型对下列方程进行估计,研究了相同样本期间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GY=F1K+β1GL+(+F1X)(GY2・) (5)
式中,1表示非出口部门,2表示出口部门;F1K表示非出口部门的资本投入的边际要素生产率;F1X 是出口部门对于非出口部门产出的边际效应(即�Y1/�Y2)｡
计算结果GY2・的系数(-0.1035)并不显著不等于零,表明在出口部门与非出口部门之间,不存在明显的部门间外部经济效果｡在1981-2004年间,出口部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并不显著高于非出口部门｡
为了印证上述检验的正确性,他们使用了斯伯尔曼秩相关分析法,估计了同一样本期间的出口与国民生产总值(X/Y)的变化率与国民生产总值(Y)变化率之间的关系｡计算结果是:t=-0.5794(计算值),明显小于临界值1.7171,说明在总体上,(X/Y)和(Y)的变化率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得出了与非均衡模型一样的结论,即1981―2004年之间,中国出口部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并不显著地高于非出口部门｡
第三,解决中国经济对外失衡的关键是治理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按照前面所述的内外经济关系的原理,那么也应该说,中国经济的对外失衡的根源是经济的内部失衡｡一般说来,内部均衡归根结底是生产资源的适度开发和利用｡按照这个原理来判断,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从根本上说表现为生产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低效利用｡资源的过度开发表现为投资的膨胀,尤其是政府投资的膨胀,但投资却是低效率的,投资对经济的推动是以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原材料､能源等的耗费为代价的｡由于投资的增长与GDP的增加密切联系;而GDP的高低是衡量政府官员业绩的主要指标,同时,也出于寻租的需要,政府官员都要想方设法扩大投资,尤其是争取到更多的国家投资｡而由于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自然资源､土地､劳动力等的价格严重地脱离其价值,资金的使用成本也较为低廉),也使企业有着很强的投资冲动｡很显然,在能源､原材料､土地等关键生产要素的瓶颈的制约下,一旦投资大幅度减少,尤其是政府投资大幅度减少,中国经济将面临极大的困难,甚至可能出现衰退｡
储蓄恒等于投资是经济均衡的基本前提｡然而,在中国已经摆脱短缺经济､储蓄猛增的情况下,却出现了高储蓄而不能转化为投资的问题｡其原因在于:(1)对未来收入和支出预期的不确定,以及教育､医疗､住房等的价格的不断高涨,而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城乡居民为了应付未来的风险不得不增加预防性储蓄,尤其是增加定期储蓄｡(2)在商业银行为了预防金融风险而更加谨慎地发放贷款,企业不能在资本市场取得融资的情况下,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也不得不增加储蓄来应付未来投资的需要｡(3)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以及可供选择和使用的既能避险､又能取得收益的金融工具的缺乏,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通畅｡
对于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内的消费应该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内需中存在的投资与消费的失衡问题｡扩大内需最重要的就是扩大直接消费｡近几年来,虽然国家力图控制投资的过快增长,但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衡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仍然在恶化:投资在GDP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而消费所占比重却在下降;投资对GDP的贡献越来越大,而消费的贡献越来越小｡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的深层次结构矛盾仍然在加剧:居民收入的差距在拉大;东部与中西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差距在拉大;三次产业仍然以第二产业为主,在GDP中所占比重也最大｡总之,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
解决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并不能单纯依靠汇率升值来实现,而应围绕以扩大消费需求为主的扩大内需,降低储蓄率,调整外资优惠政策,加快统一内外资企业税收制度,扩大进口和市场开放等结构性政策,以及汇率浮动方面共同入手解决｡[12]
当然,我们这样说绝不是说中国不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中国应该逐步加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使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与已经发展了的中国经济相适应｡今天中国的经济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在这种背景下,要让人民币大幅升值,或很快实行浮动汇率制度,都是不现实的｡这样做不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害的,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四､结 论
(1)从现象看,当前世界经济的失衡表现为美国的巨额的贸易逆差和美国的贸易伙伴国的贸易顺差｡但从本质看,这是新的国际经济格局正在形成的一种表现｡而从更深的层次看,这是当今主要国家国内经济失衡在国际上的反映｡因此,纠正国际经济失衡应该从主要国家的国内经济的调整入手,尤其是从美国纠正国内经济的失衡入手｡
(2)研究一国对外经济是否失衡,不能仅看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而应该看整个国际收支｡只有当贸易项目与经常项目中的其他项目之和失衡时,才可以说经常项目失衡;也只有当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之和失衡时,才能说国际收支失衡｡
(3)应该探讨国际经济失衡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即美国的失衡｡正因为如此,在纠正全球经济失衡时美国负有重要的责任｡虽然欧元区､日本､中国和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有调整自己经济结构的必要｡
(4)在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中,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的协调有着重要的意义｡而货币政策的协调主要是汇率政策的协调｡但是,相关国家汇率水平的调整和汇率制度的改革只是解决当前贸易顺/逆差的手段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手段｡且在使用汇率政策时不能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
参考文献:
[1]The Cosmic Risk： An Essay on Global Imbalances and Treasuries. Deutsche Bank Global Markets Research. Feb.2004.
[2]Dooley M， Forkerts-Landau D and Garber P. An Essay on 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 Sep. 2003.
[3]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 is Alive and Well. Deutsche Bank Global Markets Research. Dec. 2004.
[4]A Map to 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End Game： Direct Investment， Rising Real Wages and the Absorption of Excess Labor inthe Periphery. Deutsche Bank Global Markets Research. June 2005.
[5]Rodrigo de Rato. Correcting Global Imbalances-Avoiding the Blame Game. IMF News Feb.23，2005.
[6] Global Imbalances and Global Poverty―Challenges for the IMF. IMF News Feb.2005.
[7]方明.加快结构调整 化解升值压力[N].(中国)金融时报2006-05-26(08).
[8]斯蒂格利茨.全球贸易的灾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把矛头指向元凶吗?芽[N].(新加坡)海峡时报2006-05-20.(中国)参考消息2006-05-29(4)转载.
[9]马骏.汇率调整并非万能[N].中国证券报,2006-08-08(A17).
[10](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应小心 “人民币升值梦”[N].(英国)金融时报2006-08-07.(中国)参考消息2006-08-09(16)转载.
[11]邹宏元､何泽荣.中国转型期国际收支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12]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二○○六年第二季度)[N].中国证券报,2006-08-10(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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