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礼乐文化
礼乐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由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整理了古代礼乐文化相关知识，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古代礼乐文化简介
礼乐文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明特征，通过制礼作乐，利用“礼”教与“乐”教，形成一套完善的礼乐制度，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对后来历代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 。
礼乐是指礼节和音乐。古代帝王常用兴礼乐为手段以求达到尊卑有序远近和合的统治目的[2] 。
礼
原本是古人事神祈福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在这种仪式上，献祭、颂神、祈福的各项活动都按照一定的规程进行。西周初年，经过周公等人的改造，礼便从宗教的制度转换成了基本的社会典章制度，规定着贵族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周公“制礼作乐”。据《仪礼》记载，周初的礼，内容有十七项，包括士冠礼、婚礼、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聘礼、朝觐礼、丧礼、祭礼、凶礼、军礼(行军，出征)、宾礼等。[1]
乐
原本是一种辅助性的原始宗教仪式，是古人将“颂神娱神”的愿望以舞和乐的形式“送达天听”的手段。周初，经过周公等人的改造，乐便成了人们在宗庙中，在族长乡里之间，在父子长幼闺门之内等等社交场合沟通情感的基本方式，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唤起血缘亲情，增进社会成员之间的亲近感，从而化解因为礼的等级化、秩序化而引起的种种对立感和心理矛盾。荀子把乐的这种功能恰当地称之为“和”。[1]
古代礼乐文化释义
礼乐文明是指“周公之典”。《尚书》曰：“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候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制作的礼乐是处理等级社会上下贵浅之间的人际关系的伦理规范[2] 。
礼的本质是差异，也就是说贵与贱，尊与卑，长与幼，
2008名演员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击缶而歌
亲与疏的各种人之间，必须遵守各自的行为规范，绝对不可混肴。这种有差异的秩序叫“礼”，不可僭越。所以孔子曰：“非礼忽视，非礼忽听，非礼忽言，非礼忽动”。但是社会只讲差异，不讲大同，社会就不会和谐。因而周公“制礼”的同时又“作乐".乐讲和同，乐当然是指音乐，但已超越了音乐，以音乐激起人们相同的共鸣的喜怒哀乐的情绪[2] 。
礼和乐不可偏废，“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礼乐文明是国家和谐的基础。春秋鲁人孔丘发扬了儒行。其所谓儒，其有不灰心丧志，不得意忘形，有上尊下慈的美德。无怪乎孔子对礼乐崩溃时，发出如此的感叹：“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一生所致力追求的理想就是恢复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2] 。
孔子招受学生开经讲学，整理《诗》·《书》·《易》·《礼》·《乐》·《春秋》。他死后，他的学生把的他言行整理成《论语》。上述著作构成儒家博大精深的政治伦理体系。孔子主张“仁爱”，“克己复礼为仁”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准则;“节用爱人，伺使民于时",是对执政的要求。在孔子看来，仁是礼的基础，礼是贵浅有序，乐是对礼的调度。礼乐不僭越，就会形成和谐社会。所以，一个有文化的人要以“格物·致远·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最高理想[2] 。
古代礼乐文化要义
礼之所以合理，正如孔子所说，“礼缘人情而作”，它是基于人情而制定的。儒家从人本主义出发，提出治理人民的前提是尊重人性。只有充分注意到人民的好恶之情，社会才能长治久安。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人性可以不受制约，可以纵情放任，那样无异于将人类等同于动物。人的好恶之情的缺乏或者过度，同样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只有健康的情感，是社会和谐、进步的保证。人的情感应该与天道(大自然)一样，处在阴阳和谐的“至中”境界。但是人性不能自发企及于至中之地，因此需要礼(各种仪式节文)来引导人性，使之合于天道，这是儒家礼治主义的根本要旨之所在[4] 。
中华礼乐文明
礼乐的表达需要有一定的形式，玉帛荐献、进退揖让;黄钟大吕、干戚羽旄是礼乐之美，但是欣赏盛美的仪式并不只是为了满足耳目之欢，更重要的是要体会礼乐文明引领人向善的本义。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礼记・乐记》说：“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这些论述旨在说明，礼乐文明美的形式是为了表达善的内容，而其中美是次要的，善才是主要的。孔子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在这里，他就是把仁爱作为礼乐引领人向善的一个目标提出来的。因此，认识礼乐文明，重要的在于把握其中的要义[6] 。
礼
礼乐文明中“礼”的要义有数端。其一，“礼”是人性的基础。《礼记・曲礼》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把“礼”作为区别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的标准，所以“礼”是人类文明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其二，“礼”的重要作用在于规范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礼使人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懂得尊敬和谦让;使人区别事物或行为的是非，懂得什么是该做和不该做的。“礼”作为一种行为规范，维护了社会的秩序和正义。其三，“礼”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向善和自律。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因此，礼乐文明更强调通过礼教，使社会规则内化为人的内心尺度。其四，通过知礼、守礼，达到社会和谐的境界。《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既强调了“和为贵”的愿望，又指出“和”不能单纯为和而和，不能是无原则的和，这个原则就是守礼。在彼此遵守社会秩序的情况下达到和谐，才是最美的境界[6] 。
乐
礼乐文明中“乐”的要义也有数端。其一，“乐”的社会作用重在和谐精神。《礼记・乐记》曰：“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所不能免也。”指出“乐”是协调世间万物的纲纪，它的作用是使人们各安其位，和谐相处。其二，“乐”注重有秩序的协调。《乐记》说：“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chì)之音矣。”其用五音比喻各种人物，说明要有序协调，才能奏出和谐之乐。其三，“乐”也有陶冶情操，移风易俗的功用。《乐记》曰：“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孝经》也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乐教有陶冶心性，使人快乐安宁，生命长久之功。因此，孔子要求人们要听雅乐，远淫音[6] 。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秩序也。”(《礼记・乐记》)秩序与和谐是礼乐文明的主旨。《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是说乐的作用在于协调上下，礼的作用在于区别次序。然而，礼和乐虽有形式、功用上的不同，但却是相辅相成的。在远古传统中，“礼”即人文，是涵盖一切，包括“乐”在内的。到了周代，礼、乐虽各有制度，但是“乐”毕竟仍是礼制的一个方面，“乐”的“和”也是为实现“礼”而辅助、服从于“礼”的。《乐记》说人受外物的引诱会丧失天性，产生贪婪、残暴、欺诈等邪念，于是先王制礼乐，用以调节人心。“礼节民心，乐和民声”，就是用“乐”之“和”，弥合“礼”之分所造成的心理差距。孔子等儒家常将“礼”、“乐”相提并论，就是因二者之结合，能起到平衡与调和的作用[6] 。
二者关系的认识。“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和乐虽有形式、功用上的不同，本质上是相通的。《乐记・乐论》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乐在儒家的体系中得到规范。礼”先“乐”后，礼是乐的基础，乐为礼定，乐为礼用。不仅选用乐，要按礼的规定，评价乐，也要以礼为标准。礼和乐不可偏废，礼乐不潜越，平衡与调和，就会形成和谐社会“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礼是贵贱有序，乐是对礼的调度[4] 。
礼乐思想的升华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对周朝礼乐制度的欣赏与留恋溢于言表，但并不是袋周礼作为不可变化的教条来崇拜、遵守。当时孔子所面临的客观社会的形势是:一方面作为国家典章、制度、仪式的礼乐遭到破坏;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国家、社会又不能没有一定的礼乐典章制度，否则人们就无所遵循。这就需要对旧的礼乐典章制度加以改造，寻求新的理论根据和心性道德的支撑，于是孔子担负了这个时代的任务，对礼乐作出新的解释和理解。“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在这里，仁是统领礼乐的灵魂，他把仁爱作为礼乐引领人向善的一个目标提出来的，用“仁”的理念来调适自我与他人、社会的关系。孔子把礼乐制度这种外在的形式与主体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行为的仁、不仁直接联系起来，不仁的人是不能正确对待礼乐典章制度或遵守礼乐典章制度的，只有具有道德理性自觉的仁人，其行为才能自觉地遵守礼乐或合乎礼乐制度。个体应该注重约束自己，加强自我道德修养，成为具有道德理性的仁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仁便成为礼乐制度的本质义蕴，这是孔子对于礼乐制度这种外在形式、仪式的后面所以然的追根究底，是对于礼乐典章制度理论基础的寻求，亦是对传统礼乐制度的新诊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