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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开凿的年代

陈响分享

  中国的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古代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里程最长的大运河。下面学习啦小编整理了京杭大运河开凿的年代,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京杭运河是哪国开凿的

  中国的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古代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里程最长的大运河。其开凿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 1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首次在扬州开挖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 2隋炀帝为了到扬州看琼花,也为了南粮北运,开凿京淮段至长江以南的运河.(605年到隋朝灭亡) 3元朝时,开凿运河把粮食从南方运到北方.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公元1293年全线通航)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与长城、坎儿井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项伟大工程,并且使用至今,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中国文化地位的象征之一。大运河南起余杭(今杭州),北到涿郡(今北京),途经今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两市,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约1797公里。运河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春秋吴国为伐齐国而开凿,隋朝大幅度扩修并贯通至都城洛阳且连涿郡,元朝翻修时弃洛阳而取直至北京。开凿到现在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2002年,大运河被纳入了“南水北调”东线工程。2014年6月22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2014年9月,通州、武清、香河三地水务部门已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京杭大运河通州—香河—武清段有望实现复航,计划于2017年实现初步通航,2020年正式通航。

  大运河对北京的历史文化意义

  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获得成功,使得大运河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北京城市的发展与运河密切相关,北京地区社会生活特征与精神形态也深受漕运影响,由此而产生的运河文化,构成了北京历史文化大观中浓墨重彩的篇章。

  运河与北京政治中心地位的巩固

  在隋唐之前,北京及华北地区开凿的运河,如曹操、隋炀帝等人开凿的平虏渠、泉州渠、永济渠等,都是以军事扩张为目的、用以运粮运兵的水上通道,那时的运河就如同中原王朝伸向北方的一只臂膀。金、元以后,南北运河的交通水利系统则成为北方政权站稳燕京、进军中原的重要依托。

  自金朝迁都、燕京成为都城始,众多的人口、庞大的官僚机构及奢靡的宫廷生活,要求物资运输的规模成倍增加,每年要有数以百万石计的粮食及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华北、江南等地征收运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水运是比陆运更为方便快捷和省力的途径。金朝时曾开通闸河连接通州到金中都城,元朝初年也曾利用坝河、金口河进行漕运,但由于水源的限制,这些运道都渐渐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运输需求。1293年,在郭守敬的设计领导下,元朝开凿了著名的通惠河工程:自昌平白浮泉筑渠西引,汇西山诸泉入瓮山泊(今昆明湖),再经高梁河入积水潭;从积水潭往下顺皇城东墙南下,接旧金的闸河与潞河(今北运河)相连。这样不仅为大都城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水源,更使得从杭州到北京的南北大运河得以全线贯通。从此,江南来的漕船可以由通州溯流而上,直抵大都城内,作为漕运码头的“海子”(今积水潭——什刹海)水域呈现出一片“舳舻蔽水”的繁忙景象,浩浩荡荡的船队络绎不绝地沿通惠河穿行城中。

  此后,明清两朝的京城也依旧是依赖着这条运河的供给,只是由于水源减少和水系格局改变等原因,将终点码头移出了城外。也就是说,从金、元始,北京地区的水源要不遗余力地满足一项新的功能——漕运。“国家之大事在漕,漕运之务在河”,漕运乃京城重中之重,维系着北京的经济命脉。

  有了这条生命线,城市的稳定与首都政治职能的正常发挥,才能获得可靠的保障,否则,后果将十分严重。据《明实录》记载,成化六年(1470)六月,北京周边地区发生严重水灾,流民纷纷涌入京城谋生。而水灾导致的漕运不畅进一步加剧了京城粮价的哄抬,迫使朝廷多次把官仓的储备粮投入市场以平抑物价,严厉打击奸商囤积和惩戒贪官赈济不力。还将国子监的部分生员放假回家,派五城兵马司把数以万计的云游僧人逐还原籍,以减少京城人口对粮米的消耗。

  物资保障只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运河的开通,更增强了朝廷政令的通达以及对全国的掌控,也是体现国家对沿岸地区政治影响力的新渠道。疆域辽阔的元、明、清三代的首都偏于国家版图的东北,而有了大运河,也就有了一条强化南北联系、及时掌控江南社会动态的通道。

  运河与北京文化中心的形成

  运河对北京文化中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大运河对外传播京师文化、南方士人的北上交流,促进形成了北京对中国文化的凝聚力、传播力以及北京地域文化特色。

  大运河不仅是加强国家政治统一、经济联系的纽带,更是在五大水系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沟通的桥梁。通过它,有了广泛的人员来往、书籍流通、生产技术的推广、艺术和思想的传播、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的交流融汇等等,既能将京城文化流传到全国各地,也使北京吸收各地文化元素,兼容并蓄集大成,从而形成引领文化潮流、对全国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文化中心。这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

  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有全国的最高教育机构,也是科举时代举行会试的地方。南方士子以此为契机到京师访学就试,不少人就是沿着运河从水路北上,写下了许多文笔绚烂的游记或记游诗。如明末清初的史学家、《国榷》的作者谈迁,在清顺治十年(1653)以幕僚的身份从浙江嘉兴到杭州,在杭州坐船沿着大运河到北京。顺治十三年(1656)返回杭州时,走的仍然是大运河这条水路。记录谈迁行程的《北游录》,描绘了运河两岸的地理风物,留下了他在京期间拜访藏书之家、考察文物古迹,以及与京城士绅文人交游活动等记载,为今人探求明清时期北京及运河沿岸之风土人情的宝贵资料,也是当时京城文化生活的一面镜子。历史上,像谈迁这样在大运河上来来往往的文人学者不计其数,在他们笔下产生的有关运河和京城的文化篇章不知多少,而其对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是难以估量。元明清时期,许多官宦、文人尤其是从南方进京的权贵喜欢在南城一带兴建私家园林,并由此带动了城南一带花卉产业的兴起。这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因为船使得盆花盆景、木材石料等的运输更为便利,南方人的生活方式和环境也可以随船照搬而来。

  运河文化对北京地域文化的影响

  京杭大运河作为一条贯通南北、连接我国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轴线,沿岸孕育了众多举世闻名的文化名胜和独具特色的文化习俗,是中华文明中一个独特的带状或线性文化体系。它以庞大的、跨流域的复合水利工程为载体,并由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等因素综合作用而成。它随所经地区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地域特征,又由于行业因素的影响而带上相应的行业特色。运河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部分:物质方面的,包括运河水道、码头、漕船、仓场、闸坝、官署、城镇等;非物质方面的,包括漕渠名称、相关地名、漕运制度及管理方法、水利技术及前人的经验、智慧、相关历史人物及其历史文献、习俗、俚语、民间文艺、传说故事等。

  北京运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繁荣互为表里。早在元代,随着通惠河和海子码头的建设,其沿岸就成为元大都城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围绕水运特征出现了颇具南北交融特色的商业街市和文化景象。地安门至鼓楼一带的传统商业格局、什刹海周边的码头水市风貌一直延续至今。白浮泉及其引水渠、通惠河水道(包括城中段的玉河等)、坝河、沿河附近的仓场(南新仓、神木厂等)、闸坝(广源闸、庆丰闸等)、码头(高碑店、张家湾)等,都是存留至今的珍贵历史遗迹。

  漕运兴盛带动了大运河沿线一批城镇的发展,通州作为漕运枢纽和北京的门户,运河文化表现得尤为典型。明朝人蒋一葵所著《长安客话》中记载,明代“通州城北五里有黄船埠(即御用码头),黄船千艘常泊于此。河水萦回,官柳民田,阴森掩映,为八景之一”。明清以后渐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美誉。明代扩建的通州新城外砖内土、高大坚固,并将原本不在城里的大运西仓、西南仓也括入其中并驻兵戍守,显示了通州“左辅雄藩,京畿重镇”的特殊地位。清代通州城更加气派巍峨,城里官衙林立,有州衙署、仓场总督衙门、通永道衙门、户部坐粮厅署、漕运厅署、大运仓监督署等大小署衙二十余个。大街小巷商铺密集,据18世纪来华的英国访问使团成员斯当东描述:“通州许多家庭的房子前面开设商店和作坊,后面住家,工商业显得特别兴旺”;临街店铺都挂着五颜六色的招牌幌子;各种货品极为丰富,有来自南方的茶叶、纺织品和瓷器,也有蒙古的皮货、东北的药材甚至西洋的布匹……同一时期来华的朝鲜人朴趾源笔下有关通州市面的繁华则是:“下船登岸,车马塞路不可行。……东门至西门五里之间,独轮车数万,填塞无回旋处。……其瑰丽繁复,亦非盛京、山海关之比矣。艰穿条路,寸寸前进。市门匾曰万艘云集,大街上建二檐高楼,题曰声闻九天。城外有三所仓廒,制如城郭。”

  通州南面的张家湾,位于潞河和浑河(今永定河)交汇处,水面辽阔,是京东第一大天然良港。每当冰雪消融、春江水暖,城外的运河上就是一片船桅林立、舳舻连绵的景象,负责漕粮检验和收储的官员敲锣打鼓、乘船坐轿、前呼后拥地分批前往码头验收漕粮,各等小吏、经纪等穿梭吆喝,把头、扛夫、水脚等则像蚁群般忙碌地装卸、搬运、入仓……蒋一葵形容这里“水势环曲,官船客舫,漕运舟航,骈集于此。弦唱相闻,最称繁盛。曹代萧诗:潞水东湾四十程,烟光无数紫云生。王孙驰马城边过,笑指红楼听玉筝。”这里显然已不仅仅是一个漕运码头,市井的繁华和文化气象展现无遗。

  明清时期,除常规地扩建和修缮河道、码头之类设施外,还陆续建立起包括漕运总督(清代别称漕台)、漕运组织、漕粮制度和仓储制度在内的一套完整的漕运制度体系,使运河的功能进一步完善和发挥。通惠河沿岸风帆云影的旖旎风光和大通桥码头、通州码头的热闹景象,都曾是京城文化的重要标志。今高碑店附近的庆丰至郊亭二闸间,风光秀美,更是京城百姓消闲游赏的好地方。每当风和日丽,河畔游人荟萃。清朝人震钧《天咫偶闻》说:二闸“自五月朔至七月望,青帘画舫,酒肆歌台,令人疑在秦淮河上”。到东便门外“逛二闸”,是当时京城人的游乐时尚。高碑店娘娘庙的庙会更是当时著名的民俗盛会。

  清末铁路交通的兴起替代了运河的功能,也导致运河沿岸一些城镇的萎缩和沿途风光的不再。但尽管如此,大运河在元明清三代的兴盛,为北京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也为北京的地域文化注入了鲜明的特色。比如,今西城区什刹海周边蜚声中外的名胜古迹和传统街巷格局、东城区和朝阳区通惠河沿岸的仓场、闸坝、码头遗址等,都是元代以来运河文化的重要载体。曾经排列运河沿岸大大小小的众多仓库,至今仍留有南新仓、北新仓、禄米仓等仓廒遗迹,成为当今北京珍贵的旅游资源;有的虽只留在了地片或街巷的名称中,但同样成为北京悠久历史的无形注脚。又如通州境内的燃灯佛舍利塔、通州文庙、通州衙署遗址、贡院遗址、工部分司遗址、嘉靖寺遗址、天后宫、东八里桥以及通州古城等,也都是运河留下的历史烙印。

  除了有形的物质遗产,由运河带来的曲艺、京剧等文学艺术,与漕运有关的花会、庙会、放河灯、舞龙、高跷、运河号子等民风民俗以及民谣等,对北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巨大作用。北京民谚中如“西有三家店,东有张家湾”的说法,就是运河文化对北京历史影响的反映。举凡文学艺术、水利文献与科技成就、法律典章与治河经验、历史人物的事迹及其思想、民俗民谣等,都可以列入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它们同样是北京古都风貌的重要元素、北京地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当代致力于发掘区域历史文化资源、创建地方文化品牌的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

  北京作为大运河的北端点,不仅提供了运河文化形成的动因,而且在其自身发展中融合了诸多运河文化要素,铸就了包容、大气、通达、聚合的城市品格。如今运河的运输功能虽然不再重要,但作为北京城的一条历史长廊,它依然发挥着文化动脉的巨大作用,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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