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论文人物陈独秀

陈独秀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一生经历丰富而又复杂，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论文人物陈独秀，供大家参考。

近代史论文人物陈独秀范文一：陈独秀——《新青年》的缔造者

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人。这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他在近代中国宛如一个启明星，带给渴望自强独立的国人以希望。而这其中，《新青年》便是他的舞台。陈独秀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蔡元培1917年在北大任校长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在北大任教几达两年之久;五四抗议运动后他被捕入狱，1919年秋获释后回上海。然而，陈在北京出现意义深远，不仅由于他的言论——正是在这期间他从一个进步人士转变为政治激进分子——而且也由于他为不断壮大的北大文化叛逆团体发出了第一声呐喊。陈去北大任教时把创办于上海的杂志《新青年》迁到了北京，这个刊物在1917年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争论的首要阵地。 陈独秀本人在思想和气质上都是一个叛逆者。这与他的成长环境密不可分。他1879年10月出生于皖南怀宁的一个小康绅士家庭。出生几个月后他父亲就死了，对他进行启蒙教育的是祖父，陈回忆说，他是一个粗暴易怒、神经过敏、苛刻挑剔的老人，是个鸦片鬼，严厉的工头。“老白胡子”死时陈独秀才8岁，这时他并没有完全形成传统社会所培育的怀疑性格。此后又有许多教师管教他，最后一个是他的兄长，为人随和，不是那种要求很严的教书匠。然而，年轻的陈独秀并不是因为向往(别人要求他掌握的)知识传统才努力学习的，他的动力来自他后来很伤感地描述过的东西：“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可见，陈独秀在这时已有了相当的责任感，同时幼年生活使他拥有了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性格，这为他以后27年的革命事业奠定了基础。

科举考试同样促进了他对当时社会的思考。1896年陈独秀以优异成绩通过秀才考试。给他带来声誉的应试之作，是他改头换面故意模仿的古代八股文，但却赢得了昏聩考官的赞赏。应试成功只激发了陈对传统课程的兴趣。一年后他第一次离家勉强去南京参加乡试。在九天的严格考试中，几百名应试者像囚犯一样被关在为他们准备的闷热、臭气熏天的号子里，当时正值夏季，在小号子里他既不能直立又无法平躺。陈落榜了，由那些怪现状他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他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正是这次考试，开启了他的革命事业，他在摸索着前行。

此后不久，陈就投身于激进的时事评论，尽管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是个不引人注目的评论家。他多次去日本在弘文学院学习过一段时间。他与革命运动有联系，但并未参加，这也许是因为他反对那种狭隘的具有种族主义痕迹的民族主义。但无论如何，他显然是同情革命的。章士钊是他当时的朋友之一，此人当时是《苏报》最负盛名时期的编辑，陈与章及其他人的合作，在上海和安徽创办了几种改革派报刊，文章大部分用方言写作以吸引更多的大众读者。后来陈也为《甲寅杂志》撰稿，这个杂志持反袁世凯的温和自由主义态度，为谨慎起见，在东京发行。陈自己创办的《青年杂志》第一期1915年9月在上海出版。

1916年9月，杂志改名为更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新青年》，它的问世，结束了陈默默无闻的历史，如此，一颗耀眼的新星闪耀。

当时的社会形势是：1915年，上海已成为现代大众出版中心。可以想象，大部分出版物是轻松的消遣读物：《滑稽时报》、《莺花杂志》、《笑林杂志》是其中几种月刊。但《新青年》并不是当时唯一自称内容高度严肃的刊物。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后来持续了几十年。章士钊办的《甲寅杂志》，不久被亲袁世凯的日本政府查禁。

但《新青年》很快确立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吸引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注意力，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以来，还没有一个杂志能做到这一点。陈在开始他新历险的发刊词中向读者响亮地宣称：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 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这里同样是他不懈斗争的阵地。陈的敬告青年包括一些特定的忠告：精神上要独立而非奴隶的;人生态度要进取的而非退隐的;眼界要世界的而非锁国的;思想上要实利的、科学的，而非虚文的、想象的。这些并非新见解;《新青年》在创刊第一年，肩负起了梁启超十年前未能完成的巨大的思想启蒙任务。虽然这些见解并不新鲜，但与先前的比，还是有极其巨大的差别。《新青年》早期读者们看到的，是大量、集中的辩论，是具有不同个人风格和趣味的大杂烩。陈本人爱好生气勃勃、态度鲜明、开朗大胆的行文方式，对诸如法兰西文化的伟大，东西方的根本差异，现代文明的历史等这些大问题最有兴趣。他也擅长精雕细刻的写法，如他所作的近世两大科学家传：俄国生物学家伊凡〃梅克尼科夫(1845—1916)，德国化学家威廉〃奥斯特瓦尔德(1853—1932)。《物种起源》的译者，曾留学日本的老革命家马君武，为德国进化论者海克尔(Ernst Heackel，1834—1919)写了一个具有学院派特征的详细介绍。曾在明治大学获得政治学学位的高一涵，非常精细地著文讨论了共和体制下公民的意义和自由与自由权的区别。

这个杂志的基本调子是善于煽动而拙于分析。曾选译了马威克(W. F. Marwick) 和史密斯(W. A. Smith)所著的《真公民》(The True Citizen)中的一章，并以恰当的格言开头：“儿童者，成人之根基也”，“凡当为之事宜善为之”，“使汝功败垂成者，唯汝躬耳”，“天才无他，劳与勤而已”。《亚美利加》和《马赛曲》作为爱国赞歌的典范刊登了出来。翻译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他被抬高为“其自强不息勇猛精进之气，尤足为青年之典型”。奥斯卡〃王尔德的《遗扇记》在该刊连载，称其“摹写英国政治及社会生活之特征”。该刊对“妇女问题”颇感兴趣，陈独秀翻译的马克斯〃奥雷尔(Max O’Rell，1848—1903)的《妇人观》(Thoughts on Woman)预示了五四时期这个问题成为最重要的社会争论之一，其中有这样的智慧妙语：“常誉妇人之男子，非知妇人者也;常毁妇人者，亦终不知之。”出于介绍这个组织的热情，全文翻译发表了梁启超12年前简要介绍过的《美国少年团戒律》(The Boy Scout Low)，其戒律有恭敬、忠诚、谦虚、节俭、友善，而且告诫人们要坦然微笑着面对艰难困苦。

这个杂志介绍的内容，的确有些庞杂。例如，既有从赫胥黎(T. H. Huxley)布道书中选的《论改进自然知识的合理性》，题目翻译成了更容易理解的《现代思想的科学精神》，也有伯克(Edmund Burke)的演讲《美洲殖民地的自由精神》。

总的印象是混乱，“今其国之危亡也，”陈独秀1916年写道，“亡之者虽将为强敌，为独夫，而所以使之亡者，乃其国民之行为与性质。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在这里，他将国民性提升到了救国图兴的高度。

到1917年，《新青年》的发行量已由1915年的每期1000份增加到15000—16000份。它因此实际上成了自由的北大知识界的大本营。1918年初成立了编委会，其中成员计有陈独秀、钱玄同、胡适、李大钊，以及稍后加入的高一涵。每月的编委常提出新颖的题目出版专号。比如胡适1918年6月编辑了“易卜生专号”，直到1920年，《新青年》绝大多数文章表达的是激进思想的一般观点，而一旦置于陈独秀的独断控制之下，它就成了中国第一个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杂志。从《新青年》的历史和几个早期撰稿人的思想中，似乎可以看到新文化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探索的大部分历史，看出他们从文化激进主义向社会和政治激进主义的逐渐转换。

显而易见，在1917—1919年《新青年》已经吸引了各种支持者时，这些就成为《新青年》同人追求的主要目标，也是自由派向来追求的目标。高一涵的第一个观点可以解释为努力使政治与个人无关，把文化视为人的道德政府的产物，这种传统观点要修正，而代之以这样的观念，即政府仅仅是文化的工具，反映社会公民的价值观。由此转弯抹角得出的结论是，渴望在知识分子间建立一种新关系，以作为文化和国家的代表力量。但新文化激进主义走得更远，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们大胆的、真正的革命企图是，以包容广泛、注重实效、自由无羁的怀疑精神，作为培养人的性格、调节人的行为的基础，以取代儒家大一统的道德教条。

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缔造者，他在风起云涌的近代中国振臂高呼，将新思想通过《新青年》传入中国，带给渴望变革的国人思想的引导，虽不能说是百家争鸣，但这里已成为一个各种新思潮相互交流、相互碰撞的平台。为中国革命有一定的指导，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虽然它只是在小范围内传播先进思想，但引导了一批革命先驱。使民主和科学思想进入中国，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