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母亲忌日随笔

　　先人的卒日称忌日，每逢忌日设筵席祭祀称为做忌日。那在母亲忌日那天，大家都写了哪些随笔?来看看学习啦小编精心为你整理写在母亲忌日随笔，希望你有所收获。

　　写在母亲忌日随笔篇一：写在母亲去世一周年的忌日

　　2011年10月14日晚，我母亲匆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甚至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母亲病故这天，距离8月4日她的钻石婚庆典只过了71天。

　　10月14日傍晚我母亲因左冠状动脉前降支梗塞发生心脏猝死，带着太多的遗憾离开了这个她眷顾的世界!我们当时都懵了，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只觉得这是一场噩梦，不可能是真的。

　　我的母亲去世时虚岁82岁，按照中国人的常理，寿命已经不算小了。但是我却觉得我母亲属于英年早逝，因为82岁的寿命与她的期望值相差甚远，去年春节期间，我母亲还信心满满地说还要再活二十年。我丝毫也不怀疑她这句话的真实性，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母亲身体一直很好，总是精力充沛，壮心不已，走三四里路根本就不用打车。虽然已经年逾80岁，但是心理年龄好像只有18岁。她还有太多太多的愿望没有实现:她还差三个月就可以看到她的重外孙辈(长外孙刘洋的孩子)问世，她还没有见到次外孙和三个孙子结婚。本来按照我母亲的健康状况，这一切只是迟早的事，都能等得到的，我总觉得母亲的生命是遥遥无期的。可是现在母亲突然地却走了，永远地走了，到了另一个世界，与我们阴阳两隔了!

　　母亲自幼天资聪颖，她6岁上小学，12岁考入昌黎汇文中学，我母亲在中学阶段学习成绩非常优秀，无论大小考试都能稳拿全班第一。高中毕业后她报考了5所大学:清华、北大、南开、中法大学(后与南开合并)、天津师大(后改名河北师大)。1948年正值昌黎解放，整天炮声隆隆，母亲无法静下心来很好地复习功课，故清华和北大没有考取，但是她被南开、中法大学和天津师大录取了。当时我姥爷觉得一个女孩子读到高中毕业，文化已经不算浅了，不愿意让她再到大学里继续深造，去南开和中法大学就读是要付学费和生活费的，没有家庭的资助，我母亲自然是读不起的。还好天津师大不要学费，饭费也全免，我母亲便就读于天津师大，1952年毕业。

　　我母亲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任教。她教过的学生，都是各条战线上的精英。她曾教过高玉宝、吴云铎、郝建秀。郝建秀比我母亲小两岁，1953年至1956年在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进修。

　　我们家是一个多子女家庭，在那个年代，双职工家庭最多只有两个孩子，而我们家兄弟姐妹一共5人，孩子的间距又很近，我母亲自然照顾不过来，由我姑姥姥帮助带孩子，我们都是由我姑姥姥带大的。母亲没做过饭，但是她会裁剪、缝制衣服，她没看过任何裁剪书籍，但是她手巧，敢下剪子，把旧衣服拿过来看一下，就照葫芦画瓢地剪出衣服的轮廓，那时我们家有一台缝纫机，我们5个孩子的衣服基本上都是由我母亲自己做，虽说衣服样式不是多么时髦，但还算合体，在那个年代，能穿上一件新衣服已经是难得的幸运了。记得那时一到小年，我母亲便买布忙着为我们做衣服，一直忙到腊月29的晚上，大年30清早，当我们睁开睡意惺忪的双眼时，一身新衣服已经放在了枕边。

　　我刚上初中时，母亲任我们班的班主任。那时学校基本不上文化课，学生整天写批判稿，一次有一位同学写批判稿，“残渣余孽”四个字不会写，就问我母亲，我母亲便写在了黑板上。那时黑板的上方写着“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于是有个同学就告诉了工宣队，说我母亲在“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下面写了“残渣余孽”，说这是政治问题，幸亏工宣队的贫下中农代表、正明山的孙大伯没有给我母亲上纲上线，他说，“老师是毛主席派来的，你们要相信老师。你们有不会写的字问老师，老师不往黑板上写往哪里写?”当时贫下中农代表的话自然是一言九鼎，我母亲才躲过这一劫。

　　我母亲是一位非常坚强的女性，尽管她在解放后历次运动中都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但是我父亲在“”中隔离受审还是使她受到了牵连，当时她虽然悲伤，却没有流过眼泪。

　　1968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指示下达后，她带头写申请要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带领全家到农村插队落户。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那时只有13岁，我的三弟才5岁，由于家里没有劳力，学校工宣队没有批准我母亲的申请。

　　1969年冬天，我母亲参加了农村斗批改宣传队，在我们县的东牛栏村一呆就是一年，连过春节都没有回过家，家里就剩下了我们5个孩子，其窘迫程度可想而知。

　　我母亲在农村表现得非常出色，当时斗批改宣传队在老乡家里住，每天早晨她都要给老乡家挑水，那时的农村都是大口井，需要用扁担摆水，她在家里从来没挑过水，我真不敢想象她当时是怎么挑水的，要是掉到井里怎么办?想起来真是后怕。

　　东牛栏村的生产队长撂挑子以后，很多社员都要选我母亲当队长。由此看来，我母亲那时确实表现很好，才赢得了众多社员群众的信任。

　　1979年我父亲被平反昭雪，我们家除了我1977年因体检时血压偏高没被正规大学录取，1979年上了电大，我的弟弟妹妹在“”后的高考中都考上了正规大学。我母亲终于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春天!

　　我母亲一生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共产主义事业抱有坚定的信仰。她虽然不是党员，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即使已到80岁高龄，她仍然时刻地关心国家、世界大事。她平时生活十分节俭，无论什么食品，不放到变质是根本舍不得吃的。记得2002年我给她买了8两松子和半斤腰果，她好几年都没舍得吃，最后全部变了质，根本就不能吃了，只好扔掉了。然而，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母亲却慷慨解囊，为地震灾区捐款1000元人民币。

　　母亲在世时，我虽然没有从内心里对她不孝敬，但是也没有对她给予较多的宽容和理解。由于“”中我父亲受冲击，我母亲有些心理障碍，她在外面受到了委屈和歧视，回到家里就拿我当做出气筒，当时我虽然知道母亲心情不好，很少顶撞她，但是也没有从内心深处觉得成为她的出气筒是光荣的，心里对她还是有些许哀怨。

　　近年我父母年事已高。我前年9月份退休以后就担负起给他们做饭的任务。由于我母亲有些心理问题，对我做饭总是处处挑毛病，我便认为她是故意没茬找茬，对她的态度也不够好。甚至说，现在不是“”年代了，你没有任何理由再拿我撒气了，我再也不当出气筒了。现在想起来，内心里非常愧疚。我对别人尚能宽容，对自己的母亲为什么就不能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宽容，非要榛子黄栗子黑地争辩呢?

　　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相信母亲离开我们是真的，好像这一切只是一场噩梦，噩梦醒来以后，母亲就会回来!

　　母亲的病故是我们心中巨大的、长久的痛!母亲在世时，我们永远都是孩子，母亲走了，一瞬间我们长大了!

　　今天是母亲去世一周年的忌日，谨以此文祭奠母亲，愿母亲的在天之灵永远保佑我们!

　　长女杨每宁写于母亲去世一周年的忌日

　　写在母亲忌日随笔篇二：永恒的瞬间

　　　今日是母亲周年忌日。何以为念? 唯有一炷香，几行字。

　　念父母一生，似乎一直在躲避。躲避那个强烈的“农民式平等意识”所推动的乱世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摧残。他们的躲避还是成功的:靠出色的工作和他人无法企及的能力，还有伪装了的自我，和宽广散淡的胸怀。

　　父亲走时并没有放弃生的努力，不想留下母亲一个人。他最后的两句话只是“睡觉，睡觉…”，希望获得一次好的睡眠，来日与疾病抗争。他走了，没有写任何回忆录之类，只留下几百万字的译稿、译作。对他的工作我了解得不多。晚年他曾和我谈起一个美国人:他当年审讯过的一个飞机被我们击落的美国飞行员。“美国人最狗熊了，不用审，生怕说出的东西太少，我们会折磨他。我拿个剃刀要给他刮胡子，他以为要处决他，吓得跪在地上…，不知他现在怎么样?”当时这故事我当笑话听。如果做儿子的能多上点心，在美国时，去找找这个美国兵，也算为父亲的一段历史写个“后记”之类的东西安慰下他老人家。他走的时候来得人很多，各种带些神秘色彩的人物，可惜我都不认识。他的很多生平历史也就都永久地藏起来了。

　　母亲的离开和父亲的很不同。最后那段日子里，有一日她忽然对我说:“我都快要死了，我绝不躺在病床上死”。我不许她“乱讲”。她说:“是时候给你们留出空间了。”她去世前些天面对父亲的遗照大声背诵了一些诗句，如“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之类。去世的前日，打发我“走，快走”(那段时间我一直打算出差长沙，看她的情形不太对，拖着没去)。当晚她自己穿金戴银的，写了些财务方面的数据，比如银行帐户，密码。早上等其他人都离开家。让保姆推她到院子里，在早春和煦的阳光中，头一歪，就那么坐化了。

　　母亲生于名门。我的外祖父刘揆一是辛亥前辈。后来出任民国的工商农林总长，却不肯和袁世凯，和后继的段祺瑞等辈沆瀣为伍。将“卖国条约”透露给报纸，引发了五四运动，自己则只身避祸天津租界。他另一个大的贡献是为周恩来、邓小平一班留学生出国筹集提供款项。毛泽东当时在北京求学，因有同乡的关系，时常到外祖父的寓所并得到各种照顾。

　　这样出身的母亲在那个时代的遭际可以想象:划了右派，出牛棚后贬到一个偏僻的中学教书。不曾想，就这样教了30年，育人无数。她告诉我，在她的最后一堂课结束时，她放下粉笔，感到“说不出的”轻松，自语道:“下辈子我还要做教师”。为了维护文化和知识的尊严，她尽了自己的努力。

　　母亲这样的人，最尊重文化和知识。那个破坏文化的时代给她带来的巨大心理落差和无力感，和由此产生的心灵折磨一直延续到她生命的最后。去世不久，我拿起她仍然在读的陈寅恪，王阳明的著作翻阅，试图体味她的心境。

　　她很少提及她的苦楚和磨难。对于“”时期的遭际也只和我提过一次，却是当个笑话谈出来:当时一起在牛棚的还有中国京剧院的雷校长，因为雷校长的父亲曾为向报纸透露消息一事追缉过我的外祖，所以雷先生和我母亲互开玩笑，“咱们是世仇”，所以要“互相批斗”。她对“世仇”的雷先生颇有亲近感，而对“世交”的毛泽东则微词不断。

　　“格物致知”这四个字，就是我在当时读母亲的书，并联想到高尔夫理论研究后的一个感悟。当时曾写过一文，希望学生们有些“格物致知”的精神。近日看到不少朋友在讨论“意念”，突有所想地在有偿处留下一行字:先“格物”，而后“致知”。侯根旁若无人在酒店大堂体会挥杆，Kelly穷40年时间写一本百来页的小书“The Golf Machine”。我们有很多书还没读，很多实验还没做，现在就谈“意念”似乎为时尚早。

　　这个90后很有些道理，“格物”与“致知”的先后本就是千年话题，但“心诚”则不能少。

　　不过，话说回来，大家谈“意念”玩玩儿也是“不亦悦乎”，何须“厚非”?高尔夫本就是一个游戏，又不是治国济世，搞到“高处不胜寒”，连“捡起根柴火烧死你”的人都没有了，岂非无趣的很?

　　好了，写了这些字，心境松下来，又可“游戏人生”了。人类的每个“个体”在人类的发展史面前，不管其成就如何，也不管“悟道”还是“没悟道”，所具有的价值不过“传宗接代”耳，完成延续生命的工作就算尽责了，即使没尽责，尽有大把人在干活，去他的吧!

　　或许这就是我父母传递给我的，和我希望传递给我的后辈的:散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