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老师的文章：谨以此文怀念我的导师——师生情未了(2)

　　先天晚上还考虑过是否让夫人带相机的事情，当时我有些担心万一操作不当，把所有已拍的照片删除了怎么办，这种后果我不敢设想。同时也猜想师母们都会带相机的，结果很不巧，大家都没有带。于是，他们一行三人拍了一张即拍即取的照片。听说王先生非得要我夫人站在中间。后来我与先生见面后，他几次问我，看到照片没有，说明先生很看重这张照片的。在张家界游览的时候，三位先生中就北京王先生总会主动邀请我和停风师弟与他合影。我一直没有回家，自然没有看到。

　　中午，出版社领导为了给我撑面子，一定要宴请几位先生，最后我答应了。其实，这次活动是我的私事，自然不想沾单位的光。而且我知道，至少北京王先生是不乐意这样的安排的，一方面，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愿意出席这类的礼节性活动，另一方面，是因为有前年那本反思教改的书出版流产的故事发生过。所以，我事先并没有告诉王先生，我知道一旦他知道了，那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于是，我只能自作聪明，冒险着把他直接领进了包厢。进包厢后，我才说明了事情的原委。陈社长很能随机应变，告诉先生，他是我的朋友，是他私人宴请先生以表敬意。还好，尴尬的场面并没有出现。

　　在昨天晚餐的时候，我终于说服了先生们在今天下午和教科院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生以及我的硕士生见面。不过，北京王先生提出了几点要求，第一，不要让他说话;第二，不要探讨课程改革争议的问题。我让邓兰通知博士生，我则通知硕士生，均提醒不要在见面时提及敏感话题，尤其不要说我和博士生讲课的内容，我真怕先生知道后会对我有什么想法。另外，两位王先生最后推举郭先生代表他们讲话，不过，郭先生当时也并没有答应。就像这些天每次吃饭，两位王先生总是为谁坐主宾位置而“争吵不休”一样，让谁讲话也时退让了半天也无法达成一致。很多时候，我感觉老先生们真像个小孩子，为这等小事吵个没完，这当然说明了先生们感情的真挚。

　　见面会安排在出版社，下午四点开始的。之所以不安排在教科院，主要是考虑到让这次见面更具有非正式的、私人的意味。没有任何领导们在家，所以我说这样的座谈会纯粹是几代师生的见面会。

　　正如我在开场白上所说的，不能说老先生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和大家见面，因为先生已退休多年，深居简出，读书写作，安享晚年，基本上不和外界接触了。之所以今天先生们答应和我们学生见面，主要是怕让我这个学生失望，如同我曾答应过大家争取创造让大家和先生见面的机会，如果我不兑现承诺会让大家失望一样。先生们刚从张家界回来，很辛苦，所以可以说是在身心疲惫的状态下来和大家见面的。

　　其实，我本来也没有指望这次见面会会聊到什么实质性内容，我只希望大家能和先生见个面，和先生合个影，我想大家也都心满意足了的。

　　座谈会先请郭老师给我们讲话，这是根据昨晚的“约定”。我知道郭老师在两位老先生面前是“不敢”推让的。他说了几句客套话后，自然聊起了学术问题，是围绕“教育回归生活”这个话题展开的。然后，在我的再三恳求下，也怕太冷场，武汉王先生也讲了话，接着郭老师的“教育回归生活”这一话题，并重点阐述了关于“知识何以有价值”“知识有什么样的价值”“怎么样教给学生有价值的知识”等问题。我当时说：也许先生们说的问题我们同学有些似懂非懂，但是，我们起码能从中了解到，真正的学问家他们在思考的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是最复杂的问题，是最需要搞清楚却又很难搞清楚的问题。北京王先生呢，很“固执”，就是不说话，我求他，就给我们同学说几句鼓励的话吧，一句话都不说，连先生的声音口音是什么样的都不清楚，大家会很失望的。实在没办法，他说了，主要是讲了讲学风问题，很显然，一旦开了腔，他就能很快进入角色，充满激情。确实，每位先生的讲话风格都不一样。不知大家用心体会没有，表面上看，三位先生并没有直接涉及新课程改革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所谈论的那些问题都是与新课改有联系的。最后，王先生补充说：听说你们郭老师在你们面前说起过我对他很严格、骂他的事情啊，确实是这样，那个时候他是三十多岁的人了，我有时候骂他有些让他下不了台的，在这里，我当着大家的面对你们郭老师道歉(重复几次，让我无地自容，只好对学生说：我将来也向你们道歉)。随后，先生对严格一词的解释是独到的、深刻的：所谓严格，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尊重学生，如果不对学生充满期待，给予他信任，相信他会做得好的话，就不会去骂他批评他;一个是责任，即对自己的学生负责，对自己的这份工作负责。

　　见面会在合影过后结束了，持续了大概1小时45分钟。

　　北京王先生后来很认真地说了我，说我不信守承诺，说了不让他说话的，又让他说了。

　　晚上是教科院宴请三位德高望重的先生及师母。我真不想去，但是没办法。北京王先生则从来长沙的第一天就说他能不能不去，因为和教科院不熟，要我想想办法，我说我能有什么办法，你不去怎么都说不过去的。在席上，教科院领导正式邀请三位先生明天上午去教科院和研究生见个面。但北京王先生抱拳说实难从命。教科院不放弃，回到宾馆大堂，院长同样抱拳恳请说：王先生，求求你啦。

　　回到房间，我和两位王先生聊天，北京王先生还在说“我该想个什么对策不去呢?”武汉王先生批评他了，你这是陷入了存在主义之中。我也趁机“批评”了先生：你怎么老是为了这么点小事伤神，不是自己为难自己吗，见个面又有什么关系呢?北京王先生最后说，这次出来，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不要出来。

　　晚上，武汉的王师母在全权操办着张家界风景图集上的留言和大家的签名事宜。

　　2006年6月30日：本想让夫人陪先生师母吃早餐的，但他们要坚决反对，执意要自行解决。

　　上午8点，我要参加博士生的开题，不能陪先生们。

　　早餐后，教科院的老师先陪三位先生去看望了他们的一位老同学，然后于8点半的样子到教科院与研究生见面交流。教科院没有准备相机，要我给他们拍了几张。在我准备离开会场的时候，北京王老师悄悄对我说：等会你送王老师郭老师他们走后，要尽快回来接我啊。我告诉他，你也一块走啊。他听后非常高兴，那太好啦!

　　按我们的约定，9点50分准点结束了座谈会，我也提前离开了开题报告的会场。

　　此前我就知道，教科院要给三位先生开讲课费，我说他们绝对不会接受的。正如我所料，当他们把讲课费给武汉王先生时，先生说：本来我是很开心，很友好的，你们这么做，别怪我说出粗鲁的话。教科院领导又希望通过我转交先生们，我当然拒绝了这份差事。

　　我开车把三位先生从教科院送到宾馆和师母们回合。张家界画册上只有我没签名了，我签好名，每人拿着一本，与照片一样，这是历史性聚会的见证。郭先生代表我们这个特殊的团队写下了这样的话：人生易老情难老，张家界游乐陶陶――2006年6月25日至27日同游于湘西武陵源胜地。

　　我送武汉的先生师母到候车室，来不及送上车厢，因为中午要陪北京王先生吃饭。