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我的母亲的作文:忆母亲(2)
旧社会重男轻女，父母都把希望寄托在男孩身上。我六岁那年，父母送我上小学读书。母亲多次嘱咐我好好念书，将来做个有学问的人，免得受人欺负。有两件事一直刻印在心底。一件事是母亲讲的，她说：“你没出生的时候家里很穷，你爷爷为了省几个买盐的钱，就刮村边地上的碱土，自己淋点小盐，小盐发苦，但总可以将就着吃，没想到巡警抓‘盐户’，把你爷爷抓进班房，说盐是县里专卖，都要买大盐，不准淋小盐，谁淋小盐都犯法，要罚钱。家里哪有钱赎人，又找谁说理去?幸亏找到李家寨你姥娘村里一位识文断字的好人跑到县里说情，才把你爷爷放了。庄稼人就是这样受欺负，你一定要好好念书，长大后能识文断字，能讲讲理，也许就少受欺负了。”另一件事是我六岁时亲眼看到的：一天中午母亲和我正在院子里，突然闯进两个巡警，横眉怒目地要“查盐户”。母亲立即跑到做饭的屋里拿出几颗大盐粒让他们看，才免了一场灾祸。母亲又一次嘱咐我要好好念书，以后好支撑门户。我记住母亲的话，认真听课，守学校的规矩，多次受到老师夸奖。可是，刚上了一年学我就失学了。“七七事变”不久，日本鬼子占了县城，经常到乡下来抓人抢东西，还放枪吓唬老百姓，说谁反抗就打死谁。我家离县城五里地，日本鬼子来过好几次，每次都要村里人到街上“欢迎”，人人担惊受怕。逢到这时，母亲就让家人换上脏衣服，脸上抹点灶灰，显得很难看，生怕出事。
一九三八年春，听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打日本鬼子的，村里人都说这可有了盼头，顿时长了精神，母亲也露出笑颜。这年五月八路军果然来到威县，打跑了日本鬼子。村里很快组织起抗日自卫队，父亲被推举为自卫队长，不久又到抗日县政府供给总帮助工作，母亲积极支持。这时我又重新上了小学，老师讲抗日救国形势和抗日救国课文，使自己在很短的时间里懂得不少东西。县里的宣传队也经常下乡宣传，教唱抗日歌曲，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去学。当宣传队唱《在松花江上》的时候，我们都感动得流泪。我和村里的孩子都参加了儿童团，轮流在村头站岗放哨查路条，母亲总是嘱咐我们要细心，不要马虎，千万不要放过日本鬼子、汉奸的密探。
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日本鬼子又侵占了县城。威县是冀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中共冀南区党委、冀南行政公署、冀南军区等党政机关都在威县、南宫一带的农村开展活动。我家政治可靠，又住村东头进出方便，同族的罗绍振大伯(我叫他二大爷)是两面村长(实际是抗日村长)，和我家是近邻，多次把抗日工作人员带到我家居住或在家里歇脚。当时日本鬼子疯狂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实行“三光政策”，到处建碉堡挖壕沟，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斗争异常残酷。母亲和全家人冒着危险热情接待抗日工作人员，烧水做饭收拾住处，像对待亲人一样。后来绍振二大爷被汉奸队抓走，说他私通八路，严刑拷打，他坚决不吐露真情，当天就被杀害。剩下二大娘和一个女孩艰难度日，十分悲惨。母亲常在晚饭后带着我们去二大娘家坐坐，说些宽慰的话。不久还发生一件不幸的事，春雨舅舅(母亲最小的弟弟)在企之县抗日政府工作时，被国民党石友三部队在冀南和共产党、八路军搞摩擦时给活埋了，母亲悲愤不已。
母亲慈祥，对孩子的要求却很严格。她常教导我说要做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不要做势利小人。她常说人穷志不短，人穷不丢人，人不好才丢人;一辈子不要嫌贫爱富。还嘱咐我做人要厚道。我十二岁就和喜莲结了婚，两人年纪都不大，常闹孩子脾气，有时免不了拌几句嘴，母亲总是护着喜莲，把我叫到一边教训一顿，说喜莲已经没有亲娘了，你要想想没娘是啥滋味，要懂得体贴人家，不能让她受委屈;即使你有理也不能耍小性子。母亲把喜莲当成亲生女儿，教她做针线活，告诉她一些应当明白的事理。喜莲一直感激母亲，在八十年代发表的一篇题为《婆婆教我学绣花》的散文中，生动表述了婆媳之间的亲密关系和她对母亲的感念之情。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老百姓度日如年。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又遇到空前的旱灾、水灾和蝗灾，加上黄疸病、疟疾等疫病流行，很多人饿死病死，家里的生活也十分困难，母亲整日愁眉不展唉声叹气。即使这样，母亲还坚持让我上学。我上五六年级的时候，上学要走五里路，早去晚归，每天天蒙蒙亮母亲就起来，为我热一碗糊糊吃，再准备好一两个窝窝头，一截自家腌的咸萝卜，放在小柳条篮里送我出门，晚上站在街口等我回来。不管刮风下雨，两年时间从未间断过。我常常在晚上钻进被窝里给母亲讲读书的情况，有时候也背一两首好诗或一两篇好文章，做点讲解，她听得很仔细，也常给我讲些民间故事，诸如“岳母刺字”、“水漫金山”、“王祥卧鱼”等，都讲得有声有色。一天老师讲了明代归有光写的《先妣事略》，我很受感动，晚上给母亲讲了，她也很感动。我说母亲不在了，最好我也同时死。母亲抱住我说，不要说傻话，母亲总要比儿子先死的，儿子怎么能一起死呢!要好好活着才是。我流了眼泪，母亲的眼泪也滴在我的脸上。
一九四五年夏天威县解放，到处一片欢腾。中共威县县委和人民政府招收知识分子和年轻干部。我当时十六岁，小学毕业不久，母亲鼓励我报了名，很快就被批准，稍加培训后分配做小学教师，并做群众工作。先在五安陵中心小学，学校设在罗安陵，每天回家吃饭，生活没什么困难。不久调到三七里村小学。三七里小学是由三个自然村组成的学校，我一个人在那里工作，挨村挨户动员学生，做家长工作，给孩子们上课，还要做群众工作，的确很忙很累，也很吃力。县政府每月发给六十多斤小米票，吃的米面、烧的柴禾以及做饭等等，都要自己动手。每星期回一趟家，离家时母亲总是把事先准备好的米、面和菜带上，千叮咛万嘱咐，鼓励我克服困难努力工作，恋恋不舍地送我到村头，直到走远了才肯离去。这段时间家里出了一件大事，喜莲生下双胞胎女儿后患了大病，性命难保，家里到处求医求药;两个女儿需要找人喂养，又雇不起奶母，母亲急得团团转。幸亏县城南街上一家中药店的宋霞飞先生提供了好药，才保住了喜莲的性命;大女儿托同族的九婶喂养，小女儿让辛庄一位好心人抱去，说定孩子长大算两家的女儿，可惜小女儿没能活下来。
长期艰苦生活的折磨损害了母亲的健康，一九四七年春节过后母亲就大病不起，天天发烧，父亲和我四处求医寻药，怎么治都不见好转。我和姐姐整日在炕上守着母亲，边说宽心话边流眼泪，母亲早已没有力气，断断续续地叫着我和姐姐的名字说：“你俩都是好孩子，我也不愿意离开你们。你们要想开。”我和姐姐听了痛哭不止。母亲去世那天下午，我觉得像天塌地陷一样，阳光变得格外惨淡。母亲去世时才四十五岁，走得实在太早了!想起母亲，我就感到深深的悲痛。正如归有光在《先妣事略》结尾所说：“世乃有无母之人，天乎痛哉!”。
母亲在世时，我不记得拍过照片，这是莫大的缺憾。一九五二年冬我回乡探亲，遇到县城北关的八姑(绍振二大爷的妹妹)，忆起母亲生前种种，我说母亲连一张照片都没有，想请人画一张像也很不容易，太遗憾了。八姑说你不早跟我说，我家就有一张，是有一年北关庙会你娘到我家来，我们合照了一张，你回北京时可以带上，把你娘的像放大。我听后有说不出的高兴，把母亲的照片带回北京后，请王府井中国照相馆放大了。
照片上的母亲非常慈祥，看到母亲的面容，好像她还健康地活着，还时时刻刻守护着我，给我以温暖和力量!
作者| 罗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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