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拍卖中恶意串通的法律责任(2)
三、恶意串通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
拍卖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意串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拍卖无效，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参与恶意串通的竞买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对参与恶意串通的拍卖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构成恶意串通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拍卖无效。恶意串通行为只有同时具备给他人造成损害这一结果时，其法律后果才是拍卖无效。这是拍卖法中唯一明确规定拍卖无效的地方。不论是否应当追究当事人的其他法律责任，只要构成恶意串通，给他人造成损失，拍卖本身就是无效的。如果仅有恶意串通的行为，而不具备给他人造成损失这样的结果，则不能当然认定为拍卖无效。
比如有这样一个案例：拍卖公司对一栋房屋进行拍卖，委托人事先确定的保留价是5万元。竞买人张三、李四和王五是朋友。在拍卖会之前，三人在一起商量，出价太高对谁都没有好处，不如共同协助张三以低价竞得房屋，再让他分别给另外两人好处费。后来张三以7万元拍得房屋，李四和王五也分别领到了好处费，并出具了收条。
此事经人举报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开始调查，张三、李四和王五对上述事实予以承认，当时当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找到委托人了解委托人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时，委托人认为7万元成交价已经超过了保留价2万元，他对此成交价感到满意，认为张三等人的行为并没有损害自己的利益，愿意将该标的卖给张三。
此次拍卖是否有效呢?应当认定有效。
拍卖活动是一种民事活动，其最终目的在于促成交易并促进资源的流通。本次拍卖中，竞买人的最高应价已经超过了保留价，应价是有效的。当事人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当事人最有发言权。除非行为人的行为损害了国家的或集体的利益，否者应当尊重民事活动主体的意愿。
构成恶意串通并且给他人造成损害结果的，行为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即民事赔偿责任。但是民事责任实际上并不仅仅限于损失的赔偿问题，还包括退还已收的款项和费用等民事上的返还责任。如果恶意串通侵害了国家的利益，行为人因此取得的财产还应收归国家所有。除了民事责任外，行为人还应承担行政责任。
拍卖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意串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拍卖无效，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参与恶意串通的竞买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对参与恶意串通的拍卖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关于恶意串通者的行政责任，要注意两个小问题：
一是谁来追究行政责任，即行使权力的主体，按拍卖法规定应当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二是拍卖人和竞买人承担行政责任的形式和起算基础是一样的，形式都是罚款，起算基础都是最高应价，但是计算的标准不一样。
对参与恶意串通的竞买人处以最高应价10%以上30%以下的罚款，而对参与恶意串通的拍卖人处最高应价10%以上50%以下的罚款。由此可见，立法对拍卖人参与恶意串通的处罚力度要比对参与恶意串通的竞买人的处罚力度要大，因为拍卖人参与恶意串通的后果要比竞买人参与恶意串通要严重，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也更大。
在拍卖实践中，在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时，也有一些具体问题不好解决，比如如果在一场拍卖中，竞买人恶意串通都不应价，对此应如何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呢?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没有最高应价，也无法确认给他人造成的损失，因此无法计算具体的罚款额，所以在拍卖实践中，如果确有证据证明他们事前通谋，构成恶意串通，一般采取的办法是取消这些竞买人的资格或在该标的再次拍卖时，禁止其参与该标的的再次竞买。
恶意串通的主要特征
恶意串通是指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为牟取不法利益合谋实施的违法行为。恶意串通的合同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1.当事人双方是出于故意。因恶意串通而成立的合同的当事人都是故意的，这种故意的本质在于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来获取自己的非法利益。
当然，因恶意串通而成立的合同不以行为人已经或必然获得了非法利益为必要条件。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因恶意串通成立的合同，未必都是当事人的故意，例如，当事人的代理人与对方当事人或对方当事人的代理人串通危害被代理人的利益而订立合同，就不应认为是当事人的故意。代理人的故意足以构成恶意串通。
2.恶意串通的合同是为牟取非法利益。当事人订立恶意串通的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非法利益。这种非法利益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在招投标过程中，投标人之间串通，压低标价;在买卖中，双方抬高货物的价格以获取贿赂等。
恶意串通的合同一般都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是情节恶劣的违法行为。由于这种行为是双方相互勾结在一起，共同损害第三者的利益，因此，这种合同在被确认无效后，在处理上不是一方赔偿另一方的损失或者互相赔偿损失，而是由有关国家机关依法收缴双方所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
认定恶意串通行为的方法
恶意串通行为本是大陆法系的特有概念，但我国民法通则及合同法中对其也有所涉及。包括《合同法》在内，我国现行民事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并未对“恶意串通”作出明确界定。那么，如何认定“恶意串通”?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恶意串通并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是否“恶意串通”系个人心理活动，对其认定应采取推定方式，在综合分析相关证据的基础上，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则》)第九条之规定，依照日常经验、行为习惯等，根据盖然性原则予以判断和认定。当事人主观心态如何，是认定是否构成“恶意串通”的关键，而主观心态属个人内心活动范畴，除当事人自行承认外，难以直接予以证实或查实，若仅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分配举证责任，要求主张权利的当事人承担全部举证责任，其基于客观原因而导致举证不能，进而败诉的可能性较大，不具备可操作性。对于类似情况，采取推定方式完成举证、认证则较为合理，即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或已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照日常习惯经验，推理、判断未知事实是否存在，并允许相关当事人进行反证、辩驳，只要存在高度盖然的可能性，则可择优判定某种事实，从而在最大限度内反映案件真实情况。《证据规则》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因此在民事诉讼过程中采取推定方式认定案件事实，符合法律规定。需注意的是，推定方式仅限于难以用证据直接证实的情况，推定事实仍需以可知事实为基础或以有效证据佐证，并且不因采取推定方式而免除当事人需承担的其他举证责任。在认定是否“恶意串通”时，推定方式仅适用于认定当事人在实施某行为时是否故意而为之的心理状态，对于当事人基于该行为是否牟取了利益，主张权利的对方当事人仍需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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