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法调整对象学说史略(2)
1964年11月1日，经过修改的试拟稿得以公布，但在民法调整对象问题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其内容为： 第二条：本法是调整我国经济关系的基本准则。它的任务是通过调整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以财产的所有和财产的流转为内容的经济关系，保护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公共财产，保护公民所有的合法财产…… 第十三条：参与本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包括：(一)行使国家财政、经济管理权力的国家机关；(二)实行单独预算、独立核算或者其他能对外独立承担财产责任的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国营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各种合作组织、人民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律规定需要登记的工商企业、个体工商业者和社会组织，只有在登记以后才可以参与经济关系。 这次修改显然与上次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所有这些修改都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政治和经济的新变化。一方面，至1963年时，我国3年经济困难时期已经过去，经济建设进人正常轨道，市场出现新的繁荣景象，客观上需要加强法律的规范，毛泽东关于“刑法和民法都要搞”的指示也出现在此时。体现在民法典的制定上，就出现了多个草案都强调对经济关系的调整和对国家、集体和个人财产的保护。另一方面，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和对立，反映在民事立法上也开始出现了中国的立法必须符合中国实际的呼声，在条文的规定上强调了“财产所有关系”和“财产流转关系”，在学者的座谈意见中出现了将婚姻关系重新纳人民法典的主张。 三、改革开放后我国对民法调整对象认识的提高 (一)1980年后若干草稿的规定 1964年之后，由于左的思潮的愈演愈烈，及至1966年““””的爆发，法律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中国的立法包括民事立法的事业完全停顿了。1976年粉碎“_”之后，我国的民法教学和研究逐步开展，民事立法也得以重新进行，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讨论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立法上，1980年8月15日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该意见稿在民法调整对象的表述上基本上采取了“不对称平行线说”，其第2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主要是调整国家机关之间、经济组织之间、事业单位之间、社会团体之间、公民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财产关系，也调整公民的人身权利义务关系。 这一规定与1955年10月24日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次草稿)的提法大致相似。1981年4月10日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征求意见二稿)，1981年7月31日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三稿)，1982年5月1日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四稿)，基本上沿袭了这一提法。 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界也对上世纪50年代以来传统的“两个一定”的观点开始进行反思，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有学者提出了“三部分关系说”，即将民法调整的对象归纳为三个部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所有关系、财产流转关系和人身关系。[14]而另有学者则提出了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核心是一定社会的商品关系的观点。[15]这些观点虽然体现了我们自己的探索和思想，但仍然深受前苏联式“不对称平行线说”和“商品经济说”的影响。 (二)《民法通则》的制定颁布以及对民法调整对象认识的深化 上世纪80年代中叶，我国民事立法活动进一步展开。1985年7月10日，全国人大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国家法室起草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讨论稿)，该讨论稿与前面几个征求意见稿相比，在民法调整对象的表述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其第2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合伙经营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在平等基础上产生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该讨论稿接着还对财产关系的范围作了解释： 本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是指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产生的平等的财产关系以及因发现权、著作权、致人损害、继承所产生的其他平等的财产关系。 从这一定义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它还是延续了前苏联式的“物”前“人”后的格局；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不对称的平行线说”，财产关系这条线很长，人身关系这条线很短。另外，它特别强调了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的平等性，强调了这是一种横向的财产关系，不具有公法的色彩。 这一讨论稿意义重大，因为它基本上就成为了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范本。《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两相比较，除了词序有点变化以外，其实质内容一点也没有变。至于为什么要把原来位置在后面的“在平等基础上产生的”调整到前面成为“调整平等主体的”定语结构，当时负责起草《民法通则》的王汉斌先生解释说，这是因为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应是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从根本上说不是纵向的而是横向联系的财产关系。此外，民法还规定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关系。[16] 这样，从1955年10月5日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到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历经三十多年的时间，中国民法学界基本上对民法调整对象达成了共识，即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一共识或定义，有学者理解为受前苏联式定义的影响，大体属于维持并修正“不对称平行线说”，[17]且是“物”前“人”后。但我国其他学者认为，这个定义应该称为“平等主体关系说”，是结合中国国情的创造。[18] (三)民法调整对象上通说的形成 《民法通则》确定的民法调整对象的学说，不仅成为我国民事法律实务部门的工作依据，而且基本上得到了我国民法学界的赞成。有学者明确指出：“我国民法调整的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19]还有学者在谈到民法调整对象时，就引用了《民法通则》第2条的规定明确指出，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20]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民法通则》第2条的定义，主要是接受了“商品关系说”这一理论。[21] 然而，《民法通则》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定义在获得学界普遍认同的同时，其不足之处也受到关注。如有人就明确指出，我国((民法通则》第2条关于我国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是比较科学的，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即一是它使用了“公民”一词，不太妥当，应改为自然人；二是仅列举了自然人和法人为主体，范围太窄，因为实际上我国的民事主体还有一些，如国家等。[22]还有人在肯定该定义的同时，指出其缺点是太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经济、商品这一侧面，忽视了人身关系，有将人身关系附庸化的危险。因此，正确的表达方式应当为“民法是调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23]笔者认为，该学者虽然批评了《民法通则》上述定义的不正确，但他提出的定义也没有多少差别，一个是“物”前“人”后，一个是“人”前“物”后，一个是“物文主义”，一个是“人文主义”，其他则完全一样。此外，有学者认为，民法还调整公的平等关系：“当国家以平等地位与私人发生财产关系时，理所当然适用传统民法，这就使传统民法的调整范围从私与私的关系扩大到私与公的关系。”[24] 总之，回顾新中国六十余年民法调整对象学说演变的历程，基本上是一个逐步完善、日渐进步的过程。从“两个一定说”、“不对称平行线说”、“商品关系说”、“新平行线说”、“平等主体关系说”的相继出现来看，其基本上一步一步地接近民法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民法通则》所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虽然略显抽象，但按照学术界的诊释，则基本上涵盖了横向民事关系的所有部分。[25]通过这种淦释，就能使人们对《民法通则》的这一定义有比较确切的理解，也能使司法实务部门可以更好地贯彻实施这部民法基本法。 四、关于民法调整对象学说变迁的几点思考 以上详尽地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各部民法草稿中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作了介绍和阐述，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大量引用民法草稿中的有关原文，目的在于说明，中国民法学界对民法调整对象的问题一直是非常关注的，除了吸收前苏联的民法调整对象学说之外，也作出了许多思考和努力。只是由于新中国前三十多年特定的政治环境和经济变化，没有能够提炼出一个符合中国特色的民法调整对象的定义而已。 笔者认为，以上民法调整对象学说的变迁说明了以下问题。 首先，有关民法调整对象的理论受到了我国民法学者对民法的整体认识水平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民法领域缺少基本的法律，民法学研究也无法可据。这就使得中国民法学者对民法的认识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停留在比较粗浅的程度。对民法调整对象的认识也只能处于或者全盘吸收前苏联的观点，或者经常反复、左右摇摆的状态。 其次，有关民法调整对象的理论受到了我国经济关系变化的深刻影响。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法律属于上层建筑，其发展演变最终是受经济基础决定的。而经济基础的核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在其之上的经济关系。回顾新中国的历史，我们的经济关系一直处在变动之中，从新中国刚刚建立时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到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到严格的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新中国建立以后六十余年经济关系的变动，是我国民法调整对象理论一直反复多变的基本原因。 再次，有关民法调整对象的理论受到了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讲究抽象、笼统，讲究模糊思维，注意大的方面。在对许多概念的界定、许多问题的阐述上，都不是很清楚。比如，关于民事主体，从不同层面论述就会有不同的结论。又如，对所有权的分类、保护，也是依具体的生产、生活场景来判断、决定的。中国在历次民法草稿的起草中，对民法调整对象的表述也有这样一种特征。 最后，有关民法调整对象的理论受到了我国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为目标，在意识形态方面，先是追随前苏联的模式，而后又特别强调阶级斗争。而我们的法律受意识形态的影响非常深刻。我国历次民法草案中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反复与多变，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变迁的直接折射。 注释: [1]即使在最新出版的柳经纬主编的(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民商法卷》中，民法调整对象也仍然被列为全书论述的第一个专题。参见柳经纬主编:《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民商法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一17页。 [2]“两个一定说，，认为民法是调整“一定的财产关系和一定的人身关系”的法律;“三部分关系说”认为民法的调整对象是“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所有关系、财产流转关系和人身关系”;“商品关系说”将民法的调整对象确定为“商品关系”;“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对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说”认为，民法调整的对象应当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时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大民法说”认为一切社会关系都应当由民法来调整;“小民法说”则认为民法只调整公民在民事活动中所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说”就是1986年《民法通则》第2条的规定。 [3]主要是厦门大学法学院徐国栋教授，参见徐国栋:《苏式民法调整对象定义的沉浮》，《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 [4]徐国栋教授认为，岁马法学家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中认为民法调整人身关系和材产关系这两种平行的关系(“平行践说”)。1922年《苏俄民法典》把财产关系斩去一截，导致这两种关系长短不一，由此把传统的“平行线说”改造成为“不对称平行线说”。 [5]参见何勤华、李秀清、陈颐编:《新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上卷，法律出版社么刃3年版，第3页。本文以下所引用民法典各草案的条文，均来自此书，不再一一注明。 [6]“总则草案”第1条的规定内容知下:“为保护民事权利的正确行使，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保证逐步消灭利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特制定本法。” [7]《法学研究》编抖部编著的《新中国民法学研究综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年版)和刘心德主编的《中国民法学研究述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对此问题都没有回答。此外，从前者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全盘接受了苏联的民法理论，关于民法的调整对象，一直是‘两个一定’的理论占据统治地位。这种理论认为:我国民法是调整一定的财产关系和(一定的)人身非财产关系的各种法律的总和”(《法学研究》编样部编著:(新中国民法学研究综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的论述中，可以推断出，此书的编样者实际上并没有看到1955年10月5日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本身。这个总则草案只足明确地规定了“财产关系”，而没有规定任何“人身关系”(即只有一个“一定”，而不是“两个一定”)。 [8]参见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民法教研组:《民法对象—对产关系，有什么根据归入上层建筑的范畴呢?》。部寿康、体柔:《关于民法的调整对象—对产关系的儿个问题》。志敏、镇汉:《民法的主要对象—对产关系问题》，《政法研究》1956年第3期。这些学者已经吸收了前苏联的“不对称平行线说”，提出民法的调整对象就是“一定的财产关系和与材产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人身关系”。 [9]“时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两条线大体相当，没有形成一长一短的不对称局面，故称“新平行线说”。 [10]参见何勒华、李秀清、陈颐编:《断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下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11]同上注，第42页。 [12]同上注，第42页。 [13]同上注，第43页。 [14]参见王作堂、魏振流、__歌、朱启超编著:《民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页。 [15]参见体柔、周大伟编:《体柔中国民法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16]参见王汉斌于1986年4月2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草案)>的说明》。 [17]同前注[3]，徐国栋丈。 [18]参见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19]俘柔主编，王利明、史际春副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20]参见梁慈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 [21]同前注[1]，柳经纬主编书，第17页。 [22]参见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的7年版，第4页。 [23]参见柳经纬:《民法总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24]参见李锡鹤:《民法哲学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页。 [25]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9页;同前注[18]，龙卫球书，第20页;同前注[23]，柳经纬书，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