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古代史的看法论文优秀范文(2)
中国古代史论文篇三
古代文学论文《文化：中国诗歌史的大视野 》
中国素称「诗的国度」。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诗歌源远流长，诗人和作品流派林立，数量众多，而且诗歌在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 发展中一向占有特别和显著的地位。中国诗歌史的专著已有多种，但本篇的角度立意稍有不同。
大约十年以前，曾在荣宝斋看到启元白先生题的一幅字，记得是这样几句：
「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
唐诗是嚷出来的，
宋诗是讲出来的，
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
启功先生集大俗大雅于一身，他自己的诗词作品结集，也只以《启功韵语》名之。这几句白话，大约是他多年悟出的心得，言简意赅，可谓一部简明中国诗歌史。我的体会，这是讲唐代以前是中国诗歌的发韧期， 自然天籁，朴拙浑成;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期，直抒胸臆，而又各具面目;宋代是中国诗歌的转型期，思辨机趣，融情入理;宋代以后则是中国诗歌的滥觞期，流派繁多，然而缺乏原创。
我们不妨以此为线索，从社会文化史发展中撷取若干片断，来回顾一下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在的缘由。
一，诗源于巫
诗歌和其他 艺术的起源一样，是令艺术史家、 哲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家们颇伤脑筋的事情。上一世纪以来，便有「劳动」、「模仿说」、「游戏说」、「移情说」、「冲动说」等多种说法的争论，外人不足与论。中国典籍上，也恰好有帝舜时期的「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竹书纪年》帝舜元年条)「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古乐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卜商《毛诗正义·诗序》)「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越绝书》)等等记载，以备各种阐发西来学说之某一派系的学人们共同征引，好在中国的语言文字有着充分的模糊性。我揣测，这些争论也许永远没有结论，也许只有模糊的结论，也许结论是各种说法的中和。因为不管这些学科今后将以什么样的人类状态作为模型，是与世隔绝，至今仍然过着原始生活的部族呢，还是以婴幼儿的成长发育过程状态，这些实验和举证，都永远不可能确切模拟出人类原始创生时代的文化活动了。
鲁迅《门外文谈》自称是“‘杭育杭育’派"，意思是主张“劳动创造"论的。这用于口头创作，本来也不错。世界上很多民族都经历过口唱心授的长篇“史诗"阶段，如古希腊的《伊里亚特》、《奥德赛》、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古日耳曼的《尼伯龙根之歌》、古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以及我国藏、蒙古民族的《格萨尔王》等等。但在汉民族的诗歌发展过程中，似乎却缺少了这样一个环节，这曾经使一部分奉行统一 规律学说的人士大惑不解。我想，也许是因为中国文字起源早， 历史和 文献不必依赖口传形式保存，何况象形文字早就具有宗教意义上的符咒作用的缘故。
中国古文字起源之一，是来自卜蓍，这是由一个有趣的发现证实的。1899年，当时任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的学者王懿荣因病照方抓药，偶然在向来被叫做「龙骨」的中药上面，发现了神秘的符号似的花纹。经过研究，证明这是一种当时尚未被认识的古文字，于是他派人把中药铺里所有的「龙骨」都买了下来，开创了后世称为「甲骨文」的研究。1903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号铁云)出版了《铁云藏龟》专门著录甲骨文字，1913年孙诒让的《契文释例》则是我国学者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专著。从此殷商时代的文献开始为世人所知。中外学者经过多年的考证研究，断定目前发现的约十万片刻在龟甲或者兽骨上的甲骨文文献都是殷商王朝后半期占卜的文辞，即卜辞。
殷商民智未开，人神杂糅，可谓「文化混沌」的时代。《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生活社会中事无大小，都以卜蓍为决，如同今天保留着原始习俗的许多民族一样。「卜」是用龟甲兽骨，「蓍」是用蓍草来「占」(预测)某事吉凶祸福的两种方式。占卜的结果需要记录下来，这就是甲骨文献的由来。占卜预测的仪式往往伴随着歌舞，这会影响到卜辞的 音乐性，也许这才是中国诗歌的由来。例如：
「今日雨，
其自西来雨?
其自东来雨?
其自北来雨?
其自南来雨?」(郭沫若《卜辞通纂》三七五)
就具有明显的节奏和韵律感，无疑是后世诗歌的先声。
卜蓍形成的著作，就是向来被称为「六经之首」的《易》。《易》是一部博大精深，意蕴深厚的伟大著作，我们无意对它作全面的评价，只想指出在它的的卦爻中，已经保留有完整的古代歌谣，如描写抢婚风俗的：
「屯如邅如，
乘马班如。
匪寇，婚媾。」(《屯》六二)
「乘马班如，
泣血涟如。」(《屯》上六)
(大意为：男子威风凛凛地骑着马到女家来了，他不是强盗， 而是来为婚事来的。马儿走远了，女子还在伤心地哭着。)
又如描写牧场景象的：
「女承筐，无实;
士(圭+刂)羊，无血。」(《归妹》上六)
(大意为：女人抬着筐子轻盈地走着。男子剪着羊毛干净利索。)
再如描写作战胜利后情景的：
「得敌。
或鼓或罢，
或泣或歌。」(《中孚》六三)
或欢宴宾朋情景的：
「鸣鹤在阴，
其子和之;
我有好爵，
吾与尔靡之。」(《中孚》九二)
后一首从双鹤唱和作比起兴，已与《诗经》中的许多诗歌手法相似了。 二，诗教与文化设计
据说孔子五十读《易》，「韦编三绝」。但 中国诗歌史，一般以为是由他删诗，订为《诗经》为开始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诗经》以前的诗歌或者没有收集和保存下来，包括孔子删除的那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后世儒生，尤其是汉儒崇尚孔子的「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周易正义》)以「微言大义」之说，把《诗经》的地位抬至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实源于西周的文化设计。
诗在周公设礼之初，已有特别意义。《周礼》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春官宗伯下·大师》)但是到了东周，「礼崩乐坏」，颂诗成为 政治、外交或礼仪上的重要活动的表达方式之一。我们不妨随手举几个例子：
《左传·文公三年》：「公如晋，及晋侯盟。晋侯饷公，赋『菁菁者莪』，庄叔以公降拜曰：『小国受命于大国，敢不慎仪?君贶以大礼，何乐如之，抑小国之乐，大国之惠也。』晋侯降辞，登成拜，公赋嘉乐。」这里引用的《菁菁者莪》是《诗经·小雅》中的一首。
《左传·隐公二年》：郑庄公听从颖考叔之劝与其母姜氏「隧而相见」时，「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遂为母子如初。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而类。』其此之谓乎?」这里引的诗，保存在《诗经·大雅·既醉》中。
又如士季谏晋灵公：「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惟群臣赖之。又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能补过也。君能补过，衮不废矣。」(《左传·宣公二年》)这里前一句所引诗为《诗经·大雅·荡》，后一句在《诗经·大雅·?民》。
再如晏子相齐，「景公饮酒酣，曰：『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饮，请勿为礼。』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过矣，群臣因欲君之无礼也，力多足以胜其长，勇多足以弑君，而礼不使也。禽兽以力为政，强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礼，则是禽兽也。群臣以力为政，强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将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故也，故《诗》云：『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礼不可无也。』公湎而不听。少间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举则先饮。公怒色变，抑手疾视，曰：『向者夫子之教寡人，无礼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举则先饮，礼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曰：『婴敢与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无礼之实也。君若欲无礼，此是矣。』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闻命矣。』觞三行，遂罢酒。盖是後也，饬法修礼，以治国政，而百姓肃也。」(《晏子》)这里引的诗就是《诗经·?风·相鼠》的结句。
以上四例中，第一例是将诗运用在外交场合的，第二例是用于评论的，三四例则是用在以臣谏君，作为公理常识引用的。
在政治外交场合引诗，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引用得体，要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势，如第一例中所引《菁菁者莪》原意即是颂相聚之欢的，正适合于那种微妙的外交场合，这被认为是「类」，所谓「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春秋左传·襄公十五年》)「不类」被认为是有失礼仪的行为。引用全诗来「类」当前情势，也并不容易，所以也允许只引用其中的部分，这就是所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后世有「断章取义」的成语，即出于此。
如今一般认为，现存《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属于地方民歌，「雅」(《大雅》《小雅》)是朝廷乐调，「颂」(《周颂》、《鲁颂》《商颂》)是庙堂祭祀的乐章。包容既广，题材亦泛，所以孔子以「温柔敦厚」为「《诗》教也。」(《礼记·经解》)「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包咸注为「兴，起也，言修身必先学诗。」朱熹的注则说是「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于此得之。」)同时他也不否认诗有其他功能，「子曰：小子何莫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所以《诗》被订为「六经」之一。
汉代文化政策为「独尊儒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首开先河，於是汉儒纷纷强调「微言大义」和「纬候足征」，出现了近人皮锡瑞所云「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经学 历史》第三章)的现象，每每由政治意义索解《诗经》，后世的文字狱的理论依据，实创于此。据说汉武帝曾与群臣和诗，号为「柏梁体」，但是形式既无新意，内容又言之无物。因此有汉一代，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诗歌创作。
先秦另一个传统是骚赋，而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骚赋原其初，也可以说是长诗，想象奇特瑰丽，感情真切奔放，成为汉代文人创作的主流样式，也从此和诗歌一途分道扬镳，故存而不论。
真正继承了《诗·国风》「民间 自然性情之响」的，倒是这一时期的民歌，即所谓「汉魏乐府」。象《古歌》：
「秋风萧萧愁杀人，
出亦愁，
入亦愁。
座中何人，
谁不怀忧?
令我白头。
胡地多飙风，
树木何修修。
离家日趋远，
衣带日趋缓。
心思不能言，
肠中车轮转。」
格调自由，情感真切，把离人游子在塞北的乡愁情思描写得淋漓尽致。另一首大胆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也同样如此：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形式比较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民歌，如描写牛郎织女神话的《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
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
扎扎弄机纾。
终日不成章，
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
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
脉脉不得语。」
至于叙事类的歌谣，如《陌上桑》这样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作品，开启了后世长篇叙事诗的四大名作《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琵琶行》和《长恨歌》的先河。
班固《汉书·艺文志》 总结先秦两汉的诗歌创作是说：「传曰：『不歌而颂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论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宗秦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可见两汉诗歌创作的主流，仍然是继承「十五国风」传统的「乐府」民歌。 三，诗歌与人生
汉魏之际是 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由西汉建立的「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受到汉末 政治腐败和体系化的外来文化佛教的东渐这两大冲击，趋于式微。社会动乱引起人生无常的感喟，鲁迅曾说：「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魏晋风度及药与酒之关系》)但这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佛教思想中的「人生」说和「轮回」说，搞得人们心理不得平衡，于是产生了「生死情结」。王瑶沿着鲁迅的思路研究这一时期文人心态，发现「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励人底同情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阮籍是这样，陶渊明也是这样，每个大家，无不如此。」(《中古时期文人生活·文人与药》)他认为，在《诗三百》里找不到这种情绪，楚辞里也并没有生命绝对消灭的悲哀，儒家「未知生，焉知死」，回避了这个问题。「生死问题本来是人生中很大的事情，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和亲切， 自然是表示人有了自觉，表示文化的提高，是值得重视的。」所以魏晋被称为「为文自觉的时代」，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 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 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非常有建树，其影响之深远，可以说是透过盛唐，直达现今，在诗歌 发展史上尤其如此。这不奇怪，也可以用马克思政治 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学说解释的。
汉魏之际是以「建安文学」著称于文学史的，「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他们身边的文士，如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这些人各著文赋数十篇，声名最高，被称为「建安七子」。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就是说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这指史家所谓的「建安风骨」。「风骨」二字文学史家的解释尽管还不完全一致，但大体说来，是指一种独特的风格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了。前人爱用「慷慨悲凉」四字来形容这种风格，读起来也确实有味道。
现在看来，这一时代为什么在短暂的时期取得那样突出的文学艺术成就，是有一些值得重视的原因的。这里至少可以举出三点来讨论：
第一，汉代自董仲舒以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但是曹操却提倡「通脱」，不拘细节，这有点思想解放的意思。鲁迅说，「思想通脱以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所以魏晋之际文学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大的变化，曹操也被称作是「改造文章的祖师爷」。可见要实现变革创新，是需要「通脱」的。
第二，是对文学的重视程度的问题。汉代及以前，文人是被当作「倡优畜之」的，即使是司马迁、司马相如这样的一代文豪，地位也是低贱的。曹操重用邺下才人而始有「建安七子」这样的文学集团，而曹丕提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鲜明主张，使文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文学家艺术家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也由此引起了竞争，这也是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因素。在这个时期，才出现了 现代意义上的诗人。
第三，批评风气的形成，是又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东汉末年，本有「月旦评人」的习惯，就是每个月的月初要品藻评鉴一下人物，好象生活会似的，这就成为汉末清议举荐制度的基础。曹丕作《典论· 论文》，对「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的风习作了分析，进而对当时文士的优长和弊短一一品定，被视为中国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开创之作。当然，他是皇帝，不会有怕得罪人的顾虑，但是后代认为他的批评没有丝毫以势压人之处，相反倒是中肯、公正、态度也满亲切的。后来继续的有《诗品》、《画品》、《文心雕龙》等一批品评高下，评论优劣的著作，对当时以至后世的文艺繁荣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促进作用。可见繁荣文艺永远需要健康、正常的批评，既不能搞「大批判」，也不能「老虎屁股摸不得」。
在后人看来，汉魏之际的文士诗人都是一些怪异的家伙，当然也还有另外一种比附而来的好听的说法，叫做「个性解放」。外界消除了儒家观念的束缚，但心里面横亘了佛学所谓「生死」，这滋味恐怕并不好受。这集中表现在《古诗十九首》中这样一些诗句中：
「人生天地间，
忽如远行客」;
「人生寄一世，
奄忽如飙尘」;
「所遇无故物，
焉得不速老」;
「人生非金石，
岂能长寿考」;
「四时更变化，
岁暮一何速」;
「人生忽如寄，
寿无金石固」
所谓「魏晋风度」，其实包含复杂，有「服药」、「狂饮」、「放诞」一类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作伪」一类奇特的风气，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在精神指向上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因人生无常而追求生命的密度，后者因人生有限而向往精神的超越，当然也有人出入两者之间，忽尔清言，或倘佯山水，或依违田园，忽尔任诞，或醒醉不分，或扪虱而谈。这本身就都是作诗的现成氛围和上佳题目。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比如「诗与酒」，仿佛有天生的不解之缘，实际上，这也是汉魏之际文人「放诞」的风习首开其端。随手举例，便有《古诗十九首》：「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後汉书·孔融传》说他「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曹丕《典论·酒诲》说荆州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为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雅。伯雅受七升，中雅受六升，季雅受五升。又设大针于杖端，客有醉酒寝地者，辄以镵刺之，验其醉醒。是酷于赵敬侯以筒酒灌人也。」曹植《与吴质书》云：「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范云《赠学仙者》曰：「春酿煎松叶，秋杯浸菊花。相逢宁可醉，定不学丹砂。」《世说新语·任诞》说张翰有「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之语，而毕卓则说「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他身为吏部郎，还曾夜入邻舍盗酒，被人当场抓住。《晋书》束皙曰：「昔周公卜洛，流水以泛酒，故《逸诗》曰：『羽觞随流』。」史书上记载的石崇使美人劝酒事，显示出主人的残酷的殷勤。这些都是说明问题的材料。
这一时期的「隐逸」大诗人陶渊明，可称是把酒与诗联系起来的第一人，他不但以酒大量入诗，以至于几乎篇篇有酒，又把饮酒所得的境界用诗歌熨贴地表达出来(参见王瑶《中古时期的文人生活·文人与酒》)。杜甫《可惜》诗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若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可谓渊明的隔代知音了。由这一线索观察当时的其他重要诗人，如曹植、阮籍、王羲之、谢灵运等，也可以从他们怪诞的行为中窥见他们各自不同的心态，领略到他们诗歌的底蕴。
佛学的传入还极大的增加了中国文化的体系化过程。曾经出家为僧的刘勰所著《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艺理论系统化的第一部专著，同样佞佛的梁昭明太子萧统又是第一个整理辑编古典 文献的人，钟嵘的《诗品》则是中国第一部诗歌理论专著。刘孝标《世说新语》在中国小说史上有无可争议的地位，他们都是东晋时中原士族南下后，相继建立的南朝「宋齐梁陈」中短暂梁朝的人。范文澜有「梁是文学上新旧交替的重要关头」，「梁朝已有新体文学的萌芽」的看法(《中国通史》第二册)，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看，比较一下这种论点与鲁迅的有何不同。
说起来， 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他儿子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陈寅恪先生认为，晋宋以来，居住在建康的一些善声沙门和审音文士就有密切的交往，梁朝沈越及王融等在梵声的影响下把字音分为四声，创立声律，这既吸收了传统音韵学的成果，又直接受到佛经转读和梵文拼音的影响(参《金明馆丛书初编·四声三问》)。这显然对隋唐律诗的形成以至宋词的形式美起到不言而喻的作用。 四，盛唐之“盛"
如果把 中国诗歌流变的 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不着声色地渗滴为泉，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无所拘束，待得到山西吉首的壶口时，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急泻而下，奔腾不羁，声势浩大，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这就是瑰丽雄奇的唐代诗歌。
至今唐诗犹存万首以上，如果不是中间以至后来百年以上的频年战乱，其数当在数倍甚至数十倍上。后人所称宗师大家，也有数十人之多，前后辉映，灿若银河，流光溢彩，熠熠生金。其人或倜傥风流，或蕴籍含蓄，或意气风发，或舒卷自如，如握天地灵珠。有神鬼暗助。令后世诗人豪士常有虽可望而不可及，虽可羡而不可逼，虽可钦而不可学，虽可敬而不可亵之感慨。其流风播及当时周边民族，其遗韵直透当世中西诗坛。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的。但是如何评论唐代大诗人的渊源，就难免会发生一些歧见。我认为，就盛唐并世而立的诗歌三大家而论，李白是以道为主，承接谢灵运融会玄言佛理，上蹑老庄屈骚，自出机抒，开创百代雄风，所以被誉为「诗仙」;王维深研佛理，冲淡平和，所以被看作「诗佛」;杜甫则忧患苍生，致君尧舜，所以被崇以「诗圣」。他们的诗才也是盛唐之「盛」的一个方面，他们的命运又与唐之盛衰相始终。这说明早在盛唐之音里，已伏下后世「三教圆融」的基因了。中唐以后，又有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注谓汉魏六朝)，道济古今之穷」，振兴儒学，而白居易则大异其趣，他以禅机入诗，圆融三教，通俗易懂，他们除在当时主盟文坛诗坛而外，实为宋明 理学发端之源，对后世影响至巨。至于唐诗各种流派，无论是以题材划分为「边塞诗」、「闺情诗」、「田园诗」、「山水诗」、「送别诗」、「市井诗」等等，还是以时期风格区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诗歌，其传情状物，以情入景，情景交融，浑然一体，始终盛传不衰，对于后世诗人来说，都有着某种启迪、规范甚至垂典的意义，以至清人所选的一部《唐诗三百首》，成为近世中国人的发蒙及普及读本，所以造出一句口号，叫做「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
《新唐书·文艺传》论唐代文风之变迁时说：「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夷始，沿江左余风，制句绘章，揣合低昂，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濡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嚅嚌道真，涵咏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等合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若侍从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佺期、王维，制册则常衮、杨炎、陆贽、权德舆、王仲舒、李德裕，言诗则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一所长为一世冠，其可尚矣。」这也大体道出了唐代诗风的演变和特点。
研究唐诗兴盛之由的著作如林，但除了从 经济 政治立说的“反映论"外，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我们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隋唐不仅疆域辽阔，善于吸纳从西域引进不少异族文化，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它的统一，实为“南北文化"，即五胡以来交融 发展的黄河流域经济文化，与东晋南迁以后，由中原士族融会开发的长江流域经济文化的一种“大整合"，其实力自能超胜秦汉，雄视古今。
文化上的「南北」之说，首见于魏徵《北书·文苑传》(《隋书·文学传序》亦同)。他在比较了汉魏六朝以来逐渐形成的大江南北风习差异后，认为：「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居，各去长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我们不妨比较以下南北诗风的差异。北歌如《琅邪王歌辞》：
「新买五尺刀，
悬著中梁柱。
一日三摩挲，
剧于十五女。」
刚健质朴，奇特新警。而南歌则以《子夜歌》为代表：
「宿昔不梳头，
丝发被两肩。
婉伸郎膝上，
何处不可怜?」
哀怜婉转，形象生动。同是情歌，一则大漠雄风，展其阳刚之长，一则清溪百回，极尽阴柔之美。唐诗恰好就是沿着魏徵设想的「各去长短，合其两长」的方式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使它拥有着历史上从未具有，从此以后则视为当然的雄厚优势。
诗歌对于唐人，是有着特殊意义的，这就是他们思维、存在的方式。
唐诗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千首诗轻万户侯」(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语)唐代科举特重诗赋，当时不但以诗取士，而且以诗品题，如白居易求顾况事;以诗干谒(即以诗见才，获得社会声名和权贵赏识)，如李白所谓「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故事。《新唐书·选举志》说：「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为最盛焉。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家名臣者，不可胜数。遂使时局笃意，以谓莫此之尚。」唐人取士所以尚诗文，是因为诗文能够发挥性灵，畅达意气，不能以稍有作伪，以此涵育薰陶，顺其品质，无论刚柔狂简，一一裁而成之，以见于事业。(参邓子琴《中国风俗史》第四章)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云：「唐世举人，以姓名达诸主司，然后投献所业，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是已。」其中「诗笔」之说，是指唐人还把创作诗歌的手法运用到其他文体中去了。诗歌在当时的影响，于此亦可见一斑。
唐诗还是唐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唐人集中有大量的「应制诗」，那属于官员们的例行公事，不必多谈。宦海浮沉，朋友聚散，也例应有诗，以至出现了专擅此类诗歌的应时名家，如《全唐诗》介绍玄宗时诗人郎士元时，说他「与钱起齐名，自丞相以下出使州牧，二君无诗祖饯。时论鄙之，故语曰：『前有沈(佺期)、宋(之问)，后有钱、郎。』」
这种风习还深入民俗，比如当时婚典中迎娶女方，女方要以扇遮面，合扈相见才撤扇，谓之“却扇"。要见新人之面, 男方例须作“却扇诗"。敦煌卷子中还保留着几首诗句：“青春新夜正芳新，鸿叶开时一朵花。分明宝树从人看，何劳玉扇更来遮。"(P.3350“鸿叶"疑为“红叶")，李商隐也有《代董秀才却扇》诗：“莫将画扇出帷来，遮掩春山滞上才。若到团圆是明月，此中须放桂花开。"两相比较， 自然有雅俗之别。从颜真卿有《请停障车、下婿、却扇诗等》奏章(《唐会要》卷八三)，可知那时风俗盛行之广泛。
此外敦促新娘打扮离家，还例有“催妆诗"。贾岛《友人婚杨氏催妆》曰：“不知今夕是何夕，催促阳台近镜台。谁道芙蓉水中种?青铜镜里一枝开。"语气温存而迫切，实不亚于后世西人的小夜曲。
唐诗也是唐人的一种思维方式，他们状物言情，或者表达曲折微妙的情绪，索性直接以诗为言，信手拈来。如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的「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诗题与诗景的错位，简捷曲折地传达出作者的当下关怀。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则活脱一组电影蒙太奇，句句有生动形象，句句富鲜明色彩，句句是跳跃灵动，句句含寓意无穷。
唐诗甚至也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千首诗轻万户侯"(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语)唐代科举特重诗赋，当时不但以诗取士，而且以诗品题，如白居易求顾况事，以诗干谒(即以诗见才，获得社会声名和权贵赏识)，如李白“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事。为了博取诗名，唐人用尽心机，做尽张致。如陈子昂居京师十年，不为人知，听说有胡琴价百万，无人能辨，而日有豪贵传视，于是不惜巨资购得，并且声称明日某处具酒演琴，盼邀闻名者与之。第二天当着百余名流之面，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所知。此乐贱工之役，岂余留心哉!“遂举而弃之，舁文轴两案，遍赠会者。会既散，一日之内，声华溢都。"(《独异志》)这种爆炒自我的做法，在今天亦不失新异。毕竟陈子昂以《登幽州台歌》独步一时，不是大款弄富之恶俗。进士们更会找辄扬名，李肇《唐国史补》中罗列了他们的种种鬼花活儿，如“群居而赋谓之‘私试“，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往还“"，等等等等。可见为了诗名，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
《新唐书·选举志》说：“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为最盛焉。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家名臣者，不可胜数。遂使时局笃意，以谓莫此之尚。"唐人取士所以尚诗文，是因为诗文能够发挥性灵，畅达意气，不能以稍有作伪，以此涵育薰陶，顺其品质，无论刚柔狂简，一一裁而成之，以见于事业。(参邓子琴《中国风俗史》第四章)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云：“唐世举人，以姓名达诸主司，然后投献所业，踰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是已。"其中“诗笔"之说，是指唐人还把创作诗歌的手法运用到其他文体中去了。诗歌在当时的影响，于此亦可见一斑。
唐诗所以雄据中国诗史金字塔之颠峰，其地位连近世傲慢不可一世的的「进化论」者都不可动摇，也是因为它普及之广，底面积之大的原故。现在所知的2000多位唐代诗人中，其社会身分上至帝王将相，公卿士大夫，下至和尚、工匠、舟子、樵夫、婢妾，更多的是出身寒素的下层文士。元稹、白居易的诗不但传诵于「牛童、马走之口」，写在「观寺、邮候墙壁之上」，而且进入了今人所谓的「文化商品市场」，「街卖于市井」之中，供歌伎演唱，村童竞习(参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及白居易《与元九书》)。《集异记里》有一则故事，说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偶聚旗亭，“忽有梨园伶官数十人登楼会宴。三诗人因避席隈映，拥炉火以观焉。"渐而约定歌何人词最多，即分甲乙。昌龄高适诗先后被歌，之涣不服，又约“诸伶中最佳之人唱之……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二子争衡矣。"结果妙伎所歌，正为“黄河远上白云间"。其事虽不必有，但既出唐人所载，必为唐人艳羡。若以版税为生，名诗人当不必穷愁潦倒，吟诵什么《茅屋为秋风所破》了。
诗人而能生活在唐代，应该是一种幸运。他们吐词为句，发言为诗，任情率意，无不中规中矩。当然，必须是大家风范。只会写点“噢呀呀，我好痛苦好痛苦"，恐怕是没有“追星族"拽着找你签名的。
唐代这种钟灵毓秀的特殊风尚，形成了一个适合于诗歌发展的「大环境」，一种有利与诗歌创作的「大气候」。诗歌之于唐人，有如空气和水，须臾不能相离，这也是后世不可企及的地方。五，不尽诗流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随着诗歌在唐代瀑布般奔涌之后，宋诗相对来说，更象一条经过人工补缀修葺过的河道，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这里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警僻的话：「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侯，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跟著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当然，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不过，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所以，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假如后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那末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了贪吃懒做的膏粱纨绔。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模仿和依赖的惰性。」
据说钱先生对《宋诗选注》并不满意，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五十年代的 政治环境比较以后还算宽松，但是苏俄文艺理论已借助「批判俞平伯《红楼梦》评论的观点」，在古典文学界声势浩大的传播开来，钱先生虽然无奈增加了阶级斗争的内容，而小心地避开了当时流行的模式和用语，但是这本1957年刚刚完成的东西，在1958年就被拔了「白旗」。至今看来，这册薄薄的《宋诗选注》不仅编选眼光独特，而且序言和注解都别具一格， 被近些年来海内外的宋诗研究者奉为圭臬。
钱先生还对宋代的基本状况作了这样一番提纲挈领的形象评论：「宋朝收拾了残唐五代那种乱糟糟的割据局面，能够维持比较长时期的统一和稳定，所以元代有汉唐宋为『后三代』的说法。不过，这个『后三代』有点象『金三品』或者『诸葛三君』那样，是把铜去配比金子和银子，把狗去配比龙和虎。宋的国势远没有汉唐的强大，我们只要看陆游的一个诗题：《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宋太祖知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会把南唐吞并，而也只能在他那张卧榻上做陆游的这场仲夏梦。到了南宋，那张卧榻更从八尺方床收缩为行军帆布床。此外，又宽又滥的科举制度开放了做官的门路，既繁且复的行政机构增添了做官的名额，宋代的官僚阶级就比汉唐的来得庞大，所谓『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北宋的『冗官冗费』已经『不可纪极』。」
如果不拿同一把尺子衡量 历史，我们会发现各个朝代的优胜劣败原因不尽相同。汉唐盛大之际，周边谈不上有强敌，而宋代开国伊始，就面临北部和西北部民族建立的国家辽、西夏、金、元的轮番冲击，尽管纳币称臣，终不免国破家亡。所以有宋一代虽然是 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 发展阶段，但谈起来总不免使后人摇头蹙额，痛心疾首。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如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就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金明馆丛稿二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邓子琴《中国风俗史》也以宋为「士气中心时代」的发端，他认为：「中国宋代以后，社会、国家所以赖以维持不坠者，厥为一般士人之气节、做人之风格。」
从大文化史角度看，此说不但很有道理，而且至为重大。因为自唐代“安史之乱"后，先有藩镇割据，后有五代十国，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国势遂一蹶不振。于是有韩愈倡导儒学，自“古文运动"而上溯儒学道统，开“宋明 理学"之先河，又有二程、朱熹以书院讲学，补济科举 教育之偏颇，使中国文化得以体系性的延续和复振。而白居易出入佛道儒，通达性理的生活方式与态度，对宋代及后世文人影响也极为深远。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主流思潮的佛道儒“三教"也由北朝开始的“论衡"制度，经过较量融通，而在宋代实现了“圆融"。所以唐人尽可以潇洒，而宋人想潇洒也却潇洒不起来，只有以“达观"的面貌退而求其次。他们之所以好“讲"，正是为了实现这种文化磨合和复兴所必经的思辩。宋儒以“理学"著称于史，能够以讲究“词章义理"的“宋学"，与讲究名物训诂的“汉学"抗衡，靠的就是这种水磨功夫。
有人说，诗已被唐人做完了。后人如果不甘心，只有另僻蹊径。宋人也确实这么做了。他们一方面是“以文入诗"，开辟了“诗讲"一途，把诗歌当成文章来做;另一方面“玩潇洒"就另找方式，于是聪明地选择了唐五代看作“诗余"的小玩意儿“小令"，把它拿了过来，发展成为一种全新，而且更为复杂的文学形式，这就是名垂后世的“宋词"。既然有了宋词，我们似不必苛责宋人在诗歌上的絮叨了。
宋代诗坛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掌故，这就「乌台诗案」。北宋积弱，于是有「王安石变法」，也是改革积弊，力图振作的意思。王安石可是个敢作敢为的人，他的名言是「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把自周公设礼以来「敬天法祖」的大文化设计都抛在一边，可见决心和勇气。至于他变法的成败得失的评价，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情，当时不同意见 自然不少，吵得不可开交了，于是出现了「党」，当时是「君子不党」的「党」，叫「朋党」。主张变法的执政派自然是「新党」，反对派或者有不同意见的人，则一刮塌子都被算作了「旧党」。「党员」的名单，是在他们倒霉的时侯，由对立面指认，用石碑把名字刻在上面的，不管参加活动，交纳「党费」与否，全然没有现而今因为功绩或功德，才能被「勒石纪名」的那般风光。
「乌台诗案」的受害者是鼎鼎大名的诗人苏东坡。「乌台」是负责官员监察工作的机构御史台的别称。苏轼不同意王安石的很多政策，被目为「旧党」，追究他的舒?在皇上面前「锻炼」罪名时，说他「盖陛下发钱以本业平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求』;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无食盐』。其他触物事，应口所言，无不以讥谤为主。」
可怜苏轼才高八斗，无奈得如此生拽强咬，何况还有酷刑伺候着呢?只得一一交代作文篇目和过从友人，「其余委是忘记，轼有此罪衍，甘伏朝典。」这真是后世“坦白书"，“认罪书"一类文字的早期代表作，写过这一类文字的，很可以引坡翁为同调。平反以后苏轼曾回忆说：「是时约孙觉并坐客，如有言及时事者，罚一大盏。虽不指时事多不便，更不可说也，说亦不尽也。」又有《赠孙莘老》诗曰：「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这大概是「莫谈国事」的最早样板。这种拉扯时事作为写作背景的办法，是把孟子「读其书，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的「知人论世」说反用之，现今的读者不会觉得陌生。这为后世开了一个及其恶劣的先例。王安石「新党」的主要继承人便是《水浒传》里出了名的恶棍蔡京、童贯等辈，他「改革」的流产原因，也就不问可知了。 六，模仿和创新
宋代以后的诗歌，更象一条人工运河，稳妥规整，顺直平坦，浩浩荡荡，沿着前人的定式流淌着，流淌着。却没有了激情澎湃，浪涛汹涌，尽管也想摆脱创新，但无论明人「宗唐」、「宗宋」之辨，还是清人「格调」、「性灵」之争，都象是河中偶尔出现的涟漪，顶多不过是个把漩涡，新鲜的思想和素材打这儿经过时，不过懒洋洋地打了个滚，又稳妥顺直地流淌下去了。
但是我们似乎也不可以因此指责说，这一千年间的文人都是无能的，因为他们的聪明才智是在另外的领域大放异彩，这就是接续宋词以后的元代散曲杂剧，明清小说戏曲。不过由于旨趣既多，难免不够专一，就象照像中想收入镜头的东西太多而散了焦，又象一个人既要双手不停地劳作，又舍不得抛弃背负的祖先流传珍宝， 自然谈不上专一。明朝人袁宏道因此悟出应该「扬长避短」，反对复古拟古，主张创新变新，他说：「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何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何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原不可以优劣论也。」(《叙小修诗》)他甚至破口大骂崇古剿袭之徒为「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人家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现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在而不诗哉!」(《与张幼于》)清人赵翼更有解嘲之语，道是「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们听来也不无道理，承认他们至少还有不输于前人的志气。
中国文化推崇辩证法，但不是靠「否定之否定」 发展的，而是在包容中继承，由包容中吸纳，从包容中融合，赖包容而发展的。「诗教」本为儒学大道，「诗言志」亦为儒学精要，做诗自然也成为儒学的一个部分。宋明「 理学」被后人目为儒学的「二度复兴」，所以后来的科举中尽管以「制义」古文为要，但「试帖诗」也还是必修的功课。在诗歌传承上，唐代的「诗儒」杜甫理所当然得到了特别推重，他的诗格律工整，法度可依，不象李白那样才气纵横，飘忽不定。宋以后诗人大多崇杜，何况这些时代又有现成的苍生忧患可以描摩，可以抒写呢?
实际上，宋以后的诗是在模仿和创新中的摇摆。如果说，唐五代的诗歌评论，象和尚皎然之《诗式》和当过和尚的司空图之《诗品》还是品鉴赏析型的，所谈也多「明势」、「取境」、「雄浑」、「冲淡」一类，有如禅偈机锋，意会而不言传，那么宋人诗话就开始下笨功夫， 总结起「作诗要诀」来。明清大量涌现的这一类著作，都谈得相当细致深入，具体而微，好比现在讲的「工艺流程」。李渔的《笠翁对语》「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还作为发蒙的教科书广为印发，为他开的出版社「芥子园」着实赚了不少银子。明代诗风先有以内阁宰辅「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雍容之作，愈久愈蔽，陈陈相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冲融演迤，不事钩棘，而气体渐弱。」(《明史·文苑传》)为了矫正， 然后又有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这也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好意，可惜这些人的才识胆学，恐怕连「中」都不够，于是又出现了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他们「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依然复古，主张「(唐代)大历以后书勿读。」所以引出了前述袁宏道的一番痛骂。但袁氏「公安派」的主张，倒也将本求末，索性返朴归真，他认为：「今之诗文之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谓《劈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叙小修诗》)又说：「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答李子髯》)这当然是受明中叶王阳明以「王学」矫正朱熹「朱学」之弊端的影响，但一举步就要回到「上三代」，一投手就要扫尽几百年，毕竟都是行不通的。「王学」末路被讥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公安派」的世泽则一世而斩。同时又有钟惺、谭元春以奇峭幽深的「竟陵派」来矫正「公安派」，结果也差不多。明末也是个社会动乱而思想活跃的年代，很多方面颇象魏晋，但以诗坛而论，却又小气了许多，所谓两「派」，无论就实力还是影响论，都是「矬子里拔出来的将军」，或者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清承明制」，这不仅仅是指两代在典章制度层次的承袭，更重要的是文化意义上的继承。满州贵族二度入主中原时，既没有效法他们的先人夺取汴梁时的办法，将文物图书，宫室园林毁之一炬，人口财物掳掠一空，回到漠北受用，又总结了蒙古贵族顽强拒绝接收中原文化，以至百年后被逐入大漠的教训，一开始就决意在中原文化的根基上建立基业。他们以惊人的热情学习中国文化，以高度的自觉接受中国文化。这不仅使他们顺利地平息了江南士人和市民的反抗，康熙还利用「博学鸿词」的特科，吸纳了一批熟悉中国文化精要的「贰臣」加入了官僚行列。于是终于出现了宋明理学向往的「盛世」──康、乾之治。
「康、乾盛世」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后一个盛世，也是近世中西文化冲突交流以来的最近一个盛世，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仅就文化而言，有几个值得一提的地方：
第一是「集大成」。中国漫长 历史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各种文学 艺术样式，几乎都呈现于此时，尽管单独看来，并不是历史上的最高水准，但能「春兰秋菊，荟萃一时」，开成一个「博览会」，也并非易事。词作方面被誉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如纳兰性德及朱彝尊、陈其年等，散文方面如方苞、姚鼐等人为代表的「桐城派」，戏剧如孔尚任、洪升的《桃花扇》、《长升殿》，绘画如石涛、八大山人、「四王」和「扬州八怪」，长篇白话小说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短篇笔记体传奇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等，包括久已不作的赋体文学，等等。当然，诗坛也有吵得热闹的四派──王士祯提倡的「神韵派」、沈德潜标榜的「格调派」、翁方纲倡导的「肌理派」和袁枚主张的「性灵派」。虽然以前人经验和后人眼光看来，这四派有一点象「瞎子摸象」，各执一端的味道，但是他们的理论准备、创作业绩和影响范围，显然都可以在宋代以后的诗坛上留一座席。
第二是「重总结」。这一时期文坛理论著述之多，是空前的。无论诗歌、散文、绘画、戏剧、都不乏大家之作，其影响直贯如今。其中袁枚的《随园诗话》、赵翼的《瓯北诗话》还比较全面的总结了前人诗歌创作的经验。
第三个特点是「善融通」。康、乾时代各种文艺样式之间的借鉴融通是相当广泛的，尤其表现在后起样式长篇白话小说上，如《红楼梦》是灵活圆熟地把诗词歌赋运用于表现人物，预示命运上，把戏剧手法运用于组织故事，推动情节上，把绘画和园林艺术运用在营造典型环境上。
这种成就其实和康、乾二帝的文化雄心是相匹配的。从《古今图书集成》到《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全唐诗》及《四库全书》等大型和超大型书籍的编辑汇刊，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相当及时的文化总结。作为皈依了中国文化的最后一代异族君主，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仿效历代英主，希望在「文治」上，包括文化建设上超迈前人。其中，乾隆弘历更是雄心勃勃，要作为创记录的「诗歌创作冠军」。据礼亲王昭?《啸亭杂录》记载，弘历的《御制诗》为「五集，十余万首。」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御制诗》是乾隆称帝六十年的诗作集，平均下来每天他要作将近十首。现存刊布的《御制诗》有五卷四万余首，加上当太上皇时的《余集》和皇太子时的《乐善堂集》中的诗篇，总计为四万三千五百八十四首。无怪乎他在去世那年回顾时得意地说：「予以望九之年，所积篇什几与全唐一代诗人篇什相埒，可不谓艺林佳话乎?」(《御制诗·余集》卷十九《鉴始斋题句跋》)当然，这更多的只是具有数字上的意义，而且即便是这种意义，也曾为沈德潜不得体的行为被大大地打了折扣。沈德潜既为天子近臣，而又兼着诗坛盟主之一，自然舍不得使自己为天子的代作之句埋没不彰，于是不知趣地偷偷地留下一笔私帐，沈死后乾隆极不放心，「命搜其遗诗读之，则己平时所乞捉刀者咸录焉，心窃恶之。」(参《清朝野史大观》)结果沈被死后戮棺。这事颇煞风景，全然没有了乾隆当日下江南，赐见已退休致仕的沈德潜时「水碧山明吴下春，三年契阔喜相亲。玉皇案吏今烟客，天子门生更故人」(《御制诗·赐沈德潜》)那份君臣「鱼水之欢」的风雅和情份。当然，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可以怀疑这首诗说不定又是哪个文学侍从之臣「恭拟」的。乾隆好以虚字入诗，有人很不以为然，鲁迅和周作人都作文挖苦过。可见如果单单是数量上的「吉尼斯世界记录」，那么不追也罢。
作为「文化政策」的另一面，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还罗织的细针密缕的「文字狱」，这正是自孔子删诗，创立「微言大义」说以来，由皇帝们亲自导演，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的连台戏。导演充利用了中国文字和词汇的多重歧义，搞得有声有色，卷进去的「演员」和「群众演员」又出奇地多，当时的观众可能都麻木了，但是后人看这场戏，却只有四个字的感想：「残不忍睹」。不料两百多年后，这个构思又被发扬光大，在更大的舞台上广泛深入地搬演起来，观众也上台充当了角色，其规模气势和富于想象，一定会令这爷儿仨汗颜，自愧弗如的。但这已是后话，按下不表。
乾隆逝后不到五十年，爆发了「鸦片战争」，中西文化开始了大冲撞，以后出现了太平天国，以洪秀全「奉上帝教」为思想武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社会变革的大波，然后有清廷所谓的「同治中兴」，诗坛上也出现了相应的「同光体」。这是最后一个传统诗歌的派别了。「五四」的文化选择，是「打倒孔家店」，全面批判以理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体系，紧接着开始了「文学革命」，白话诗和白话小说占领了文坛的主流，欧化的「新诗运动」也随郭沫若的《女神》、《凤凰涅?》大张旗鼓地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期拉开了帷幕。
但是，传统诗歌并没有相应地退出舞台，它仍然活跃在诗坛上，活跃在生活中，继续受到人们的喜爱。不仅深研传统文化的人士如陈寅恪、马一浮、熊十力、钱钟书等继续吟咏，一些新文学的闯将如鲁迅等私下也偏爱传统格律的诗歌。在文化上新旧交替之际，以传统诗歌形式反映时代现实内容的突出代表，首推毛泽东。毛泽东诗词不但为当代中国人熟悉，海内外评价也很多，就无须在下饶舌了。
七，结语
「诗为心声」。一部中国诗歌史，也可以看作中华民族的心路历程。通过《中华五千年，诗歌一万首》的选编，我们可以浏览到这一曲折动人的历程，或雄奇壮观，或哀恸欲绝，或蕴籍风流，或刚烈勇猛，或冲淡平和，或绚丽多姿，或愉悦兴奋，或柔情万种，或睿智明达，或质朴无华，或含蓄婉转……战争风云， 政治兴衰，人际遇合，离情别愁，山川风物，民俗演进等等，也一一奔涌眼底。这是一个真正的海洋，但又不止于海洋般空间的博大，还兼有时间的悠远和想象的无穷。
「文化学」是一个当代热门话题。至于什么叫「文化」，据说上世纪末以来，中西学者已经提出了不下二百种定义。但我们认定的是以下这一种：即「文化是以语言文字为符号的价值体系。」当今世界又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期，随着「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世界的淡化，随着「环保意识」增强，科技迷信的减弱，随着旧的价值体系崩解后，信仰危机的加剧，随着信息时代人们更明晰地认识客观世界后，对自身认识的需求，文化的意义再次凸现出来，如同纪元初始时期的「轴心时代」一样。有识之士已经开始认真反思人类的历史，展望着新纪元人类的未来。
诗歌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最本原而且最本真的艺术，它铭刻着人类的理性与情感，睿智与思索，想象与呐喊，坎坷与坦途。有人预言，今后艺术将成为人类的上帝。如果没有「彼岸」上帝的话，我想是的。
中国古代史论文篇四
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很早就有关于 经济 史方面的记述。自太史公作《货殖列传》和《平准书》，历代正史大都有《食货志》，各种政书中也都有《食货典》《食货考》，形成延绵不断的传统。但传统史学毕竟是以记述 政治 军事活动为中心、以帝王将相为主角的;历代《食货》典志所记述的则主要是国家 管理 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主张，对整个 社会 和全体人民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 中国经济 史学。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在西方近代 历史 学、 社会学 、 经济学 等社会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才形成的;而且，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中国近代史学的诸分支学科中，它的出现相对晚后。
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中国传统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史学也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的中国人，试图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改造中国的传统史学，喊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作为这次史学革命旗手的梁启超，提出史学的任务是“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象传统史学那样，只是“一人一家之谱牒”(《饮冰室文集》之九《新史学》)。在这种思想的 指导 下，社会经济也进入史家的视野之中[1] 。梁启超将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理论相比较，写了《史记货殖列传今义》、《管子新解》等论文;他第一次把 统计 学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之中，写了《中国史上之 人口 统计》(《新民丛报》第46—48期，1903年)等文，他还打算 写作 《中国生计学[2] 史》。这些都可以视作中国经济史学的滥觞。不过，当时的“史学革命”，首先注意的是通史体例和内容的革新，以及政治史、思想史等领域的开拓;独立的经济史学科尚未形成。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亟须建立各种制度与机构;本世纪初零星出现的若干研究 财政 史、田赋史、田制史、盐务史、商业史方面的论著，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大都比较粗糙。二十年代胡适首先发起的关于井田制有无的论战(胡适等：《井田制有无之研究》，《建设杂志》第二卷第一、二、五期，1920年2—5月)，对当时田制史的研究也是一种推动。
不过，比较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经济史，并形成一股热潮的，则是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这一股热潮的形成是与 马克思主义 的传入和中国新 民主 主义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不但促进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和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经济在社会结构和社会 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给予人们观察社会和观察历史的锐利的思想武器?し⒘巳嗣嵌匝芯可缁峋?眉捌浞⒄刮侍獾闹厥印?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如何正确认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成为与中国革命前途攸关的重大问题，而研究当前的社会又离不开它历史的发展，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国 农村 性质的大论战和作为它的延伸的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早在二十年代后期，一些学者已经根据一些习见的历史 材料 ，运用当时传入的的社会科学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作鸟瞰式的叙述，提出各自的见解。以后这些不同的观点逐步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这种交锋主要在以《新思潮》杂志为主要阵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以《动力》杂志为主要阵地的托派分子之间展开，而在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四个专号中达到高潮[3] 。对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上是否经过奴隶制社会?春秋战国以后是否“商业 资本主义 社会”?这是讨论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其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和中国社会历史特点的认识，对中国史学的发展的影响最为久远。[4] 这场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锻炼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队伍。它还激发了人们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兴趣和愿望，人们不满足于论战中那种粗枝大叶的或公式化的论述，迫切要求在进一步发掘材料的基础上把研究深入下去，从而推进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直接导致三十年代初中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热潮的出现。
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一些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致力于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论证马克思主义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普遍适用性。郭沫若 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自称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书中运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周易》、《诗》、《书》、卜辞、彝铭的材料，用犀利的文笔生动而明快地论证了中国历史上依次经历过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5] 这本书虽然在方法的运用和材料的鉴别上都存在一些缺点，但却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尝试，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继郭沫若之后，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等著作和一系列论文中，第一次把考古发现和神话传说等资料相结合，对中国原始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坚持奴隶制社会的普遍性，首先提出并论证了殷商奴隶社会说;从生产方式的角度阐述西周社会的封建性质，创立了西周封建说;又首先把中国封建社会区分为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明确提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是封建地主制社会。郭沫若、吕振羽的上述论著，不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而且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也有开创意义。
1932年11月，社会 调查 所(即后来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它创刊的时间比美国经济史学会出版的《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41年9月创刊)还早八年。该刊在发刊词中强调了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史学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了经济史资料尤其是可计量资料的重要性。它虽然冠以“近代”之名，实际内容包括了古代，故自第五卷起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至1949年1月，共出了8卷。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集刊的背后还有一个学术群体在活动，这就是1934年5月汤象龙、吴晗倡议成立的小型“史学研究会”。参加者除社会研究所的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以外，还有吴晗、夏鼐、谷霁光、罗尔纲、孙毓棠、朱庆永、刘隽、罗玉东等，共10人，汤象龙为总务，吴晗、罗尔纲任编辑，谷霁光为 会计 。后来张荫麟、杨绍震、吴铎也加入该会[6] 。该会在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勇于探索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当时他们主张随着时代的进步改写历史，新历史应该“叙述 文化 的进步，经济的变动，社会的变迁，……是以整个 民族 或各个民族的发展为主体”。“史学研究会”主办了天津《益世报》和南京《中央日报》的《史学副刊》，同时他们还经常研究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的事宜。该刊在抗战以前即已取得一批重大研究成果，例如梁方仲1934年在该刊发表的《一条鞭法》，是对我国近古田赋制度的一个 总结 性研究，得到我国和日本许多学者的高度评价和赞许。他的《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第3卷第1期，1935年)第一次的把统计学的方法运用于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该刊创刊时，正值故宫清朝大内 档案 的发现，社会科学研究所汤象龙等在整理这批档案的经济史资料方面倾注了很大的精力，《集刊》还出版了清代档案的专号。史学研究会的成员在其他刊物中也发表了一些重要论文，如谷霁光的《秦汉隋唐间的田制》(《政治经济学报》第5卷第3期，1937年)等。
这一时期的 中国 经济 研究，还应该提到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该刊自1934年12月创刊，至1937年7月停刊，刊出了两年半，网罗了全国各地150多位作者， 发表了345篇文章。文章内容涉及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方法、 社会 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综述、土地制度、阶级关系、 财政 赋役、寺院经济、 农业 、手 工业 、商业、都市、 市场 、货币、经济思想、经济资料、家族、 人口 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从反映的时段看，主要集中在古代，尤其是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诸代，近现代份量很少;在所刊载的文章中，有相当数量是外 国学 者研究成果和有关理论方法的译介。《食货》半月刊的创办直接与社会史论战有关，它以“社会史专攻刊物”自许，强调系统资料，把研究推向深入，但同时也重视理论方法的探讨，还 组织过关于“社会形式”(按即社会形态)问题的讨论。在刊物中发表文章最多的是陶希圣自己和他的弟子鞠清远等。陶希圣还和他的弟子在北京大学 法学 院建立中国经济史研究室，致力于有关经济史资料的和经济史著作的撰写[7] 。陶希圣早期学术思想上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唯物辩证法的影响，他自己也以唯物辩证法相标榜。在《食货》上发表文章的作者 政治 背景和学术观点很不一致，但相当一部分人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唯物史观或者受到了它的影响。《食货》译介的外国论著中也包括了 马克思主义 学派的著作。作为我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性期刊，《食货》半月刊在组织和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 发展方面是作出了不可磨灭贡献的。[8]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和《食货》半月刊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当时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史学刊物和 经济学 刊物也纷纷刊载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论文，一时形成了风气。例如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主编的《现代史学》一直把中国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论文作为刊载的重点，主要撰稿人有陈啸江、王兴瑞等人。第一卷第三四期还出版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1933年5月)，发表有关论文11篇。中山大学法学院还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当时重要的经济学刊物《中国经济》第二卷第九、第十两期也出版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上下两册(1934年?月)，发表有关论文29篇[9] ;逾40万字。《中央研究院 历史 语言 研究所集刊》和一些大学的学报中刊载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论文也不少，如徐中舒对耒耜的研究(《耒耜考》，《史语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册)，杨联陞对东汉豪族的研究(《东汉的豪族》，《清华学报》第11卷第4期)都颇有影响。
这一时期还涌现了一批有关经济史的专著。例如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1937)，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比较系统和详细的中国经济史，可惜只出了一、二两册(写到了汉代)，再没有后续。[10] 专史以田制史、商业史、经济思想史最多，比较有影响的有万国鼎的《中国田制史》(1933)、陈登原的《中国田制史》(1936)、《中国田赋史》(1936)、王孝通的《中国商业史》(1936)、冯柳堂的《中国民食政策史》(1934)、邓云特(邓拓)的《中国救荒史》(1937)、等。尤其应该提出的是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 水利 事业的发展》(1936)，该书是用英文写出的，由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有限公司出版。它通过对大量水利史料的分析，概括出“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揭示了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它的问世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此书的中译本已于1980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上述情况表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中期，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在这一高潮中，包括社会经济形态在内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身成为研究对象，并以近代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作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从而超越了“食货”式记述的传统。所有这些，标志着独立的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正式形成。
1937年7月爆发的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经济史学蓬勃发展的势头受到了压抑。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困难的条件下，史学 工作者和经济史研究者仍然继续中国经济史研究，并把它推向深入，取得不少成果。
这一时期，热烈一时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虽已趋于沉寂。但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仍然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继续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作进一步的探讨。例如，经过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等人在四十年代的努力，西周封建说的体系基本上建立了起来。郭沫若在对甲骨文、金文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修正了自己的关于殷代社会性质的旧说，接受了殷代为奴隶制社会的观点，又从井田制和庶人地位等方面充实了西周为奴隶社会的论据，进而论述了春秋战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社会变革，从而完善了西周奴隶社会说和战国封建说的体系。侯外庐三十年代埋头 翻译 《资本论》，但仍密切注视着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进展，四十年代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作了很有理论深度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古代属于亚细亚类型，其文明形成的路径与 “古典的古代”不同，不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的革命路线;而是从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的维新的路线。“氏族公社的保存”、“土地私有制的缺乏”和“城市与 农村 的特殊的统一”等，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显著特点(《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2年;1963年修订的改名《中国古代社会史论》重版)。如果说我国学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时往往不免陷入公式主义的话，那么，四十年代以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对中国历史特点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了。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及其有关刊物，仍然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阵地。其中全汉昇的研究最为突出。本时期他的研究重点是唐宋经济史，其研究范围涉及农业生产、 工商 业、 民族 贸易、 国际贸易 、都市、墟市、货币、物价、政府财政与货币政策等诸多方面。他是第一个比较系统考察我国中古时期和近古时期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学者，他的《中古自然经济》(《史语所集刊》第10本，1940年)一文迄今仍是这方面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他还深刻分析了运河的畅通与否和唐宋国运盛衰的关系,从而打开了了解近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 的发展的一个窗口。(《唐宋帝国与运河》，史语所专刊)《史语所集刊》还刊登了其他一些作者有关社会经济史的论文，如劳榦利用汉简 材料 对汉代社会经济生活的研究;何兹全的《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史语所集刊》第14本)则是对全汉升的《中古自然经济》的修正和补充。《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继续刊登了一批古代经济史研究的论文，如张荫麟《北宋的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第6卷第1期，1939年)、谷霁光《战国秦汉间重农轻商之理论与实际》(第7卷第1期，1945年)、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第6卷第2期，1939年)等，梁氏还继续对以一条鞭法为中心的明代田赋史进行深入的 专题研究。
其他杂志亦多有经济史的论文发表。如顾颉刚主持的《文史杂志》第4卷第5、6期(1944年9月)出了“中国经济史专”，除论经济史研究的社论外，有论文9篇，书评1篇。卫聚贤主持的《说文月刊》也经常刊登经济史的文章，卫氏曾有编篡中国经济史资料和专著的 计划;他的《山西票号史》(重庆中央 银行 经济研究处1944年)也引人注目。
傅衣凌利用他1939年在福建永安黄历乡明至民国的契约文书，写成《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福建协和大学1944年)，开创了中国经济史学利用民间文书、注意社区研究，把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把地区细部研究和宏观整体把握相结合的新路子;该书传到日、美后，产生了重大影响。活跃在 经济 史坛的还有傅筑夫、万国鼎等人。孙毓棠在秦汉经济史方面、李埏在宋代货币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成绩。[11]
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国经济 史研究以至整个中国史学影响深远的变化是 马克思主义 指导 地位的确立。这不仅仅是由于党和政府的大力提倡，也是中国 历史 和中国史学自身 发展的必然结果。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在艰难的条件下不断扩大了自己的阵地和影响。中国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辉煌的胜利的，这一胜利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新中国建立后，包括史学 工作者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感到重新学习的必要，他们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主义的热潮，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为自己工作和研究的指导思想，在许多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中国史学也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也在马克思主义的哺育下成长起来。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推动力是巨大的。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史学所取得的每一个成绩，差不多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分不开的。
解放前，中国经济史作为中国史学中的独立学科虽然已经形成，但就当时的整个史学而言，经济史研究仍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仍然是处于当时主流史学之外的。这种情况新中国建立以后得到了改变。马克思主义把经济视为人类 社会 发展的基础，因此，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中国史学中，经济的研究受到了重视，被纳入了史学的主流之中。这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中，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变化。不过，在中国经济史学科内部的不同分支中，发展的步调并不完全一致。五十年代，原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改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成立了经济史组。以该所牵头， 组织了一批所内外的专家，开始了系统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12] 和着手撰写《中国近代经济史》。而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虽然也取得重要进展，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然处在分散作战和进行某些 专题研究的阶段上。
建国后至““””前的十七年，史学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关系到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认识的若干重大问题上，即有“五朵金花”之称的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 资本主义 萌芽，汉 民族 的形成，历代农民战争等问题的讨论。这些问题中的前三个问题直接与古代经济史有关。““””前十七年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这些问题的讨论而展开的。通过这些讨论，加深了人们对各代经济发展状况的了解，发掘和积累了有关经济史的资料，培养和锻炼了经济史研究的骨干，推动了中国古代经济史学科的发展。
古史分期(即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的讨论，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延续，至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这个问题的广泛展开和深入进行，是建国以后的事。[13] 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尚钺、杨向奎、王仲荦、童书业、杨宽、徐中舒、王玉哲、李亚农、周谷城、何兹全、束世徵、王亚南、金景芳、于省吾、日知等名家都积极参加了这一讨论，形成百家争鸣的活泼局面。[14] 战国封建说和西周封建说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自己的理论，魏晋封建说异军突起[15] ，此外还有春秋封建说[16] 、秦汉封建说[17] 等等。观点虽异，但都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原理来分析中国的历史的发展。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奴隶制社会，但也有不同意见，如雷海宗就认为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制社会(《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历史教学》1957年7月号)。对殷商属于奴隶社会，各家也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分歧的焦点是西周社会性质问题，随着魏晋封建说的崛起，西汉社会性质也多所争论;在主张殷周是奴隶社会的学者中，对当时的奴隶社会属于什么类型也有不同看法，主要是“种族奴隶制”与古代东方型的“家庭奴隶制”之争。通过讨论，对有关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趋势，主要生产劳动者的身份地位及其变化，土地所有制、经济结构与阶级关系，国家的经济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讨论中的重要文章，已收集在《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三联书店1956年)、《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等论文集中[18] 。与这一讨论有关的比较重要的专著则有：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4年)，李亚农的《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19] ，王仲荦的《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思想研究》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1964年)等。
关于土地制度问题，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一直是比较受到人们重视的。《历史研究》1954年第一期 发表了侯外庐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一文，引发了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的热烈讨论，形成以侯外庐、贺昌群、李埏等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主导论[20] 、以胡如雷、杨志玖、李文治等为代表的土地私有制主导论[21] 等几种不同的观点。讨论的情况，比较集中反映在南开大学编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下册(三联书店1962年)中。除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总体特点以外，历代的土地制度，特别是先秦的井田制、秦汉的名田制、三国的屯田制、西晋的占田课田制、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以及与土地制度相 联系的赋役制度，也是史学工作者研究的重要课题。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有：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土地国有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唐长孺的《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韩国磐的《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王毓铨的《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1965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的《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等。
对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讨论，牵涉到对中国封建社会整个经济结构和体制特征的认识。早在五十年代初期，王亚南就撰写了《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建立了与西周封建论相联系的关于中国封建经济体制的理论，对封建领主制经济向封建地主制经济的过渡，封建地主经济的特点及其在 政治 文化 等各方面的影响作了理论概括。侯外庐继《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后，又陆续发表了《论中国封建制的形式及其法典化》(《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新建设》1959年第2期)等论文，建立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体制的理论体系[22] 。这一理论体系是与秦汉封建说和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国有说相联系的。主张战国封建说和中国封建社会土地私有论的胡如雷，六十年代初撰写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一些特点》(《历史研究》1962年第1期)一文，在王亚南著作的基础上对以地主经济为特点的中国封建经济体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它成为后来《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一书的基础。[23] 上述理论观点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的实际相结合，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特点作出理论的概括。
早在三四十年代，邓拓、吕振羽、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对明末清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问题有所探讨，但限于当时的条件，还缺乏系统的论述[24] 。在五十年代关于“红楼梦”的讨论中，这个问题又被再度提了出来。1955年1月9日，邓拓在人民日报发表《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指出《红楼梦》所反映的18世纪上半期，“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 社会 开始分解，从封建 经济 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 资本主义 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 这一观点引起史学 工作者的强烈反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迅速成为史学界普遍关注的议题，讨论的热烈程度不亚于古史分期问题。参加讨论的学者绝大多数肯定中国封建社会中存在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对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资本主义始于何时存在不同看法，部分学者主张唐宋萌芽说[25] 或元代萌芽说[26] ，大多 数学 者则主张明清萌芽说[27] ，而且多数又把萌芽开始时间定在明中叶。还有一些学者反对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估计过高或否定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黎澍《中国的近代始于何时?》《 历史 研究》1959年第3期)。这一讨论的情况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史教研室编，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集(南京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三联书店1960年出版)这两部论文集中。这一研究的重要著作，除上文已提到的钱宏、尚钺的著作外，还有傅衣凌的《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尚钺主编的《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等。讨论虽然没有得出各家一致接受的结论，但它推动 中国经济 史研究 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通过讨论，人们对有关时代、尤其是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商品经济的发展，阶级关系和劳动者身份地位的变化，以及手 工业 、商业、 农业 等部门发展的状况，都有了比较广泛的 材料 发掘和比较深入的研究。本时期的断代经济史研究以明清经济史的发展最快，这不能不说在相当程度上是拜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之赐的。
““””前十七年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上述重大问题展开的，但并不完全局限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上。在王亚南主持工作的厦门大学，以傅衣凌、韩国磐为首的史学工作者在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除上面已经提到的外，还有傅衣凌的《明清 农村 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年，1980年)，《明清时代的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7年)、韩国磐的《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等，成为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阵地。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梁方仲，进行与明代田赋制度有密切关系的户籍制度和赋役制度的研究，1956年，在完成了《明代的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以后，又致力于大型资料书《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 统计 》的资料收集、整理和撰写工作，在汤明檖的参加和帮助下，书稿于1962年完成。[28] 这本书以经过缜密的甄别和整理的丰富的统计资料反映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给经济史研究者以极大的便利。该书出版后，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尚钺在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时，包括经济研究在内的古史研究工作也出现了喜人的局面，培养了一批研究的骨干。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教学和研究的武汉大学的李剑农，陆续出版了他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和《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1959年;1991年彭雨新主持对该书进行校改，以《中国古代经济史》之名分三册重版)，这是十七年期间出版的最重要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教材。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不少是与社会经济有关的，其成果反映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中。谷霁光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为其研究重点之一，这方面的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古代经济史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他的名著《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对经济史问题也多所涉及。傅筑夫在南开大学和人民大学研究生班任教时，在科学研究和培养中国经济史研究骨干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杨宽的《古史新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王毓铨的《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科学出版社1957年)，陈述的《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63年)，戴裔煊的《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张家驹的《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韦清远的《明代黄册制度》(中华书局1961年)，景甦、罗崙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29] 、史念海的《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年)等是本时期出版的与经济史有关的重要著述。孙毓棠在秦汉纺织业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果[30] 。在经济史方面屡有述作的还有韩连琪、高敏、漆侠、华山等人。
对十七年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成就不容低估。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前所述，本时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若干重大问题的讨论的，这虽然可以从中获得推动力量，但也由此限制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独立和全面的开展。与此相 联系，是研究工作发展的极不平衡：重视生产关系、相对忽视生产力;重视经济基础，相对忽视上层 建筑 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重视经济中的生产和分配环节，相对忽视流通和消费;重视汉族和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相对忽视少数 民族 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等等。本时期存在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在运用 马克思主义 研究历史时存在贴标签式的教条主义倾向，往往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和公式化。这自然是由于史学工作者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够纯熟，但更与 政治 上“左”倾思想路线对经济史学的影响和干扰分不开。本来五十年代初期党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曾经极大地促进了历史科学的繁荣，自由讨论的风气比较浓厚。但后来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混淆政治与学术的界线，一些本来属于学术范畴的不同意见遭到了粗暴的政治批判(如对雷海宗和尚钺的批判)，这就助长了教条主义和“打棍子”风气的发展，给学术设置了不少“禁区”，到了““””时期，更加登峰造极，终于出现了万马齐瘖的局面。与此相联系是唯我独“革”，固步自封，不注意了解和吸收外国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成果。这种情况极大地局限了人们的视野，不利于经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
十年浩劫的““””时代，经济史研究几乎陷于停顿。但这一阶段经济史学的进程也并非完全是消极而乏善可陈的。考古工作继续发展，不少重要的考古遗址和简帛资料(如云梦秦简、银雀山汉简、江陵凤凰山汉简、居延新简等)是在这一时期发现的，它从一个方面为以后的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作了准备。还有些学者在极端困难复杂的条件下潜积力量，坚持研究，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如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31] 、对大汶口 文化 社会性质的讨论[32] 、张政烺根据卜辞对殷代农业生产中若干问题的研究[33] 、就新出土的卫裘诸器对西周土地关系的讨论等[34] 。
注释
[1] 当时用新观点方法撰写的中国历史，如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已有“渔猎社会”、“游牧社会”、“ 耕稼社会”等概念，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对中国古代的田制、农器、 财政 、商业、工艺、宫室、衣服、饮食等都有专课论述。
[2] “生计学”即现在习称的 经济学 ，是西文的economics的早期中译名之一。西文的political economy(今译“政治经济学”)，中国最早的译名是“富国策”;后来严复把economics译为“计学”，一度流行，“生计学”即由“计学”衍变而来。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从日本转介过来的“经济学”才成为约定俗成的译名。
[3] 《读书杂志》1931年4月1日创刊，出版者为“神州国光社”。王礼锡宣布其办刊方针是不偏不倚地兼容各种学说，“不主观标榜一个固定的主张，不确定一个呆板的公式去套住一切学问。”但他也公开表达了对唯物辩证法的信仰。王礼锡认为，当时关于中国 社会 性质的论战关乎中国革命的前途，而这个争论，应当“深入到中国社会史中去”，因而着手在《读书杂志》 组织中国社会史的论战。早在该刊的第一卷第二期已开辟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接着于1931年8月、1932年3月、8月和1933年4月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第一、二、三、四辑。第一辑三版一万五千册在一个月内销售一空，影响所及，50家刊物参加了这一论战。
[4] 当时这是由苏联学者首先引发的国际性的讨论。但中国与苏联不同，苏联把当时的争论完全作为 政治 问题处理，作为 马克思主义 与托派的斗争来处理，中国不同意见的争论基本上属于学术讨论的范畴。不同意见不但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学者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同时也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
[5] 郭沫若对中国古代 历史 发展做出以下概括：“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以希腊罗马的奴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的进入了封建时代。”
[6] 参阅夏鼐等：《吴晗的学术生涯》。该会每月集会一次。1937年“七七事变”后停止了活动。西南联大成立后，吴晗、张荫麟、罗尔纲、孙毓棠等先后到了昆明，1939年开始，史学研究会又恢复了活动。
[7] 先后编著了《西汉 经济 史》、《唐代经济史》、《魏晋南北朝经济史》和《唐代经济史料丛编》等。
[8] 陶希圣当时政治上属于国民党的改组派，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曾经提出中国自春秋战国以后封建制度崩溃，进入“商业 资本主义 社会”的观点，客观上与托派关于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相呼应，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进步人士的批评。抗战时期他跟汪精卫跑过一段，后来又成为蒋介石的笔杆子。但政治和学术不应该完全等同起来。陶希圣本人关于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的性质和分期的观点，在办《食货》半月刊期间也有所变化和发展，这些观点对后来古史分期讨论中魏晋封建说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9] 包括 中国经济 史研究方法论4篇;历代经济状况4篇;货币制度3篇;寺院经济与寺院组织2篇; 人口 与赋税3篇; 农业 经济与农民生活4篇;商业资本2篇;地方经济1篇;书评及介绍4篇;读者意见2篇。
[10] 写通史性的中国经济史，日本人比中国人早。如森谷克己著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写于1934年，1936年国内已有译本。
[11] 孙毓棠的成果集中反映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论丛》第一辑(云南经济委员会出版，1943年)中;李埏写了《北宋楮币起源考》、《宋代四川交子兑界考》、《宋代交子发展史》等文章。
[12] 这套资料包括农业、 工业 、贸易、 交通 等方面。作为近代经济发展的背景，也搜集了鸦片战争前的有关资料，对当时明清经济史的研究也起了一定作用。
[13] 据 统计 ，关于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文章，建国头七年 270篇，此后十年100篇。
[14] 1950年郭沫若就殷周人殉问题 发表文章，1952年又发表了《奴隶制时代》，掀开了解放后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序幕。1954年至1955年，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和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相继问世，分别揭橥了魏晋封建说和详细论证了西周封建说，引起进一步的讨论。于是在1955年和1956年形成了解放后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第一次高潮。
[15] 魏晋封建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尚钺、王仲荦等人。
[16] 春秋封建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李剑亚农、唐兰等人。
[17] 主张秦统一进入封建社会的有金景芳等，主张秦汉之际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而以汉武帝的“法度”过渡完成标志的，有侯外庐等。
[18] 有关论文集还有：《文史哲》编辑委员会：《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丛》，中华书局1957年;江西省历史学会：《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
[19]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自1950年至1961年间，李亚农先后撰写和出版了《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周族的氏族制与拓拔族的前封建制》、《殷代的社会生活》、《西周与东周》、《中国的封建领主制与地主制》等五部著作，196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以《欣然斋史论集》为名合辑印行，1964年第二次印刷改名为《李亚农史论集》。
[20] 贺昌群：《关于封建土地国有制问题的一些意见》，《新建设》1960年2月号;李埏：《试论我国的封建土地国有制》，《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
[21] 胡如雷：《试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光明日报1956年9月13日;杨志玖：《关于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理论和史实问题的一般考察》，《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册;李文治：《关于研究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方法论问题》，《经济研究》1963年第5期;《明清时代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经济研究》1963年第8、9期。
[22] 这些论文后来结集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一书。
[23] 从政治 经济学 的角度探讨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经济特点的还有吴大琨的《中国奴隶制经济和封建制经济论纲》，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
[24] 如1936年吕振羽就提出中国 “资本主义性工场手工业幼芽”的命题;侯外庐四十年代研究明清时代的“启蒙思想”，认为这些思想是呼唤“市民社会”的具有近代色彩的思想，实际上接触到了资本主义问题。但他们他们的论断还欠明确，也没有进行系统的论证。
[25] 如吴海若：《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经济研究》1956年第4期;束世澂：《论北宋时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华东师大学报》1956年第3期;柯昌基：《宋代雇佣关系的初步研究》，《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
[26] 钱宏：《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若干手工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二集，1956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单行本。
[27] 如吴晗：《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侯外庐：《十七世纪中国社会和启蒙思想的特点》，《新建设》1955年5月号;邓拓：《从万历到乾隆》，《历史研究》1956年第10期;许大龄：《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初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尚钺：《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演变的初步研究》，三联书店1956年。
[28] 此书因““””之故，拖延至1980年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9] 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初版;齐鲁书社1985年再版。这是利用实地社会 调查 资料写成的一本著作。
[30] 《战国秦汉时代的纺织业》，载《孙毓棠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95年。该文据手稿排印，没有注明 写作 日期;但据文中引用资料看，似乎是写成于六十年代初期。(文中曾引述1962年刊物上发表的论文)
[31] 《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该文属于自然史的范畴，但为社会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32] 参见《大汶口 文化 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79年。
[33] 如《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34] 如林甘泉：《对西周土地关系的几点新认识》，《文物》197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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