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形势与政策思考题

　　中美两国和平相处与共同合作，不仅惠及两国，亦泽被全球。小编给大家整理了关于2017形势与政策思考题，希望你们喜欢!

　　2017形势与政策思考题

　　1、如何倡导24字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正能量

　　答：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一个民族的进步，有赖于文明的成长。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要在经济发展上创造奇迹，也要在精神文化上书写辉煌。今天，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焕发什么样的精气神，才能引领思潮、凝聚共识、攻坚克难?在追逐中国梦的伟大奋斗中，弘扬什么样的价值观，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民族、人民在思想和精神上更加强大?

　　形成健康的社会风尚，需要每个公民的协力;打造奋发的时代气质，离不开亿万人民的参与。今日中国，“到此一游”触动的深刻反思，“扶老人”引发的热烈讨论，无不折射国人对道德良知的珍视、对高尚品格的向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正是从公民层面提出的价值准则，涵盖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各个方面，是每一个公民都应当树立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追求。

　　再大的社会，也是由个人组成。个人的价值选择，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基础所在、根本所系。涓流汇海、积土成山，每个人秉持怎样的道德意愿、践行怎样的理想信念、追求怎样的人格品质，决定着一个社会的面貌、形塑着一个时代的气质。积小我为大我、聚个体为群体、集小气候为大气候，才能绘就社会主义中国的美好价值图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在于实践。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就在我们驰而不息的努力之中。 党的以来，24个字的“三个倡导”，在人们心中引发强烈共鸣，兴起了关于价值观的热烈讨论，更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凝聚起全社会崇善向德的共识。无论是赞扬道德楷模、“最美人物”，表达对崇高价值、淳朴风气的向往，还是关注“扶人”问题、批评“挺黄”言论，深化对道德失范、社会丑恶现象的反思，都说明核心价值观寄寓国家理想、凝结社会期待、诉说共同愿望，是思想道德领域的“最大公约数”。呼唤莫若实干，心动不如行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当其时，需要我们乘势而上、奋发有为。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的教条，道德的力量蕴藏在每个人的心中，唯有付诸行动才能实现价值，将各个层面的价值理念彰显于国家发展、社会运行、个人生活的过程与细节，增厚道德土壤，实现社会风气的净化，实干是最响亮的语言，行动是最有力的证明。公务员为群众办好的每一件实事，是敬业的诠释;商家为消费者提供的每一件商品，是诚信的代言;看见需要帮助的人热心上去搭把手，是友善的暖流，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每个人都是道德建设的奉献者，也是道德风尚的受益者。以实际行动彰显价值追求，让价值理念转化为价值风尚，我们就能享受到良好价值观带来的福祉，这个社会就会更加美好。

　　传递正能量，还需化解负情绪。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既要倡导奉献，放大榜样力量;也要敢于说不，防范破窗效应。在一些领域和一些人当中，价值判断没有了界限、丧失了底线，甚至以假乱真、以丑为美、以耻为荣。激浊才能扬清，抑恶才能扬善，对那些伤风败俗的丑恶行为，对那些激起公愤的缺德现象，我们不能听之任之，应该挺身而出敢于“亮剑”。让造假者受到惩罚，让讹诈者付出 代价，让是非不分者受到教育，才能澄清模糊认识、捍卫道德底线，引导人们自觉做良好道德风尚的建设者，做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

　　文明不是一天养成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项宏大的工程，蕴涵着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从党员干部的示范引领，到普通公民的积极参与，每个人多一些担当、尽一份心力，就能汇聚起推动社会前行的强大力量，让道德航船乘风破浪，把中国推向更为美好的未来。

　　2、试述中国高调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国际国内背景

　　答：一、以前很低调，如今国内形势变了。

　　今年，确立了三个新的法定纪念日，分别是“抗战胜利纪念日”(9.3)、“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12.13)和“烈士纪念日”(9.30)。如今对抗战胜利的高调纪念，并不仅仅是表达对日本的强硬态度，也是中国最高层进行国家与民族的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途径。

　　纪念日是一个国家确立民族身份认同，宣扬爱国主义理念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大陆的政治性节日，主要只围绕“人民解放”这一序列，从建党、建军再到建国，大多是针对国内革命，而对对外战争的纪念比较少，规格也比较低。

　　但从今年开始，对抗日战争的纪念活动，已成为仅次于国庆的重大政治性纪念活动，规格明显超过了平时的“建党”“建军”等传统政治性纪念日。这表明高层在意识形态上逐渐确立了新的范式，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置于同等地位。

　　高调纪念抗日，进一步表明执政党将执政合法性建立在爱国主义之上。

　　二、高调纪念，具有国际意义。

　　放眼国际社会，近来中国的抗战纪念更有其特殊价值。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社会一直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史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国际性的二战纪念活动，多数在5月8日“欧洲胜利日”(俄罗斯定为5月9日)举行，犹太大屠杀纪念日被确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每年的纪念活动都备受全球关注，相较而言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知之甚少。

　　过去，出于中日友好的外交需要，两岸对抗日战争历史认识上存在的一些分歧，纪念抗战的活动一直颇为低调，这一点和其他二战的主要参战国形成了鲜明对比。无论是英、法、俄等战胜国，还是德国、日本等战败国，纪念二战的活动规格都要比中国高得多。尤其是日本，虽然是战败国，但首相出席所谓“终战”(即日本无条件投降日)纪念活动是常态，有个别年份甚至首相还在“8?15”参拜靖国神社。与之相对，中国一般只在逢五逢十的年份出席抗战胜利纪念，形成了中国的二战纪念活动比日本还要低调的情况。

　　今年以来，中国的一系列举措，改变了原来的这种格局。这不仅仅是对日外交政策转变的信号，更是中国积极地参与二战历史建构的姿态。其他国家的二战纪念是什么规格，中国的对应纪念活动就要达到什么规格。欧洲和俄罗斯有欧洲胜利日，中国就有最高领导人亲自出席的“9?3”胜利日;波兰等国有“1?27”的大屠杀纪念日，中国也把“12?13”的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定为国家公祭日。中国政府要向全世界强调，中国也是二战的战胜国，亚洲太平洋战场和欧洲北非战场是二战平行的两大战场，中国在二战中同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在提升规格的同时，力推将相关问题国际化。

　　今年年初，中韩拟议将慰安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习总和普京决定“中俄共同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这是继2010年中俄共同庆祝二战胜利65周年之后的又一举动。

　　通过同韩国、俄罗斯等国的合作，中国试图进一步彰显其在国际历史论述中的地位，进而提升自身在国际政治现实博弈中的道义基础。

　　苏联是在二战中人员伤亡最多的国家，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也被视为二战欧洲战场的转折点，因而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二战纪念中最为高调。与之相对的，美国在二战中参与了亚太和欧洲两个战场的作战，出于美欧战略同盟关系和美日特殊伙伴关系，美国的二战纪念相对俄罗斯低调得多。中国确立由最高领导人出席抗战胜利纪念的定制，将使得中国成为全世界纪念二战亚洲太平洋战场胜利规格最高的大国。

　　当前，中俄两国“战略接近”态势明显，中俄两国在二战纪念问题上渐行渐近，是当前国际形势重现两极化趋势下的新现象。中俄要联手向世界强调，二战的胜利，不应当解释为西方的胜利，中国和俄罗斯必须在战后国际秩序中获得自己应有的一份。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高调纪念抗战胜利，实际上是中方对于当今世界西方话语权的新的挑战。

　　3、怎样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答：先从宏观层面来看，曾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的哈继铭在论坛上说，新常态是与旧常态相对而言，旧常态有三个特征：一是增速快，每年经济增长10%左右;二是失平衡，经济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拉动;三是高杠杆，市场主体依赖信贷扩张而不是股权融资。与之相比，新常态就是去杠杆、再平衡之后的中速增长。

　　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家们体会的新常态是移动互联网对整个经济生态的重塑。复星集团首席执行官梁信军举例说，曾有好友生病需看医生，他通过朋友找到院长才挂到了专家号;现在通过手机上的就诊应用，不用找熟人一样可以顺利挂到这位专家的号，这意味着过去的熟人经济模式被移动互联网打破，陌生人之间的经济往来更为便捷。

　　新常态的另一个显著表现是“80后、90后”企业家集体入场。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王巍认为，企业家群体的人口分布演变将引领中国经济走向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时期。这些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更懂新生事物，而“80前”的企业家有很多将沦为遗老遗少，剩下的勉强成为互联网时代的移民。

　　“新常态”一词并非中国的首创，它最先由美国太平洋(601099,股吧)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在宏观经济领域，“新常态”被国际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2014年5月，国家主席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在我们看来，中国领导人坦然借用这个术语，可以视为他们关注国际形势变化以及心态开放的信号—只要有用的，拿过来就好了。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它意味着怎样的政策内涵?不弄清这些问题，就不容易把握未来中国经济政策以及改革的方向。很显然，提出“新常态”的语境是针对中国经济的，是为了说明中国经济问题，反映了中央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官方对于“新常态”概念并无权威解释，正因为如此，国内通过组织学习和讨论这一概念，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统一思想的过程。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可能包括如下含义：一是不追求过高的GDP速度。在尚未上任时就提出不以GDP论英雄，显示其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数据的倾向并不认同，甚至可能预见到了单独追求经济增长数据而忽视其带来的社会代价及不可持续性。二是强调全面深化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这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大”、“十六大”只提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修正。新时期的改革是全方位的，而经济体制改革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三是在提出新常态的同时，也强调需要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这显示出决策层对经济增速下行仍有容忍度，也说明经济增速在目前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关注点。整体来看，中央领导强调中国经济“新常态”，似乎暗示只要经济运行能不出大的风险，能够平稳运行，便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新常态”代表了一种全面改革的系统思维，以及不认为中国经济会出大问题的从容心态。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在“新常态”思路下，中国今后的经济政策会如何设计?在我们看来，未来的经济政策需要考虑如下问题：

　　一是不再把追求高经济增速作为政策目标，短期内会维持一个增长区间。这个区间大约是GDP增速7%~8%，具体目标可能在7.5%左右。有分析认为，中国将构筑5%~6%的新增长平台，以替代现在勉强维持的7%~8%的旧增长平台。这个方向是不错的，不过这种替换不会在短期内发生。我们预期，未来3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以每10年为一个阶梯，以7%、6%、5%的速度逐步放缓。面对经济增速放缓，新常态下的短期经济政策将会坚持区间调控、定向调控，以“微刺激”代替“强刺激”，不踩大油门。

　　二是必须推动市场化改革。“新常态”不是一个静态目标，而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目标。它意味着在降低速度的同时，必须同时推动市场化改革，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曾有市场人士以通俗的方式描述“新常态”的市场情景—“无效资金需求中断了，利率下来了，微观放活了，增速换挡成功了，产业升级了，企业利润上升了，股市走牛了，居民生活改善了，政府威信提高了”。而这一系列变化的发生，必须有市场化改革作为保障，要大力推动简政放权、放开市场准入、打破垄断等最基本的市场化改革。

　　三是必须警惕局部风险系统化、扩大化。“新常态”实际上是对过去拼投资、拼资源、拼环境、拼负债的中国经济的一种纠正。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风险，房地产风险、地方债务风险、金融风险、实业萎缩与部分产业过剩的风险并存。这些风险目前在各个领域基本上以单独、可控的状态存在。如果经济运行偏离“新常态”—过快或过慢都可能诱发风险，最需要警惕的是各种风险扩大，相互影响而形成系统性的风险。

　　“新常态”为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给出了新的战略定位，它意味着经济目标调整、决策目标调整，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也要随之调整。作为微观经济体的所有企业，都要主动来适应这种“新常态”的到来。

　　4、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指的是什么?中国崛起的根本优势在哪里?

　　答：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近景是绽放远景“中国梦”的崭新体现;“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愿景，则是实现“中国梦”的梦圆时刻。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指的是：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崛起的根本优势在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中国崛起的根本优势。1、我们国家的人才储备足以支撑任何伟大的事业，但关键，是如何将这些潜在的能力整合起来，如何让人才的储备变成现实的力量，让其升级。这需要最高决策层的魄力、眼光和韧性，以及争取相当长时间的国内和平与政治连续性。2、我们有足够完善的工业体系，人才储备使我们的工业体系有升级的可能， 也使我们拥有在新的领域引领世界潮流的潜力。3、我们有足够大的国内市场，这个市场可以使我们的工业体系有足够的培育与成长空间，是其母体与根据地。4、我们有足够的历史与文化支撑，这个因素大家现在没有足够注意，反而在肆意破坏和污蔑。5、我们完全可以发展出全新的政治体系， 目前以民主、自由为旗号的普世口号作为政权道德基础的体系，已经显示出其虚伪性质，并且这套理论是从西方的思想源头逐步演化过来的。6、我们有足够保卫最低限度安全的武装力量。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意愿，我们可以发展出影响世界的军事力量，为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护航。

　　5、试述亚洲安全形势和我们中国的亚太安全观

　　答：冷战结束后，亚洲一直是全球安全形势甚为严峻的地区，具有复杂和突出特点。未来，包括亚洲在内的全球和平发展总趋势，使亚洲国家构建安全框架出现可能性。

　　维护亚洲以至世界的安全关键在于，不同制度、不同宗教、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虽难以建立共同的信任，但必须相互依存，在各种矛盾和冲突面前，须努力保持战略冷静、克制，在可能实现的安全框架下规范军事行动。

　　长期以来，亚洲安全形势严峻的主要表现是：霸权国家操控，局部战争不断，历史结怨持久，武装对抗持续，民族矛盾复杂，宗教冲突激烈，社会问题严重，恐怖活动升级。

　　亚洲安全形势严峻成因十分复杂，为全球少见，其中包括：领土争端、领海争端、民族冲突、文明冲突、宗教极端主义等。此外，从地缘上说，亚洲地处世界能源供应中心、国际贸易交通运输要冲、欧亚地缘政治结合部，以及东西方文明冲突交汇前沿。

　　冷战结束后，亚洲安全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的直接介入或背后操纵，导致亚洲地区局部战争或武装冲突不断。除海湾战争为联合国授权外，其余发生的战争均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和发动，所造成的一些国家平民的伤亡为多年少有。事实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介入和参与，是造成亚洲地区安全形势严峻的首要原因。

　　与美国战略初衷相悖，在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大战争泥潭后，特别是西方国家和地区出现严重金融危机后，美国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开始动摇。与此同时，以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战略地位的提升，开始改变原有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曾令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战争班子最为得意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事实上成为美国战略地位相对下降的历史转折点，这促使美国不得不进行全球性的战略大调整。几年来，美国实施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特别是在伊拉克战场上的大规模撤军，在客观上减少了这一地区发生局部战争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亚洲安全形势仍然存在严重的安全威胁：一方面，美国在阿富汗撤军以后，这一地区由于存在各种矛盾，还将发生新的流血冲突或武装冲突，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不会减少和停止;另一方面，刚刚发生的乌克兰事件，虽然可能使美国、欧盟与俄罗斯的矛盾有所加剧，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立双方不可能发生新的冷战和严重的对抗，乌克兰事件不会减轻美国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的战略压力。

　　中国等新兴国家群体的兴起和发展，使国际战略力量和博弈更加复杂，亚洲地区的安全形势呈现新趋势，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战略对手和遏制对象。近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整体出现相对衰退趋势，新兴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已经和正在改变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北强南弱”的失衡态势。

　　世界政治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框架注入新生力量和活力。同时，包括欧盟、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亚信组织等在内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和合作平台，在世界经济和安全领域发挥作用。面对单边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颓势，发达国家被迫做出一些调整和让步，新兴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得到提升。 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发展表明，旧的国际格局正被逐渐打破，多极化进程加速发展，国际战略力量博弈更加复杂和激烈，这种新趋势使美国的战略不断发生新变化。美国面对已经势微的全球经贸主导地位、全球政治领导地位，惟一可在亚洲及全球起主导作用的军事主导地位，已经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的所谓重返亚洲战略，其实本质是巩固其在亚洲以及全球势微的国际政治、国际贸易、国际军事主导地位，避免在亚洲失去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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